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也只相信，劳伦斯能够安全回来。他此刻正在那边打仗。如果他能成功，肯定能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如果不能，唉，我都不敢去想！
——1917年11月11日，戴维·霍格思给妻子的信
以前他们在巴勒斯坦见过好几次。那时，亚伦·亚伦森是一位著名科学家，是农学界的先驱；而威廉·耶鲁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地区代表。现在是1917年9月，两人的履历表都已经增添了很多内容。亚伦森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而耶鲁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特工。但耶鲁并不知道，或者至少目前还不知道，亚伦·亚伦森还是中东最大的间谍网之一的总指挥。亚伦森并不知道，威廉·耶鲁除去含糊的头衔之外，实质上也是个间谍。所以，两人于9月25日在巴黎的会面有着一种特别小心谨慎的性质。
亚伦森于四天前抵达法国首都，努力要搞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前往伦敦。为了这个目的，他先去拜访了自己的老恩主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亚伦森知道，罗思柴尔德男爵在犹太人与英法政府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后角色。但亚伦森大失所望。
“我向他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听着，”亚伦森在一封信中告诉自己的弟弟亚历克斯，“并且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回答了。但他不许我涉及某些话题，自己也不愿意谈这些话题，所以我没办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我想知道的信息……他和我们一样感到，如果英国统治着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能成就大业，但目前一切都还说不准，所以他不能多说。”
马克·赛克斯也到了巴黎，亚伦森和他的谈话比较顺利一些。两人在9月23日作了一番长谈，次日上午又谈了一次。“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亚伦森告诉弟弟，“并且告诉我，我们有许多敌人。大多数对手都是我们的同胞，这对我们的组织很危险。”
显然，赛克斯到巴黎找亚伦森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扮演和事佬。英国战时内阁又一次开始就是否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问题进行辩论，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意见一致。这意味着必须消除亚伦森和哈伊姆·魏茨曼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持续摩擦。赛克斯解释说，亚伦森在9月中旬给魏茨曼的气势汹汹的信就像“魏茨曼的眼中钉”。
坦率地说，亚伦森才不管这么多呢。他对弟弟傲慢地表示：“马克·赛克斯恳求我与他们言归于好，要我答应不要和他们吵架。他说，我应当听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话。我告诉他，我去伦敦不是为了吵架，而是教导他们错在哪儿，教他们如何好好做事。如果他们肯接受，万事大吉；如果他们不肯，那我就自行其是。”
威廉·耶鲁在伦敦的调查中或许已经了解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但这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之间，以及英国领导层内部不同阵营之间的更公开化的斗争相比，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耶鲁在巴黎找亚伦森谈话是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失望了。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最终会报告给在华盛顿的利兰·哈里森：亚伦森“目前并不希望看到犹太人自治，或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说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危害极大。他希望英国、美国或者国际共管当局来控制巴勒斯坦”。耶鲁还报告称，亚伦森在伦敦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还要继续前往美国，拜访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人，来推动自己的主张。让这一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耶鲁在伦敦的时候见过亚伦森的一个亲密盟友，一个叫作杰克·莫塞里的商人。莫塞里虽然赞扬了亚伦森的敏锐洞见，却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政府，并以希伯来语为其官方语言。耶鲁在巴黎的几次会谈之后前往开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无疑比以前更加糊涂了。
