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战役之后，德军右翼和中路的五个集团军像一把挥舞着的镰刀，从比利时割到法国。这支德国侵略军，拥有百万人马，先头部队一路上杀人放火，于8月24日进入法境。至于洛林战线，并没有被突破，德军左翼由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两个集团军在那里继续与顽强抵抗的德卡斯泰尔诺和迪巴伊的两个集团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德军的右翼沿着法国北部那些漫长的白色公路，左右杀开了一条75英里宽的地带，在浩浩荡荡地向巴黎进军；走在最右面的是克卢克集团军，它企图包围协约国的战线。霞飞的当务之急是使所部停止退却，同时，把力量转移到左翼，使那里具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制止敌军的包抄活动，并“能重新展开攻势”，而后者是法军总司令部惨遭失败之后的主导思想。边境战役溃败，霞飞既没有拿出时间来研究法军所受的官方所谓的这个“挫折”，也没有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重新考虑作战方略，而竟在败北后不出二十四小时于8月25日颁布了一道新通令，即这次战争中的第二号通令。通令提出要在德军右翼进军的路上新建一个第六集团军，兵员将从未被突破的洛林战线调集，用火车运往英军左方的亚眠，在那里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第四、第五两集团军组成一支日后重新展开攻势的大军；在组织第六集团军的同时，正在退却之中的三支法国集团军应尽力设法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由后卫部队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阻挡或者至少阻滞敌人前进”。正如第二号通令所述，霞飞希望第六集团军在9月2日——色当纪念日——之前进入阵地，并做好参加重新展开攻势的准备。
9月2日，也是正在迫近的德军所瞩目的一天。德军希望届时能完成施利芬计划的目标：在巴黎前面一举围歼法军主力。在未来的十二天里，德法双方心中都有着又一个色当战役的念头和影子。这十二天是世界历史摇摆于两种进程之间的十二天，是德军胜利在望，可以在埃纳河与马恩河之间染指胜利果实的十二天。
在这些日子里，法军各团耳际响彻的是“边退边战，边退边战”的三令五申。他们必须挡住敌人的追击，争取时间，以便重整队伍，重建一条坚强的战线。这给战斗带来了进攻战中从未见有的紧迫感。这需要后卫战，尽管这样的后卫战几乎是飞蛾扑火，而德国军队之不能让法军赢得时间重新组织力量，也有同样的紧迫感。
在撤退中，这些法军打出了水平，并采用了在危难中吃一堑长一智得来的应急技能，而这在比利时的最初几场战役中是少见的。他们不再是在外国土地上神秘的丛林中进行范围广大而目的模糊的进攻战了。他们已经回到本国国土在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经过的是他们所熟悉的土地，见到的是他们本国居民，那些田野、谷仓，那些村庄小道，无一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现在的战斗同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保卫摩泽尔河和大库罗讷的战斗是一样的。他们在进攻中虽告失败，但他们还没有溃不成军；他们的战线虽被突破，但还没有崩溃。左翼，在德军主力前进的路上，从沙勒鲁瓦和桑布尔河的惨败中脱逃出来的第五集团军，在撤退中还在努力将溃败的兵力重新聚集起来。在中路，第三、第四集团军背默兹河为阵，仍在色当到凡尔登一线上殊死作战，抗击德军中路的两个集团军，使敌人的围歼不能得逞，并像王储怏然承认的那样，“恢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尽管德军人多势众，后卫战终难阻止他们的挺进，但法军虽退犹战，虽节节败退，但能守则守，能拖则拖。
德朗格勒将军的第四集团军的一营轻步兵渡过默兹河后，奉命于黄昏时分坚守某地一座未能炸毁的桥梁。他们度过了“痛苦而又恐惧”的一夜，眼看着对岸冯·豪森集团军的萨克森士兵“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到了早晨，村上火焰四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街上奔跑，敌兵在后面追击，还不时听到枪声……远处，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骑兵，好像在寻找我们的阵地；在平原的更远处，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前进”。这些人渐渐迫近了；不一会，顺着蜿蜒的大道，一营德国步兵排成五路纵队“昂首阔步地朝着我们开来。大道的那头，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部队——有骑着马的军官作前导的步兵纵队，有炮车队，有运输队，有骑兵队——将近一个师的人马在秩序井然地前进”。
“瞄准！”狙击兵队伍在低声地向后传递命令。士兵各就各位，鸦雀无声。“齐射，先瞄准步兵，各自选定目标！”连长随即指定了射程。“开火！”一声令下，沿河一片枪声。德军队伍顿时惊惶失措，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士兵四逃，战马挣扎着，带着挽具跃起前腿，车子翻倒了，路上尸横遍地，数以百计。到8时45分，法军弹药消耗殆尽。突然间，从左后方射来一阵步枪子弹。原来敌人已经包围了他们的翼侧。“对准后方，上刺刀。”就在刺刀的冲杀下，德军败退，法军夺路而出。
在法军后撤中，后卫部队打了几百次这样的战斗，目的是在各集团军之间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和退到一道可以重新展开攻势的战线。老百姓跟着士兵一起走着，汇入南下的人流中；他们中间有步行的，也有乘坐车辆的；从阖家乘坐六匹马拉的货车到老年人乘坐的手推小车乃至婴儿乘坐的童车，各式俱全。条条路上给挤得水泄不通，更增加了混乱。参谋人员的汽车无法通行，军官们不时咒骂，信息传递不了。挤在行军队伍中的商用卡车和市内公共汽车在缓慢地开着。这些车辆是征用来的，常见的那些商业标志上面已漆上了军队标号，车上载着满身血污、寂然无声的伤员。他们中弹受伤，四肢残缺，两眼充满痛楚和对死神来临的恐惧。
每后撤一步，都充满着进一步将法国国土拱手送给敌人的莫大痛苦。在有些地方，法国士兵走过自己的家门，他们明白，再过一天，德国人就要闯进去了。“我们是8月27日离开布洛姆贝（blombay）的，”第五集团军的一个骑兵上尉写道，“十分钟后，那地方就被德国枪骑兵占领了。”那些身经苦战的部队，步伐凌乱，无心唱歌，默默地走着。士兵们形容憔悴，既渴又饿，有的心怀怨恨；他们或喃喃不已，埋怨军官，或窃窃私议，谈着卖国贼的行径。朗勒扎克的第十军在桑布尔河折损5000人之众，军中传说，法军的各个阵地都被出卖给了德军炮兵弹着观察员。“士兵们吃力地走着，神色显得疲惫不堪，”朗勒扎克部队的一个步兵上尉写道，“他们在一场猛烈的后卫战之后，已走完了两天的行程，62公里。”但他们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觉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又“成了新人。几小时的睡眠竟使他们的精力恢复过来，这真使人惊奇”。他们责问为什么要撤退，上尉以“冷静而信心十足的语气”作了一番严肃的讲话，告诉他们还要继续战斗，“并且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些骑兵，原来是靴子锃亮照人，军服光彩夺目，而今则是泥泞满身，血污斑斑，在马鞍上摇摇晃晃，疲倦得头昏目眩。“士兵们困乏得头也抬不起来，”第九骑兵师的一个轻骑兵军官写道，“走向何处，他们似解非解，心中无数，他们茫茫然如在梦中。每当部队停下，饥饿虚弱已极的马匹甚至不等卸鞍就奔向草堆，贪婪地吞嚼起来。我们也不再睡觉了；黑夜行军，白天杀敌。”他们知道德国人已在他们背后渡过默兹河，并在步步前进和放火焚烧沿途的村庄。“罗克鲁瓦（rocroi）是一片火海，附近烧着的谷仓又点燃了左近的森林。”黎明时，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鸣，“德国人以实弹向日出鸣了礼炮”。在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和炮弹爆炸声中，法国人听到他们自己的75毫米重炮雄壮的呼啸。他们坚守着阵地，等待炮战结束。一个通信员骑马送来司令部的命令：撤退。他们又开拔了。“我凝视着绿色的田野和在吃草的羊群，心潮澎湃，不禁沉思：‘我们正在放弃的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啊！’我军士兵已振作起来。他们发现了步兵挖掘的一个壕沟系统，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揣摩着，好像这些壕沟是供游客们欣赏的名胜。”
