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周挣多少钱。他们通常有自己的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时，他们会敲一下顾客的鞋跟或脚踝，宣告他们工作的完成。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
不管怎么讲，最近纽约地铁车站里擦皮鞋的价格已涨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数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汇交汇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挂出了“擦鞋5美分，税20美分——总计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来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轻擦鞋匠的挑战，这位擦鞋匠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擦鞋免费——小费25美分”。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们每周能挣到60至80美元。游客和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好主顾，尽管许多游客经常用旅馆里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们这样做时我们总能看出来，”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说，“那些在旅馆房间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挤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帮上了，一副邋遢样。”
1957年，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在喜来登公园酒店理发时被人枪杀。当时，除安娜斯塔西亚外，理发店中还有11个人——五个理发师，两个顾客，一个修脚师，一个服务员和两个擦鞋匠。对安娜斯塔西亚来讲，这两个擦鞋匠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总是低头擦皮鞋。但这件小事却没逃过记者迈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案情报道中，伯格先生这样写道：
“安娜斯塔西亚大约10点15分走进酒店的理发店。他把上衣挂在衣架上，解开了白衬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黄色——黄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专业人士打的），黄色外套……”
纽约的擦鞋匠对像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纽约天热时，女人穿着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车的车顶放下了，人们的胳膊从公共汽车开启的窗户中伸出，就像鱼鳍一样。太阳崇拜者在旅馆房顶和水边长椅上晒太阳，建筑钢筋工穿着t恤、背心，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在高空钢梁上走动。
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不想赶路的人们。他们专挑阴凉地儿走，有时还会在公园湖中懒洋洋地戏水。一些人试图叫醒中央公园里的海狮，让它们跳入凉水中，但海狮根本不理睬他们。从曼哈顿出租公寓的窗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胳膊上满是脂肪的女人，手托着下巴，正在观看下面运动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滚球游戏的人们节奏都放慢了。商人们在大声宣传速干女衣及免熨套装的好处。在附近的商店里，人们常用“天儿真热啊！”这样的话来评论酷热的天气。
“天儿真热啊！”
“还用说！”
“天儿真热啊！”
“没错儿！”
“天儿真热啊！”
“他妈的！”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在纽约，这样的天气没完没了，一直持续着。人们相互之间只有这句话。纽约，正像作家汉密尔顿·巴索所讲，是一座到处是邻居却感觉不到邻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那么地铁中的那个男孩就能和那个女孩讲话了……
如果人们能自己查电话号码，那么电话接线员就可以多抽一口烟，多歇一会儿气……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49分，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停电。许多街区都变成漆黑一团，时钟停止走动，啤酒无法冰镇，黄油融化，电视关闭，人们坐在沙龙里在烛光下亲密交谈。简直妙极了！人们终于有别的话题可以谈论了。
很难想象人们在静悄悄地喝酒，或走过想象中的红绿灯的那种感觉。那些被电梯宠坏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楼。人们在黑暗中洗澡然后擦干。男人们还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刮胡子。
只有那些盲人无所畏惧。下午3点10分，百老汇1880号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漆黑的四层大楼内，200个对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带领着70位视力正常的人走出楼梯，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楼外的百老汇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在这座人们时常谈论天气的大城市里，盲人们被再次遗忘了。纽约各个街区又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直到某个别的事情发生——再一次大楼停电，一场大火，或一件谋杀案。谋杀！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谋杀案更震动周围街区的了，尽管这种震动只会持续几小时。
1959年8月1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家城市报纸的助理编辑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老板留下印象。他翻阅桌上的新闻稿件，突然被一则电报吸引，上面写道：“子弹！由于东百老汇207号一家小餐馆和蔼可亲的65岁老板菲利浦·席科勒尔遭抢劫谋杀，纽约下东城的居民们今天已武装起来。警察说……”
这位助理编辑迅速派一位记者去东百老汇207号，交代他要详细地描述一下那个街区的情况。记者到达现场时，看到几十位邻居表情严肃地围在餐馆前，听一位矮小壮实的妇女说话：“为什么要杀人？他都给钱了，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她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抢劫并杀死好心的席科勒尔先生。这位妇女讲，这本是一个安静的社区，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挂在外面的消防出口处，旧衣服仍然只卖2.5美元。这里仍是吃硬面包圈，男人两腮留须的传统犹太社区，但这种传统现在正面临挑战。
房屋开发项目正在取代人们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断涌入。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偶尔会达到让人去抢劫和杀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发生了一名叫席科勒尔的餐馆老板被杀事件。席科勒尔过去一杯咖啡只卖五美分，还把面包施舍给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带着刺眼的闪光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众多的电视摄像师和记者洪水般地涌到了这个街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
“您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邻居们不愿回答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只是摇头。记者和摄像师们冲到餐馆楼上的公寓里，见到席科勒尔的家人；他们在哭泣，咒骂，并让记者们走开。
“您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格林先生？”
电视摄像师和记者们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属。他们说话时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者的亲人是不会讲话的，那样记者就会错过头版的消息，同时也就没有广告中间插播的11点新闻中的现场录音了。
但是他们从死者亲友那儿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们又跑到了大街上，录下犹太裔美国人的低语：“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菲力浦·席科勒尔可是个好人啊！”
“问题是，谁将是下一个。”
“这么可怕的街区——我们得搬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库蒲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罗林布鲁姆小姐？”
罗林布鲁姆小姐说：“六年前波多黎各人开始涌入。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街区的变化，是在政治家竞选的宣传车驶过之后。车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西班牙语，而且……”
证人们告诉警察，袭击者是波多黎各人。负责东城警务的副总警监爱德华·费里迅速派遣50名侦探调查这个案子，其中有十几个警探会讲西班牙语。
波多黎各人的头领们被激怒了，他们指责说所有人都把坏事往波多黎各人身上推。社区工作者也讨厌这种宣传，否认社区存在冲突。他们多年来一直努力使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吉卜赛人及同性恋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且尽量减少冲突。社区工作者向报纸主编写了许多愤怒的抗议信，主编把它们转给了城市版编辑，城市版编辑又把它们转给了助理编辑。现在这位城市版助理编辑所希望的只是这条消息别上头版，因为在第二天早晨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的这份年薪8500美元的工作似乎就不那么牢靠了。
黄昏时，记者和电视照明灯已不再聚集在街区的人行道上，留下的只有独自承受悲痛的死者家属。几个月后，凶手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报道这个轰动故事的报纸早已被人们用来包垃圾，在垃圾清理场烧掉，再和其他的数以吨计的垃圾一起被集中。这样公共卫生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手里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年度数据，来支持他的上司每年要求市长增派清洁工人的请求。
假如你今天回到东百老汇207号，没有人会再提起这桩谋杀案。只是那家餐馆再也没有开过门。不是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那位被害者，而是他们总是在谈论天气……总是在问：“天儿够热吧？”
羔羊俱乐部（thelamb’sclub），一家靠近时报广场的著名餐厅。
硬面包圈（bagel），又称贝果或百吉圈，由发酵了的面团捏成圆环，在沸水中煮过后再放入烤箱中烤制面成。由东欧的犹太人发明，并由他们带到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