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街区的男孩子中没有人比杰拉德·麦基游得更好，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快更轻松地在巴特米克海峡间游来游去。大街上的所有男孩子都尊敬他，所有坐在小矮房里高凳上的年轻女孩子都仰慕他。但她们都比不上一个名叫玛格利特·努西多的美丽的红头发小个子女孩，她住在麦基家的对面。
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郊区学校上二年级时。他那时是班里的淘气鬼，是那些教堂修女训斥最多却也最喜欢的男孩。
14岁时，在街区的男孩和女孩开始不太谈论游泳而更多地相互谈论对方时，玛格利特和杰拉德就经常约会。18岁时，他们开始谈论婚姻大事了。
在布鲁克林的“红钩”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女孩子们很早就在考虑结婚的事了。首先她们想自己心目中的男孩，然后是花前月下，接着就是婚姻。尽管“红钩”是一个到处是破烂的棚房和低矮的二层木屋的贫困街区，但是订婚戒指一般总是很大，通常很昂贵。像教会所宣扬的那样，这个街区的年轻人婚前是没有什么性行为的。婚后，他们会生育许多孩子。而且，像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区一样，在家里，母亲往往比父亲更有发言权。在爱尔兰天主教教堂，母亲是主要的道德力量；在这里，圣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形象。婚后，一般是母亲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掌管家庭经济大权，斥责饮酒的丈夫，训斥偷懒的儿子们，保护女儿们的贞洁。
就这样，他们订下了婚期。在杰拉德开始到大桥上班后，玛格利特自然而然地掌管起了两人的银行存款，杰拉德把每周工资中的一部分存了起来。假如让他管钱的话，他会把钱都花光，她总是这样讲，但他却不同意。到1963年夏天，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已有了800美元的存款，他想用这笔钱买那只漂亮的桃形钻石戒指，那是前些天他们路过福顿大街的凯斯特珠宝店橱窗时看上的一枚一克拉半的钻戒，标价1000美元。玛格利特觉得这枚戒指太贵了，但杰拉德说，她那么喜欢它就一定会为她买下。他们打算在12月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杰拉德·麦基起床时很不情愿。天气阴沉着，他感觉很疲劳。楼下他的哥哥们在叫他：“嘿，如果你两分钟之内不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跌跌碰碰地从楼梯上跳下来，所有人都已吃完了早餐，他母亲已为他装好了午饭吃的三个火腿奶酪三明治，他的父亲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正为他的拖沓而生气。
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外面待得很晚。他先去玛格利特家坐了一会儿，又到盖博酒馆喝了几杯啤酒，这是一家后墙上画着一座大桥的街区酒馆。他大约是在午夜时分上床睡的觉。早晨起床时有些头痛，他怀疑自己可能得了感冒。
他们一起于6点45分离开家，在街角处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来又在第四十九街换乘一辆出租车，一直到湾脊区的第一百零一街下车，然后和几百名其他修桥工一起，沿着泥土修成的道路，走向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位于布鲁克林一侧的锚碇。
“等一等！让我买罐咖啡。”杰拉德在路边的一个售货小棚前停下。
“快点儿！”
“好吧。”他回答道。他的哥哥们继续朝前走，他只用三大口就喝下了那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排队等电梯上到天桥。那天早晨，吉米和约翰·麦基都在杰拉德对面的那段天桥上干活儿，所以他们在电梯到达处分了手，杰拉德对他们说“晚上见”，然后离开他们，去和扬涅利一起干活。
爱德华·扬涅利似乎又显露出活跃的本色，他坐在钢缆上，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
“早上好！”他说道。麦基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他爬上了钢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拧紧套管上面的七个螺栓了。
他们拧完螺栓后，扬涅利从钢缆上滑了下来，麦基把扳手递给他，扬涅利接着用扳手去拧下面的七个螺栓。
那时已是上午9点30分了。天空阴暗，刮着风，但风不像10月的第一周那样大。扬涅利把头盔往上撂了一下，向下俯视天桥，看到有几百人在上面干活，他们穿的卡其布衬衣和夹克在微风中飘动：有的在拧螺栓，有的在用工具敲击钢缆，有的在往钢缆上装管套。就在那时，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钢缆底部喊叫：“爱迪！……爱迪！救救我！爱迪！救救我！……爱迪！……”
扬涅利看到了杰拉德·麦基正在挣扎的身影，他吊在天桥南侧边缘，手指紧紧地抓着扶手栏索底部的细钢丝。