8月25日，符腾堡公爵部下的德军进入色当，炮击巴泽耶（bazeilles），1870年著名的弹尽援绝的一仗就是在这儿打的。法军德朗格勒的第四集团军进行了反击，不让德军渡过默兹河。“一场激烈的炮战打响了，”德国第八后备军的一个军官写道，“这是一场可怕的大搏斗，打得地动山摇。所有年老的本土胡子兵都嚎叫着。”后来，他又参加了“在陡如屋脊、满是树木的斜坡上的一场可怕的战斗，还进行了四次刺刀冲锋。我们不得不跳过一堆堆我方战士的尸体。我们向色当败退了，伤亡惨重，并丢失了三面旗帜”。
那天晚上，法军炸毁了附近地区所有的铁路桥梁。要拖延敌人就必须炸毁铁路桥梁，但一想到来日自己回过头来反攻时，也许需要这些桥梁、铁路，又不免感到棘手，不能兼顾，往往要挨到最后一刻才破坏；因此有时不免失之过晚。
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各个部队的调度问题，因为自各军而下直到各团都有自己的补给车队、骑兵和炮兵的辅助队，以及各自行驶的道路和交通线。一个军需官就曾埋怨说：“步兵不仅不给运输车辆让路，还停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当各队败退时，他们得按自己的番号把人员重新聚集起来编组，汇报伤亡情况，并领收从后方后备役兵站派来的补充官兵。单单为吕夫的第四集团军一个军，就派了8000名后备役兵员，为它逐连进行了补充，这个数字等于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热衷于冲动主义的军官们，自将级以下的伤亡都很严重。根据第三集团军参谋塔南（tanant）上校的看法，溃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将领们不愿在后方应有的岗位上指挥战斗，而是跑到前线带头冲锋陷阵，结果，“他们只起了班长的作用，而未尽其指挥官的职责”。
不过，现在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到教训，改进了战术。他们开始挖掘战壕了。有一个团的士兵，只穿着衬衫，整天在烈日底下铲土，把壕沟挖得深深的，足可以站在里面射击。另一个团则奉命进入战壕，组织防守一块树林地带。一夜过去，平静无事，第二天清晨4时，继续行军，“没有战斗就走了，简直叫人难受……因为这时候，我们对节节后退已经满腔怒火”。
为了尽量少丢失土地，霞飞想在尽可能靠近濒临被突破的地方立足拒守。他在第二号通令中规定的战线是在索姆河畔，在蒙斯运河和桑布尔河下游约50英里的地方。普恩加莱怀疑霞飞的乐观主义中是不是隐藏着自欺欺人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把战线向后再退一些，好有时间巩固防线。自从大败之日起，巴黎的人们就认为巴黎将是前线，但霞飞的思想却还没有转到首都上来，而国内也没有一个人对霞飞提出异议。
政府中一片混乱。部长们，据普恩加莱的说法是“惊恐万状”，议员们，据梅西米说法，也是“惊慌失措，吓得脸色铁青”。与前线失却直接联系，又缺乏亲眼目睹的真情实况，战略措施更一无所知，所以只有依靠总司令部“寥寥数语、高深莫测”的公报以及谣传、推测和相互矛盾的报道，他们在无权过问战时军事指挥问题的情况下，是最终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人。不过，从霞飞精心修饰的报告的字里行间，普恩加莱还是可以琢磨出真实情况的明显轮廓，看出是“一份招认遭到入侵、失败和丢失阿尔萨斯的三重奏”。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事实真相公诸全国人民，让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所准备。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更为急迫的是必须为巴黎被围做好准备。
那天一早，身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知道了首都处于毫无防备的情况。早晨6时，工兵部队的伊尔斯肖埃（hirschauer）将军前来拜访，伊尔斯肖埃将军负责防御工程并兼任巴黎军事长官米歇尔将军的参谋长。霞飞的电报虽是几小时之后才到的，但是伊尔斯肖埃将军已经私下得到在沙勒鲁瓦惨败的消息，他的注意力已经从边境一步跨到首都。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梅西米，外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还不能使用。虽然经过细致的研究并注意到一切必须注意之处，可是“防御工事还是一纸具文，从未动工”。防御工事交付使用的日期原订为8月25日，但由于对攻势满怀信心，被推迟到9月15日。扫除火力障碍，挖掘战壕，得砍伐树木和拆除房屋，由于不愿损坏财产，政府对这些重要措施从未下达过明确的命令。火炮掩体和步兵哨所的构筑，铁丝网的安置，以及建筑胸墙所需木料和军火贮藏隐蔽所的建造准备工作，甚至连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至于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工作，则几乎尚未着手进行。身为军事长官并负责防御工作的米歇尔将军，也许由于1911年他的防御计划未被采纳，心灰意懒，一蹶不振，缺乏热忱，工作毫无成效。在他掌权期间，正值大战爆发，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的状态。梅西米在1911年对米歇尔就评价不高，而今则更是如此，所以在8月13日找来伊尔斯肖埃将军，令他抓紧被耽误下来的防御工事，并责成他在三星期内完成。伊尔斯肖埃将军当场表示办不到。
“废话空话已成了家常便饭，”伊尔斯肖埃将军说，“每天上午，我得浪费三个钟头在毫无结果的汇报和讨论上。每决定一个问题都得付诸公断，我虽说是军事长官的参谋长，但简直和旅长一样，不能向负责各战区的师长发布命令。”
梅西米像往常一样，马上召见加利埃尼；两人正在商议时，霞飞的电报来了。电报的第一句就是把战事失利归咎于“我军在战场上没有表现出期望于它的进攻素质”，梅西米一看之下，顿时沮丧万分；而加利埃尼则希望能得到具体的事实、地名、和战场究竟距巴黎多远。
“一句话，”加利埃尼不动声色地说，“你可以看到，不出十二天，德军就会兵临巴黎城下，巴黎有抵抗围攻的准备吗？”
梅西米不得不承认没有；他随即请加利埃尼过一会儿再来，他想在这时间内征得政府同意任命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任军事长官。也就在这时，他从另一个来访者，即总司令部驻陆军部代表埃伯内将军那里得到原来派定保卫巴黎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两个后备师将被调走的消息，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霞飞已令这两个师北上增援三个本土师；这三个师是地处英军和海峡之间仅有的法军；而这时，克卢克的右翼正在向海边席卷而来。梅西米大发雷霆，坚决表示巴黎属于后方地区而不是作战地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属他而不属霞飞指挥，没有他本人和总理或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不能任意调离巴黎卫戍区。但埃伯内答称命令已经“执行”，接着又很尴尬地补充了一句，说他本人就将北上统率这两个师。
