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克莱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在考虑自己去做一个小小的实地考察。9月1日，他离开开罗，抵达了亚喀巴。这是他第一次亲临这条耗费了他一年多心血的前线。
与往常一样，将军的到访似乎还有秘密的计划。一个多月前，他从伦敦的马克·赛克斯那里收到了一封信。在劳伦斯前不久在开罗期间——在8月的第二周，两人每天都在阿拉伯局打交道，但克莱顿感到没有必要将这封信与下属分享。但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这次他把信带到了亚喀巴。
这年夏天，赛克斯结束在中东的停留，返回伦敦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协约国领导人震惊和沮丧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说法“民主需要一个安全的世界”并非仅仅是伪善的言辞；美国干预欧战的条件是，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有民族自决的权力，政府间错综复杂的秘密协定也要被废除——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落幕。英法两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国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损失约500万人，甚至在两国首都的先前贪得无厌的政客们也开始努力学习“非吞并”和“自治”这些陌生词语。
在转这个180°大弯时，很少有人比马克·赛克斯更灵巧熟练。在令人咂舌的极短时间内，这位政客已经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开明豁达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家、民族自决的捍卫者。赛克斯现在的观点是，英法在中东的最佳选择是彻底摈弃所有的帝国主义权利主张，因为，正如他在7月22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信中说的那样，“殖民主义是疯狂之事”。在他的设想里，取代殖民主义的将是一种政治上的社交礼仪精修学校，由西方列强管理；中东的无知蒙昧民族可以在这里学习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话居然出自现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协议的始作俑者之一，很多人或许会感到不和谐，但赛克斯有个好用的解决办法。他在7月中旬建议战时内阁今后不再使用“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说法，而改用“英国—法国—阿拉伯协定”。
赛克斯就这么摇身一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外交部领导层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英国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吃了亏，于是缺乏监管、自行其是地炮制此项协定的赛克斯自然受到了责怪。战时内阁成员乔治·寇松评论道：“赛克斯似乎是这样想的，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怀疑的办法就是认可对方说的话，被问起的时候就放弃我们自己的主张。”赛克斯和皮科在5月与侯赛因国王缔结的所谓协议一直都有争议，再加上他是雅法遭洗劫故事传播的主要推动者，而很多人现在认为这个故事是个幕后阴谋，目的就是推动政府完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阵营。这一切都让赛克斯受到的信任大大缩水。7月初，外交部政务次官阿瑟·尼克尔森决定为战时内阁查明，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在中东究竟做出了多少承诺，这些承诺与对侯赛因国王许下的诺言又是否会互相矛盾。于是一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尼克尔森就差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赛克斯是个骗人精了：“较难确定外交部的文件是否代表真正发生的全部事实。”尼克尔森敦促“继续调查此事之前，应请马克·赛克斯爵士发表意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权威地判断，对我们对侯赛因的承诺的逃避或者修改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到阿拉伯人的怨恨”。
面对这样的批评，赛克斯暴躁地为自己辩护。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归咎于一位英国下级军官：劳伦斯上尉。在7月20日写给外交大臣贝尔福的秘书的信中，赛克斯顾影自怜地将自己在中东事务中的两年辛勤劳作描绘为得不到感激的自我牺牲。“目前为止，工作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您知道，我必须要与许多困难做斗争：英法两国过去的偏见、因循守旧头脑的互相怀疑和感情脆弱、布雷蒙的反英政策，以及劳伦斯的反法态度。”
