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伯·拉奇于一八六几年出生于缅因州的波特兰。他母亲是一个性情抑郁但爱好整洁的女人，在一个名叫尼尔·杜尔的人家里帮佣。尼尔·杜尔家里有成群的厨工和管家，他当时是波特兰市的市长，是缅因州实施禁酒法的所谓倡导者，一度还参加过禁酒党党魁的角逐，结果得票数还不到一万，这说明大多数选民都比韦尔伯·拉奇的母亲有头脑。拉奇的母亲是尼尔·杜尔的崇拜者，尽管尼尔·杜尔与她只是主仆关系，她却不认为自己是他的佣人，而自认是他禁酒改革的搭档。
有趣的是，韦尔伯·拉奇的父亲却是个酒鬼，在杜尔市长时代的波特兰，这算得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壮举。当时的啤酒商可以在商店橱窗里做广告，展出苏格兰啤酒和苦啤酒等。韦尔伯·拉奇的父亲真是海量。他说这些酒太弱，只有一桶一桶地灌，才能找到一点儿感觉。不过，拉奇小时候从来不曾看见父亲有过醉态，因为他走路从不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说话也从不大喊大叫或含糊不清。倒是他的脸上常常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仿佛总是有人冷不防地告诉他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惊得他路走到一半或者话说到一半又猛然打住，又仿佛是他突然想起或突然忘记在心头挂了好多天的什么事。
他经常不停地摇头，而且一辈子都误信一件事：他始终认为，在波特兰建造的一万九千吨级的“大东方号”轮船，本来就是为欧洲和缅因州之间的北大西洋航线而建，并且，波特兰港两座最好的码头也是专为“大东方号”修筑的，而市内新建的大饭店也正是为了接待这艘船上的客人，只是因为某个坏人或腐败分子或起码是个傻瓜从中作梗，“大东方号”才一直不能回到它在缅因州的母港。
拉奇的父亲曾是“大东方号”建造工程中的车工，也许是机器运转时发出的尖锐噪音，以及饮酒过量所造成的长期耳鸣，使他产生了这种错觉。其实，“大东方号”并不是为波特兰航线而建，她原本是要远行澳洲的，只是由于工期一拖再拖，导致船主破产，经转售后才行驶北大西洋航线。可她显然并不适合这条航线，因此，这实际上是一项失败的工程。
所以，拉奇的父亲对自己当车工时的那段历史理解得并不正确。他对禁酒改革、对他妻子的信仰以及他妻子的雇主尼尔·杜尔市长都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大东方号”未能返回波特兰，全是禁酒法给害的，于是他更加嗜酒如命。拉奇医生直到父亲晚年才对他有所了解，那时“大东方号”已经一去不复返，而父亲也成了“大干线铁路公司”波特兰车站的搬运工，所以，他只能凭空想象为什么当车工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小时候，韦尔伯·拉奇从来没有想到过，父亲是因为过度饮酒，才在操作车床时少了几根手指头（他父亲说那只是“意外”）。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母亲之所以热衷于禁酒改革，可能是因为父亲从车工堕落成了搬运工。拉奇医生后来才意识到，父母都只是佣人；因为这种失落感，韦尔伯·拉奇成了深得老师赏识的尖子生。
韦尔伯·拉奇虽然在市长官邸长大，却一向是从后门出入，并且和那位大人物的佣人们一道用餐。至于他父亲，则是在码头上以酒当饭。韦尔伯不喜欢听母亲与其他佣人谈论禁酒的话题，而宁愿与书为伴，所以才成了一位好学生。
他上过鲍多因学院，后来又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时，由于迷上了细菌学，他差点儿当不成医生，而成为实验室里的怪物，或成为一位细菌学家。他的教授说，韦尔伯·拉奇在这方面颇有天赋，而韦尔伯本人也很喜欢实验室里的严谨气氛，并且对研究细菌有着强烈的渴望。在进医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轻的韦尔伯始终被一种让他既难堪又痛苦的细菌困扰，他急于找到治疗的方法，倒也不全是出于对科学探索的好奇心。当时，他感染了淋病，并且是他父亲间接所致。当韦尔伯一八八几年考上医学院时，终日以酒为伴的父亲感到极为自豪，于是送了他一份厚礼：出钱帮他找了一个波特兰妓女，让他去码头边的妓院寻一夜之欢。韦尔伯窘得不知如何拒绝。他父亲一向自顾自地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很少对儿子表示关心，而他母亲也是严厉得近乎自私，所以父亲主动送他礼物，不禁让他颇为感动。