“天啊！”扬涅利尖叫了一声，“我的老天爷！”他又重复了一声，冲上前去，横爬在天桥上，试图抓住麦基的胳膊，把他拉上来，但太困难了。
扬涅利只有138磅，而麦基却有200多磅。而且，由于扬涅利在那次吊车事故中失掉了一个左手手指，缝上的另一个手指又使不上劲儿，他似乎一点儿也不能把麦基沉重的身体拉上来。这时，麦基的夹克和衬衣绷紧，就像一个重物那样挂在那里。扬涅利大声地喊着：“哎！上帝，上帝，快把他拉上来！快把他拉上来……”
别的工人听到尖叫声，向这边跑过来。他们都伸下手去，想抓住麦基的衣服。杰拉德喊着：“快点，快点，求求你们了，我要抓不住了。”不一会儿，他又说，“我要掉下去了！我要掉下去了！”这时，他放开了抓住钢丝的手，从大桥上落了下去，工人们眼看着他脚朝天地掉下100英尺，然后身体前倾。扬涅利能看到麦基的衬衣被风吹掉了，还看到与深蓝色海水形成鲜明对比的麦基的白色裸背，后来他看到在距桥缆350英尺的下面，麦基的身体重重地坠入海中。扬涅利闭上双眼，开始哭泣。后来他也摔了一跤，但印第安人劳埃德·勒克莱尔跳到他上方，把他拉上了天桥。
在距杰拉德·麦基落水处不远的地方，有两名医生正在一条船上钓鱼，附近还有个急救医疗船。在麦基掉入水中的半分钟内，所有人都听到了工人们的叫喊声，有几十名工人从桥上往下喊：“嘿，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
即使杰拉德·麦基落在离急救医疗船不到一码远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用，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必死无疑。因为即使他的肺能挺得住，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像水泥一样的海水会把他的身体打成碎片。
杰拉德·麦基的遗体被人从水中打捞上来，抬到急救船上，送往胜利纪念医院。桥上的一些人开始哭泣，所有600多名工人都摘下了头盔，开始从桥上往下走。事故发生后，当天大桥上的工作暂停了。有一个年轻的学徒工，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死人场面，吓得瘫坐在天桥上，说什么也不想离开，最后，他被三个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吉米和约翰·麦基回家去报丧，陪伴父母和玛格利特。爱德华·扬涅利昏昏沉沉地跳上了汽车，漫无目的地驶离大桥，在看到一个酒馆时，他停了下来。他坐在几个男人中间，浑身颤动，嘴唇发抖。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只要了一杯，后来又要了三瓶啤酒，几分钟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离开酒吧，跳上汽车，开始沿湾带大道驶去。飞驰了50英里后，他掉转车头，又往回开了50英里。这时，他看到远处的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他从湾带公园大街转弯，驶向家里。他的妻子兴奋地站在门口迎接他，告诉他大桥公司和安全检察官都来过电话，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的话，扬涅利一句也没听清。那天夜里，他睡在床上，耳中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爱迪！救救我！救救我！”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麦基落向大海时衬衣被吹起、背膀暴露的身影。他从床上爬起，整夜在房子里徘徊。
第二天，10月10日，星期四，为了确定麦基的死因，有关人士又进行了调查。大桥上的工作又中断了一天。由于无人看到麦基如何从钢缆上掉下去，所以无人知道他是在跳到天桥上时弹了出去，还是自己没站稳摔倒了——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是，工人们的士气受到了重创。地方第40号工会的代表雷·卡伯特开始游说，要求大桥公司在施工人员下面安装安全网。
这已不是桥上的第一例死亡事故。1962年8月24日，一个工人从桥塔内坠梯而死；1963年7月13日，另一个工人在引桥上失足坠地而死；但杰拉德·麦基的死却有些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惨剧发生而无能为力，还在于死亡的是一名受人喜爱的年轻人，一位终身残疾的老铁器工的儿子。
无论原因如何，杰拉德·麦基的死亡之日成了桥上最黑暗的一天。不论公司官员指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安全记录如何值得赞扬——在几百人参加的几千工时的施工中只有三例死亡事故——都无法抹去麦基之死给工人们心底留下的阴影。
麦基的葬礼在位于“红钩”地区的圣母往见堂教举行。这可能是这个街区所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葬礼，所有铁器工都参加了，还有工程师及工会官员们。在所有哀悼的人员中，最悲伤的莫过于杰拉德的父亲詹姆斯·麦基。
“在我自己经历了伤残之后，”他眼里含着热泪，无奈地摇着头说道，“我应该让孩子们远离大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