梅西米立即赶往爱丽舍宫去见普恩加莱。普恩加莱听了这消息也“暴跳如雷”，但同样束手无策。他问梅西米还留下些什么部队，梅西米只好回答说，有一个骑兵后备师、三个本土师，现役部队除了军区兵站的一些人员外，一支也没有。在他们两人看来，法国政府和首都已没有任何守卫手段，并且也无法调动任何兵力。只有一条路可走——去找加利埃尼。
加利埃尼现在是再次被要求出来取代米歇尔了；在1911年，取代米歇尔当时职务的原本是他，而不是霞飞。加利埃尼二十一岁那年，在他从圣西尔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曾以少尉军阶参加过色当战役。被俘后，在德国待了一些时候，他的德语就是在那里学的。加利埃尼继而选定到殖民地去继续从事军旅生涯，因为法国正在那里“培植军人”。尽管参谋学院派认为在殖民地服役只不过是一种“旅游”，可是，加利埃尼征服马达加斯加岛的名声，使他像在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一样，得到最高军阶。他用德、英和意大利文写了一本札记《我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好学不倦，不管是俄语，是重炮发展史，或是关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施政比较，他都学习。他戴着夹鼻眼镜，留着浓浓的灰色须髭；这跟他文雅而高傲果断的形象似乎不太相称。他的举止活像一个阅兵行进中的军官。他那高瘦的个子，冷漠、不可捉摸而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态，使他跟当时的军官完全没有相似之处。普恩加莱形容加利埃尼给他的印象是：“瘦长、挺拔、昂首，镜片后的两眼犀利有光；他在我们眼里是仪表堂堂的伟人典范。”
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患了前列腺炎；经过两次手术后，他在两年后去世。就在上一个月，他因老妻过世，悲恸万分，又因早在三年前就已辞去他在法军中的最高职位，个人抱负已经置之度外，自忖行将就木，所以对军中的政治活动，对政客们的钩心斗角，感到厌烦。在战前几个月，在他4月份退休之前，军队中各个派系的明争暗斗，在他周围形成一股漩涡。有的要提名他为陆军部长或是指派他代替霞飞担任总司令；有的则要削减他的养老金或调走他的朋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生活，对“卑鄙的政治行为”，对“野心勃勃的小集团”，对军中一片松懈状态的厌恶，以及对霞飞并不十分钦佩的心情。“今天我在树林里骑马经过他身旁，他像往日一样在步行……他是多么肥胖而又笨重！看来三年也难挨过。”现在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要他出来接这副烂摊子，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去保卫巴黎。他认为为了精神上的影响，为了铁路运输、供应和工业生产能力，坚守巴黎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巴黎不同于要塞，不能从内部进行防御，而必须用一支军队作战于环形防线之外；但这支军队得来自霞飞属下，而霞飞则另有打算。
“他们并不想保卫巴黎，”加利埃尼在正式受邀出任军事长官的那晚对梅西米说，“在我们的战略家眼里，巴黎不过是个地理名称——同其他任何城市并无不同。你叫我拿什么来保卫法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所在的这个广大区域？就这么几个本土师和一师从非洲来的精锐部队。那仅不过是沧海一粟。倘要巴黎不遭受列日和那慕尔的命运，就得控制住周围100公里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给我一支有三个现役军的集团军，我就答应担任巴黎军事长官；这个条件是正式的，是毫不含糊的。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你就可以相信我能守住巴黎。”
梅西米一再向他道谢，“连连跟我握手，甚至还吻了我”，这使加利埃尼深信，“从这种热忱感激的表示可以想见，我将接手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
梅西米连怎样能从霞飞手中抽调一个现役军也心中无数，更不用说抽调三个军了。他唯一可以动用的现役部队就是加利埃尼所提及的那个非洲师。这支来自阿尔及尔的第四十五步兵师，不是按照正式动员令建成的，而是由陆军部直接建立的，它刚在南方登陆。总司令部曾一再打电话来要这个师，可是，梅西米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个“新到的、赫赫有名”的师抓在手里。他还需要五个师。但是，为满足加利埃尼的条件而强求霞飞调来五个师，那就意味着政府将和总司令之间在权限上发生直接冲突。梅西米感到焦虑。在那庄严而难忘的动员日，他曾暗自发誓，“绝不重蹈1870年陆军部的覆辙”。那时的陆军部奉皇后欧仁妮命令曾插手派麦克马洪（macmahon）将军向色当进军。梅西米过去曾经和普恩加莱仔细研究过划定战时权限的1913年法令；而后他十分热情地主动告诉霞飞，他对法令的理解是战时的政治指导工作交由政府负责，军事指挥交由总司令负责，这是总司令“绝对和全面负责的范围”。而且，这一法令，在他看来，还授予总司令在整个国家享有“广泛的权力”；在军区，不论在民政还是军事方面，都享有“绝对”权力。最后他说，“你是东家，我们是为你办伙食跑腿的。”霞飞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未作任何商讨”就表示同意了。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的新内阁也二话没说地表示了同意。
而今，梅西米将从哪里找到自己已断然放弃了的权限呢？为了寻找合法根据，他重新翻遍了法令，差不多一直查到深夜，他总算抓住了责成政府“对国家最大利益负责”这句话。不使首都落入敌人之手确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给霞飞的命令将采取什么方式？陆军部长在痛苦万分、未曾合眼的下半夜，鼓足勇气草拟给总司令的命令。从凌晨2时到6时，他苦思冥想了四小时，得出了名为“命令”的两句话。“命令”指示霞飞，若“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退却，则至少要派遣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军前来巴黎筑垒营地。接到本令后请即见告”。命令用电报发出之后，于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1时，又派专人送去一份，并随同送去一封“以个人名义写的友好的”信件。梅西米在信中还写了一句：“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你是不会不了解的。”
这时，边境战事失利和继续退却的消息已经传遍巴黎。部长们和议员们吵吵嚷嚷地要追究“责任”；他们还说公众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在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可以听到抱怨霞飞的窃窃私语：“……一个傻瓜……无能……当场开了他。”作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也同样被他们看中了；他的副官低声说：“一些院外活动集团要剥你的皮。”在此危急关头，成立所有政党的“神圣同盟”并加强维维亚尼新组成的软弱无力的内阁是必要的。于是，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邀请了法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参加政府。年事最高、最受人敬畏的“法国老虎”克列孟梭，尽管是普恩加莱的劲敌，显然还是首选人物。维维亚尼发觉他“大为光火”，无意参加政府，他预料这个政府不出两星期就将垮台。
