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饥寒交迫的人们旁边拍电影

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有一次，威尼斯电影节上主办方让我发言，我说了一段略带讥讽的话。

“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正在为今天的饭食犯愁，为怎样才能活下去苟延残喘，可我还在悠哉游哉地拍电影，而且还能拿到这样的大奖，我的运气真是好得没话说了。因此，我打心底里对你们表示感谢。”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但我说的是真心话。

即便没有了艺术，人还是能活下去的。

让我不由自主说出这番嘲讽话来的，是梅第奇家族。

说到梅第奇家族，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们是达·芬奇的赞助人。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的威尼斯电影节，他们作为各类艺术家的赞助人，在艺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在电影节的招待宴会上，可以看到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像梅第奇家族那样的显赫贵族。

所谓贵族，也就是无需劳动的人。不管怎么说，劳动是我们这种平民的事，对于贵族来说，要他们亲自劳动大概是一种罪恶。

古希腊时代的医生，是光动口不动手的，治疗过程中的那些动手术绑绷带的活，全都交给奴隶们做。欧洲的历史本身就反映出了这种思想：劳动是奴隶的事。

经过数百年的悠悠岁月，祖祖辈辈都不劳而食的人们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大办宴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之宴会的豪华程度令人咋舌。

一边吃饭一边东张西望，无意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一幅画。我觉得这画很眼熟，结果是拉斐尔的画。我不禁问道：“这是真画吗？”他们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拉斐尔的真迹，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食堂里的一件小摆设。

因为是他们的祖先出钱请拉斐尔画的，所以你满可以说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我还是觉得头晕。欧洲的历史和我们完全不同。我想，像他们这样的确实是不需要劳动了。

简而言之，做有钱人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属于特殊的权力集团。从中世纪开始，大权在握者的出身门第就几乎没怎么变过。而且，这种门第往往与欧洲的王室或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久前，有个匈牙利的王室成员来到了日本，他说自己还是意大利某个贵族的侄孙。

再说了，他们虽然不用劳动，但让他们费脑子的事还是不少的。从国外请来像我这样的电影导演啦，为初出茅庐的设计师做赞助人啦，在当时，宴会该如何安排也是令他们头疼的事，比如，请哪位厨师来掌勺之类。

我不是在嘲笑他们。他们对我这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岛国的电影导演会表示出如此的敬意，也是为了对电影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啊。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我感谢他们的话也并非虚言。

不过，我的理想是就算上了年纪也能在大庭广众下做自己的工作，就像城乡结合部的小寿司店老板。对这样的我来说，这种贵族的氛围实在令我吃不消，于是乎，在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不合时宜的情绪从嘴里漏了出来。地中海的对面就是非洲，那里有数万人在忍饥挨饿，而且，他们的悲惨处境也不能说和欧洲人毫无关系。

在艺术家们谱曲绘画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是全然不会去想世界上还有人在挨饿的。

要创造某样东西的人，脑子里只会想着这样东西。当然，也有人以世界上的可怜人为主题创作作品，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什么是艺术的本质？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任性吧，是一种纯粹的浪费吧。正因如此，艺术家可以随性乱来。

据说，达·芬奇的作品留下来的只有十多幅，他当然画过很多作品，但基本都半途而废了。我听人这么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仔细想想，他这十多幅作品养活了多少人啊。就比如卢浮宫，不就靠他养着吗？

由于《达·芬奇密码》一书的影响，全世界的人似乎都跑到佛罗伦萨来集合了，大街小巷里，跟在挥舞旗帜的导游后面走的游客络绎不绝，把条条街道都挤得满满当当。

金字塔不也一样吗，数千年前耗费大量钱财造出来的雄伟建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养活着埃及人。要是没有了金字塔，估计没多少人会想去埃及吧。按照吉村作治的说法，那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用事业工程。据说，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战争期间由于煤炭短缺，在埃及的英国人为了开动蒸汽机车，就将木乃伊连带棺材一并焚烧了。

你瞧瞧人类做过的那些事，真是不可思议，真是荒诞不经。就拿我来说吧，非洲数万人正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而我还在拍电影。