妓院是一幢被海风吹得干爽的木屋，室内的窗帘和床单却带着海水的潮气。那个妓女有点儿像市长家与他母亲共事的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佣。韦尔伯闭上眼睛，幻想着自己正置身于市长家的密室与女佣偷情。当他睁开双眼时，在烛光的映照下，他不期然看见了妓女肚皮上的深色妊娠线。当时，他不知道那是妊娠线，而妓女似乎也不在乎他是否会看到。事实上，当他头枕着她的肚皮快要睡着时，还迷迷糊糊地想着那些纹路是否会传到他的脸上，给他留下印记。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刺鼻难闻的气味熏醒，连忙蹑手蹑脚地从妓女的床上爬下来，没有惊动她。屋里的一张椅子上，先前放着妓女脱下的衣服，现在他却看见坐了一个人，正在抽雪茄，烟头忽明忽暗。他以为是个男人，是妓女的下一位客人，正客客气气地坐在那儿等他离开。可是当他问是否还有蜡烛，好点亮了来找衣服时，没想到回答他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
她只说了句：“如果你找的是我，就会更便宜点儿的。”他看不清她的面容，也找不到蜡烛。于是，她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让韦尔伯借着那一点亮光在烟雾中找到了自己的衣服。他穿好衣服，道过谢后，转身离去。
第二天早晨，在开往波士顿的火车上，他又遇见了那妓女，不由得十分尴尬。那女人到了白天话很多。由于火车上很挤，她手里又拿着一个纸盒，一副经常购物的派头，他便只好给她让座。她还带着个年轻姑娘。她朝姑娘指了指，说：“我女儿。”韦尔伯闻到了姑娘身上那股刺鼻的雪茄味，这才明白他们已经见过面，看样子，她年龄比韦尔伯还小。
妓女自称是伊姆丝太太（韦尔伯的父亲曾经说：“那名字听起来像叫床似的！”）她告诉韦尔伯她是个寡妇，家住波士顿，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为了维持一贯的生活水准，才觉得有必要到外地卖身赚点外快。她恳求韦尔伯守口如瓶，好让她在波士顿保持自己的颜面和名声。韦尔伯不仅满口答应，还马上又主动给了她一些钱，比他父亲事先付的还多。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付了她多少钱，并且他父亲还说，伊姆丝太太在波特兰名声不错，但偶尔不得不去波士顿卖身赚点外快，好维持在波特兰的体面生活。因为是他父亲的老相好，她才破例在自己的家乡屈尊为他提供服务，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韦尔伯的父亲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有个女儿，并且自称开价比她妈妈还低，同时还不存在要在波士顿或波特兰保持颜面的问题。那女孩一路上闷闷不乐，直到火车抵达波士顿北站，她都不曾开口，她身上的雪茄味以及那不屑一顾的眼光已经代她说明了一切。关于伊姆丝太太的自相矛盾，关于她到底在哪个城市名声较好的问题，韦尔伯对父亲只字未提，他也没有告诉父亲他从伊姆丝太太那里感染了淋病，也许她对自己的病也是一无所知。
韦尔伯进了医学院后才知道，淋病病菌可以在女性的输卵管内存活好几年。除非盆腔出现脓肿现象，否则当事人会毫无察觉。淋病所产生的诸如化脓之类的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注意到。不过韦尔伯·拉奇却注意到了。那时青霉素尚未问世，韦尔伯体内的病菌感染持续了好几个月，让他病痛缠身，进而对病菌研究产生了狂热的兴趣。病菌感染造成他尿道狭窄，前列腺硬化，还让他沾染上了乙醚瘾，因为他偶尔会用乙醚来麻醉自己，以减缓小便或做梦时经历的痛楚。这唯一一次并不开心的风流韵事，加上记忆中父母婚姻的不幸，使这位未来的医生深信，无论是从医学还是从哲学角度来看，禁欲都是不无道理的。
在韦尔伯·拉奇当上医生那年，尼尔·杜尔去世了，韦尔伯的母亲悲痛欲绝，不久也就随她心中的禁酒英雄而去了。而韦尔伯的父亲，则将前市长官邸内他们所居住的佣人房里的物品拍卖一空，然后搭乘“大干线铁路公司”的火车去了蒙特利尔。那里的禁酒气氛略为宽松，他父亲得以尽情豪饮，终因肝脏功能发挥到极限而告别人世。曾经将这位前车工带走的“大干线铁路公司”又将他的遗体运回了波特兰，韦尔伯·拉奇赶到车站迎灵扶柩，这一次，他充当了父亲遗体的搬运工。当实习医生第一年时，他见过不少肝硬化病人，所以清楚地知道父亲临终前的情况：硬化的肝脏百孔千疮，皮肤呈黄疸现象，大便颜色变浅，小便颜色变深，血液无法凝结。他怀疑父亲甚至是否注意到伴随肝硬化而来的阳痿问题。
如果说年轻的韦尔伯·拉奇决定当妇产科医生，是因为失去双亲，所以希冀尽一己之力，将更多的新生命迎到世上，这个故事一定会非常感人。在成为妇产科医生的过程中，他还是经常与细菌为伴。他的细菌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哈罗德·恩斯特博士，可人们对这位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是大学棒球队第一个会投曲线球的投手，也是第一个成为细菌学家的大学棒球队员。每天一大早，在前任曲线球投手恩斯特博士来上实验课之前，年轻的韦尔伯·拉奇就来到实验室，独自在那儿做实验。可他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有成千上万的细菌陪伴着他，它们生长在培养皿以及他的尿道和前列腺里。