但赛克斯对劳伦斯的集中攻击或许也不是那么奇怪。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赛克斯在中东编织的互相矛盾、半真半假的谎言，但其中大多数人——像吉尔伯特·克莱顿和雷金纳德·温盖特那样的人，都是体制的忠仆，不会与赛克斯彻底撕破脸皮。如果事态爆发，他们不会向别人吐露自己的抱怨，而是寻找办法来渡过难关。而劳伦斯不是那样忠于体制的人，他如果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羞辱赛克斯，而在他在亚喀巴的胜利之后，他这样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而且，劳伦斯现在有能力对赛克斯花了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外交框架造成严重破坏。赛克斯的外交框架固然不完美，但能够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让各方都不至于空手而归。现在，劳伦斯与艾伦比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而且他一直决心要将叙利亚从法国手中夺走，于是这个小小的上尉突然间从麻烦角色变成了严重的威胁。赛克斯在7月22日给克莱顿的信显然就是为了用阿谀奉承和稍微掩饰的屈尊俯就来消除这个威胁。克莱顿把这封信带到了亚喀巴，拿给劳伦斯看。
“劳伦斯的行动居功至伟，我希望他能获得骑士爵位，”赛克斯是在说攻克亚喀巴的事情，“告诉他，现在他已经是个伟人了，必须得有伟人的样子，眼界要开阔。阿拉伯人再接受协约国十年的教导，就能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现在就给他们独立，意味着他们会被波斯人控制、蒙受贫困和混乱。让他考虑考虑这一点，想一想他为之奋斗的人民。”
劳伦斯知道赛克斯过去的阴谋诡计，再加上前不久还在开罗与亚伦森大吵了一番，所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封信居高临下的口吻。或许这还触及了他的自尊心；劳伦斯就算还不是“伟人”，也肯定是个独立自主的人，绝不愿意被马克·赛克斯颐指气使。他给赛克斯写了一封长达7页纸的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装是诚恳地请求赛克斯赐教，其实是有条不紊地对他的每一个计划做了审视，揭穿了它们的严重缺陷：“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许了什么愿？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我在开罗见到了亚伦森，他当即说，犹太人希望获得从加沙到海法的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在里面搞自治。他们是要以公道的价格买下这些土地，还是要低价强买，将当地人驱逐出境？……犹太人打算把阿拉伯农民全部赶走，还是将他们转变为按天付酬的劳工阶层？”
然后他转向了法国人“援助”阿拉伯人开发叙利亚的事情，赛克斯在吉达曾尝试向侯赛因兜售这个谎言。“阿拉伯人有能力在没有法国人援助的情况下将起义扩展至叙利亚全境，因此不愿意付出了代价却只是为了将来被居高临下地通知情况……假以时日，加上我们的持续帮助，谢里夫一定会成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要过分夸大我们向他提供的骡子和弹药的价值；运筹帷幄和实际行动都是靠他自己）占据我们分配给由外国人担任顾问的‘独立叙利亚’的土地，也能够守住这个成果，而不需要外国人强加的顾问。他不仅会占据这些土地，还会占据那些《赛克斯—皮科协定》没有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他对这些土地的权利主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他可以领导当地人来征服它们，英法两大强国能怎么办？”
在信的末尾，劳伦斯改用了比较缓和的口吻，承认“我们或许不得不出卖小伙伴，来报答大朋友”的政治现实，但指出，与赛克斯永远的喜讯相反，“我们现在处境艰难。请告诉我，依照您的高见，我们如何找到出路？”
这封信或许是对赛克斯在中东活动的最严厉抨击，但这位政客永远不会读到它。9月7日，克莱顿已经结束在亚喀巴的访问并返回开罗，劳伦斯将这封信发给克莱顿的办公室，请他继续转发至伦敦。但克莱顿读了信之后，决定扣押不发。他在一封短信中向劳伦斯记述道，他不希望给赛克斯任何“或许能够刺激他活动起来”的东西，尤其是越来越受到批评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渐渐被人遗忘了。“它事实上已经死了，”克莱顿写道，“如果我们安静地等待，它很快就会彻底被遗忘。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现在几乎已经是没有生命的纪念碑。”
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这个判断大错特错，但劳伦斯没有办法和他争执。克莱顿的信发出的时候，劳伦斯已经起程前往内陆，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新一轮攻势。他常常不能及时收到克莱顿的信已经是家常便饭。
9月7日，威廉·耶鲁住进了伦敦的萨沃伊饭店，发现前厅里满是“浓妆艳抹的女士”走来走去，感到有些不对劲。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哀伤地写道，这家曾经历史悠久的一度非常高档的饭店如今“完全成了幽会的场所”。
但新教徒一般拘谨的耶鲁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周边环境的下流，因为他在伦敦会非常忙碌。利兰·哈里森给美国大使的电报非常有用，新任特工很快和参与中东事务的许多英国高官取得了联系。在这些会见中，耶鲁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的叙利亚报告被赞誉为源自敌境这个关键角落的最入木三分的文件，在英国政界和军界最高领导层传播，并且得到研读。许多情报单位都派人来听取他的报告，他很高兴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细节。
但很快，耶鲁就不再努力去了解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在开罗才最有可能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特殊方面：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眉来眼去。