当然啰，我从没想过我拍的电影会像蒙娜丽莎或金字塔那样对几百年后的人产生作用。拍电影无疑是一种纯粹的浪费，但我就是喜欢拍电影。

“你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自从我有了电影导演这个头衔，来采访我的记者们就常常提这个问题。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铁路员》，是跟我大哥两个人一起去上野的电影院看的。这部电影非常沉闷，孩提时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而且，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还被一帮小流氓欺负了一顿，一路哭着鼻子从上野走回了北千住。

所以，第一次看电影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铁路员》到今天仍是我心头的一块阴影。

说老实话，我是从参加欧洲电影节开始才关注到黑泽明的。

对欧美人来说，提到日本电影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泽明，所以他们也像看待那位大师一样来看待我。不是说我觉得惭愧什么的，而是那些欧美的记者总喜欢问我：“你怎么看黑泽明的电影？”回日本后，我赶紧把以前的黑泽明电影全部重新看了一遍。

看了黑泽明的电影，再加上自己也是个拍电影的，自然就会对这位大师产生敬意。

电影胶片是每秒钟放映24帧图像，使这些图看上去在动的一种构造。

两小时的电影就是120分钟×60秒×24帧，它的意思就是，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17万2800帧图像以哗啦哗啦书页翻动的方式呈现在你眼前。

黑泽先生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不论你从这17万2800帧图像中截取哪一帧来放大冲印，你都能得到一张无比精美的相片。这就是说，他的电影里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

没有别的话可说，就是了不起。我也是最近才刚刚认识到这种了不起的。

黑泽先生在正式开拍前，要反复彩排几十遍。有人说哪怕演员站位偏了十公分他都会光火，我相信这是真事。

黑泽先生说我的电影“拍得很干净”。

“一般的导演会往里面加更多内容，会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地方拍很多镜头，而你会把不需要的地方统统剪干净。”

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对我说这样的话，那我得赶紧拍他马屁呀。

“《姿三四郎》里的那个桥段拍得真好啊。”

黑泽先生摇了摇头。

“那一段是另一个导演拍的。”

“不过，在《天堂和地狱》里，老板的儿子和佣人的儿子调包这个主意真是绝啊。”

黑泽先生哈哈大笑。

“那是副导演想出来的。”

听他这么说，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和黑泽先生碰面，是在他位于御殿场的家中。当时，我就是这么一边冒着冷汗一边陪他喝了很多酒。后来时间很晚了，我准备起身告辞，但黑泽先生想留住我：“今晚就住这儿吧。”

他说这句话并非社交辞令，因为我走出他家时，他还特意跑到阳台上对我喊：“真没劲哦，你就住下吧。”

我偶尔会这么想，那时要是再和他多说点话就好了。因为那是我和黑泽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

媒体方面认为，黑泽先生待我不薄。黑泽先生也曾给我写过很长的信，我不知道这是否就代表他待我不薄。不过，他在信中写了这么一句——“日本电影的未来就拜托你了。”这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所以，每次在佛坛上焚香时，我不仅为我的父母祈祷冥福，也会为黑泽先生祈祷。

“如果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电影想拍的话，就让我代您拍吧。您就把我当替身为您拍电影好了。”

要是黑泽先生在天堂里听到我这么说，一定会苦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净拣好听的说。”

我觉得，所谓的天才也是时代的产物。黑泽先生是个才华横溢之人，我想即便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也一定能干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来。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他碰上了那个时代，他是不会成为黑泽明的。力道山先生和长岛茂雄先生也是一样道理。所以，我虽然尊敬黑泽明先生，但我从没想过要去模仿他。

再者说，我和黑泽明先生本来就属于两类人。

按照刚才17万2800帧图像那种说法，我拍的画面那就叫空洞无物。黑泽明先生的电影里没有一个废镜头，而我的电影里则全都是废镜头。

就算是彩排，也总是一次就ok了。而黑泽明先生是，如果背景里有一根碍眼的电线杆，就非把它拆掉不可；如果天气不合适，那无论谁怎么说，他都可以让整个剧组等上一个月。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拍了再说。

