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小山脚下，离曼哈顿约60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乡村俱乐部。里面跳舞地板上布满了灰尘，酒吧间高脚凳腿朝上地扔在那儿，还有一架跑调的旧钢琴。在那儿附近，夜间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来自那所白色大房子的后面——那是浣熊、臭鼬和野猫碰倒垃圾桶的声音。这些小动物惯于夜间从山上下来，在这一带徘徊。
那幢白色的房子好像无人居住。但是，偶尔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音太吵时，就会亮起一盏灯，打开一扇窗，飞出一个可乐瓶，穿过黑暗，砸在垃圾桶上。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动物都不会受到打扰，一直到天亮。清晨，白房子的后门慢慢地开了，一个宽肩膀的黑人走出来，身穿灰色的运动衫，脖子上搭着条白毛巾。
他跳下台阶，快步跑过垃圾桶，沿着俱乐部后面的土路，朝高速公路跑去。有时他停在路边，朝着假想的对手出拳，“嗨——嗨——嗨”地喘着粗气。来到公路附近时，他转了一个弯儿，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那座山上。
清晨时分，路上行驶的都是农场的卡车，司机们向那个跑步的人挥手致意。再晚一些时候，路上就有了其他车辆，这些司机也看见他了，有几个还突然把车停在路边，问道：
“喂！这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吗？”
“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说，“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司机们开车走了，但马上又走过来一个人，他衣衫褴褛，好像昨晚是在马路上过的夜。他蹒跚地跟在跑步人的后面，喊道：“嗨，弗洛伊德·帕特森！”
“不，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可别告诉我你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我清楚他长什么样儿。”
“好吧，”帕特森说，“如果你想让我当弗洛伊德·帕特森，那我当好了。”
“那就请给我签个名。”那人说着，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和一支铅笔。
他签了名——“弗洛伊德·帕特森”。
一小时后，弗洛伊德沿着那条土路跑回那座白房子，头上的毛巾吸着他前额的汗水。他独自一人住在房子后面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自从再次输给桑尼·利斯顿以后，他就住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小房间里有张他自己铺的大床，几张很少听的唱片，一部偶尔响一响的电话。大房间里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放着一套沙发；沙发旁有个壁炉，上方晾挂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还有一张他当冠军时的照片和一台电视机。电视通常是开着的，除非他在睡觉或者在俱乐部里练拳（在原来的舞蹈地板上围起了一个拳击台），或者在和访客聊天。偶尔他会和访客讲起失败的感受，那是很痛苦的。
“喔，只要能和利斯顿再比一次，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在没人能看见我们的地方再较量一次，看一看我能否在三分钟之内不被打败。”帕特森说着，用毛巾擦了擦脸，在沙发旁踱着步。他又说：“我知道我可以打得更好……我不是在想‘重赛’，有谁肯花十美分再看一场帕特森对利斯顿的拳击赛呢？我知道我打不赢他……但我只要在第一回合不被打败就好。”
他接着又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第一回合是怎么过去的。你上场了，周围除了人就是摄像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那样宏大的场面，那样群情激昂，《星条旗永不落》在你耳畔响起，全国人民都期望你能赢，包括总统在内。你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它让你头晕目眩，只会让你头晕目眩。然后，铃声响了，你朝利斯顿走去，他也朝你过来，你甚至没意识到场子里还有个裁判。
“……剩下的你就记不清楚了，因为你不想再记起它……你所能回想起的是，突然你爬了起来，裁判问：‘你没事吧？’你说：‘当然没事。’然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答：‘帕特森。’
“后来，突然间，在一片尖叫声中，你又一次倒下了，你知道你得爬起来，但你晕眩得厉害，裁判把你推了回去，你的教练拿着毛巾站在那儿，观众都站了起来，你的眼睛盯着前方，只觉得有人群在你眼前晃动，却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你感觉走路摇晃，身体轻飘飘的。