英国报纸上流传着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犹太化学家向政府提供了关于生产炸药的“某些秘密”。这让耶鲁非常感兴趣。耶鲁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据说，有人问这位犹太化学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时，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意愿，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希望协约国在和平会议上能够特别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问题。”报纸上说，英国政府已经秘密地答应了科学家的这个请求。
耶鲁虽然还不知道这位化学家的名字——当然就是哈伊姆·魏茨曼，但让他感到有趣的是，英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公开否认或者压制这种传闻，这说明它很有可能是真的。在伦敦的随后一周内，新任美国特工向许多官员打探消息，询问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策，得到的回答却互相矛盾。
耶鲁的结论是，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英国犹太人对希望得到怎样的安排并没有一致意见。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有些人主张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有些人仅仅要求增加移民能够得到保障；而一些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领导人则强烈谴责复国主义运动，认为它是将犹太人边缘化的一个危险的新工具，反犹主义者会利用它来质疑犹太人对其出生国的忠诚。耶鲁努力理清这个争端，在他看来，英国政府显然在考虑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有关的某种建议，但具体是什么建议，尚不明确。
两周之后，耶鲁感到自己在伦敦的情报搜集工作已经完成，急于前往开罗。但他首先要去巴黎，因为他很想与一位最近非常有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谈，此人前不久才从开罗来到法国。他就是亚伦·亚伦森。这是关于阿拉伯半岛之战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这是一场“干净的”战争，阿拉伯战士们在忍受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终于揭竿而起，为自由而战；这些战士勇敢地从沙丘上冲杀而下，袭击倒霉的残酷压迫者。
与攻击劳伦斯的那些人的指控相反，他在这个神话的制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其实非常小。它其实主要源于战后颓唐心碎的公众的一种需求：在如此丑恶的战争中，寻找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光辉伟大。西线没有多少材料可资利用，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灰飞烟灭、被炮火炸成齑粉，或者被永远埋葬在烂泥下。作为对比，阿拉伯半岛却到处是身披长袍的武士、冲锋的骆驼、招展的旌旗，在不光彩的残杀中却是一场华丽的中世纪盛典。在另一场甚至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战中，这种浪漫形象和人们对它的需求都减弱了，但1962年大卫·利恩的电影为新一代人复苏了这种浪漫情怀。
劳伦斯对战争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尽管他公开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但对真相的忠实迫使他努力去记录事实。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确指出，很多阿拉伯人参加战斗固然是出于摆脱土耳其人的真诚愿望，但英国黄金和丰富战利品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种愿望。在战场上，起义军的敌人不仅有土耳其人，还有其他阿拉伯人：没有分享到英国黄金的部落战士，或者那些被土耳其人收买的人；与起义军的部落有宿怨血仇的氏族；或者独立寻找战利品的雇佣兵。
而且这个战场与公众的想象也相差甚远。在人们的想象中，阿拉伯和叙利亚沙漠就是如诗如画的绵延沙丘，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沙漠都是荒凉悲凄的碎石戈壁和光秃秃的石头山，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美国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些不是那么美丽的角落。在穿越这些地区时，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羊肉、骆驼肉，运气好的话有面包吃，运气不好就只能吃生面粉。他们喝的水来自含盐的泉水，或者长满水藻的池塘，或者被土耳其人用腐烂的动物死尸污染的水井。要避开正午炽热的阳光，躲到阴凉处就不得不面对全世界沙漠都有的那种奇怪而残酷的现象：大群狠狠叮人的黑苍蝇。
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双方的重伤员都往往会被丢下等死，幸运的人会被一枪击毙，以避免痛苦。如果胜利者愿意将俘虏带走的话，胜利者吃完之后，俘虏才能去吃残羹剩饭，因此往往大批地饥渴而死。而且与西线的界限分明的死亡地带相反，阿拉伯战场中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互相混杂，无辜的人往往会突然陷入子弹和刀刃的血雨腥风。
9月19日下午早些时候，十节车皮的列车从南面绕过了路弯。劳伦斯等待列车的第二节机车开上短桥，然后引爆了50磅的葛里炸药。黑烟当即腾空而起，蹿到100英尺高，然后向两边扩散，至少也有100英尺远。爆炸声和金属断裂的噼啪声平息之后是一个短暂的诡异的平静瞬间。然后残杀开始了。
