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话筒给我！”另一位工长一面说，一面抓过话筒。
“喂！喂！爱迪？”
“喂！喂！”话筒里终于传来了不很清晰的说话声。
“喂！喂！爱迪？”
“爱迪不在，我是伯特。”
“伯特，我是桥下的乔。爱迪在吊车驾驶室里吗？”
没有应答声。
“喂！喂！伯特？”
“他妈的！”拿电话的工长把话筒从耳边拿开，皱着眉头大喊道。后来，他又把话筒拿到嘴边，喊道：“喂！喂！伯特？”
“什么事儿？”
“你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伯特。”
“下面的吊索断了一根。”
“好，继续讲，伯特。”
“好的，乔。”
“继续讲，伯特，继续……”电话又没声了。
“他妈的！”乔叫喊道，“喂！喂！伯特？喂！喂！”
“喂！喂！”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来自桥顶的声音。
“伯特吗？”
“不是，我是爱迪。”
“继续说，爱迪。”
终于，地上工长与塔顶控制吊车的信号员之间的电话又被接通了。不久，维利·克努森的拖船把驳船拖到了合适位置。下一步就是把吊车吊索系挂到钢件上，准备从驳船上把它吊起，吊升到225英尺高的大桥主跨上。
整个这项工作都将由一个人直接指挥。这个人现在从一条工作船蹬上驳船——开始登台亮相了。他身体健壮，胸部发达，高6.2英尺，体重235磅。他站在那里很显眼，身穿红格夹克，头戴黄色安全帽，帽子前倾，扣在他的红头发和酒糟鼻上，左手拿着一个黄色喇叭，他就是用它向桥顶工人发号施令的。他就是杰克·“红头凯利”，大桥工地上权力仅次于“硬鼻子”墨菲的二号人物。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那些岸边观看者手里的那些望远镜，都集中到凯利身上。他认真地注视着12名安装工把沉重的吊索套到摇摆着的钢件上部的四个角上，这时钢件下面抛锚停泊的驳船微微摇摆。吊索系牢后，爱迪和工人们从运钢件的驳船跳到另一条驳船上。然后，爱迪喊道：“好了！轻起……起……起……”
起重机放下的四根吊着驳船上钢件的四个角的吊索逐浙收紧，最后把这400吨重的钢件从驳船上吊起。
几分钟后，钢件已离开驳船上升到20多米处。凯利叫喊着：“慢点儿”，“往7点钟方向靠”，“上升”，“往7点钟方向靠”。桥上一位戴着耳机的信号员把这些指令重复给吊车驾驶室里的操作员。
不到25分钟，钢件已上升到距水面225英尺的高空。塔顶的连接工伸出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抓住，然后临时连接到已锁定到位的另一个钢件上。
“棒极了！”拿着望远镜的老人们中的一位说。
“的确很精彩。”另一位也说。
尽管天寒地冻，北风咆哮，60个钢件中的大多数都像这个一样，没出任何差错地一个个地吊了上去。但是，刚过新年，准备安装到距布鲁克林一边海岸很近的大桥后跨上的一个钢件出问题了。这次，那些岸边观看者终于领教了墨菲暴跳如雷的性格。
钢件被吊离驳船几英尺时，一组从布鲁克林瑞桥塔上横拉到上升钢件上的绳索咔嚓一声断了。因为驳船不能停靠在布鲁克林端的安装地点的正下方岸边，所以钢件无法垂直吊上，只能斜着吊上去。因此，吊升这个钢件时需要有横向绳索在水平方向拉住，使钢件能斜向上升。
突然，400吨重的钢件拧了个弯儿，然后直冲布鲁克林岸边。尽管它还吊在吊索上，但已失去控制。它摆向离锚碇护栏几英尺的地方，然后又摆回，在几十名工人的头顶上来回摆动。工人们都吓坏了，有的跳到了地上，有的四散而逃。
“上帝啊！”岸上的一个旁观者叫道，“你看到了吗？”
“噢，我的老天！”
“噢，要是阿莫曼那老头儿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桥下面，从码头到桥塔底座，甚至在高处的桥跨上，到处是惊叫、咒骂声和挥舞着的拳头。人们赶紧给“硬鼻子”墨菲打电话。墨菲接到报告后，立刻乘一只小船从峡湾对岸赶来。他在湾脊地区的岸边咆哮了近半个小时。
“哪组工人装的吊钩？”墨菲问道。
“德林那一组。”有人答道。
“德林跑到哪儿去了？”
“今天没来。”
墨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那是1月3日，星期五，约翰·德林，那位在密歇根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出尽风头，还不到27岁就被提升为工长的年轻人，那天正好因病请假，与妻子一起待在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位可爱的姑娘，在布鲁克林的一家餐馆做招待时与他相识。他的父亲“卷铺盖”德林在大桥拉索缠绕开始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人们一直猜测，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许已取代“硬鼻子”墨菲，当上美国大桥公司的监工了。丧父的悲伤和养活妻儿的责任似乎把德林从在密歇根干活时的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但现在，突然间，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事故可能造成多人死亡——他还是要负责任的。在前一天他手下工人往钢件上装吊钩时，他应该检查一下那些吊钩。
约翰·德林回到大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事故。他碰到他的朋友和同事埃斯·考恩，考恩是位高个子肯塔基人，他是大桥布鲁克林端后跨上的一位领班。
“你们都站在那儿干什么，埃斯？”早上到工地时，德林兴高采烈地说。
“嗯，”高恩低头看着自己脚下说，“上头让我通知你再回去当工人。”
“当工人！就因为我请了一天假？”
“不，是因为你们挂的吊钩掉了下来。”
德林脸上刚才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
“有人伤着了吗？”
“没有，”埃斯说，“但所有人都吓坏了，阿莫曼·惠尼、墨菲、凯利，还有所有在场的工人。”
“我到谁手下当工人？”
“惠特尼·米勒手下。”
惠特尼·米勒是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最严格、脾气最不好的工头，在他干活的地方，一英里内的修桥工都能听到他粗鲁的叫骂声。德林咽了口气，知道自己这次确实倒了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