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论坟墓、蛆虫和墓碑吧，
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们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哀。
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嘱……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朱生豪译
“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让你心脏病发作的！”悼文作者的妻子说道。这位悼文作者是个腼腆的矮个子男人，戴一副角质边框的眼镜，嘴里总叼着烟斗。他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地答道：“不对，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那么就是t.s.艾略特。”她轻声地急忙补充道。他们正在参加纽约的一个小型晚宴，其他客人似乎对他们的对话也很感兴趣。
“不，”悼文撰写者说道，语气仍然很温和，“不是t.s.艾略特。”
悼文作者的妻子上面一番话的意思是，为《纽约时报》加班加点地赶写那些长段悼文会加速他走向坟墓的速度。即便真的被妻子的这一连串问话惹恼了，他也没做什么表示，也没提高说话的嗓门。他现在极少失态。奥尔登·惠特曼只有一次对琼大喊大叫过。琼是他现在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褐发白种女人。那次他的确有点儿歇斯底里，情绪失控。他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因为琼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而斥责她。他现在怀疑那次吵架可能完全是他的错。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而且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它总是困扰着他。对他来讲，这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确实少见。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丈夫，从未再发过火。每天清晨，琼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悄悄起床，开始做早餐，给她煮一壶咖啡，再为自己泡一壶茶；然后，他会在书房中坐上一个多小时，抽着烟斗，饮着茶，浏览报纸；每当看到有某位独裁者去世或某位政治家生病时，他的眉头就会稍稍向上挑起。
早晨9点，他从两三套西服中挑出一套穿上，再照照镜子，整理一下领结。他并不英俊，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尽管不阴沉，但也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虽然已52岁，却没有一丝白发。他的角质框架眼镜后面是一对非常小的蓝眼睛。由于得了青光眼，他每隔三小时就要点眼药水。鼻子下面长着厚厚的红褐色胡子，胡子下面是满嘴的假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牢牢地叼着烟斗。
1936年的一天夜里，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镇，也就是奥尔登·惠特曼的家乡，在一条小巷里，他的32颗真牙被三个胳膊粗壮的男人差不多都打掉或打松了。那时他才23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年，对生活充满热情。袭击惠特曼的人似乎反对他所持有的观点。然而，现在惠特曼对那次攻击他的人并不怀恨在心，他认为他们有思想，也不为自己失去了牙齿而伤感。他说，牙上全是洞，没有了它们倒是件好事。
穿戴完毕后，惠特曼与妻子告别。他们一会儿又会再见面，因为她也在《纽约时报》工作。1958年春天的某一天，就是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她。她在九楼的女性版工作，当时她穿着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正在嘈杂的三楼编辑部大厅送油印清样。打听到她的名字后，他就开始通过报社内部邮递系统写信给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穿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的样子简直美极了。”并署名“美国佩斯利涡旋花纹协会”。后来，他向她表明了身份。5月13日夜晚，他们在西四十四街的德黑兰餐厅初次见面，并一起吃了晚饭，聊到餐厅关门时才离开。
琼被惠特曼迷住了，尤其是他那装满了各种无用信息的奇迹般的大脑——他能把历任教皇的名字按在位顺序倒背如流，对每一位国王的情妇及他们的执政时间了如指掌；他知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于1648年；尼亚加拉瀑布高167英尺；他知道蛇不会眨眼，猫一般只记地方不记人，而狗却只记人不记地方；他是《新政治家》《新观察家》的忠实读者，纽约时报广场外埠报摊上的各种杂志他都阅览；他每天阅读两本书；因为喜欢亨弗莱·鲍嘉，他把《卡萨布兰卡》看了36次。尽管她比他小16岁，是位牧师的女儿，而他却是位无神论者，琼知道她还想见他。1960年11月13日，他们结了婚。
惠特曼的公寓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在一幢旧砖楼房的第12层。他从家里出来后，朝百老汇地铁口慢慢走去。早晨这个时候，人行道上全是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漂亮的女大学生，胸前抱着课本，正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在到处散发攻击美国政府对越南及古巴政策的传单——然而，由于有许多使人联想起死亡的地方，哈德孙河附近的这个街区也似乎变得神圣而庄严了：格兰特之墓，圣克莱尔·波洛克之墓，科苏特·拉约什、蒂尔登州长及圣女贞德纪念塑像；教堂，医院，消防队员纪念碑，上百老汇的一座办公楼顶上写着“罪恶的下场就是死亡”的牌子，老年妇女之家，以及两位住在距惠特曼家不远地方的上了年纪的悼文撰写者——一位是最近刚退休的《时报》悼文撰写者。
