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在桥边的约尼酒吧，工人们除了这件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话题了。“听说德林的事儿了吗？”
“是的，可怜的家伙。”
“他被发配到惠特尼·米勒手下干活。”
“这简直是耻辱！”
“但惠特尼·米勒也是个很棒的铁器工，”有人打断说，“你得承认这点。”
“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你在事故中死了，他不会掉一滴眼泪。”
“我不这样认为。”
“我却这样认为。我是说，他甚至不会去参加你的葬礼。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但是，那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另一家酒吧里，尽管到处也是桥上干活的人们，却没有一点沮丧——没人对惠特尼·米勒不满，也没人为德林打抱不平。这间酒吧叫小茅屋，位于北郭瓦纳斯区奈文斯街75号，离约尼酒吧只有几英里远。小茅屋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儿。在修桥工人中，他们是最潇洒、最无牵挂的。他们在桥上和别人一样拼命干活，但从大桥上下来后，就把桥上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们总是去小茅屋，让自己沉醉在香烟、啤酒和点歌机播放的音乐中。
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家，是一个收取邮件、进行聚会的地方。每到周末，这些印第安人都会开车向北走400英里，到加拿大看望住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妻儿，卡纳瓦加离蒙特利尔八英里，在圣·劳伦斯河南岸。除了周末，每天夜里他们都聚集在小茅屋，喝加拿大啤酒。有时一人能喝20瓶，直到酩酊大醉。
酒吧墙上画着印第安酋长，还挂着一幅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桑普的照片。门口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棒的修桥工都从此门走出。”
这家酒吧是伊林·威里斯和曼纽·威里斯夫妇开的。伊林是一位体型健美、友善的印第安女孩，出生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一个铁件装配工家庭。她的丈夫曼纽是个西班牙人，留着朝上翘的胡子，是个玩牌老手，长得像萨尔瓦多·达利。他出生于加里西亚，在商船队里干了几年后，放弃船员生活，定居纽约，还在一些不怎么样的餐馆里端过盘子洗过碗。
“二战”时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员，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并通过打扑克挣了许多钱。靠这种方式他攒了几千美元。复员后，他先在布鲁克林当了几年酒保，后来买下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并娶了伊林。他给自己的酒吧取名为“小茅屋”。
700多名印第安人住在离小茅屋不到十个街区的范围内，他们几乎都是铁器工人。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铁器工人。这事得从1886年的卡纳瓦加居留地说起。当时多米尼大桥公司开始在圣劳伦斯河修建一座悬臂桥，大桥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的，桥的一部分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为此，铁路公司与酋长们达成交易，尽可能多地雇用印第安人。在这之前，卡纳瓦加人——混血的莫霍克人的一支——已拒绝了教士们想把他们转化为农民的种种努力。他们有的靠给法国皮货商当水手为生，有的靠给木材商划筏子为生，有的到巡回马戏团里去当演员；只要是能让他们待在户外四处奔走且有些剌激的工作，他们都愿意干。
大桥公司到这里后，雇用了印第安人帮助地面上工作的铁器工人来回运送螺栓，但没让他们到桥上冒险。然而，铁器工人稍不留神，印第安人就漫不经心地爬上了空中的狭窄钢梁，似乎他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据一位官员讲，在高空中，印第安人就像山羊一样灵巧。印第安人渴望学习修桥技术，这活儿既能带来高工资，又能到处旅行。没用一两年，几个印第安人就成了铆工和连接工。在这之后的20年里，就有几十名卡纳瓦加人在加拿大各地的大桥上干活。
1907年8月27日，在修建圣劳伦斯河上的魁北克大桥时，桥跨倒塌。86名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卡纳瓦加印第安人，都掉了下去，造成了75人死亡的惨案。对这次塌桥事故进行调查的工程师中就有阿曼，他当时才27岁。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导致这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是设计人员对像这样的大桥的应力计算有问题。
人们以为，魁北克桥事故一定会使印第安人从修桥业中退出，但结果完全相反。这次事故给修桥工的工作渲染了一种危险刺激的色彩，而这一点印第安人以前从未注意到。结果，更多的印第安人被吸引到了大桥上。
二三十年代纽约市区大规模兴建桥梁和摩天大楼时，印第安人大批地从加拿大向南涌入纽约，参加了许多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帝国大厦、rca大厦、乔治·华盛顿大桥、珀拉斯凯过街桥、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三区大桥、贝永大桥和亨利·哈德孙大桥。纽约的活儿一个接一个，干也干不完，于是印第安人就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北郭瓦纳斯租公寓住，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现在，周五（发薪日）的夜晚，在小茅屋酒吧里，那些1907年死于魁北克大桥的印第安人的孙子们，那些修建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印第安人的儿子们，也就是那些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桥上干活的人们，他们现在想的不是大桥或事故，他们喝着加拿大啤酒，听着音乐，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回家。
“唉！这些印第安人是些疯子，”曼纽·威里斯坐在酒吧一角，望着拥挤的人们说，“他们离开居留地所干的不是建桥就是喝酒。”
“曼尼，印第安人喝得不比别的工人多。”伊林大声反驳道。像往常一样，她总是替那些印第安人说话。
“鬼才相信他们不多喝呢！”他说，“用不了半个小时，这里一半的人都会喝到饱，再坐上他们的汽车，回加拿大去。”
他们每个周五晚上都这样。据他讲，当他们凌晨2点到达居留地时，都会按喇叭，把大家都吵醒。不一会儿，家家点灯，所有人都一起喝酒，彻夜庆祝——猎手回家，而且还带回了猎物。
然后，周日晚上，据曼纽·威里斯讲，他们都起程返回纽约，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死于车祸的印第安人要远远多于从大桥上失足掉下去的。他说话时，印第安人仍在喝酒，酒吧里到处是十美元、20美元的钞票。傍晚6点30分，一个印第安人对另一个喊：“快点！丹尼，快喝！该走了。”丹尼·蒙图那天夜里要开车拉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回居留地，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向伊林与曼纽挥手告别，准备踏上400英里的回家路程。
蒙图是一个26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长着蓝眼睛，头发金黄色，棱角分明的脸盘有点不太像印第安人。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有一个2岁的儿子。丹尼·蒙图每周都开车回家去看他们，他为儿子取名马克，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铁器工，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没多久就去世了。丹尼的爷爷在1907年的魁北克塌桥事故中掉了下去，受伤而死。他的外公也是铁器工，在魁北克大桥发生事故那天喝醉了酒，无法爬上大桥，因此幸免于遇难，后来却死于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