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这列从巴黎开往伦敦的火车里，踏上去往书展的旅途，对我来说真是上天的恩赐。每次来英国都会让我想起一九七七年，那时我刚刚辞去在一家巴西唱片公司的工作，决定将这辈子奉献给文学。我在巴塞特路租了一间公寓，交了一些朋友，学习吸血鬼知识，徒步游览这个城市，谈了一场恋爱，看完了所有上映的电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因为我无法动笔写出任何文字。

这次我只在伦敦待三天。一场签售会，几顿印度和黎巴嫩饭店的晚餐，以及在酒店大厅举行的关于书、书店和作者的对谈。年底之前我没有回圣马丁那幢房子的打算。我将从这儿直接飞回里约热内卢，在那里的路上能听见乡音，每天晚上能喝到巴西莓果汁，还可以在窗边欣赏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色——科帕卡瓦纳海滩。这美景从不会让我厌倦。

快到站的时候，一个男孩拿着一束玫瑰进了车厢，东张西望。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欧洲之星列车上见过卖花的人。

“我需要十二个志愿者，”他大声说道，“到站的时候，每

个人拿一枝玫瑰。我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在下面等我，我想向她求婚。”

很多人都愿意帮忙，也包括我，但是我没有被选中。即便这样，列车停稳以后，我还是决定和这群人一起。男孩指了指站台上的一个女孩。一个接一个，乘客把玫瑰递给了她。最后，他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女孩低着头，羞红了脸。紧接着，两人亲吻并相拥着离开了站台。

一名乘务员说：“这是我在这个站台这么多年见到的最浪漫的事了。”

签售会早就安排好了，虽然只持续了五个小时，我还是充满了积极的念头，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几个月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如果我在精神领域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么也许我应该耐心点。我身边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有机会体验我所经历的生活。

此次旅行之前，我曾去巴尔巴藏德巴的一个小礼拜堂。在那里，我请求圣母用她的爱指引我，帮我看清所有能带我回归自我的标志。我知道身边的人心中有我，我心中也有他们。我们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坚信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一起我们可以书写出“生命之书”，每一个人贡献一个词，写下一句话，绘出一幅图，最后一切都变得意义非凡：一个人的快乐会转化为所有人的幸福。

我们总是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总是需要保持足够的谦逊，才能接受我们的内心了解自己为何身处此地。是的，和内心交流十分困难，甚至也不是那么的必要。我们只要保持足够的信心，跟随一些信号，创造个人传奇，那么或早或晚，即便无法理性地理解到底是什么，也将会明白自己一直身在其中。魔法传统是这样讲的：我们临死的那一刻，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存在的真实理由，那一刻就会诞生地狱与天堂。

地狱是在临去的一瞬间回顾，意识到自己浪费了一个本可以彰显生命奇迹的机会。天堂则是在这一刻能够说：“我曾犯下一些过错，但是我不是懦夫。我享受了自己的人生，做了该做的事。”

然而，我不需要让地狱提前到来，也没必要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无法在我所理解的“精神追求”上走得更远。继续尝试，这就够了。即使是那些没有用尽全力的人也得到了宽恕；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早已付出了代价——在可以得到平静与和谐的时候无法开心。我们都得到了宽恕，可以自由地在这条没有开始与结束的路上前行。

这次旅行我一本书也没带。在等待下楼和俄罗斯出版商吃饭的空闲里，我随手翻了翻酒店桌上的杂志，看到一篇关于中国竹子的文章。播种之后，竹子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只会有一个小芽冒出地面。竹子所有的生长都藏在地下；它的根系的结构十分复杂，在地下纵横交错，缓慢生长。可是，到了第五年快结束的时候，中国竹突然快速生长，一下子蹿到二十五米高。

这是打发时间的时候读到的最无聊的文章了。我决定还是先下楼看看大厅里发生了什么比较好。

晚餐开始前，我喝了一杯咖啡。莫妮卡也从楼上下来和我坐在一起。她是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随便聊了几句。看得出来她很疲倦，一整天都在和出版界的人打交道，同时还得通过电话和英国的出版商联系，监督签售会的情况。