坐在驶向市中心时报广场的地铁上，惠特曼一直想着死亡有关的消息。他从早报上得知亨利·华莱士身体欠佳，葛培理曾去过马约诊所。惠特曼计划十分钟后一到报社就直接去资料收藏室查看那些事前写好的葛培理牧师和前副总统华莱士的悼文资料（华莱士于几个月后去世）。这间资料室里存有全部新闻剪报和预先写好的悼文，《时报》的资料室里有2000份预先写好的悼文。惠特曼知道，这些悼文中有许多都是很久以前写好的，如j.爱德加·胡佛、查尔斯·林白及沃尔特·温切尔的悼文，现在都需要更新了。最近，约翰逊总统住院接受膀胱手术，他的备用悼文就立刻被更新了；同样，教皇保罗出访纽约之前，他的备用悼文也被更新了；还有约瑟夫·p.肯尼迪的备用悼文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对一位悼文撰写者来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位世界伟人去世时悼文上都没有写入他最近的生平事迹。惠特曼知道，让一位悼文撰写者成为即兴历史学家，仅用几小时的时间就准确、清晰、客观地对死者的生平做出评价，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1965年阿德莱·史蒂文森猝死伦敦，惠特曼是从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时他刚做《时报》的悼文作者，急于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为马上得写出一篇悼文，惠特曼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走出编辑部大厅去吃午饭。当乘电梯上到11层的餐厅时，他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城市组的一位编辑助理，“奥尔登，你能马上回来吗？”他问惠特曼。
惠特曼吃完午餐后就马上回到楼下。这位助理编辑给了他一筐的资料夹，里面全是关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资料。惠特曼马上把这些资料拿到了编辑室的后面打开，把它们铺在桌上，开始阅读、消化、做笔记，他的假牙咬得烟斗嘎嘎作响。
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坐在打字机前。不久，一段段的文字开始从打字机上流淌到白纸上：“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很有修养，举止优雅，聪明机智，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政治家。竞选失利并没有给他的名誉带来丝毫的损害，他在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却与日倶增……”这篇悼文一共4500字，如果不是时间有限，还会写得更长。
这次工作难度很大，但与那篇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完成3000字的马丁·布伯悼文相比，却算不上难写。布伯是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惠特曼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幸运的是，他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位对布伯的哲学思想和个人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学者。有了这位专家所提供的信息，再加上《时报》资料室里的那些文章剪报，惠特曼就可以按时完成这项工作了。但是，他对自己写的那篇悼文一点也不满意。那天夜里，琼不时听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的声音；惠特曼手里拿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自我嘲解的话：“一派胡言……太肤浅了……一派胡言。”第二天惠特曼上班时以为会受到批评，没想到却有人告诉他有几位纽约学者打来电话，说他的悼文写得很有水平。惠特曼一点儿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地，他立刻对那些表扬他的学者的学识产生了怀疑。
只有那些在死者生前就已完成的悼文才不会让惠特曼担心，就像他为阿尔伯特·史怀哲写的那篇很有争议的悼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既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博学之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批评了他那傲慢的家长作风。还有那篇他为温斯顿·丘吉尔写的悼念文章，他感觉也写得不错。这篇悼文洋洋洒洒2万余字，是惠特曼和其他几位《时报》作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文章在丘吉尔爵士去世两周前就写好了。惠特曼为“神圣神父”（fatherdivine）、勒·柯布西耶和t.s.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都是在截止时间前赶出来的，但这并未让他感到恐惧和担心，因为他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和生平都了如指掌。他对艾略特尤其了解，他在哈佛上学时艾略特是驻校诗人。他为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接着，文章描述艾略特是一位最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人物：“他的衣着朴实无华，言谈举止平淡无奇，全身上下没有丝毫浪漫气息；他没有一点神秘光环，目光也没有那种锐利、深邃，一颗赤诚的心荡然无存地袒露给人们。”
就在他撰写艾略特的悼念文章时，一个送稿生给他送来了许多赞扬诗人作品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写的。惠特曼读这篇文章时，眉毛又疑惑地挑了起来，他以为昂特迈耶早就去世了。
这是悼文作者身上常见的职业病。由于在某人去世前就撰写或读过他的悼念文章，他们的脑子里往往就有了这位名人已经去世的印象。奥尔登·惠特曼发现，自从他不做校对编辑而改做悼文作者以来，他常常用过去时态称呼一些现在仍然活着或即将去世的人。例如，他认为约翰·l.路易斯已经去世；还有福斯特、弗洛伊德·戴尔、鲁道夫·赫斯、罗德岛前参议员格林、露丝·埃汀、格特鲁德·埃德尔等人，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他却以为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他也承认，当提前写好一篇优美的悼文后，他往往会按捺不住身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尽快去世，这样他的大作就可公之于众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想法会有损他的浪漫气质，但它确实在大多数悼文作者中极具代表性；即使用编辑部的标准衡量，这些写悼文的作者想法也是特别古怪的。