比如，场景原本设定在晴天拍摄，但在实际拍摄时不巧碰上了阴天，那我就拍成阴天里的场景。心里虽然也在嘀咕其实不该在这样的天气下拍摄，但我还是会拍下去。

说得好听点，我是个随机应变的天才。

要说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剧本，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比我更拿手的。不过呢，这也会导致我拍出来的电影有时和当初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有时连自己都会觉得，“我拍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呀？”但是呢，我的电影这样就可以了。

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和喜欢自己拍的电影

不是一回事

我是为我自己拍电影的。

为我自己拍电影，然后只要问一句：“你也要看吗？”

做电影导演的，基本上都是喜欢电影的人，不过呢，就像喜欢喝酒一样，这种喜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将电影导演视作目的的人，和只将它视作一种手段的人。

总之，将电影导演视作目的的人，只要有电影可拍就会感到幸福。这样的人因为太喜欢看电影了，所以无法客观地评价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就像一个已经喝醉的人，被别人一劝酒，仍会继续喝。在日本的电影导演中，这一类型的人似乎特别多。因为太喜欢自己的电影，所以不会发觉很多地方只是在做无用功。

对于将拍电影视为手段的导演而言，电影只是一种表现手段。这样的导演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拍出来的电影。

有一次，铃木一郎击出了一记安打，观众席上一片欢声雷动，但他本人却歪着脑袋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他说：“那记安打没打好。”不管观众们多么起劲地欢呼鼓掌，他都能客观冷静地评价自己的击球。

作为世界第一纪录的创造者，作为广有人气的棒球手，一郎的棒球人生在外人看来是幸福无比的，但实际上肯定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幸福。

就像击球一样，如果你客观地评价一部电影，就会发现里面都是缺陷。不可能有什么完美的电影。拍电影的时候总想着这是我的最高杰作，等到拍完后从看试映的那一刻开始，脑子里就已经在考虑接下来要拍一部怎样的电影了。

接下来，我一定要拍出一部杰作来。

有次我问黑泽先生：“你觉得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他的回答是：“下一部。”如此看来，他也不是一个以拍电影本身为乐趣的导演。

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作品，指的就是这么回事。

为了自己拍电影和因为喜欢而拍电影不是一回事。

不仅是电影，绘画、小说，无论什么作品都一样，你无法超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那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就无论如何都无法明白别人对此的感受了。

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电影，意味着不要去想我拍得多么辛苦，或者是我有多喜欢这部电影，而是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市场调查的结果如何如何，社会上现在流行什么什么，和这一类话都毫无关系的。

说到底，相信的还是自己的感觉，而不是他人的感觉。像这样为了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公映后，相信别人也会像自己一样觉得有趣。只要世界上六十多亿人口中有百分之几的人觉得我拍的电影挺有趣，我就会继续拍下去。

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和喜欢自己拍的电影，不是一回事。

最大的问题是，这两者的区别就像一根头发一样细，它们就像背靠背坐在一起的两兄弟。

虽然它们面对的方向正相反，但因为是人都会自恋，所以很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

如果画画总是画同样的题材

那不论画得多出色，总不会有太多感动

要说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还意识到除了自己以外的观众的话，那就是别的电影导演了。“怎么样，你能理解我这么拍吗？”在我的电影里总有像这样的感觉。

说得难听点，别的导演用的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技巧，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用的。这和在漫才或小品里不愿用谁都能猜出来的噱头一个道理。就像《水户黄门》里的印笼，如果有一百个观众，那一百个观众都会说：“看吧，他要亮出印笼了。”在观众们都知道这里该亮出印笼的时候亮出印笼，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技巧。不过呢，我拍电影可不是因为想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别人也会做。

不要亮出印笼，亮出阴囊如何？之类的……这，冷笑话吗？

“喂，助三郎先生，格之进先生，我们差不多可以收场了吧。”

在观众们屏气等待的时候，水户黄门一边这么说，一边一百八十度向后转，飞奔着逃入了后台。这样的设计行不行？你这个家伙啊，总喜欢考虑这种无聊的事情。这个嘛，不过是演小品的一种噱头而已，如果把电影也拍成那样，那估计有的观众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吧。

拿着手枪的杀手，从路的那头往这边走。这条路的设定，也许是某个垃圾场后面的小巷，也许是某幢大楼的屋顶，有几个警察埋伏在那里准备狙击。那样的话，观众们自然会料到接下来将是一场激烈的枪战戏。但是，我不想这么拍。比如，我会考虑这里可不可以做因式分解，就是我们在数学课上学过的因式分解。