“不，不，别打我的主意，”克列孟梭说，“不出两个星期，你就要垮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插手。”这“一阵感情冲动”之后，他痛哭起来，并拥抱了维维亚尼；但还是一再拒绝加入政府。后来，由前总理白里安、战前最卓越而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及前陆军部长米勒兰（millerand）三巨头结成一体，表示愿意作为一个集团参加政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德尔卡塞和米勒兰担任原职，解除现任外交部长杜梅格（doumergue）和陆军部长梅西米的职务。内阁于当天上午10时举行会议，这时候这个令人不快的交易还只有普恩加莱知道，还悬而未决。部长们的脑海里响彻的是枪炮声，隐现的是溃退的军队，是一群群头戴尖顶帽盔的德军在挺进南下；然而，他们为了力图保持尊严和表示镇静，仍然照会议的常规程序就各部事务依次发言。在他们汇报关于银行不能兑现、基层法院的法官应征服役是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以及关于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目的企图等问题的时候，梅西米是越来越感到心焦。他原先是热情到极点，现在则是接近绝望的深渊。伊尔斯肖埃披露的情况，耳边不断响着的加利埃尼关于德军十二天就要迫近巴黎的警告，使他产生了“几个小时等于几个世纪，几分钟等于几年”的迫切感。当讨论转到涉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外交问题和普恩加莱提出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而发作了。
“让阿尔巴尼亚见鬼去吧！”他边嚷边狠命地拍了一下桌子。他指责佯作镇静是“不体面的蠢事”。普恩加莱力劝他控制住自己，他拒不听从，并且说：“我不知道你对时间的看法；在我，时间太宝贵了，浪费不得。”说着，就怒冲冲地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加利埃尼预料德国人在9月5日前将到达巴黎城外的说法。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要求免去霞飞的职务，有人谴责梅西米由“一贯的乐观主义一变而为危险的悲观主义”。会议所取得的唯一积极成果是一致同意委派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
可是就在梅西米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第二次撤销米歇尔职务的时候，他自己的职位也被米勒兰、德尔卡塞和白里安搞掉了。他们声称他应对公报中虚假的乐观主义负全部责任；而且，他“太紧张和神经质”，再说，他的位置得让给米勒兰。米勒兰体格结实，习性沉默，态度辛辣，一度曾是社会党人，确实是智勇双全，而他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以及镇定自若、临危不乱”，普恩加莱认为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普恩加莱并且认为梅西米“越来越悲观”。鉴于“预期必将惨败”的陆军部长不是最理想的共事人，总统也就同意牺牲他了。不过，要部长一级下台得搞得体面些：将请梅西米和杜梅格自行辞职，改任无实责的部长；至于米歇尔，将派他出使沙皇俄国。尽管如此，这些安慰性的安排，并没有为他们企图作为牺牲品的这些人所接受。
米歇尔在梅西米要他辞职的时候，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大声抗议，拒不离职。梅西米也激动得火冒三丈了；朝着米歇尔叫嚷着，如果他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他就得离开这间房间，但不是回到巴黎残老军人院中他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将被押送到谢什―米迪（cherche-midi）的军事监狱。就在他们大叫大喊的时候，维维亚尼来了。他劝阻了争吵，并最后说服米歇尔让步。
可是在第二天委派加利埃尼为“巴黎军事长官兼巴黎部队司令”的正式命令刚签署不久，就轮到梅西米对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要他辞职而大发雷霆了。“我拒绝将职位让给米勒兰。我拒绝为讨好你们而辞职。我拒绝当无实责的部长。”如果他们要在梅西米历尽最近一个月的“繁重工作”之后，将他一脚踢开，整个政府就必须辞职；而且这样，梅西米说：“在军队中，我有军衔；在口袋中，我有动员令；我将上前线去。”一切说服工作都告无效。政府被迫辞职，第二天进行了改组。米勒兰、德尔卡塞、白里安、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ribot）以及另两位新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接替了包括梅西米在内的前政府五位成员的职务。梅西米作为陆军少校加入了迪巴伊的集团军。他在前线服役一直到1918年升为师长。
他在任内留给法国的遗产——加利埃尼，是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巴黎部队司令”。在以后十二天黯然无光、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三个现役军好似一根红线贯串其间，但它们不是从霞飞那儿唾手可得的。从梅西米的电报中，总司令立即觉察到“政府干预作战指挥的威胁”。他正忙于抓住可能挖掘出来的每个旅去索姆河畔重启战幕，因此，要他为首都抽出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军的意见，如同要他屈服于部长的命令一样，对他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既然不想照办，他对陆军部长的命令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天，当加利埃尼派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听取回音时，总司令的副手贝兰将军敲着保险箱说：“对，命令在里面，政府要求派三个军去保卫巴黎是作茧自缚。这可能闯下大祸。巴黎有什么要紧？”这时，米勒兰也来了。霞飞告诉他要保住巴黎，非野战军不行，而这些部队目前连一兵一卒都是事关国家存亡的战略和战役所需。政府的忧心、巴黎所受的威胁，他完全无动于衷。他说，首都就是失守了，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为了堵塞德军右翼前面的旷地，霞飞的当务之急是调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进入阵地。该集团军的核心是洛林军，是几天以前才匆忙凑集起来的，并随即在莫努里将军统率下投入了边境战役。莫努里已退休，他是应召出任指挥的。他是一位身材修长、体弱而骨骼很小的六十七岁的老将，1870年身为中尉时曾负过伤，担任过巴黎军事长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霞飞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洛林军是由第七军和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两个后备师组成的。第七军就是那支在不幸的博诺将军率领下第一个冲进阿尔萨斯的部队。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两个后备师是从吕夫军调来的；他们就像后备军所一再表现的那样发挥了可资倚重的英勇气概。法国之所以能支持下去，这种气概是因素之一。这两个后备师接到霞飞命令往西转移的那一天，还在英勇作战，力阻王储部队向凡尔登和图勒之间推进。这一战证明他们在法军撤退中立了一大功。正当他们的坚决抵抗支持着在重要的布里埃矿区进行反攻的吕夫部队的翼侧时，他们就被从战场上抽出来了，去支持左翼节节败退的阵线。
