所有记者偶尔都得自己写些较短的悼文，这足以让他们头疼了。篇幅较长的悼文是很难写的，故事必须真实，能吸引读者，分析必须准确无误；而且，和《纽约时报》一样，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悼文将被历史学家评判。然而，对于写悼文的作者来说，这份差事并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因为文章也不会署他们的名；报社有规定，这类文章不准署名。惠特曼对这些似乎并不在乎，他特别适合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喜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小卒——他在《时报》的员工号是第97353号，图书借阅卡号是6637662，拥有一张山姆·古迪唱片店的优待证，在天气晴朗的周末时借岳母1963年产的小别克去兜风，当一个永远不被人们引用的人。他曾经是罗杰·拉德高中橄榄球队、棒球队及篮球队的领队，而现在却为《时报》拼命工作。当他的同事们整日在外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却悄然无声地坐在巨大的编辑部大厅里，沉浸在他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里。
编辑部大厅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也可能有它的两倍那么大，里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属桌子，颜色全都一样。每个桌子前都坐着一位打电话核实消息来源的记者。他们正在核实各种消息，有谣言、内部消息、报告、声明、恐吓、抢劫、强奸、交通事故、政治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是一个各种问题汇聚的大厅。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通过电传、电报、电话或自动接收机分分秒秒地传到这间大屋子里：多瑙河的灾害、坦桑尼亚的骚乱、巴基斯坦的危机、棘手的的里雅斯特地区、里约热内卢的谣言、西贡的动荡局势和政变、消息灵通人士所言、可靠线人报道、非洲问题、犹太问题、北约问题、华约问题、苏哈托问题、西哈努克问题……而惠特曼却坐在编辑大厅的后面，细细地品着茶。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他只关心最终的结果。
他思考着，在这些人物、这些问题制造者最终死去时，他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他正坐在打字机前，双肩向前，斟酌着该用哪些词来为毛泽东、哈里·杜鲁门、毕加索提前准备悼文。他也在考虑该如何为嘉鲍、玛琳·黛德丽、斯泰肯和海尔·塞拉西撰写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个小时后，他在一张纸上打下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个普通农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中……”在另一张纸上，他写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点9分，一位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接着，他又写道：“毕加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是伟大的画家、忠诚和不忠诚的爱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剧作家。”根据前一天的笔记，他又写道：“作为一名演员，鲁道夫·西贝夫人曾经美妙绝伦。尽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盖的美丽，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玛琳·黛德丽这一角色却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对他写的东西不太满意，仔细地修改措辞和用语，然后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大声地念了起来：啊！当伟大的斯泰肯去世时，《时报》的悼文与讣文版上将会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后，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购买这期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因为封面故事是关于英国传媒大亨巴伦·罗伊·汤姆斯的，他现在已70岁，头发已花白，这个故事马上就会派上用场。惠特曼说，另一位让他感兴趣的人是住在纽约的萨拉托加矿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兰克·萨利文。几天前，惠特曼曾经给萨利文先生的好友、剧作家马克·康纳利通过电话。他刚要说“你以前认识萨利文先生，是吧？”（过去时）可是话到嘴边时他停住了，改成“《时报》正在更新有关弗兰克·萨利文先生的资料”——对，就是这样说的——他是否可以与康纳利先生共进午餐，这样他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有关萨利文先生的情况。一顿午餐就这样确定了。接下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以了解马克·康纳利为借口，约了萨利文先生共进午餐。
每当惠特曼去听音乐会，他总抵制不住往大厅里四处张望的诱惑，总想观察一下观众中的一些名人，因为这些人不久就会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了。最近，在卡内基音乐厅，他注意到离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阿图尔·鲁宾斯坦，惠特曼迅速举起了手中用来看歌剧的望远镜，对准了鲁宾斯坦的脸。他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头发；他也吃惊地注意到，幕间休息时鲁宾斯坦站起来时个子是多么矮小。
惠特曼把这些细节一一记下。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应该像办得体面的葬礼一样，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丘吉尔就曾对自己的葬礼做过安排。伯纳德·巴鲁赫的亲友们曾在他去世前就去过弗兰克·e.坎贝尔葬礼教堂为他安排葬礼细节。现在，巴鲁赫的儿子，尽管健康状况良好，也做了这样的安排——同一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的老女佣一样。这位女佣人最近花6000美元买下了一座大坟墓，上面还刻上了她的名字，现在每隔一个月左右她就会到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墓园里去看一看她为自己买下的那座坟墓。