他常常从自己的阴茎里挤出一滴脓液，置于一块普通的着色载片上，再在显微镜下观察。他发现，即使放大一千多倍，那些可恶的淋病菌仍然比普通的红蚂蚁还小。
许多年后，拉奇曾经写道，淋病菌看起来像是驼着背，就像一个高个子进了因纽特人的矮屋一样。“它们弯着身子，像是有腰，并且正在相互鞠躬呢！”
拉奇总是凝神研究那些脓液，直到恩斯特博士走进实验室，并与这里所有的小生灵打招呼，似乎它们全是他棒球队里的队友。
一天早晨，这位著名的细菌学家说：“说实在的，拉奇，瞧你看显微镜的模样，就像在制订什么复仇计划似的！”
可是在韦尔伯·拉奇的脸上，恩斯特博士看到的根本不是复仇的神情，而是刚从乙醚中缓过劲儿来的那种茫然。这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发现，吸用少量的乙醚，能安全有效地抑制下体的痛苦。在与极为活跃的淋病菌作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拉奇常常依赖乙醚，而等到那些凶恶的病菌终于全部被消灭时，他对乙醚已经上了瘾，欲罢不能了。他吸乙醚自有一套方法：一手握着一个自制的包了多层纱布的圆锥形吸筒罩住口鼻，另一只手负责把吸筒滴湿。他用别针在一个四分之一磅重的乙醚罐上刺个小眼，从针眼里滴出来的乙醚在速度和用量上都恰到好处。
他后来也用这种方法给病人施行麻醉，只是他自己的用量要少得多：每当拿着乙醚罐的那只手开始摇晃时，他就放下罐子；而扶着吸筒罩住口鼻的那只手松弛下来时，吸筒也就会自动滑落。他从来没有像接受乙醚麻醉的病人那样惊恐不安，也从来不曾体会过缺氧的痛苦，因为他总是会在那种感觉出现之前让吸筒移开。
年轻的拉奇医生到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任职后，第一次出诊是到城里的贫民区去接生。那时他已经十分相信乙醚麻醉的必要性，并且随身带着乙醚罐和吸筒，可他一直没有机会为产妇实施麻醉。产妇的阵痛非常厉害，即使吸乙醚恐怕也无济于事。不过如果有时间，他是一定会为产妇实施麻醉的，他可不赞成一些老医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孩子本来就应该在母亲的痛苦中出世，用乙醚止痛有违天意。
拉奇初次接生是在一个立陶宛人家里。这家人住在一幢没有热水的公寓顶楼，周围的街道上满是果皮、烂菜和马粪，一片又脏又乱的景象。产妇家里连防止产后大出血用的冰块都没有。炉子上倒是烧着一壶开水，可拉奇恨不得把整个房子都消毒一遍。他打发产妇的丈夫去弄些冰块。接着，他量了量产妇的臀围，估测出胎儿的位置。他一边听胎心音，一边看着一只猫在厨房的地板上拨弄一只死老鼠。
孩子未来的外婆站在旁边，不停地用立陶宛语跟产妇说着什么，偶尔还朝拉奇医生怪模怪样地比手画脚，拉奇这才明白老太太可能有些头脑不清楚。她歇斯底里地指着脸上的一颗大痣，很难看出她到底是高兴还是痛苦。也许她只是想让他帮她取掉，在接生之前或之后都行。她用好几种方法来展示那颗痣，一会儿拿汤匙把它罩住，似乎怕它掉下来，一会儿又用茶杯盖着，再猛地掀开，就像在变魔术或制造某种惊喜。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换花样，到头来，韦尔伯·拉奇觉得她大概是忘记已经给他看过那颗痣了。
产妇的丈夫把冰搬进家门时，不小心一脚踩在猫身上，那只猫立刻发出一声惨叫，韦尔伯·拉奇还以为是胎儿出世了！所幸他不需要用产钳，因为胎儿很快便安然无恙地呱呱坠地。可产妇的丈夫却不肯给婴儿洗澡。那位外婆倒是自告奋勇，但拉奇对她的兴奋过度加上头脑不清很不放心，唯恐发生意外，而他又不懂立陶宛语，便只好耐心地尽力向她表明，要用温水和肥皂为婴儿洗澡，而不要把孩子放进炉子上的开水里，或是头朝下放在冷水龙头下冲洗。交代完毕，他才回过头来处理胎盘，可胎盘却迟迟没有排出来。眼看产妇流血不止，拉奇知道，弄得不好，产妇会出现严重的大出血。
他要产妇的丈夫帮他捶些碎冰，好为产妇止血。原来那个力气过人的家伙竟然搬回来一个大冰块，并且为了搬运方便，还专门从制冰公司借了一副冰夹，此刻正扛着冰夹站在厨房里，样子看起来很吓人。这个冰块足够为好几个病人的子宫止血，但是如果整块用在一个病人身上，即使不把病人压死，也会把病人的子宫压碎。正在这时，老太太居然让抹了肥皂、浑身滑溜溜的婴儿脱了手，掉在洗碗池内冷水泡着的碗碟上。不巧的是，产妇的丈夫这时又踩了猫一脚，再次引发一声凄厉的惨叫。
拉奇抓住机会，趁着老太太和那位丈夫不注意之际，透过腹壁捏住了产妇子宫的上方，并用力下压。产妇痛得紧抓着他的手大叫起来。老太太见状，便置碗碟堆里的婴儿于不顾，跑过来抱住拉奇的腰，朝他的肩膀猛咬一口。产妇的丈夫一手从洗碗池里捞起婴儿，另一只手举起冰夹对准了拉奇。幸运的是，拉奇这时正好觉得胎盘脱离了母体。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被排出体外的胎盘，向他们示意。老太太和那位丈夫见了，马上露出敬畏的神情，似乎比看见婴儿还稀奇。然后，拉奇亲自给婴儿洗了澡，又给产妇用了止血药，再朝这家人点点头，无声地道了别。就在他关上门准备离去的一刹那，屋内突然响起一阵大喊大叫，拉奇不由得大吃一惊！只听得那外婆、产妇和丈夫同时用立陶宛语叫嚷着，就连刚出世的婴儿也放声大哭，加入了这场家庭大混战，仿佛拉奇医生的出现以及接生的过程，只是这令人难以理解的嘈杂生活中的短暂插曲。