第六集团军乘火车经巴黎去亚眠转北上的铁路，那里因英国远征军的军运需要，已经拥挤不堪。法国的铁路运输，虽然没有像德国参谋部的智囊搞得那样臻于完善，但由于采取了可与德国的精确性媲美的d体制，调度上即使称不上顺当，也还非常迅速。d体制中的“d”代表“sedébrouiller”，意思是“设法摆脱困境”或是“设法应付”。莫努里的军队已于8月26日在亚眠下车，但还不够及时。前线的败退后撤，快过这支新军进入阵地；战线的那一端，冯·克卢克的追击部队已经赶上了英军。
如果那时候能有个观察员从高空气球上俯视从孚日山脉到里尔的法国整个边界，他将会看到70个法国师的红裤子构成的一道红色边缘，和在他们左端近处由四个英国师构成的一个小小的黄色楔子。8月24日，刚从英国来的第四师和第十九旅也到达这里，使英军的总数达到五个半师。这时候，德军右翼的包抄计谋已是明摆着的了。英国人发觉他们自己在这条战线上所守的阵地要比第十七号计划为他们所安排的更为险要。不过，他们所守的战线这端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霞飞已赶派索尔代的精疲力尽的骑兵军去英军和海峡之间的空隙地带，增援这里的达马德将军率领的三个法国本土师。后来，他们又得到里尔的一师卫戍部队的增援；里尔是8月24日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并撤出驻军的。（“如果他们远及里尔，”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在不久前说过，“对我方就越是有利。”）霞飞的计划如想成功，英国远征军就必须守住朗勒扎克部队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带。根据第二号通令，霞飞的意图是要英国远征军服从撤退的统一部署，并在到达圣康坦的索姆河之后坚守不退。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人目前的打算。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和甚至曾一度热情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威尔逊，面对着这个没有估计到的危急处境，都非常惊恐。奔向他们而来的德国军队，不是一个、两个军，而是四个军；朗勒扎克集团军在全线退却，使他们的右翼失去掩护；法国的整个攻势已告失败。在同敌人初次交锋之后，紧接着就遇到这些使人心惊胆战的情况，约翰·弗伦奇爵士顿失信心，认定战败已成定局。那时，他的唯一念头就是保全这支远征军，它几乎是英国经过训练的士兵和军事人员的全部。他担心远征军即将受到包围，不是从它的左面，就是从它的右面，从它和朗勒扎克所部之间的那道缺口。于是他便以基钦纳不让军队作无谓牺牲的命令为由，不再考虑他之所以被派来法国的目的，一心只想使他的部队脱离险境。就在他的部队退向勒卡托时，这位总司令和他的司令部于8月25日又后撤26英里，退到索姆河畔的圣康坦。
对蒙斯一战感到自豪的英国士兵，如今痛苦万分，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不断退却的境地。他们的司令急于使他们脱离被冯·克卢克包围的危险，不让他们有片刻休息。士兵们没吃好、没睡好，在烈日下迷迷糊糊地拖着脚步走着，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站在那里睡着了。自从蒙斯撤退开始以来，史密斯―多林军一直在打后卫战；克卢克的追击部队虽一直把它置于猛烈炮火之下，但德国人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行动。
德国士兵认为英国人“因有小型战争的经验”而特别善战，因此感到自己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兵在同伊桑·艾伦（ethanallen）率领的格林山兄弟会（greenmountainmen）战斗那样，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拼命埋怨英国人“诡计多端”。第二天，他们就像在蒙斯那样，“又不见了，无影无踪”。
迫于形势，有些英国士兵不能按原定的路线撤退。军需司令“伍莱”·罗伯逊（“wully”robertson，即威廉·罗伯逊，williamrobertson）将军——一个从士兵步步上升而非科班出身的人物——为了让他们弄到吃的，命令将物品卸在十字路口。有些东西没有被他们拣到，德军对这些食物的有关报道也就加深了统帅部关于敌人在溃退的看法。
8月25日傍晚英军到达勒卡托时，朗勒扎克紧邻英军的那个军，虽已退到同英军平行的阵地，但并不比英军退得更南一些。可是，约翰爵士认为自己被朗勒扎克“轻率”撤退所出卖，心情沉重，感到不能再和他同进退。在他看来，一切不顺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朗勒扎克，而不在于敌人。所以他向基钦纳汇报部下不愿撤退的情况时说：“我将对士兵们说明，我们的撤退是我们盟军的行动造成的。”他下令第二天继续后撤，退到圣康坦和努瓦永。在圣康坦，开始标有前往巴黎的路标，距首都70英里。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林先于所部几小时到达勒卡托。他去找约翰爵士时，这位总司令已经走了，只找到他的勤勉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默里总是那么沉着、四平八稳、深思熟虑，和他的司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本该是约翰爵士肆无忌惮、不顾一切时的一个最好不过的辅佐，可以补其不足，但由于他生性谨慎悲观，对约翰爵士的意气消沉反而起了催化作用。如今，他焦虑、烦恼、劳累过度，预计黑格军当夜将在勒卡托东12英里的朗德勒西（landrecies）安营，但目前其情况不明，他也无法向史密斯―多林提供任何有关它的消息。
黑格部队在进入朗德勒西途中遇到一支穿着法国军装的队伍。查问口令时，这支队伍的军官也是口操法语回答的。可是，突然间这支刚刚来到的队伍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放平刺刀，冲了过来”。原来这部分士兵是冯·克卢克第四军的，他们跟英国人一样，也定于那晚到朗德勒西安营。在接着发生的小冲突中，双方都投入了约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连的兵力。黑格由于形势紧张，又是黑夜漫漫，情况捉摸不定，遂认为自己遭到“严重袭击”，于是打电话给司令部要求“派兵增援……”，并说“形势十分危急”。
黑格一向冷静沉着，因此，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从他那里听到这消息，当然不会有别的想法，便相信第一军处境极为危险。这时，也已经来到圣康坦英军司令部的默里，一惊之下，垮下来了。在副官送电报来时，他还坐在桌旁察看地图；但一会儿，另一个军官发现他已经昏厥倒下。约翰爵士也同样受到很大打击。他这个很容易受人感染的摇摆不定的性格，是深受这位统率第一军的颇能自持的模范军官的影响的，而且由来已久。1899年，要不是黑格借给他2000英镑让他还了债，他早就离开了军队。如今，一收到黑格求援的电报，他立即想到被包围了，甚至想到敌人已经深入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更糟的情况。英军司令部作了从最坏处着想的打算，下令变更黑格第二天退却的路线，不再往东南，而径直朝南。结果，黑格军便与史密斯―多林军在瓦兹河不同岸行军了。直接联系就此中断，一连七天没有接上。