“死神永远不会让一个聪明人毫无准备。”让·拉封丹曾这样写过。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写好的悼文补充更新，却从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读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尔默·戴维斯所讲：“人一旦读过自己的悼文，就决不会再与从前一样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心脏病康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为他写悼文的记者把他写的悼词拿给了这位编辑，让他更正里边的一些错误和遗漏。这位编辑于是就读了。当晚，他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了。然而，海明威却非常喜欢报纸上关于他在非洲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的报道。他把这些报道都剪贴到一本厚厚的夹子里，声称“每一天都是喝着一杯冰镇香槟、读着悼词开始的”。埃尔默·戴维斯已两次被错报死于灾难中。他承认，“在报道死亡后又突然出现，会给亲朋好友带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影响”。但他却不同意惠特曼的观点。他说：“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看过自己的悼词就会与悼词所讲的对着干，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有些新闻界人物因为不太相信他们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写自己的悼词，悄悄地塞入《时报》报社的资料室，等待最终发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名叫洛厄尔·林普斯的记者为自己写了悼词，并于1957年署着他的名字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这篇自撰悼词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为《每日新闻》写的大约8700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这肯定也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因为我昨日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亲自撰写悼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实，绝不对自己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赞美……”
过去悼词与讣告页上总是充斥各种感伤之辞，现在却很少这样，只有在殡仪馆承办人的业务广告右上角的斜体死亡悼文栏里你才能看到这类感伤之辞。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属出钱刊登的，死者都毫无例外地被冠以“敬爱的”父亲、“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哥哥、“敬爱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这样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一律用大写黑体字母书写。这样，就像公布棒球比赛的成绩一样，便于读者有心无心地浏览。仔细阅读这类死亡悼文只有极少数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乌希尔。
德·瓦乌希尔先生是一位退休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段时间，他曾是纽约每家日报悼文讣告栏目的职业读者，他在为美国杂志《美利坚》上的一项研究做调查。这项调查的一个结果是：《纽约邮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悼文是犹太人的，《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刊登的大多数是新教徒的，《美洲日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有个犹太长老在读了这项调查后，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时报》似乎各种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时报》上的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讣告与悼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长。德·瓦乌希尔先生指出：在《时报》上，海军将军们的悼词一般要比陆军将军们的长些；建筑师的要比工程师的精彩；画家的要比其他类别的艺术家的更生动，画家们似乎都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去世。从《时报》上看，女人与黑人似乎很少过世。
写悼文的作家也永远不会死亡。至少德·瓦乌希尔先生说，他从未在报上读到过这种人的悼词，尽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脏病发作差点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纽约尼克布鲁克医院后，编辑部派了一位记者去“更新有关他的资料”。自从康复以来，惠特曼从未读过为他预先准备的悼词，他也不打算去拜读它。但他估计他的悼词会有七八段长，如果将来有一天派上用场的话，它会这样开始：
“奥尔登·惠特曼，《纽约时报》员工，曾为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写过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他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600号的家中，享年52岁……”
他可以放心，这篇悼词讲的完全是事实。悼词中将记录下列内容：他于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舍，两年后随父母来到布里奇波特；他曾两度结婚，与第一位妻子生有两个孩子，他积极参与纽约报纸行业协会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报界人士一起被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询问有关他参加左翼活动的情况。悼文中可能会列出他上过的学校，但不会提到上小学时他曾逃学两次（令他母亲高兴的是，儿子的这种行为并未影响她在学校董事会的声誉，她是位教师）。悼文中还会列出他工作过的地方，但不会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齿，不会提到1937年他游泳时差一点淹死（他觉得这次经历十分有趣），不会提到1940年他差一点被倒塌的护墙砸死，不会提到1949年他因汽车失去控制撞到科罗拉多州山崖边的一座大山上，也不会提到他重复了大半辈子的一句话：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上帝；也不会有末日审判。
“但死后，你会变成什么，惠特曼先生？”
“我不会有到处游荡的灵魂，”他说，“只是一种肉体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在你看来，你妻子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首先她会安排把我的尸体以我所希望的方式处理掉，”他说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后呢？”
“然后，做完了这件事后，她会把注意力投向孩子们。”
“然后呢？”
“然后，我想，她的精神会彻底垮掉，大哭一场。”
“你肯定吗？”
惠特曼停顿了一下。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的，”他抽着烟斗，最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发泄悲伤的常规方式。”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纪念科苏特的雕像建于1928年，由科苏特纪念碑委员会出资。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1900—1965），美国政治家，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创作的《空心人》（ithehollowmen/i），此处采用的是赵萝蕤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