拉奇摸索着从漆黑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刚迈出公寓大楼，便踩在一棵烂莴苣上，感觉就像踩到了新生儿软软的头骨，心里很不是滋味。接着，他又听到一声凄厉的猫叫（不过这一次没有当成是婴儿的哭声）。他抬起头，正好看见什么东西从立陶宛人家里的窗口飞了出来，便急忙闪到一边。那东西落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冲他而来。他想，不知道自己怎么冒犯了这些可怜的人，也许与立陶宛人的风俗习惯有关吧。他低头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从窗口飞出来的是那只猫，已经当场毙命了！不过他也没有太过震惊，刚才那一瞬间，他还以为掉下来的是婴儿呢！哈佛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曾经讲过，“新生儿的身体柔韧度高得惊人”，他还知道，猫的身体柔韧度也非同寻常，可他发现这只猫并没有幸免于难。
拉奇后来写道：“在圣克劳兹，我常常对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心存感激。”他是指要感谢那些孩子以及他们给他的感受：他将他们迎接到人世的短暂过程，也许是他们人生旅程中最为安全的一段经历；他还要感谢南区的妓女，她们常常使他回忆起伊姆丝太太带给他的痛苦礼物。每次看到那些妓女，他就会想起显微镜下的病菌，而一想起那些病菌，就忍不住需要乙醚的温暖抚慰：只要吸一点点，打个盹儿就行。拉奇医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偶尔精神不济时，便需要乙醚提提神。
一天晚上，拉奇正在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打盹儿，有位同事突然通知他有急诊，并且该他值班。尽管那女人比他们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而且苍老了许多，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伊姆丝太太。当时她惊恐万状，又痛苦至极，连呼吸都困难，所以当护士小姐问她的姓名时，她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听起来像叫床似的。”拉奇医生代为回答。
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是不是也马上认出了他，不过即使认出了，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她全身冰凉，脉搏跳得很快，腹部犹如拳头握紧时的指关节一样又硬又白。拉奇没有发现临产的征兆，也听不见胎儿的心跳。想到胎儿，拉奇眼前立刻出现了伊姆丝太太那个闷闷不乐的十几岁的女儿，她们的相貌应该有几分相像吧？那女孩如今有多大了？他随即又意识到，她实际上还是跟他自己年龄相仿。他马上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伊姆丝太太的身上，诊断出她是腹内出血，决定等做好输血准备后，便为她实施手术。
“伊姆丝太太？”他轻轻地叫着，一边观察她是否还认得出自己。
“你父亲好吗，韦尔伯？”在正要动手术之前她问道。
她的腹腔内到处是血，他一边用纱布吸着，一边寻找出血的伤口，很快便发现她的子宫后部有一道长约六英寸的裂口。他为她做了剖腹产手术，取出了一个死胎，胎儿那皱巴巴的、带着轻蔑神情的小脸，使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抽雪茄的女儿。他很纳闷，不知道伊姆丝太太这一次为什么只身来医院。
事情到此地步，年轻的拉奇医生觉得要尽自己的责任。尽管手术台上的这个女人勾起了他不快的回忆，使他想起从她那儿染上的、刚刚才治愈的疾病，他仍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这位急诊病人。可是，当他正要为伊姆丝太太缝合子宫的伤口时，才发现针线都不管用了，她子宫的组织已经和乳酪一般松软。想想看，在乳酪上缝线会是什么感觉！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得将子宫切除。输过血后，伊姆丝太太的情况似乎相当不错，这倒是很出乎拉奇的意料。
第二天早晨，他与一位资深的外科医生谈起这个病例（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要求妇产科医生必须具备外科经验，拉奇就曾经在麻省综合医院的外科实习过）。那位外科医生与拉奇一样，对伊姆丝太太的子宫一碰就碎也感到大惑不解，甚至那个裂口也让人觉得奇怪。她以前没有做过剖腹产，不可能是老伤口迸裂。再说，胎盘是吸附在裂口对面的子宫壁，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排出胎盘而拉伤，而且子宫里面也没有肿瘤。
