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灰蒙蒙、刮风的早晨。清晨6点45分，杰拉德·麦基和爱德华·扬涅利离开了家，从布鲁克林不同的地方驾车驶往大桥工地。
扬涅利家住弗拉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杰拉德·麦基向他走去并挥手打招呼时，他已上了天桥，爬上了缆索，他的一只脚悬空，在离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这两个年轻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修桥工的后代，都信奉罗马天主教，都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而且都有决心要证明一件事——他们不逊色于桥上的任何人。
人们都认为流动工人是最好的修桥工，他们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想，毕竟那些流动工人之所以成为修桥工，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是生活所迫，从保护地被赶出的印第安人，失去农场的南方人，厌倦海上生活的纽芬兰人，逃避奴役的中西部人——这些人构成了修桥工的大多数——在追逐一个接一个城市的建设高潮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逃避家乡的贫穷和枯燥的生活。从另一方面看，扬涅利和麦基不必跑遍美国各地去找大工程干，他们可以等着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地区一直处于建设高潮中。
然而，他们都被修桥工那种高傲自满的气质所倾倒，都迷恋修桥工的生活。从加州到纽约，从密歇根到路易斯安那，修桥工都能找到活儿干，他们依靠的只是自己享誉全国的名声，而不是当地工会的力量。
对这一点，扬涅利似乎比麦基感受更深些，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在这个强壮男人的世界里，扬涅利确实太弱小了。
和本尼·奥尔森一样，他总是不顾一切地想证明自己。但他让别人对他记忆深刻的方法，不是通过训斥别人，吹牛，或豪饮，而是通过在高空钢缆上表现得镇定自如——他会像马戏团不要命的表演者那样冒险——和通过在地面上显示出无人能比的骄傲。
扬涅利常喜欢说：“我是个铁器工人。”（现在的大桥都是由钢构件建成的，但最早的金属大桥都是用铁构件建成的，因此最早的修桥工被叫作“铁器工人”。）这个称号很具历史意义，所以扬涅利和那些怀旧的修桥工一样，也喜欢称自己为“铁器工人”，而不喜欢被叫作“钢器工人”。
爱德华·扬涅利刚做铁器工人时，每天下班乘地铁回家，都把橘红色的油漆渣涂在靴子上。那时，他天真地认为，地铁里的乘客会把橘红色的油漆渣与施工时钢件上涂的防锈漆联系在一起。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回忆道，“我老爸老爱德华·扬涅利下班后常把别的铁器工带回家，他们谈论的都是铁器活儿，我和哥哥小时候听到的全是这些。有时我老爸也会带我们去工地，因为我们是爱迪的儿子，工地上的所有工人都对我们特别好。工长有时会走过来问：‘你们是爱迪的儿子？’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会说：‘过来，给你们25美分。’那就是我最早喜欢上这个职业的原因。
“后来，在我十三四岁时，我记得我和老爸一起到工地时看到一个大梯子，我对老爸喊道：‘我可以爬上去吗？’他回答说：‘可以，但别掉下来。’这样我就开始爬这个梯子了，越爬越高，起初还有些害怕，后来我爬上了梯顶，站到了高高的钢梁上；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向四周眺望，地上很远的东西都能看得到，非常兴奋。突然间，就在那儿，我对自己悄悄地说，这就是我想干的职业。”
在他的父亲介绍他认识布鲁克林的铁器工人工会的行业代表后，小爱德华·扬涅利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走进那座工会大楼的情景，”他回忆道，“当时我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看到许多膀大腰圆的人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像流浪汉，有些人像强盗，有些人坐在桌子周围玩纸牌，嘴里说着难听的脏话。
“当时，我很害怕，就找了个小角落坐了下来，紧握着衣兜里的玫瑰经。后来一个家伙走出来，叫道：‘这儿有个叫扬涅利的年轻人吗？’我回答道：‘我在这儿！’他又说：‘这有份工作给你。’他告诉我，到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一座12层的刑事法院大楼去找一个名叫哈里的家伙。我赶到那里，对哈里说：‘工会大厦的人叫我到这儿来的。’他问道：‘你的父亲同意你出来干活儿吗？’我回答说：‘是的。’他又问道：‘有书面证明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就说：‘回家去取吧！’
“这样，我乘上地铁，再往回跑。我记得当时在大街上跑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我已找到了一份工作，只需找母亲签个字就行了。拿到签字后我赶紧往回赶，下了地铁，到哈里面前，把那张条递给他。他看了后说：‘好了！现在我得看一下你的出生证。’这样，我又得再跑回去，换乘地铁，然后再回来。我穿着新鞋的双脚已经开始疼了。
“不管怎样，结果倒是不错的。我给哈里看了出生证，他说：‘好吧！爬上那个梯子去见监工吧。’我爬到梯顶时，一个壮汉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学徒，他说：‘好吧，那儿有两个桶，把它们装满水，送到铆焊组去。’