黑格关于在朗德勒西受到袭击的这个一时冲动而又言过其实的估计，除使英国远征军分成两部分之外，还造成了一个全不应有的后果：使他这位老朋友和易为人左右的司令更为惊惶失措，使他怎么都得把远征军解脱出来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并使他对又一次灾难的来临更为敏感。因为，此刻正值恼人的8月25日之夜已告鱼白、行将破晓的时候，他又收到一个叫他心惊胆战的消息。史密斯―多林送来消息说，第二军被敌紧困，无法解脱，势必在勒卡托停下来作战。司令部人员大为吃惊，认为史密斯―多林大概完蛋了。
实际情况是，史密斯―多林翼侧的骑兵师师长艾伦比将军，晚上发现他准备占领来掩护第二天退却的高地和山脊已被敌人捷足先登，因无法跟英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便在凌晨2时去同史密斯―多林商量。艾伦比要史密斯―多林注意敌人已摆好天一亮就进攻的架势，并说如果第二军不能“乘黑夜马上撤出”，那在白天出发之前将势必被迫作战。史密斯―多林把师长们叫来了，据他们报告，还有些士兵在陆续归队，很多人还在转来转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士兵都疲乏已极，天亮以前无法转移。他们还报告说，道路已为运输车辆和难民阻塞，而且有些地方被暴雨冲垮了。小屋内顿时寂静无声；马上撤走事不可能，留在原地作战又有违命令。野战司令部同总司令部没有电话联系设备，第二军军长只好自行决定了。史密斯―多林问艾伦比是否愿意服从他的命令，艾伦比答称愿意。
“很好，各位，我们就打吧！”史密斯―多林宣布之后，又说还要请新开到的第四师斯诺（snow）将军也在他指挥下一同战斗。作战决定的报告是用摩托车送往英军总司令部的。早晨5时，司令部里为之一片惊慌。
亨利·威尔逊，像易于激动的梅西米一样，从满腔热情一下子跌到失败主义的深渊。进攻计划一失败，他这位计划的英方主要出谋者，也随之泄了气，至少在那一时刻是如此；并且对他的那位反应迟缓而在很大程度上能为他所左右的上司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乐观、机智和谈笑风生的本性是压抑不了多久的，而且是日后几天维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此时此刻，他已深信不疑大难即将临头，而且对于这个大难或许也已感有责任。
通信员奉命乘摩托车去请史密斯―多林到他就近的地方听电话。“如果你停在那里作战，”威尔逊对史密斯―多林说，“就会重演色当之战。”他在26英里以外的阵地上坚决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危急到需要停下来作战的地步。因为“攻打黑格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打你的”。史密斯―多林再次耐心解释了情况，并且告诉他，现在怎么也无法脱身，战斗已经打响，而且在他说话的时候已能听到枪炮声。“那就祝你顺利吧，”威尔逊回答说，“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像你这样轻松愉快的声音。”
8月26日，第二军和斯诺将军的一个半师在勒卡托一连打了十一个小时的后卫战，法国军队这天也一样在打后卫战，他们在撤退中，每天都得打后卫战。冯·克卢克已下令要在8月26日这天继续“追击溃败之敌”。作为施利芬“袖拂海峡”箴言的最忠实的信徒，他继续向西推进；同时，为了包抄英军，他已命令他两个右翼军往西南方向强行军。结果，这两个军这天根本没有跟英军接触，倒是碰上了“强大的法敌部队”，这就是达马德的几个本土师和索尔代的骑兵军。史密斯―多林曾将他预料的情况通知他们，所以，他们在英军翼侧周围摆开架势，以佯动拦阻了德军。这一行动对德军所起的阻滞作用，史密斯―多林后来承认说，“还有那些本土军所表现的英勇气概，都极为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存亡；要不然，可以肯定在26日那天，还会另有一个军前来攻打我们”。
在冯·克卢克左方，由于情报错误，或是由于调度不当，他的另一个军未能赶上。因此，尽管他部署了一支优势兵力，而在勒卡托一战中，他实际上只是以三个步兵师对付史密斯―多林三个师的。不过，他还是调集了五个师的炮兵在黎明时进行炮击。英国士兵从法国的老百姓——妇女也参加了——匆匆忙忙挖得不够好的狭窄的战壕中用来复枪急速而准确的射击击退了德国步兵的袭击。然而，德国兵还是一浪接一浪地向他们猛扑过来，并且终于前进了。在一个地段，德国步兵围住了一连阿盖尔团士兵。他们“不断向这些英国兵发出‘停止射击’的警告，并且用动作示意劝士兵投降，但是均归无效”，这些人一直用步枪连续射击，“打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兵，还数着命中的数字”，直到最后，全连被冲垮覆灭。战线上的其他地方也被打开了很多大缺口。脱离战斗——这在战场上是最困难的——一时还办不到；不过到了清晨5时，史密斯―多林认为时机已到，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刻。但由于防线上的缺口、士兵的伤亡以及敌军在某些地方已经渗透进来，脱离战线进行退却的命令已无法同时送达各个队伍。有的队伍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好几小时，继续沉着应战，直到被俘或在黑夜逃脱。戈登高地人团的一个营则始终没有接到命令。结果，这个营除少数几个人得以逃生外，不复存在了。在勒卡托作战的这三个半师，仅仅这一天就损失了8000多人和38门大炮，比在蒙斯战役的损失多一倍以上，相当于法军8月份伤亡率的20%。在失踪的人中，有些人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度过了以后四年的岁月。
由于黑夜，由于急行军的疲劳，由于自身伤亡严重以及英国人具有在黑暗中“溜之大吉”的惯技，德国人并没有随即跟踪追击。克卢克下令停止前进，他预期右翼军的包抄行动第二天就会奏效。但到了第二天，史密斯―多林毅然决定掉转头来同优势敌人进行激战，成功地阻止了敌人所计划的包抄行动，并使英国远征军未遭覆灭之灾。
史密斯―多林到达圣康坦时，发现英军总司令部已在中午正当远征军还在进行生死存亡斗争之际撤走，后退20英里迁到努瓦永。在圣康坦市里的部队，看到首长们在北方还炮火连天的时候竟乘坐汽车向南扬长而去，不禁感到泄气。一个老百姓提出了必然会有的那种看法：“26日那天，弗伦奇勋爵和他的参谋完全昏了头，事实就是如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他问道：“除了从勒卡托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之外，关于第二军，我一无消息。第一军能够给它些什么帮助？”英军总司令部已经惊呆，无法给他任何答复。黑格得不到司令部的回音，就设法跟史密斯―多林取得直接联系。他说可以听到战场的声音，但由于两个军分开了，“我们拿不定主意应该怎样相助”。可是，他发这份电讯时，战斗已告结束。这期间，英军总司令部对第二军已不存希望，认为已经完结。仍然担任联络官的于盖上校在晚上8时发给霞飞的电报中反映了英军总司令部的这种情绪，他说：“英军已败，看来它已失去凝聚力。”
半夜1时，来到法国只六天而后四天一直在作战的史密斯―多林到了努瓦永；看到英军总司令部人人都已入睡。约翰·弗伦奇被从床上唤了起来，穿着睡衣出来相见。看到史密斯―多林来了，还活着，而且说第二军并没有完结而是保全了下来，他就申斥了一番，说史密斯―多林对形势过于乐观。约翰爵士对史密斯―多林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很为不满，因他挤掉了他自己的人选；而今在饱受惊骇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他认为此人甚至还不是一个骑兵，但竟自以为是地在勒卡托无视参谋部的命令。尽管约翰爵士不得不在公文中承认史密斯―多林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拯救了左翼”，但他还是心有余悸，而没有很快地平静下来。在几千名失踪的士兵中，有的混在步履艰难的法国难民队伍里跟着撤退了，有的通过德国防线跑到安特卫普转到英国后又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些士兵最后重又归队之前，勒卡托一战的损失看来似乎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英国远征军在战争头五天中的伤亡，经查明总数接近15000名；这个数字增加了总司令的焦急不安，使他更急于把军队撤出战线，摆脱危险，离开法国。