在手术后的四十八小时里，伊姆丝太太的情况一直很好，听说韦尔伯的父母已经去世，她还安慰了他一番。“当然啦，我与你母亲素不相识。”她用一副推心置腹的口吻说。接着，她再一次要求韦尔伯守口如瓶，韦尔伯连忙向她保证，决不会说出有损于她名誉的话来（实际上，正是为了她的名誉，他才没有告诉那位外科医生，他怀疑她的病情可能是因淋病而起）。他在脑海里飞快地想着：不知道伊姆丝太太此时此刻会用哪个故事来保护她的名誉？她到底是在波特兰还是在波士顿过着体面生活？抑或是换了一个新的城市，并随之编了一个新的故事？
在切除那个奇怪的子宫后的第三天，伊姆丝太太的腹内又开始出血，韦尔伯·拉奇只好为她动第二次手术。他不知道这一次又会有什么可怕的发现。一开始，看见腹内的血不像上次那么多，他松了一口气。可是当他用纱布吸血时，不小心碰到小肠，肠壁竟被他碰出了一个洞。他拿起那段小肠准备缝合，没想到小肠居然像果冻一般，被他的手指轻易地戳穿了！假如伊姆丝太太所有的内脏都是这么软得像一团烂泥，拉奇就可以断言，她活不了几天了。
结果她只多活了三天。她死的那天晚上，拉奇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的生殖器断了，掉在手上，他想把它缝回去，没想到它却不停地断成一截又一截，后来，连他的手指头也一根根地断掉了！他想，自己真不愧是外科医生，因为外科医生向来都把手指看得比生殖器还重要，真不愧是韦尔伯·拉奇！
这件事进一步坚定了拉奇禁欲的信念。他等待着夺走伊姆丝太太性命的病魔再来夺取他的性命，但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尸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离谱之极。
病理学家说，病人死于“坏血病”。
韦尔伯·拉奇心想：让病理学家见鬼去吧！坏血病？这怎么可能？
“伊姆丝太太是个妓女，而不是水手。”拉奇恭恭敬敬地对病理学家说道。
可病理学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死因跟淋病以及怀孕都毫无关系。他说，伊姆丝太太就是死于那种水手们常得的病，她的体内严重缺乏维生素c，“结缔组织已经损坏，并且极易流血，这些都是坏血病的明显症状”。
尽管这一切很令人费解，拉奇还是相信了伊姆丝太太的死因与淋病无关，于是晚上睡了一个好觉。可第二天半夜，伊姆丝太太的女儿却又找上门来。
“今晚不是该我值班吧？”当同事叫醒他时，他睡眼惺忪地问道。
“可她说是你的病人。”同事回答。
伊姆丝太太的女儿跟以前判若两人，他都完全认不出她了。当年她比她母亲出价要低，可现在肯定要高得多。在火车上时，她看起来比韦尔伯还小，如今却好像要大他几岁，当初那种年轻姑娘的愠怒表情也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故的无礼和嘲弄的神色。她脸上浓妆艳抹，衣服却邋里邋遢，身上戴着耀眼的首饰，洒了浓浓的香水，一头浓密的黑发梳在脑后，扎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上面还插着一根鸟毛。由于头发扎得太紧，她的太阳穴上青筋凸起，脖子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仿佛有位粗暴的情人从背后揪住了辫子，让她动弹不得。
一见到韦尔伯·拉奇，她便把一个装有棕黄色液体的小瓶塞给他，上面的标签脏乎乎的，字迹已经模糊。由于瓶口的木塞不严，从里面还散发出一种刺鼻难闻的味道。
“就是这东西要了她的命！”她气冲冲地说，“我可不用这玩意儿，反正办法多得是！”
“你是伊姆丝小姐吗？”韦尔伯·拉奇一边问，一边还在脑海里寻找她的雪茄烟味。
“我说过办法多得是！”伊姆丝小姐抢白道，“我的时间没有她的长，我的还没有‘动’。”
拉奇嗅了嗅瓶中的液体。他知道她所谓的“动”是什么意思。如果胎儿“动”了，说明母亲已经能感觉到胎动，也就意味着怀孕期过了一半，有四五个月了。在某些信教的医生看来，如果胎儿“动”了，便有了灵魂。韦尔伯·拉奇从来不相信灵魂之说。不过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有关堕胎的不成文法却是既简单又合理（至少韦尔伯·拉奇觉得很合理）：在初次感觉到胎动之前堕胎，并不违法。韦尔伯·拉奇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医学观点来看，在有胎动之前堕胎，对孕妇不会造成危险，可是三个月之后，不管有没有胎动，胎儿都会紧附在子宫壁上，需要更强的力量才能打掉。
比如说韦尔伯·拉奇手中的这瓶药水就力量不够，没能帮伊姆丝太太打掉肚里的胎儿。不过，它显然有足够的力量杀死胎儿，并让伊姆丝太太的内脏全部腐烂。