她还只有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工作了。那时她不仅相信一个巴西作家的作品能在其他国家成功翻译出版，还是一个热情的读者。她放弃在里约热内卢学习化学工程，和男朋友搬到西班牙，不断拜访每家出版社，并给他们写信推荐我的作品。

在事情还没有起色的时候，一天，我去到她居住的加泰罗尼亚小城，请她喝咖啡，并希望她可以将手头的一切放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人生与未来。她拒绝了，告诉我她不能一事无成地回到巴西。我试图说服她，让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失败，除了能够生存——通过发传单、像服务生一样工作——她还拥有宝贵的国外生活经验。莫妮卡依然不打算放弃。在离开咖啡馆的那刻，我认为她把自己的人生都荒废了，但无论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她的想法，因为这个女孩实在是太固执了。六个月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过了半年，她的钱已经足够买下一所公寓了。

她相信不可能的事，正因如此，即使所有人都认为她会失败，甚至包括我在内，她还是赢得了这场战役。这就是一个战士的素质：意志与勇气不是一回事。勇气可以吸引恐惧与谄媚，但意志则要求耐心和承诺。有如此强大意志的男人和女人，多半都是单身，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气息。很多人都认为莫妮卡有点冷漠，但是他们却没看到事实的真相。在她的心里燃烧着一团秘密的火焰，一直如我们在咖啡馆见面时那般强烈。尽管她已有所成就，但依旧保持着一贯的热情。

我正打算告诉她最近我和j的谈话，突然进来了两个保加利亚的出版商。很多参加书展的人都和我们住在同一家酒店。我们稍稍讨论了一下酒店的设施，莫妮卡马上就主导了谈话的内容。像往常一样，其中一个出版商转向我：

“您什么时候再次访问我们国家呢？”

“如果你们可以马上安排好，下周就可以。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签售会之后能搞个聚会。”

两个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中国竹！

莫妮卡冲我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们会看看行程安排……”

“……但是我们肯定能在下周到达索菲亚的。”我打断了莫妮卡。

我用葡萄牙语对她说：“我等下给你解释。”

莫妮卡明白我并没有开玩笑，但是出版商还是有点怀疑，和我商量是否可以等一段时间，他们好安排一些宣传活动。

“下周，”我坚持道，“要不就下次好了。”只有这样，他们才知道我是认真的。我让莫妮卡把详细信息记录下来。就在此刻我的西班牙出版商到了。桌上的对话被打断，他们相互介绍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您什么时候能再次到我们国家访问呢？”

“在我去过保加利亚之后。”

“那是什么时候？”

“两周之后。我们可以在圣地亚哥和巴斯克地区各办一场下午的签售会。之后再邀请一些读者，举办一场庆祝会。”

保加利亚的出版商们又开始怀疑了，莫妮卡对他们挤出了一丝苦笑。

“去你承诺过的地方！”j是这么说的。

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无论是书展还是重型机械展，所有的展会期间业内人士都习惯集中住在两至三个酒店。大部分的生意都在酒店大厅和晚餐会上完成，就像今晚发生的一样。我向所有的出版商问好，并且只要他们问到这个不变的问题：“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呢？”我就会接受他们的邀请。我试图不停地和别人交谈，避免莫妮卡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能做的就是在行程表上记录下我和别人约定的日期。

在和一个阿拉伯出版商谈话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问我到底安排了多少国家。

“您搞得我非常尴尬。”莫妮卡十分气愤地用葡语对我说。

“多少个？”

“六个国家，五个星期。您难道不知道这个书展是给出版界人士举办的，而不是为了作家？您完全可以不接受邀请，我可以搞定……”

这时葡萄牙出版商走了过来，我们无法继续用秘密语言交谈了。鉴于他仅仅和我讨论了一下酒店的设施，我便主动问他：

“您不邀请我去葡萄牙吗？”

他承认刚才离得很近能够听见我和莫妮卡的讨论。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很希望能有两场签售会，一场在吉马朗伊斯，另一场在法蒂玛。”

“一旦确定到时候没有办法取消的，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