杀手和手枪用x表示，警察用abcde来表示。一般的枪战用方程式来表示，就是这样的：ax+bx+cx+dx+ex。然后，考虑直接提取公因式x，结果就变成了：x（a+b+c+d+e）。如果用这种形式来表现电影，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个镜头，持枪的杀手从道路的另一头往这边走过来。在这条路上，埋伏着警察队伍。下一个镜头，离开这条道路的杀手的背影。路上到处可以看见，abcde警察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死掉了。虽然没有一个枪战的镜头，用这种处理方式照样能表现枪战和杀手的本事。

对死掉的警察的姿势下点功夫，可以搞出喜感，也可以表现出杀手的残酷。让杀手在离开的时候以稍微带点踉跄的步伐走，这样会看上去更真实。正是这样那样的想法使拍电影成了一件趣事。

说到底，即便把电影镜头比作因式分解，那也是拍电影这门学问中入门级别的问题。如此简单的因式分解，相信大部分观众都能看懂。这样的话，接下来就会跃跃欲试，想把这道因式分解题设计得更复杂一点。

先拍一部像《水户黄门》那样的情节的起承转合非常清晰易懂的电影，然后再把它们拆散，把时间顺序全部打乱后再剪辑在一起，这样能不能拍出一部观众们看得下去的电影呢？一般的电影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的，如果把这些情节一股脑搅在一起，把分镜头的顺序全部打乱，观众们在看完电影后仍能说句“嗯，这部电影蛮有趣的”，那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像毕加索的画一样的电影。毕加索就是用这种方法绘制不会动的图画的。如此说来，这样的电影也可以叫做电影里的立体派。

这种手法当然可以拍出各种新奇的效果，但这样的电影注定不是老少咸宜的。

提到毕加索，我就忍不住要说我也常常画着玩儿。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要说一本正经地画画，那还是我出事故之后的事了。事故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闲来无聊，就在不知不觉间拿起了画笔。

只要看到想画的东西，我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它画下来。有一次，在录制节目时，有个著名的糕点师现场制作了一只奶油蛋糕。一看到那只蛋糕，我的视线就离不开它了，我的脑子完全被那只蛋糕占领了，只想着要放下工作放下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去把那只蛋糕画出来。

在这种时候，我会一边画画一边淌口水。尽管听上去有点脏，但我在这种时候画出来的画一定是好画。如果画画时没有淌口水，不论我画得多么娴熟，也未必能画出好画。

在我漫才说得很精彩的时候，事后会忘记当时说了些什么。在我拍摄一部很好的电影时，精神会高度紧张。在我画一幅好画时，口水会不由自主地淌下来。

那是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缘故，可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注意力高度集中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也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事。

我只知道，在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时，我觉得自己用尽了全部的脑汁。就像开动了涡轮引擎，脑汁会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开始运行。这样的话，可能脑神经就无暇再关照到唾液腺，于是就淌出了口水。

要是每次都能这样就好了，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这个愿望往往不能实现。

在我的大脑里，很可能有一种省电模式。稍微有点习惯后，就想要偷懒。

从画画的角度说，就是习惯了画画。

比如说，我要画大猩猩。一开始，我会去动物园里看，或者是查找各种动物图鉴，然后认认真真地画猩猩。这种画，刚上手时是画得不熟练的，但完成的画却并不坏。就像小孩子画的圆圈，开始的地方和结束的地方衔接不起来，尽管画里面有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但整幅画却是一幅有气势的好画。

但是，如果你把大猩猩的画一口气画上好几张，手上就会越来越熟练，完成一幅画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快。这样，画出来的画就没意思了。从脑细胞的角度说，就是只使用所需最低程度的脑细胞，与此无关的神经突触就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就不会淌口水，有时一边画画一边甚至在考虑着别的事情。说得极端一点，这个不叫画画，它更接近于画漫画人物或签名。

对于画习惯了的画，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有多少感动。

拍电影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因为拍了像《大佬》那样的黑帮电影，所以有了很多粉丝。这种电影我拍习惯了，拍起来也相对容易些，但这样很容易把风格固定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固定风格反而是必须舍弃的东西。