“这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毒药！”伊姆丝太太那个难缠的女儿说。韦尔伯·拉奇蘸了一点儿他的宝贝乙醚，将瓶上的标签擦干净，只见上面写着：
调经剂
重新实现月经的规律性
终止妊娠
注意：已婚女性不宜服用！
服用后极易流产！
很显然，正是这最后一句，让伊姆丝太太服用了一次又一次。
早在医学院读书时，拉奇就对女性滥用堕胎药进行过研究。有些堕胎药，如麦角（拉奇曾经用此药来帮助妇女产后子宫收缩）和脑垂体提取剂等会直接影响子宫；还有些根本就是强烈的泻药，会使肠道严重损伤。拉奇在医学院曾解剖过两具尸体，死者均是因为服用当时很常见的堕胎药——松节油而丧命。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女人靠服用番木碱和芸香油来堕胎，结果往往搭上自己的性命。伊姆丝太太所服用的“调经剂”是艾菊油。由于她服用时间太长，且用量太大，她的小肠完全丧失了吸收维生素c的功能，从而使自己变成了一块大乳酪，所以才如病理学家所判断的那样死于坏血病。
伊姆丝太太本来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来堕胎。据说，波士顿南区有个声名狼藉、专门给人堕胎的民间医生，同时也是这一带有名的皮条客，家里经常顾客不断。每堕胎一次，他的收费都要近五百美元，那些可怜的女人自然大多负担不起，于是便和他交换条件，成为他手中控制的妓女。他的堕胎诊所（以及其他的类似场所）名叫“哈里森之外”。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免令人费解，却也不是毫无道理。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南区分院的一个部门就位于哈里森街上，因此，在民间语言里，“哈里森之外”便暗示着某种“非官方”，当然也包括“非法”的含义。
到“哈里森之外”去堕胎并非明智之举，这一点，伊姆丝太太也许终于明白。她女儿也很清楚那个地方的做法，所以才来找韦尔伯·拉奇，同时也给她自己一个把手术做成功的机会。
“我说过我的还没有‘动’，”伊姆丝太太的女儿对年轻的拉奇医生说，“做起来应该不费事儿，几分钟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
此时已过午夜，医院里的总值班医生、护士和麻醉师全都睡了，连那位将拉奇叫醒的医生也去睡了。
在怀孕期间的任何阶段，如果发生子宫颈扩张，常常会导致子宫收缩，进而引发流产。拉奇也知道，任何对子宫的刺激，同样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即子宫收缩和流产。年轻的韦尔伯·拉奇愣愣地盯着伊姆丝太太的女儿，他觉得自己两腿僵硬，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一天，他站在从波特兰驶出的那列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一手扶着伊姆丝太太座位的靠背，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染上淋病。
“你是想堕胎？”韦尔伯·拉奇轻轻地问。这是他第一次说出这些字眼。
伊姆丝太太的女儿拔出插在辫子上的羽毛，用羽毛管戳了戳他的胸口，说：“做就赶快，不做拉倒！”当她说这话时，他终于闻到了那股难闻的雪茄烟味。
韦尔伯·拉奇听到了麻醉护士睡觉的声音——她患有鼻窦炎，呼吸声音很粗。他想，堕胎不像接生，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乙醚，只要比他自己平常的用量稍微多一点就行。接着，他又想到，也许用不着为她剃毛。产妇生产前一般都要剃毛，即使是堕胎，他通常也赞成这样做，但为了节省时间，他可以省掉这个步骤，不过乙醚麻醉还是必要的。他打算用红药水为她的阴部消毒。如果他有伊姆丝小姐那样的童年，他也肯定不想把孩子生下来。他可以用那套圆头扩阴器，这样不仅易于进入子宫，而且抽出时不易伤到体内组织。子宫颈扩张到一定程度后，他可能就不需要使用子宫钳除去胎盘及较大的胚胎组织，除非伊姆丝小姐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以上。上医学院时，有本书上曾隐约提过，可以用刮匙刮掉子宫壁上的胚胎，也许可以用两种不同型号的刮匙，小的可以伸进角落部分。
可韦尔伯·拉奇毕竟还太年轻，有些踌躇不定。他考虑着伊姆丝小姐接受麻醉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清醒，如果到头来，这姑娘不得不待到第二天早晨，比如出现大出血等，那他该怎么跟同事们、麻醉护士，还有总值班医生解释？他正思来想去，突然觉得胸口又痛了一下，原来是野性未泯的伊姆丝小姐又在拿羽毛管戳他了。
“我的还没有‘动’！我都已经说过我的还没有‘动’嘛！”伊姆丝小姐一边朝他尖声嚷着，一边不停地戳他，直到把羽毛戳弯了，才松开手，任羽毛插在他的衣服上，然后猛地转过身子，愤然离去。当她转身时，那条又粗又长的发辫一下子甩到了他的脸上，传过来一股浓浓的烟味。她走后，他拔下衣服上的羽毛，接着发现那瓶“调经剂”也溅到了他手上。那气味并不难闻，却有好一会儿都盖住了乙醚的味道，而拉奇一直喜欢并且习惯了乙醚的味道。他不由得心神不宁起来。