“被对手击倒的感觉并不那么糟，”他说，“事实上，还很不错。没有伤痛，只是极度晕眩，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星星，你飘上了快乐的云头。在内华达州的那次比赛中，利斯顿打倒我后，有那么四五秒钟的时间，我感觉场内的所有观众全站在了拳击台上，和我在一起，围绕在我身旁，就像我的家人。当你被击倒，你觉得场内所有的人都那么热情，你真想过去亲吻每一个人，男的，女的，所有人。这场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确实从场内向观众们飞吻。但我不记得了。我想那不会是假的，被击倒四五秒钟时就是这种感觉……
“可后来，”帕特森仍然踱着步说道，“这种挺好的感觉不见了，你意识到了你在哪里，你在那儿做什么，以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一种伤痛，一种无名的伤痛。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一种掺杂着愤怒的伤痛，一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的伤痛，一种‘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羞耻’的伤痛……那时你唯一想要的，就是拳击台中央能有个小门——让你掉下去，落在更衣室里，就用不着走出场子去面对那些观众了……”
后来，帕特森走到炉子旁边儿，把茶壶放在炉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了陪练和教练的脚步及说话声。他们住在房子的前面。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俱乐部，为帕特森的训练做准备。两天后，帕特森得飞往斯德哥尔摩，去同一名意大利选手阿莫提比赛。自上次输给利斯顿后，这将是他第一次露面。
接着，他希望能在伦敦和亨利·库珀一试高低。如果他的反应能力得到恢复，如果他又能恢复自信，他想在拳坛上找回昔日的辉煌，打败所有的主要对手，而且会有不停的比赛，不用等很长时间，就像他还是冠军时那样。
帕特森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见面。她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一致认为，他该退出拳坛了。他们指出，他并不需要这笔钱。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现在总资产已达800万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光靠投资获利他每年就能有3.5万美元的固定收入。但帕特森只有29岁，还没有尝到太多失败的滋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拳击生涯已经结束。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打败自己的不只是利斯顿，而是某种更强大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力量。除非他能弄清那到底是什么，并且在拳击场中设法对付它，要不然，除了在这座小山脚下，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平静的生活，他也永远丢不掉他的假胡子了。自从1959年被约翰逊击败之后，每场比赛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提箱，里面装着假胡子。如果输掉比赛，他就戴上它溜出体育馆，以防被别人认出。
“我经常想，其他拳击手感觉如何，他们输掉比赛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帕特森将茶杯放在桌子上，说道，“我真想找位拳击手谈谈，交流一下，看他是否也有同感。但我能和谁谈呢？大多数拳击手无论如何也不肯多说。在赛前量体重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甚至不敢直视对手的眼睛。
“在利斯顿量体重时，体育专栏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的举动表明内心感到恐惧。其实不然。我从来都不敢直视对手，因为……呃，因为我们将要交手，那可不是件好事；还有，因为……呃，有一次我确实直视了对手的眼睛，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肯定还在打业余拳击赛。当我看他时，发现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并且他也看了我……还朝我微笑……我也还了他一个微笑！这真是不寻常，非常不寻常。当一个人可以直视他的对手，并那样对他微笑时，真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心思去较量。
“我不记得那场比赛发生的事了，也不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了。我只记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敢直视过任何对手。”