但他还有一项别的使命。亚伦森不知是忘记了耶鲁是个特工，还是因为他特别容易轻信别人，将一封给弟弟亚历克斯的信托付给了这个美国人，让他送到开罗。这封信除了最基本的保密措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之外，没有加密。就在这封非常不谨慎的信里，亚伦森详细记录了他与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和马克·赛克斯的会谈，并概括了他对伦敦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谈判当前状况知晓的全部情况。
但这位间谍首领写的还不止这么多。除了一一指名道姓地列举“我们在开罗的英国军队当局里的朋友”，并要求将情况通报他们之外，亚伦森还指示弟弟对即将抵达埃及的法国政客乔治—皮科进行监视。他写道：“帕斯卡尔（亚伦森在开罗的主要助手）会告诉你如何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亚伦森甚至向弟弟提了关于如何对付威廉·耶鲁的建议：“尽可能和他打成一片，对他仔细观察，因为你能从他那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尤其是埃及发生的事件。”
这一切对耶鲁和他代表的机构都有极大价值。美国政府已经得知英国在考虑犹太人家园问题，但从威尔逊总统往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英国人的辩论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肯定也不知道马克·赛克斯在幕后扮演的角色。亚伦·亚伦森将这样一份文件交给威廉·耶鲁，着实是马大哈。但亚伦森非常幸运。作为情报人员，耶鲁确实打算将信拆开，翻译出来，然后才发给亚历克斯·亚伦森。但他毕竟是间谍游戏的新手，显然不知道这种事情往往是有高度时效性的。他将亚伦森的信翻译出来并发往国务院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了。到那时，他揣在怀里将近三个月的大多数爆炸性信息都已经过时了。
在1917年的中东，飞机还是个稀罕事物。所以在10月12日被派去亚喀巴接劳伦斯少校的那架飞机印证了他的使命的重大意义。在阿里什等待他的那些人的身份也能说明他的任务的重要性：艾伦比将军、克莱顿将军，以及劳伦斯在牛津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他现在是阿拉伯局名义上的局长。劳伦斯的飞行耗时90分钟——在1917年，飞机的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100英里多一点——他刚下飞机，就得知了自己被招来的原因。
艾伦比对土耳其防线的攻势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10月28日，也就是两周多一点之后。他的攻势将与阿奇博尔德·默里的两次失败的努力大不相同。为了迷惑土耳其人，英军将先对加沙进行三天的炮火准备——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面攻击的经典前奏——随后进攻加沙以东30英里处防御薄弱得多的贝尔谢巴。占领贝尔谢巴及其关键性的水井之后，英军将向北方和西方推进，切断巴勒斯坦内陆到加沙的补给线。如果一切顺利，在加沙掘壕据守的土耳其军队要么会惨遭合围，要么会主动撤退以避免被围。劳伦斯的问题是，阿拉伯起义军如何能协助此次大战役。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贝尔谢巴计划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一位将军的首要战术考虑就是水源，默里缺乏想象力的正面进攻加沙的战术主要就是为了尽快获得土耳其战线后方的水源。但这个需求也使得默里的努力成了孤注一掷——决不能在沙漠战场上闲荡，寄希望于战果逐渐增加——所以他失败了。作为对比，艾伦比的部队在占领贝尔谢巴的水井之后就能有条不紊地逼近加沙；他的作战计划规定，攻势将持续至少一周。这个计划的缺陷是——也就是它的简单造成的后果——英军的步步为营也给了土耳其人重整旗鼓的时间。艾伦比的希冀显然更大，但成功的攻势或许仅仅意味着能够在巴勒斯坦西南部取得一个立足点，仅此而已；不要求直冲海岸，或者直捣耶路撒冷。
所以，很难确定阿拉伯人在这场战役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要求他们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补给线，那么他们的进攻目标就应当是叙利亚中部的铁路枢纽城镇德拉。从德拉有一条铁路支线从汉志铁路分叉出来，向西延伸，构成了土耳其人进出战区的主要生命线。另外，劳伦斯从自己6月份在叙利亚各地的侦察中得知，德拉地区有成千上万的部落族人愿意参加起义。但另一方面，如果英军仅仅在巴勒斯坦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位于德拉西南方120英里处），而部落族人在德拉大规模起事的话，这些部落族人就会惨遭土耳其人屠戮。