当勒卡托之役鏖战正酣之际，霞飞在圣康坦召集了由约翰·弗伦奇爵士、朗勒扎克以及他们的参谋们参加的会议，解释第二号通令的各项指示。他一开始，彬彬有礼地询问了英国远征军的情况，不料这下子可引起了约翰爵士的长篇牢骚。他说，他一直在遭受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猛烈攻击，他的左翼正面临被包抄的威胁，他的右翼由于朗勒扎克的轻率撤退已失却掩护；并说他的部队疲乏已极，不堪重展攻势。霞飞一向认为在参谋面前保持镇静是首要的，这时也不禁为这位陆军元帅的“激动声调”震惊不已。而朗勒扎克听了亨利·威尔逊语气比他的司令的谈话较为缓和的翻译之后，只是耸了耸肩。霞飞不能对英军发布命令，只好表示希望英军司令能按前天的新通令中的计划行动。
约翰爵士一听，神色惊讶，说他从没有听说有这样一道通令；默里因上一夜吓垮了，没有出席讨论会。这时，法国人感到惊奇、表示疑问的各种目光，都一齐投向威尔逊。威尔逊解释说，命令是在夜间收到的，尚未进行“研究”。霞飞随即说明了通令的各项规定，不过，他显然已失却信心。讨论进行得断断续续，冷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场面叫人局促不安，以至难以忍受。会议只好就此结束，在联合作战问题上没有得到英国人的同意。霞飞带着左翼力量“薄弱”的印象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但在那里等候他的又是各条战线都告薄弱的消息，以及包括参谋人员在内的各级军官的沮丧情绪；及至夜间，最后还来了于盖那份说英军已经“失去凝聚力”的灰溜溜的电报。
冯·克卢克对英军也持同样看法。他下令于27日“切断在全面西逃的英军”，并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他即将全部围住“所有的六个”英国师（事实上，只有五个在法国），“如果英军在27日停下来抵抗，那么，两面包抄也许还可以获得巨大胜利”。德国统帅部鉴于在攻克那慕尔之后第二天送来的这个光辉灿烂的前景，跟比洛声称他的对手法军第五集团军已成“溃军”的报告是吻合的，由此坚定了胜利在即的看法。8月27日，德军统帅部正式公报宣布说：“德军在连告大捷之后，已从康布雷（cambrai）到孚日山脉一带进入法国。”“敌军已全线溃败，在全面撤退……对于德军的挺进已无法做任何有力的抵抗。”
在群情欢腾的气氛中，冯·克卢克也如愿以偿。正当他强烈反对冯·比洛要他围攻莫伯日的命令，认为这是比洛的职责所在，并且要求告诉他是否仍然要听命于比洛的时候，德军统帅部于8月27日恢复了他的独立自主权。统帅部将右翼三个集团军置于一人领导下的尝试，既已引起了不少摩擦，也就把它放弃了。在奔向胜利的道路上，余下的道路看来已是坦途的时刻，这个问题也就显得不重要了。
冯·比洛却非常恼火。他身居右翼中路，总是为两支友邻部队拒绝跟他步调一致所苦。比洛早已警告过统帅部，说豪森的延误已使第二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口”。至于豪森，也同样非常恼火；此公除了顶礼膜拜官衔之外，最热衷的便是每天晚上要住得舒舒服服。8月27日是他进入法国的第一天；可是这一夜，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可供他和陪同他前来的萨克森王储住宿的大别墅。他们只好睡在一个专区区长家里，屋里凌乱不堪，“甚至连床都没有铺好”。第二夜情况更糟，他得忍气吞声住在一个肖邦先生家里，一个农民的家里！那儿，饭菜既差，住房又“不宽敞”，参谋机构得设在附近教区长的住宅里，教士已经上战场去了，教士的老娘看起来活像个巫婆，转来转去“巴望我们都倒大霉”。这时候，天空中的道道红光说明他的部队刚路过的罗克鲁瓦在遭受火劫。之后的一个夜晚总算幸运，他们是在一个富有的法国实业家布置得很讲究的屋子里度过的。那晚，主人“不在家”。在这里，豪森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倚墙而长的梨树虽然果实累累，但“很遗憾，梨儿还没有熟透”。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和明斯特尔伯爵、少校基尔曼塞格（kilmansegg）伯爵、轻骑兵部队的舍恩贝格―瓦尔登贝格（schoenburg-waldenburg）亲王以及充当天主教教士的萨克森公爵马克斯欢聚一堂，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刚在电话中接到他的姊妹马蒂尔德（mathilda）公主祝愿第三集团军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豪森抱怨说，他的萨克森兵在敌国行军已经十天，天又热，还得不时作战。供应总是赶不上，缺少面包肉食，部队得靠当地的家畜过活，马匹的饲料又不足；然而，他还是设法做到平均每天行军23公里。事实上，这是对德军最起码的要求。在这车轮形包围圈外缘的克卢克军，每天行军30公里，甚至还多一些，而在强行军时，每天达40公里。他之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只让士兵沿路就宿，而不让他们散到路两边的地方去宿营。这样，一天就可多跑六七公里。但由于德军运输线拉得很长，部队的前进又远远超过了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线终点，食物往往供应不上。马匹只好到田里去吃还未成熟的庄稼。士兵整天行军也只吃些生胡萝卜和卷心菜，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既热又累，两脚跟他们的敌人一样疼痛难熬。他们越来越饥饿难忍，然而还是按日程表行军不误。
8月28日，冯·克卢克非常高兴，在布鲁塞尔去巴黎的半途上，接到德皇来电，对第一集团军的“决定性胜利”“朕甚感激”，并对第一集团军已经迫近“法国心脏”表示祝贺。当夜，借着野营的火光，军乐队奏起了《万岁胜利者的桂冠》的凯旋曲。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乐声被成千人的歌声淹没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行军，希望在巴黎庆祝色当战役纪念日。”
同一天，冯·克卢克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主意；这个主意不出一个星期就将在历史上留下它的痕迹。侦察到的情况说明，在比洛面前退却的法国第五集团军，现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而且将穿过他的行军路线。克卢克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抓住该军翼侧……迫使该军离开巴黎，然后对它翼侧包围”。攻击这个目标，目前在他看来比切断英军去海滨的退路更为重要。他向比洛建议，他们两军应向“内线转动”。但在还未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德国统帅部的一个军官带来了一份致所有七个集团军的新通令。
据王储的看法，德国统帅部深受“一片胜利感”的鼓舞，不过它还是注意到法军从洛林转移的情况，因而这时通令要求“迅速前进，防止敌军有生力量的集结，并尽可能多地削弱法国可用以继续战斗的一切手段”。克卢克集团军应向巴黎西南的塞纳河推进；比洛集团军应径向巴黎移动；豪森、符腾堡公爵和王储应率领他们各集团军分别南下巴黎以东的马恩河、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埃佩尔奈（epernay）和维特里——勒弗朗索瓦。虽然命令对鲁普雷希特亲王统率的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突破法国堡垒线这一方面有点含糊，但“如果敌人退却”，要他们越过图勒和埃皮纳勒之间的摩泽尔河则是肯定的。不让法国有时间重新集结力量组织抵抗，“急需”的是速度。1870年的往事记忆犹新，德军统帅部于是命令“对群众采取严厉措施，尽快粉碎自由射手的任何抵抗”，并防止法国“全民性暴动”。预料敌人将先在埃纳河进行顽抗，然后退向马恩河，德国统帅部于是在此附和了克卢克的新主意，最后提出“这可能需要将进军方向从西南转向正南”。