卧室的电话铃响了。帕特森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桑德拉打来的。他说了句“请原谅”，随手关上了身后的卧室门。
桑德拉·帕特森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纽约州斯卡斯代尔一幢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里，附近的居民都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房子四周围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里面堆满了家具，可弗洛伊德却觉得住在这样的家里很不自在。自从他把冠军的头衔输给利斯顿后，他宁肯整日住在训练营也不回家。孩子们把那里叫作“爹地的家”。老大是个女儿，叫珍妮，7岁了。孩子们都不太清楚爸爸是靠什么养活他们的。但小珍妮通过闭路电视看见上一场利斯顿对帕特森的拳击赛。她接受了这样一种解释：爸爸在和另一个人玩一种游戏，他们两个要轮流把对方推倒；以前是爸爸把他们全部推倒，现在该轮到他们推倒爸爸了。
卧室门开了，弗洛伊德摇着头，显得很生气，还有点儿神经质。
“我今天不训练了，”他说，“我得飞去斯卡斯代尔。那些男孩子又在取笑珍妮。她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其他大孩子总是不让她好过，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总是嘲弄她，还掀她的裙子。昨天她哭着回了家，所以今天我得回去一趟，在学校外面等那些小子出来，然后……”
“他们有多大了？”有人问他。
“十几岁。”他说，“够大了，吃一记左勾拳没问题。”
帕特森打电话给他的飞行员朋友泰德·汉森。他也住在这里，帮弗洛伊德处理公关事宜，并教他如何驾驶飞机。五分钟后，汉森来了。他是个瘦削的白人，一身飞行员服装，戴着护目镜。十分钟后，帕特森带上汉森，沿着狭窄蜿蜒的乡村小路，疯狂地开车朝六英里外的飞机场奔去。
“桑德拉担心我会闯祸，不知道我会怎样教训那几个小混蛋，她不想让我惹麻烦！”帕特森愤愤地说着，开车猛地转过一个小山丘，继续踩着油门，“她就是不够强硬！她害怕……她不敢告诉我那个杂货店老板总是对她动手动脚。很长时间以后，她才告诉我那个洗碗机修理工总是叫她‘宝贝儿’。他们知道我总不在家。那个修理工这个月已经去过我们家四五次了。洗碗机每星期都要坏。我猜想是他故意把那机器搞得每周坏一次的。上次，我设了个陷阱，等了他45分钟，可他没露面儿。我要去抓住这个家伙，告诉他，‘我要是叫你老婆宝贝儿，你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鼻子上挨了一拳，是不是？好吧，我就想那么做，如果你再叫她宝贝儿的话。你应该叫她帕特森夫人，如果你和她熟的话，可以叫她桑德拉。但你和她不熟，你得叫她帕特森夫人。’然后我告诉桑德拉，这些男人，也就是这些白人，只想从黑人女人身上找点儿乐子。他们从没想过要娶黑人女人，只是在找点儿乐子……”
此时，他已经把车开到机场的停车场。正前方，一架绿色的单引擎塞斯纳飞机停在铺着草坪的简易跑道上。在与利斯顿进行第二轮比赛前，他买下了这架飞机，并学会了驾驶它。帕特森向来害怕飞行，他的经纪人屈斯·达马托和他同病相怜。帕特森或许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恐惧。
帕特森18岁时，达马托就接手了他的训练，因此他对于帕特森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达马托今年56岁，是个奇怪但却充满魅力的老人。他沉迷于斯巴达主义，过着一种自我克制的生活，而且总是感到怀疑和恐惧：因此他从不坐地铁，唯恐有人把他推下去；他终身未娶，也从不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
“我必须让敌人感到迷惑，”达马托曾这样解释，“当他们迷惑时，我就能为我的选手做更多的工作了。然而在生活中，我并不想得到安全感；当一个人知道他安全的时候，他的感觉就迟钝了，他就开始走向死亡。我也不想让生活中有过多的享乐；我深信，你从生活中得到的享乐越多，你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多。”
直到几年前，达马托一直替帕特森面向公众发言，像一个意大利家长一样，为帕特森经营着一切。但后来的帕特森——这个走向成熟的儿子，开始和父亲心中的形象背道而驰。当他第一次输给利斯顿以后，达马托激励他抵抗到底，并让他开始了飞行训练。在第二场比赛前，他已经克服了恐高症，控制飞行也几乎是个行家里手了。从此他又重新找到了自信。他知道，即使输掉这场比赛，至少还有这架机器可以带着他逃离这个城市。
可惜他并没有完成这项使命。赛后，这架小小的塞斯纳飞机由于负载过多，在开出拉斯韦加斯90英里处，机身开始发烫。帕特森和他的同伴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返航。他们用无线电和机场联络，租用一架大一点的飞机。当他们着陆时，拉斯韦加斯机场的候机室里挤满了赛后离去的人们。帕特森藏在飞机库后面。他的假胡须在提箱里，但没有人看见他。