而集结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也爱莫能助。坦率地说——尽管劳伦斯在阿里什对这个问题很可能并没有向上级坦率——亚喀巴的局势非常糟糕。两个多月以来，聚集在那里的阿拉伯部队一直在等待英军进攻巴勒斯坦南部的消息，一旦攻势发动，他们将深入叙利亚腹地。这个漫长等待造成了越来越恶化的后勤噩梦。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港口百无聊赖，需要从埃及运来越来越多的补给物资来为其提供装备和口粮，还需要越来越多的英国黄金为其发饷，这又吸引来了更多的新兵。局势非常糟糕，到10月初，亚喀巴周围山地的草已经被骆驼和马吃得一干二净，于是需要动用运输船从埃及运送草料。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爆发了霍乱，不得不实施隔离检疫，于是整个补给系统几乎瘫痪。
或许害处更大的是，这种停滞状态对亚喀巴的士气造成了极大打击，起义军战士当中开始弥漫一种低沉的情绪。情绪最阴郁的要算费萨尔本人。北上的计划耽搁得越来越久，他确信为阿拉伯事业夺取叙利亚的机遇已经付之东流，因此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深的抑郁。在他比较愤慨的时候，甚至指控英国人故意造成了这种停滞局面，以便将叙利亚交给法国人。饱受困扰的乔伊斯少校承担了费萨尔的大部分抱怨，劳伦斯也不得不常常在会见埃米尔时对他好言安抚一番。为了让大家感到正在取得进展，或许还是为了暂时逃离这个凄凉城镇，劳伦斯继续越过山岭袭击敌人——指示他前往阿里什的命令传来时，他刚刚从一次袭击火车的战斗返回——但这些袭击与他三个月前在开罗阐述的宏大设想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许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劳伦斯感到，让阿拉伯人为即将展开的攻势做出某种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在阿里什构思出了一个新计划。
除了攻击德拉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支线。那是在德拉以西15英里处，铁路线在通过崎岖的雅莫科峡谷时要通过几座高架桥。如果能摧毁其中一座桥梁，效果是一样的。这样的行动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按照“传统”的袭击火车的战术来进行，由一支高度机动的小分队执行，打了就跑。
但与传统袭击火车的战术的相似点仅此而已。雅莫科峡谷离亚喀巴有200多英里远，而且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从亚喀巴出发的部队将通过一个陌生的环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土耳其巡逻队和与土耳其结盟的当地部落的牺牲品。如果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这些危险只会翻倍。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英军或其他起义军都与他们相隔太远，爱莫能助。
考虑到这些问题，劳伦斯对计划作了修改：他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就像他在攻克亚喀巴时做的那样，他将带领一支精挑细选的小分队，但愿能够足智多谋和低调，避免被敌人发现，然后沿途招募需要的更多兵员。行动结束后，在当地招募的人就可以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庄，而劳伦斯一行人可以分散开来，寻找避难所。
在阿里什听到这个计划的那些人都认为，劳伦斯的想法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自杀任务。而且对这些人来说，劳伦斯并非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士兵，而是一个朋友、弟子和令他们仰慕的青年。但是战争形势实在太紧迫了。
到1917年10月中旬，协约国的战争努力在各处都是千疮百孔。在前一个夏季，法国军队爆发了许多哗变，整个团的士兵拒绝进入战壕的屠杀场；这场危机已经克服了，但法国军队仍然颓唐不已、精神委顿。在东线，德军又一次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这是垂死挣扎的克伦斯基政权的最后一次绝望狂赌；在这个10月底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将夺取政权，与德国媾和。在南线，意大利军队进攻伊松佐河谷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攻势都被奥地利军队挫败，并且即将在科巴里德战役中惨败。自7月31日以来，英军在西线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冷酷无情、惨无人道的名声一直在增长，因为他继续坚持甚至比之前在索姆河更加徒劳无益的攻势。到11月初，帕森达勒战役终于被叫停，此时已有7万名英军士兵丧命在泥泞的田野中，相当于每前进2英寸的距离就要死一个人。