曾是《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悼文作家的爱德华·艾里斯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他承认，他喜欢不时看到他以前写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报纸上登出。
在美联社，道尔·亨利·方达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已为泰德·肯尼迪、约翰·肯尼迪夫人、约翰·奥哈拉、格雷森·柯克、拉芒·杜邦·科兰德、查尔斯·芒奇、沃尔特·哈尔斯坦、让·莫内、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凯尔索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合众国际社拥有24个四抽屉的卷柜，里面装满各种“名人故事”，包括有5岁的小约翰·f.肯尼迪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子女们的备用悼文。合众国际社并没有专职的悼文撰写者，只是让记者们轮流去写。该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奎格的资深记者笔下。据说，他曾骄傲地宣称，他可以“让这些文章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据这一行当一位资深作家讲，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种渴望文章见报的愿望，并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骄傲，也许还有过去传统延续的影响。在过去，悼文作者一般是被临时雇用的，报社不付钱给他们，除非悼文中所写的主人公已死去，或用他们过去常用的委婉语讲，在主人公“过世”、“离开人世”或“享尽天年”的时候。偶尔，在恭候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辞世的日子里，编辑部的人们会玩一种被称为“赌亡灵”的游戏。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从写好悼文的人名名单中选择谁将最早离开人世。25年前曾在《时报》工作过的卡尔·施里费特吉塞尔回忆说，当时有些编辑就靠这种游戏赢过高达300美元的赌注。
现在在《时报》已见不到这种赌博行为了。但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惠特曼的办公桌里却有了一个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他选中这些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有些人已功成名就，他没有理由再拖延为他们写悼文了；或是他觉得有些人“挺有趣”，为了自己开心而提前为他们写好悼文。
惠特曼还有一个被他称为“延期名单”的单子，上面全是些年迈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级领袖，他们或是仍然当权，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断制造新闻。为这些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文不仅难度相当大，而且需要不停地对悼文进行修改或补充材料。因此，即使这些“延期”人物的悼文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里也会过时——例如戴高乐、佛朗哥的备用悼文——惠特曼一般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他们的悼文进行润色补充。惠特曼当然知道这些“延期”人物很可能会突然去世，但他手头上还有些他认为马上就会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因此，他要先处理这些人，而非延期名单上的那些人。当然，他也可能估计错误，这也没什么，他以前就估计错过。
很自然，总有这样的一些人，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为他们写好了悼文，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活着；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在这种情况下，用豪斯曼的话讲，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那么，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尽管死亡曾困扰过海明威，使约翰·多恩黯然失色，它却给奥尔登·惠特曼带来了一份他很乐于干的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假如有人剥夺了这份写悼文的工作，再让他回到校对桌上去，他也许会早死。
这样，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早晨，从上百老汇的住所乘地铁到时报广场时，惠特曼都期待着在《时报》的又一天工作，期待又一天与那些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打交道（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他一般11点到达《时报》大厦的大厅，他的胶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他嘴里叼着烟斗，左手拿着一罐茶，那是他刚从街对面的小摊上买的，小摊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腊人。几年来，惠特曼已很熟悉他那张脸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惠特曼上到三楼，向前台小姐道早安，然后转到编辑部，与坐在一排排桌子后面的记者打招呼，他们也与他打招呼。他们都和他很熟，并庆幸是他而不是自己必须去撰写那些悼文与讣告。他们知道，人们读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那些对死亡有好奇心的、寻找生活线索的以及求租空房的读者们读到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也许有点过于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