除了他打算沿途招募的阿拉伯战士之外，劳伦斯还从亚喀巴带来了两名西方军官——一个是英国人，绰号是“斯托克斯”，因为他携带着一门斯托克斯迫击炮；另外一个人是澳大利亚人，绰号是“刘易斯”，因为他负责两挺刘易斯机枪。他们在战斗打响前将武器安置在离桥梁仅300码的一处崎岖的岩架上，准备就绪。黑烟散去之后，起义军发现，只有火车头和最前面一节车厢从坍塌的桥上坠入涵洞，剩下的七节车厢都一动不动地停在铁轨上。成排的土耳其士兵坐在这些车厢顶上，他们被刘易斯机枪扫倒在地，“像成捆的棉花一样被扫倒”。
一些土耳其人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跑向桥下涵洞的相对安全处。斯托克斯向他们发射的第一发迫击炮弹偏离目标较远。他调整了迫击炮的升降螺杆，第二发炮弹恰好落在了敌人当中。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写道，突然爆发的残杀令幸存者方寸大乱，“恐慌地奔向铁路线东北方200码处的崎岖地带。在他们逃跑过程中，刘易斯机枪打死了很多人，只剩下大约20人”。
土耳其人的抵抗迅速瓦解，阿拉伯战士们——只有100多人——猛冲上去开始抢夺战利品。劳伦斯急于查看火车头受到的破坏程度，从他的掩蔽处跑下来，加入人群。
跑到火车前，他发现车上除了运载士兵，有几节车厢搭乘的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是返回大马士革的土耳其军官家属，但其他人就是普通的难民。“一边站着30或40个歇斯底里的妇女，”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解开头巾、撕扯自己的衣服和头发，神志不清地哭喊着。阿拉伯人对她们置之不理，继续捣毁她们的家居物品，抢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女人看到劳伦斯，恳求他开恩。她们的丈夫们也上来求情，“紧紧抱住我的脚，因为害怕当场死亡而痛苦万分。土耳其人如此颓唐凄惨，真是丑恶的景象。我用光脚尽可能踢开他们，终于摆脱了。”
在前去查看火车头的路上，劳伦斯还检查了翻入山沟的那节车厢。他发现这是一节医疗车厢，伤病员原先都躺在担架上，但现在车厢翻了个底朝天，所有人堆在一起，血肉模糊。“其中还活着的一个人精神错乱地喊着‘斑疹伤寒！’。于是我用楔子把门卡死，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车上还有一群奥地利军事顾问，他们“平静地用土耳其语向我投降”。劳伦斯对他们的帮助只是稍微多一点。劳伦斯打算完成爆破工作，于是让几名阿拉伯战士看押他们。片刻之后，由于某种争吵，奥地利人大多被打死，“只剩下两三人”。
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估计，在穆多瓦拉以南的这次战斗中，有约70个土耳其人死亡，代价是一名阿拉伯战士。他哀叹说，在一片混乱中，他匆匆去破坏第一节火车头，但是担心它或许还能修复。“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彻底爆破。”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及有平民死亡，但在战斗最初的几分钟内，弹雨射进了没有装甲的列车，平民死亡数字一定相当高。另外，有90名土耳其士兵被俘，但最终被押解到亚喀巴的只有68人，他也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对大多数经历战斗的人来说，它都会引发互相矛盾的感情的斗争：对战斗的残酷感到恐惧，但又感到极大的刺激。由于军队中的吹牛皮和比拼勇气，军人或许比平民更难调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军人也更有可能向平民坦白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如果坦白直率还有可能的话。
劳伦斯从穆多瓦拉返回亚喀巴之后，给一位军中同袍沃尔特·斯特林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兴致勃勃地详细描述了这次袭击火车的战斗，提及了斯托克斯迫击炮一下子打死12个土耳其人的“美妙的射击”，以及他分得的战利品是“一张特别美丽的红色俾路支祈祷跪毯”。他继续写道：“但愿我已经把其中乐趣都描绘出来了。唯一的遗憾是，鼓舞阿拉伯人要花很大力气，以及战斗期间不得不疯狂奔跑。这是最外行的、水牛比尔式的袭击，只有贝都因人能把这种事干好。”
前一天，也就是9月24日，劳伦斯写信给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老友爱德华·利兹，口吻却迥然不同：“我希望噩梦结束之后，我能够醒来，重新活过来。杀人，杀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我最后冲进去，看到他们全都血肉横飞地躺在地上，很多人还活着，我知道自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几百次，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再干几百次。”
劳伦斯现在已经开始感到难以对付精神上的创伤，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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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比尔，即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1846—1917），美国军人、野牛猎人、边疆拓荒者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经验的万花筒”之称，他组织的牛仔主题的表演也非常有名。据说他曾在18个月内猎杀4280头野牛（民间称为水牛），因此得到“水牛比尔”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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