在这大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小小地推动一下战争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少价值？哪怕是吉尔伯特·克莱顿在一年前描述的“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如果劳伦斯太勇敢，或者愚蠢，或者稀里糊涂地要试一试雅莫科峡谷，司令部里没有人会努力劝说他不要冒险。艾伦比将军得知此事后，下令在11月5、6或7日夜间执行此计划。
根据民间传说，毁灭他们的是一只鸽子。
自战争初期以来，英军就在西线用信鸽传递消息。1917年夏季，开罗方面有人想到，不妨用信鸽来维持与巴勒斯坦的nili组织的联络。在纸面上，这个想法有很多优点。有了信鸽，就不用从埃及派出间谍船，这些间谍船的航行险象环生，而且经常遇到麻烦——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遇猛烈风暴；而且还可以消除间谍与其联络人之间面对面接头造成的安全风险。用信鸽的话，关键的情报还能更快地送递英军战线。由于要将线人的情报先送到阿特利特，然后等待间谍船，所以开罗收到nili组织的情报时，往往已经晚了五六周。
但信鸽令人大失所望。在7月的一次试验中，放飞的六只信鸽中只有一只飞过了100英里的路程，抵达西奈的英军指挥部。但在8月30日，萨拉·亚伦森在绝望中还是放飞了信鸽。到此时，“马纳杰姆”号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在阿特利特靠岸了（亚伦森并不知道，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拒绝给从间谍船游泳上岸的人员加薪到每月30英镑）。她急于和英国人重新建立联系，于是将加密信息放入小金属盒内，将盒子缚在几只信鸽的腿上，然后将它们放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在四天后又放飞了两只鸽子。
萨拉·亚伦森对信鸽一直不是很有信心。9月4日，她到海边游泳的时候，她的疑虑被证实了。附近水箱上站着她前一天放飞的一只信鸽，暴露秘密的金属盒还捆在它的腿上。很快就传来了消息，雅法的一名土耳其指挥官截获了一只携带信息的信鸽，尽管土耳其当局显然还无法破译密码或者确定信鸽的来源，但他们确信巴勒斯坦沿海某地有一个间谍网在运作。
9月中旬又传来消息，纳曼·贝尔坎德在西奈被捕。贝尔坎德是nili组织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主要情报人员，他在试图前往英军战线途中被抓获。土耳其人怀疑他是间谍，先是在贝尔谢巴对他毒刑拷打，然后将他押往大马士革，进行更详细的审讯。贝尔坎德被捕之后，萨拉·亚伦森和nili组织的其他人员担心，他们的组织被破获，土耳其人来抓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济赫龙雅各布的其他居民早就对城镇和邻近的阿特利特发生的事情起了疑心，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忧。9月18日，济赫龙雅各布的治理委员会传唤萨拉·亚伦森来开会，质问了她的“不洁净”的工作。
据说，他们是这样告诉她的：“今天我们不想再听你的解释了，你只要回答一个字，要正确的答案：你要承诺停止这种逾越了一切界限的事情……如果你想干间谍工作，就离开犹太人的领土和疆域，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吧。”
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马纳杰姆”号终于在9月22日返回了。英国当局得知陆地上的情况之后，立刻安排一艘停泊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商船（足够运载愿意离开的所有居民）前往巴勒斯坦。9月25日夜间，这艘船出现在了济赫龙雅各布海岸。
但在此之前，萨拉·亚伦森和她的同志们似乎恢复了决心。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坚信贝尔坎德不会出卖他们——毕竟他被捕已经将近两周，土耳其人还没来逮捕他们——但更是担心nili组织总部的人突然消失之后，其他地方的间谍会怎么办。于是只有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幼子，登上了救援船。萨拉的助手们建议她也登船撤走，她坚定不移地答道：“我要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离开。”她打算等待“马纳杰姆”号下一次到达（计划是10月12日），在此之前她要判断一下局势。