除了这一建议外，8月28日的这道命令是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行事的。不过执行这道命令的德军已不复是原计划的数目。它们减少了五个军，等于减少了整整一个野战集团军。克卢克留下两个后备军包围安特卫普和守卫布鲁塞尔以及比境的其他地方；比洛和豪森各少了一个军，调到俄国战线去了；还有相当于一个军的几个旅和师被留下来包围日韦和莫伯日。为了能按照原计划控制地盘和让第一集团军从巴黎西面通过，右翼军力就势必拉开得更为稀疏，要不就得让所属各部队之间出现缺口。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8月28日，豪森部队由于正在色当南面激战的符腾堡公爵呼吁“立即援助”，已被拉向左面，因此右面不能接上比洛所部，反而要比洛掩护他的右侧。本应该在这两军衔接处的那两个军，已首途去坦嫩贝格了。
德国统帅部于8月28日第一次感到放心不下的苦楚。毛奇、施泰因和塔彭焦虑地讨论了是否要从鲁普雷希特集团军中抽调援军去右翼的问题，但又不愿放弃一举突破法国堡垒线的企图。施利芬曾梦寐以求但终于放弃了的，以左翼突破洛林同时以右翼包围巴黎的道地的坎尼战役式的两面包抄，眼前看来颇有成功可能。鲁普雷希特在猛扑埃皮纳勒；他的部队已兵临南锡城下，并在猛攻图勒。自攻陷列日以后，正如塔彭上校所说，其他筑垒地带已“威风扫地”，似乎每天都有可能为鲁普雷希特所突破。比利时铁路被破坏，一下子要调动几师兵力是怎么也办不到的，所以，德军统帅部深信夺取图勒和埃皮纳勒之间的沙尔姆峡口是可取的；而且，用塔彭的话说，“可以大规模地包围敌军，若能获胜，可以就此结束战争”。结果是鲁普雷希特率领的左翼仍然全部保存了26个师的实力，而与右翼三个集团军经削弱后的实力相仿。这绝不是施利芬心目中的比例，施利芬在临终前犹喃喃叨念着“务使右翼强大”。
继比利时的剧变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的战事；殊不知这些时日以来，洛林在进行着一场打得更猛、为期更长的争夺法国东边门户的持久战。沿着埃皮纳勒到南锡长达80英里的战线上，两支德军在大举进攻德卡斯泰尔诺和迪巴伊的法军。战争处于难分难解、势均力敌状态。
8月24日，鲁普雷希特集结了400门大炮，还从梅斯兵工厂运来一些大炮，发动了一系列的凶猛攻势。法军这时将全部技能用在防御上了，他们挖了战壕，并准备了多种多样临时性的、巧妙的防弹掩蔽体。鲁普雷希特的进攻未能把福煦的第二十军从南锡前面的阵地逐出去；不过，在更南面却夺下了莫尔塔涅河（mortagne）对岸的一块突出阵地。莫尔塔涅河是沙尔姆峡口前的最后一条河流。法国人立即看到翼侧攻击的机会来了。这次他们准备了大炮，野战炮连夜运来了。25日上午，在德卡斯泰尔诺“前进！全线出击！拼啊！”的命令下，部队发动了攻势。第二十军从大库罗讷城内的小山顶上猛冲而下，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在右侧，迪巴伊所部经过一天激战，取得了同样的进展。阿尔卑斯山地师师长莫迪伊将军在作战前检阅部队时让士兵们合唱了勇敢无畏的《西迪卜拉欣》之歌。
前进，前进，向前进！
打击法国的敌人！
战斗一天下来，许多零零落落失却战斗力的队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攻下了既定目标克莱藏坦（clezentaine）。莫迪伊将军在马背上看到一连面容憔悴、汗流浃背的士兵在寻找宿营地，就一面挥臂指着前面，一面向他们叫喊着：“骑兵们，就在你们占领的村子里睡吧！”
争夺沙尔姆峡口和大库罗讷的战役激烈进行了三天，而于8月27日达到最高潮。那天，霞飞困于别处叫人忧郁和沮丧的情况，苦于没有什么可资表扬的战绩，便向第一和第二两集团军“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了敬意。洛林战役开始以来，他们已打了两个星期而未曾稍事休息，他们抱定“必胜之心”，竭尽全力坚守着国门，抵住敌人攻城锤的猛撞猛打。他们懂得，如果这里让敌人突破了，战争就完啦。他们不知道什么坎尼之战，但却深深懂得色当战役和包围是怎么一回事。
坚守堡垒线是势在必行，是存亡所系，但霞飞左翼的情况则更危如累卵，使得他不得不从东面的军队中调来他们的砥柱——“必胜意志”的象征——福煦。霞飞现在需要他来稳定节节败退的左翼。
第四、第五集团军之间危险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时已经扩大到30英里。这是在第四集团军德朗格勒将军不愿让德军不战而越过默兹河，牢守色当南面的高岸，而于8月26日至8月28日激战三天堵住符腾堡公爵所部时造成的。德朗格勒认为，他的部队在默兹河一战中建立的功绩洗雪了在阿登山区败北之耻；但第四集团军之能坚守则是以失掉跟朗勒扎克部队的联系为代价换来的。朗勒扎克所部在继续退却，使自己靠第四集团军一边的翼侧失去了掩护。霞飞就是为了要控制住这个空白地带而召福煦来的。他命令福煦统率由他从第三、第四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三个军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福煦也就在接到命令那天得到噩耗：他的独子热尔曼·福煦（germainfoch）中尉和女婿贝古（bécourt）上尉都已在默兹河阵亡。
在再西面朗勒扎克所部和英军所在地区，霞飞仍然希望能在索姆河畔稳下阵来，但是他们的阵地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一垮再垮。英军总司令绝不会同意在这条战线上坚持到底，他和朗勒扎克的合作已到了最低限度；至于朗勒扎克，霞飞对他已逐渐失去信心，看来也不复可以信赖。8月份霞飞虽然撤掉了一些将军，但要下手免去朗勒扎克这样有声誉的人的职务，还是有所顾虑。参谋部继续在寻找进攻失利的替罪羊。“已有三个将军的乌纱在我公事包里。”一个参谋人员从前线出差回来汇报说。不过，对朗勒扎克绝不能草率从事。霞飞认为第五集团军需要有一位更有自信心的领导，然而在撤退当中撤换司令可能会影响该军士气。他对一个副官说，这个问题已使他失眠两夜——就所知情况来看，这是战争中仅有的一次把他搞得如此心神不宁。
在这期间，从巴黎前来应该参加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备师忽告失踪。司令埃伯内将军整日寻找，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霞飞担心第六集团军下车地区很快会被敌军窜犯；因此，为了争取时间让他们进入阵地，遂不顾一切，命令第五集团军掉转头来反攻。这就需要第五集团军向西在圣康坦和吉斯之间发动攻势。分工与第五集团军联系的霞飞的联络官亚历山大上校口头向朗勒扎克的司令部传达了这道命令。那时，司令部已迁至圣康坦东约25英里的马尔勒（marle）。与此同时，为了尽力抚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不满情绪并鼓舞他的斗志，霞飞也向他发了电报，对英国战友给法军的英勇援助表示了深挚感谢。不过电报刚发出，霞飞就得到消息说，英军已经撤出圣康坦，从而使朗勒扎克的左侧失却掩护，而这时算来正是朗勒扎克发动进攻的时刻。根据于盖的另一份“丧报”，英国远征军“已经溃败，无能为力”，五个师中有三个师不经充分休整，也就是说不“休息数天甚至数星期”，就不能重上战场。鉴于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的汇报不仅情况和于盖的“丧报”相同，而且措辞也几乎一样，所以，于盖的反映虽只是英国将领们的心情而不是部队的情绪或事实真相，对他也就不能有所责难了。至于他报告中最关紧要的一条消息，则是亚历山大上校说朗勒扎克在阻挠进攻命令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