“放在那儿的是两只巨大的金属牛奶罐，我必须一次一个地把它们沿梯子拿下来，再把它们运上来，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所干的活儿——给铆焊组供应饮用水、咖啡和铆钉——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有一次，在曼哈顿盖一座摩天大楼时，我记得我得从六层高的梯子上爬下去买咖啡、十几瓶汽水、蛋糕和各种东西，回来时我把全部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内。记得当时我在钢梁上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掉下了两节梯子。但幸运的是，我落到了一堆帆布里，一点事儿也没有，只是被热咖啡溅了一身。一个铁器工人看到我躺在那里，喊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道：‘我从上面掉下来了，咖啡都洒了。’他又说：‘你把咖啡都洒了，那么，老兄！你得赶紧回去，再弄些咖啡来。’
“所以我又爬了下去，用自己的钱买了咖啡、汽水和蛋糕，一共花了我四块多，然后从梯子上爬了回来。我看到监工时，趁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抱怨的话，我就对他讲‘很抱歉回来晚了’。”
爱德华·扬涅利成为羽翼丰满的铁器工人后，又摔下来几次，大多数情况是因为他在钢梁间跑动而不小心造成的。有一次，他在曼哈顿的第一全国花旗银行大楼干活时，头朝下掉下去三层楼高，看样子他会一直掉到底。但他很轻便灵巧，而且还很幸运——他被叫作“兔子”。最后他落到一条钢梁上，被钢梁接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曾解释说，“但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与年轻、不想效仿那些比我岁数大的人有关，他们常常告诫我，‘别冒险，你会摔死的，要小心！’有时刮风天，那些年龄大的修桥工要趴在钢梁上通过，但我总喜欢跑着过去，让人们看我怎么过去，这时他们总会说：‘孩子，你这样会活不到30岁的。’
“当然，刮风天是最难对付的。例如，你在一根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有风时，你需要把身子偏向一边去平衡自己，突然之间，风停了，你会一下子失去平衡，你得立刻伸直身体。什么时候风停，只能靠感觉了。”
爱德华·扬涅利刚到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工地是在1961年。有一天，他在穿越布鲁克林湾脊地区通往大桥的郭瓦纳斯高速工路工地上干活时，把左手绞进了一个起重机。
一个手指被完全压碎了，而另一个完全被割断的手指留在手套里，科波拉医生又把它缝了上去，这个手指一直僵直着，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劲了。但是，就如何把这个手指接到他的手上，这位外科医生向爱德华·扬涅利提供了两种选择：手指可以直着接上去，这样好看些，接痕不太明显；也可以像一个钩子似的弯曲着接上去，尽管这样不太好看，但这意味着扬涅利干活儿时可以用。对扬涅利而言，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手指被永久性地接成了弯握状。
1963年秋天，当杰拉德碰到爱德华·扬涅利，看到他的伤残左手时，并没问他任何问题或过多注意什么。杰拉德出生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对他来说，手上的一点伤残算不了什么，这太习以为常了。他的父亲詹姆斯·麦基是个大个子，肩膀宽大，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杰拉德和他长得很像），几年前他曾被一个落下的吊车砸到，腿被永久性地砸弯了，头上也插入了一块钢片，落下了终身残疾。
詹姆斯·麦基是经舅舅——已故的吉米·苏利文——介绍干上钢器活儿的。萨利文当过“硬鼻子”墨菲的工头，曼哈顿工会大厦第40号地方工会的人都知道麦基这个名字。因此，在他出事之前，詹姆斯·麦基很自然地把他的三个儿子也带到工会大厦，给他们登记，让他们也干上了修桥铁器工学徒的工作。
在三个孩子中，杰拉德·麦基年龄最小，个子最高，身体最重。其他两个孩子都差不多。哥哥约翰比杰拉德大一岁，体重195磅，身高6.2英尺；另一个哥哥吉米，比杰拉德大两岁，体重198磅，身高6.3英尺。
当孩子们被介绍给第40号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时，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毫无疑问，麦基家的年轻小伙子们，个个肩膀笔挺，面带渴望，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优秀的铁器工。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学橄榄球队的优秀候选队员一样——是教练不会问有关成绩的尴尬问题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奖学金的那种人。实际上，麦基家的孩子们在高中时从未玩过橄榄球。在布鲁克林南岸边他们居住的街区，一个被称为“红钩”的爱尔兰人居住的破旧街区，不知是什么缘故，橄榄球这项运动在孩子们中间从来就未普及过。
“红钩”街区最大的体育活动是游泳。年轻男孩们能赢得尊敬、证明勇气的方式是从岸边的一个高大的码头上或仓库顶上跳下去，水花四溅地跳到巴特米克海峡里，然后，顶着风浪游到自由女神像下。
通常在游泳时，男孩们会被岛上的警卫抓住。如果他们没被抓住，他们就从巴特米克海峡再游回到“红钩”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