后来，那个飞行员同伴独自驾驶帕特森的塞斯纳飞机飞回纽约。帕特森则开着租来的大飞机飞回，陪同他的就是泰德·汉森。汉森42岁，离了三次婚，是个友好的内华达人。他曾干过清理农田的活，也当过酒保、酒店舞蹈演员，后来在拉斯韦加斯当上了飞行教练。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帕特森，两人成了好朋友。当帕特森请汉森帮他驾机回纽约时，他丝毫没有迟疑，虽然当晚身体稍有不适——一半是因为利斯顿的胜利让他消沉，一半是因为在酒吧里挨了一个醉鬼的一顿揍。那个醉鬼说了一些这场比赛的风凉话，汉森提出抗议，结果引火烧身。
然而，一上飞机，泰德·汉森就变得注意力高度集中了。他必须这样，因为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空平稳前进了一会儿后，帕特森开始走神了，又想起了拳击场，飞机偏离了航线。汉森提醒道：“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回到航线上好不好？”这时弗洛伊德的头突然一动，回过神儿来，扫了一眼仪表盘。帕特森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只能保持一小会儿。不一会儿，他的脑子就又回到了拳击场，眼前又重现比赛时的情景，他根本无法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晚飞离拉斯韦加斯时，我不停地想，想起数月的赛前训练、跑步、练拳，还有那些远离桑德拉的日日夜夜……想起在训练营地的时候。那时我很想一直熬到深夜11点50分，看《午夜剧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训练……
“我想起了赛前我的感觉是那么好，躺在更衣室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在想，‘你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也不错。但你出拳时够狠吗？’我告诉自己，‘够不够狠现在并不重要，别去想它了；马上就要进行冠军争夺战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天晓得！或许铃声一响，你就会不顾一切。’
“……于是，你躺在那儿，想睡会儿觉……但你总是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不时被大厅里的说话声吵醒。有人在喊‘嗨，杰克’，‘嗨，艾尔’，或‘嗨，第四轮比赛的选手该入场了！’当你听见这话，你会想：‘还没轮到你呢。’因此你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明天我会在哪儿？三小时后我会在哪儿？’喔，你会漫无边际地想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事情跟比赛毫无关系……你会想到，你岳母去年给你买了一套邮票，你付了钱没有？……你会记起，凌晨两点钟，桑德拉拿着奶瓶去喂孩子，绊倒在台阶上……然后，你又会生气地问自己：‘想这些事儿做什么？’……你试图睡一会儿……但那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嗨，有人要去利斯顿的更衣室去看他们给他缠绷带吗？’
“……于是你知道该做准备了……你睁开眼睛，跳下桌子，带上拳击手套，开始热身。这时利斯顿的教练走进来，他看着你，微笑着。他摸了摸你的绷带说，‘祝你好运，弗洛伊德。’你想到，‘他本来不用那样说的，他是个好人。’
“……随后你走了出去，那是一段很长的路，而且总是那么漫长，你想道，‘当我从这段路回来时，我会怎样？’然后你钻进拳击场。你看见比利·埃克施泰因在场子边，靠在护栏上和别人说话，你看见了记者们，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然后是奏国歌，摄像机对准你了，铃声响了……
“同样的事儿怎么会再度发生？怎么会呢？被击倒后，我不停地想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我在糊弄观众吗？……我曾是冠军吗？然后，他们把你带出拳击场……你沿着过道走去，旁边全是人，而你只想赶快回到更衣室……可是，麻烦的是，在拉斯韦加斯那次，他们走错了路。当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时，发现那里没有更衣室。我们必须沿着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同样的人群。这些人肯定在想，‘帕特森不仅是被打败了，连自己的更衣室也找不见了……’
“……到了更衣室里，我的头开始疼了。利斯顿并没有伤着我什么，几天后我只感到牙齿神经隐隐作痛，这一次和以前的比赛都不同。1953年同迪克·瓦格纳的那场比赛中，他下手很重，我被打得连续几天尿血。赛后我走进浴室，关上门，看着镜中的自己，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们开始砰砰地敲门，喊道：‘出来，弗洛伊德，快出来！记者们都在这儿，屈斯也在这儿，出来吧，弗洛伊德。’