“哈里森之外”的人可不用乙醚，他们对痛苦不以为意，只是用音乐来消除当事人的痛苦。他们请了一个叫“德国唱诗班”的合唱团在“哈里森之外”的前厅演唱，唱得十分热闹。也许伊姆丝小姐欣赏这种方式，不过当她一星期之后被送回南区分院时，她对音乐之事却只字未提。医院里的人谁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来的，似乎是有人把她扔在门外，她脸上和脖子上有被人殴打过的痕迹，大概是付不起那笔高昂的堕胎费吧！她发着高烧，脸又烫又肿，像是刚出炉的面包。鉴于她的高烧及腹部坚硬等症状，总值班医生和夜班护士判断她可能得了腹膜炎。他们叫醒了韦尔伯·拉奇，因为在她连衣裙的一边肩膀上，别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拉奇医生，
做就赶快，
不做拉倒！
而另一边肩膀上，则别着一条女式内裤，把裙子都扯歪了。那张纸和内裤分别别在两边，看起来就像一副不大对称的肩章。她身上没穿内裤，显然是有人在匆忙之中把它别在她的裙子上，以免丢失。韦尔伯·拉奇只是大致看了看，就知道伊姆丝小姐的堕胎手术没有成功。她腹中胎儿的心跳已经停止，却仍然紧附在子宫壁上，而子宫由于收缩过度，已处于痉挛状态。此外，她还伴有出血和感染现象，“哈里森之外”的那些土方法中，任何一种都可能造成这些后果。
其中有一种叫作“水疗法”，就是用导管和注射器将水注入子宫里，可是导管和水都未经消毒，而注射器则另外还有多种用途。还有一种原始的吸取法，就是用真空吸杯和一个脚踏式吸泵将胚胎吸出。这种方法确实能实现打胎的目的，但因为力量太大，可能会将皮下的血液一并吸出，还可能给软组织带来极大的损伤。第三种方法则正如“哈里森之外”大门的招牌上所写的那样，“我们用电疗法诊治月经不调”，也就是在长铅条的一端接上苹果牌电池，另一端是橡皮包着的绝缘把手，这样，操作者将铅条插入阴道与子宫时，就不会电到自己的手。
伊姆丝小姐很快就一命呜呼了，拉奇医生根本没来得及为她动手术，而她也没来得及再跟他说些什么，只留下了别在肩上的纸条以及那句“做就赶快，不做拉倒！”。临死时，她的体温将近一百零七华氏度。总值班医生忍不住问拉奇是否认识这个女人，因为纸条上显然透着某种亲密的含义。
“她怨我没有给她堕胎。”韦尔伯·拉奇回答道。
“你真是好样的！”总值班医生说。
但韦尔伯·拉奇却看不出“好样”在哪里。伊姆丝小姐的腹腔内膜及内脏均有大面积的发炎，子宫被两次戳穿，而里面的死胎则正如她本人所说，根本就没有“动”过。
第二天早晨，拉奇医生去了“哈里森之外”。他要亲自看看那儿的情形，了解那些被医生拒绝的女人在那里会有怎样的遭遇。他还在想着伊姆丝小姐临死前的情景：当时他弯下身去，感受到了她吐在他脸上的最后一口雪茄气息。接着，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借助她烟头的光亮寻找衣服的夜晚。拉奇医生在心里说，如果骄傲是一种罪过，那么，道德上的骄傲就是最大的罪过。他曾经跟一个女人上床，然后却借着她女儿烟头的光亮来穿衣服。他自己尽可以从此以后清心寡欲，但对于别人的性生活，他又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
拉奇来到那个挂有“电疗法诊治月经不调”招牌的大门前，立刻听见里面传来合唱团高亢的歌声，伴着急促走调的钢琴声。没有双簧管，没有英国号，也没有次高音，可他还是觉得有点儿像马勒的《亡儿之歌》。许多年后，当他第一次听到三里瀑的轰隆水声时，还会想起“哈里森之外”那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他捶了捶门，可没人答应，恐怕他高声吼叫也不会有人听见。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的人谁也没有看他一眼，合唱团在继续高歌。屋里只有一架钢琴，椅子都不够女团员坐，而且只有一个乐谱架。由于乐谱也不够，男团员只好分成两组，离女团员远远地站着。合唱团的指挥站在钢琴边，瘦瘦的，已经秃顶，连衬衣都没穿，只系了一个脏兮兮的白领结，大概是用来吸汗的。他半闭着眼睛，像在祈祷，可双臂却在空中疯狂地挥舞，仿佛那空气因为弥漫着雪茄烟味以及喝多了廉价啤酒后的小便味，而觉得挥不开似的。合唱团随着他狂舞的双臂放声歌唱。
韦尔伯·拉奇不禁想道：如果上帝心情不好，或是喜欢挑剔，一定会将我们全都劈死！拉奇绕过钢琴，穿过唯一的那扇门，走了进去。只见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家具，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扇紧闭的门。他推开这扇门，发现里面显然是间候诊室——起码里面的人似乎是在等候。这里竟然有报纸、鲜花，还有一个敞开的窗户。有四个人分两处坐着，可谁也没有看报、赏花或看窗外的风景，他们一径低着头，甚至在韦尔伯·拉奇进来时，他们也一动没动。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叠纸和一台收银机，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男人，只见他一副戒备的样子，正不停地用汤匙从碗里舀豆子吃。这人看起来年轻力壮，却满脸冷漠。他穿着一件无袖汗衫，外套一条工装裤，脖子上挂的钥匙有点儿像体操教练员挂的口哨，那无疑是开收银机用的。与乐队指挥一样，他也是个秃头，拉奇怀疑他们是故意将头发剃得一毛不剩的。