我拍的每部电影都能成功，到了我这把年纪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如果别人对我说“你这次拍的电影也蛮有趣的”，我是不会天真地沾沾自喜的。

我一心想要拍出谁都没有拍过的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拍的那两部（2007年拍的）对我都是一种挑战。

有人说《双面北野武》是我的最高杰作，也有人说完全看不懂。我自己的看法是，怎么说好呢？我感觉胸中郁积的块垒都被我尽情地吐了出来。

拍完这部电影后，我的肉体与精神都陷入了一种虚脱状态，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恍恍惚惚的。后来，我发觉按照《双面北野武》这个电影名的读音，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北野武之死”，我甚至想到这也许会成为我的遗作吧。

如果一定要说，那是一部类似于排泄物的电影。虽说是排泄物，但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就像松茸，有的人就喜欢这股味儿。

《导演万岁》是一部否定自我的电影，通过这部电影你能明白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导演。这是一部批评我之前拍过的所有电影的作品。这就像黑泽明拍摄批评自己电影的作品，这样的电影大概只有我自己才能拍吧。

虽然这部电影不像《双面北野武》那么复杂，但我觉得观众们还是分成了觉得有趣和觉得无聊这两类。这样蛮好，因为我本来就不想拍那种人人都会喜欢的电影。

因为连着拍了两部这样的电影，所以我想接下来要拍一部娱乐性的电影。说句老实话，拍这种带有挑战性的电影，导演在精神上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接下来我要放松一下”这个说法或许不太好，但有时也确实需要拍一些开心的电影。

比如，《座头市》就是那种典型，我在这部电影里大量使用了之前的电影里从未使用过的所谓正宗的摄影技巧，拍出了一部口味纯正的娱乐电影。拍这部电影就像是释放了平日里累积起来的种种压力，所以就我个人而言也是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

而且，既然我是干拍电影这一行的，当然就有自我推销的必要，也要把自己推销成是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对于北野武剧组的成员，有时也需要给他们打打气鼓鼓劲。

就这样，我偶尔也涉足娱乐电影。我的理想是能够拍出全新式样的电影。不管观众们会不会表示看不懂，也不管我为此要消耗多少精神，我都会继续拍下去的。

就像流着口水画着画，为了能做到心无旁骛、集中思想地拍电影，哪怕连自己都觉得有点牵强的时候，我也要强迫自己不断改变风格。

欧洲的影迷们以为，

我真的是一个黑帮分子

我的电影被说成是有偏执狂倾向的，我在欧洲的影迷俱乐部比在日本的还多，大概都是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那里可是戈达尔和费里尼的故乡啊。在欧洲，影迷的层次更为多样，心胸也更为开放。有一次，在某个连名字都没怎么听过的小国，碰到了一个人对我说“我收藏了您拍的所有电影”，令我惊诧不已。

与此同时，不知道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呢，还是因为大家都固执地认为我拍的就是黑帮电影，外国的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总喜欢提到东方的神秘性。

所以，我在接受采访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你在采访日本的艺术家或电影人时，如果那人大谈什么‘武士道’或‘侘寂之美’之类的，那你就可以判断这是个冒牌货了。”

有很多日本人在日本的时候根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但不知为何面对外国记者就喜欢说这种话。“武士道”或“侘寂之美”什么的，无非是他们的遁词而已。

法国的北野武粉丝俱乐部的会长和副会长是两个很有意思的人，曾来日本拜访过我几次。会长出身于法国的偏远乡村，到日本来拜访我时还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乘飞机，他母亲还自豪地把他乘过飞机这事告诉了亲朋好友。他父亲一年一次去巴黎卖奶酪或培根什么的，这就是他们家一年的现金收入，他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农家子弟。副会长的父亲是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时期移民法国的穆斯林。

这两个人都不算特别有钱。来东京时是住在浅草的胶囊旅馆里的。我在浅草有个老相识，一个名叫斋藤的妈妈桑，她是个脾气豪爽的女人，她说“我家阿武的粉丝我怎么能不管呢”，就让他们两个免费住在她自己开的一家胶囊旅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