“……于是我就出去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你能说什么呢？你满脑子都是这几个月来的训练，各种体能训练，还有我做出的牺牲。然后你会想：‘我用不着多跑那一英里，用不着多训练那一天，那天晚上我本可以等着看《午夜剧场》节目……我本可以毫无准备地打这场比赛。’”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汉森提醒道，“回到航线上……”帕特森又一次回过神儿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盘上，操纵飞机回到航线上。在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稍事停留后，弗洛伊德和泰德将飞机开回纽约训练营地附近的小飞机场。那架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的绿色塞斯纳飞机已经停在那里，并用绳子固定在停机坪上。五个月前，飞机停放的位置与今天完全一样。现在，弗洛伊德要驾驶它去参加另一场战斗。这次是要和斯卡斯代尔那帮掀起他小女儿裙子的小子较量。
帕特森和泰德解开拴飞机的绳子，帕特森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挡风玻璃上昆虫留下的痕迹。然后他绕飞机走了一圈，检查机尾、机身底部、两翼中间和两翼，确保所有螺钉都很牢固。他好像总是疑心重重，这一点肯定会使达马托感到欣慰的。
“如果有人想除掉你，”帕特森解释说，“他只需拧掉这些小螺丝。当你驾驶飞机要着陆时，机翼脱落，飞机就坠毁了。”
随后，帕特森钻进飞机座舱，发动引擎。几分钟后，汉森坐在旁边，帕特森开动飞机，滑过草地跑道，掠过机场尽头的荒草，升入空中，翱翔在平缓的小山和森林之上。他的起飞很漂亮。
到韦斯特切斯特机场只有45分钟的路程，桑德拉开车在那里等着。飞机一直由帕特森驾驶，一路很顺利。突然，飞机穿过云层，闯入一片浓烟里。下面的森林起火了，浓烟中的能见度很低，他只能依靠仪器操纵飞机。
恰在这时，一只在机舱后面嗡嗡乱飞的苍蝇飞到前面来，落在他面前的仪表盘上。帕特森盯着这只苍蝇，看着它慢慢地爬上挡风玻璃，朝着玻璃迅速一击。没击中。苍蝇安然飞过他的耳畔，蹿到机舱后方，嗡嗡地盘旋着。
“这烟不会再上升了，”汉森肯定地说道，“你可以水平飞行了。”
帕特森开始水平飞行。
他轻松地驾驶着飞机往前飞。一会儿，那只苍蝇又飞了过来，在帕特森脸前飞来飞去，落在仪表盘上，并在上面爬行。帕特森眯起眼盯着它，然后他迅速出右拳，狠狠地砸下去——又没打着。
十分钟后，他仍怒气未平。他开始让飞机下降，操起无线电话筒：“韦斯特切斯特指挥塔……塞斯纳2729……西北三英里处……在1-6区着陆……”顺利着陆后，他迅速爬出机舱，朝候机室外的那辆旅行轿车大步走去，妻子在那里等着。
这时候，一个叼着烟的小个子男人朝帕特森走来，向他挥着手，问道，“嗨，请原谅，你难道不是……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
帕特森停住脚步。他凝视着那个人，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他不明白那是玩笑还是侮辱，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那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不是。”帕特森说着，急步走了过去，“我是他弟弟。”
当他走到车前时，问道：“离学校放学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15分钟吧。”她说着，发动了引挚。然后她又说：“喔，弗洛伊德，我应该告诉修女，不告诉不合适。”
“你去告诉修女，我去教训那帮小子……”
帕特森夫人急速驾车驶入斯卡斯代尔，路上帕特森摇着头，对后座的汉森讲：“我真弄不明白这些孩子。这是一所宗教学校，那里的一块玻璃窗就要花2万美元。然而，那里的有些人却抱着种族偏见。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和犹太人并肩战斗，还有……”
“噢，弗洛伊德，”妻子喊道，“弗洛伊德，我得在这儿生活……你不在这儿……你不住这儿。可我……”
他们到学校时，正好放学铃响。这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现代建筑，前面有一尊圣徒像矗立在草坪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珍妮过来了。”帕特森夫人说。
“快，叫她过来。”帕特森说。
“珍妮！到这儿来，亲爱的。”
小珍妮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帽子，胸前抱着几本书，从小路那头朝旅行轿车跑过来。
“珍妮。”帕特森边说边拉下车窗，“谁掀你裙子，指给我看。”
珍妮转过头看见几个学生走过来，他们大约12岁到14岁的样子，于是她指着其中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鬈曲头发的男生，旁边还有四个男孩子。
“嗨，”帕特森朝他喊道，“我能和你谈会儿吗？”
五个男生一起来到车旁。他们盯着帕特森的眼睛，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就是你掀我女儿的裙子？”帕特森问那个男孩。
“不是我。”男孩从容地说。
“不是你？”帕特森听到这个回答，解除了警惕。
“不是他，先生。”另一个男孩说，“或许是他弟弟。”
帕特森看了一眼珍妮。她哑口无言，犹豫不定。五个男孩站在那儿，等帕特森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