他头也不抬地对韦尔伯·拉奇说：“喂，你用不着上这儿来，只管让女士来就行，要不就让她的朋友陪她来！”乍看之下，还让人以为他是正在稍事休息的乐队队员呢！
这时，前厅里的乐队正唱着什么“亲爱的母亲”。
“我是个医生。”拉奇医生说。
收银员的嘴巴没停，不过他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看拉奇。此时的合唱队正在深吸一口气。就在这片刻的静寂之中，拉奇听到这个男人熟练快捷地在碗里刮得直响，同时里间也传出一阵呕吐声，然后是呕吐物哗啦啦地接在金属盆里的声音。候诊室里有个女人哭了起来，可拉奇还没来得及弄清哭的人是谁，外面的合唱队就已经缓过劲来，又开始引吭高歌了。拉奇听出来这次唱的是“基督之血”什么的。
“你有什么事吗？”那人问道。
“我是个医生，想见见你们这儿的医生。”拉奇回答。
“这儿除了你，没别的医生。”
“那么我想提些建议，一些免费的医疗建议。”
那人紧盯着拉奇的脸，仿佛在那儿可以看清拉奇的意图。过了半晌，他才说道：“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你排队等着吧。”
这样也好。于是，拉奇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正好在分坐于两处的四个女人之间。突然，他发现其中有两个女人他认识，是那对立陶宛母女！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曾经去她们家里为那个女儿的接过生（那是他第一次接生），此刻那个女儿正默默地坐在脸上有痣的母亲身边。她们仍然不肯抬起头来。可他还是朝她们微笑着点点头。那个女儿已经是大腹便便，现在才来堕胎，一定会非常危险，可是由于她只懂立陶宛语，他无法跟她解释，不禁十分着急，她一准以为他只会接生呢！再说，对她的头胎孩子现在的情况，他们过去以及如今的生活状况，他都一无所知。他焦躁不安地踏着脚。接着，他转过头去，打量另外两个女人。那显然也是一对母女，但比前面那对母女要年轻，并且很难看出是谁怀了孕，要堕胎起码容易一些。那女儿看样子还太小，不大可能怀孕。可如果要堕胎的是母亲，干吗把女儿带来？拉奇非常纳闷：难道她那么需要人陪伴？还是她想给女儿一次言传身教？（小心点，要不你也会碰上这事儿！）前厅里的合唱队此刻唱得愈发投入了，歌词大概是有关上帝之爱以及“盲目的命运”之类。
韦尔伯·拉奇直盯着那扇紧闭的门，从门后又清晰地传来一阵呕吐声。一只蜜蜂没头没脑地从窗口飞了进来，过了片刻，似乎发现那些鲜花都是假的，又“呼”的一下飞了出去。拉奇回过头去看看立陶宛母女，发现那位母亲终于认出了他，而且还想出了展示那颗大痣的新招：她用两根手指挤着那颗已经长了毛，而且稍稍变了色的痣，旁边的肉被她挤得通红，那颗痣都快要挤爆了，就像一个快要穿头的疖子似的！孕妇似乎没有注意到母亲的不雅动作，只是木然地看了拉奇一眼，好像与他素不相识。在拉奇眼中，她脸上只有他读不懂的立陶宛语。他想，也许是她丈夫将孩子也从窗口扔了出去，让她精神错乱了。有好一会儿，拉奇甚至觉得合唱队也在用立陶宛语唱歌呢，不过他还是听出了几句德语歌词，好像是有关上帝与命运的战争。没错，是德语。
歌声正唱着上帝取得了胜利，这时，门后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猛然盖住了外面的歌声。候诊室里的女孩猛地惊跳起来，接着又颓然地坐了下去，抱着胳膊低声啜泣。她把脸埋在母亲的腿上，强压着自己的哭声。拉奇这才意识到刚才哭的就是她，同时明白要堕胎的也是她，而不是她母亲，可她看样子才不过十二三岁而已！
“打扰一下，”拉奇对那位母亲说，“我是个医生。”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颇有潜力的好演员，却摊上了一句蹩脚的台词，并且只有这一句台词。“我是个医生。”然后呢？
“原来你是个医生。”那位母亲冷冷地说。拉奇听到她讲的不是立陶宛语，不由得舒了一口气。“那你能帮什么忙呢？”她问。
“她有几个月了？”拉奇不答反问。
“大概三个月吧，”她以一副疑忌的口吻回答，“不过我已经付过钱了。”
“她多大了？”
这时，那女孩突然从她母亲腿上抬起头来，一缕不大干净的金发沾在嘴角。只听她警觉地说：“我十四了。”
“明年才十四。”她母亲补充说。
拉奇站起身来，对那位收银员说：“把钱还给她们，我来帮助这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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