但nili组织的间谍们似乎还没考虑到，土耳其当局如此懈怠，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解释。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都对5月份协约国利用雅法犹太人遭“清洗”的假新闻大搞宣传取得的成功震惊不已。德国人也知道，英国政府在考虑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借此争取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支持；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正在焦急地想办法来吸引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尽管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在流传巴勒斯坦犹太人间谍网的消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招供了——但德国人严厉地警告他们的土耳其盟友，不到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德国人在1917年秋季建议说，把一群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抓起来毒刑拷打没什么问题，但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要小心处置。
9月底，土耳其人获得了最后一条关键线索。这不是由于迷途的信鸽暴露了犹太间谍网，也不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的招供，而是由于英国情报人员自己的错误。据驻叙利亚的一位土耳其情报主管在战后说，破获nili组织的缘由是在巴勒斯坦海岸抓获了两名阿拉伯间谍。严刑拷打之下，这两人招供说，他们是从一艘英国间谍船上登陆的，并且航行途中船上还有犹太间谍。这些犹太间谍比他们先下船，是在阿特利特的农业研究站附近登陆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萨拉·亚伦森和她的主要副手约瑟夫·利申斯基最近搬到了离阿特利特9英里远的济赫龙雅各布。10月2日夜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土耳其士兵包围了这个定居点。士兵和秘密警察已经把阿特利特翻了个底朝天，根据一份包含十几人的名单，在次日早上开始抓人。最早一批被捕的人当中就有萨拉·亚伦森和她的父亲埃弗拉伊姆以及弟弟兹维。土耳其人最希望逮捕的“幕后首恶”约瑟夫·利申斯基却迅速脱身；1917年的土耳其人颇有大男子主义，显然从未想到，真正的“首恶”其实是个女人。
为了避免招致德国人的怒火，土耳其人对犹太人的处置特别小心谨慎。但恰恰是这种小心谨慎现在转变成了变态，把他们在济赫龙雅各布的行动变成了一场慢镜头的恐怖节目。在“讯问”的第一天，士兵们毒打了萨拉·亚伦森的父亲和兄弟，命令他们招供利申斯基的下落，但没有碰她本人。次日上午，形势急剧恶化。埃弗拉伊姆·亚伦森和兹维·亚伦森以及其他一些犯人被带到中央广场，多次遭到鞭笞。土耳其人希望能借此迫使仍然藏匿在逃的人自首。土耳其人对萨拉在前一天冷若冰霜的顽强反抗恼羞成怒，对她进行了特别残忍的折磨。她被捆在自家（位于济赫龙的主要街道）的门柱上，被鞭笞和用棍棒殴打。但她仍然不肯招供，据说甚至还嘲讽给她上刑的人，直到失去知觉。
土耳其人通缉名单上仍然在逃的人听到自己亲属遭受折磨的惨叫声，不堪忍受，一个个自首了。或者他们是被出卖的，因为随着恐怖气氛蔓延开，济赫龙雅各布的人们陷入了一场集体的癫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对那些长期以来反对nili组织活动的人，现在是时候向土耳其人表忠心并且清算旧账了。土耳其人抓捕更多的人并对其毒刑拷打的时候，四个歇斯底里的泼妇在大街上奔来跑去，在每一个新的受害者遭到土耳其人鞭笞的时候欢呼雀跃，甚至自己上去殴打被逮捕的人，放声大骂。”
利申斯基依然踪迹全无，土耳其当局决定更进一步。土耳其指挥官把定居点的治理委员会传唤来，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利申斯基，就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为了加强威胁的力度，他还宣布，次日上午要将所有被收监的人——一共大约70人——押往拿撒勒的警察总局，作进一步的“讯问”。另外还要将济赫龙的17名随机挑选的长老一起押走，如果利申斯基投降，就将他们释放，如果没有投降，长老们就要一起受苦。到下午，济赫龙的居民们在挖地三尺地搜寻利申斯基，而治理委员会则悬赏缉拿他。
第二天，即10月5日，星期五，苦难终于迎来了悲惨的结局。犯人们被装上车押往拿撒勒的时候，浑身血污、遍体鳞伤的萨拉·亚伦森要求换件干净衣服再上路。她被带到自己家中，被允许独自一人走进浴室。她在那里匆匆写下了给尚未被捕的nili组织成员的最后一封信。然后她取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早就藏在小壁橱内的左轮手枪，饮弹自尽。
但萨拉·亚伦森遭受的折磨还没有了断。子弹严重击伤了她的口腔，切断了她的脊髓，但没有击中脑部。一连四天，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只有德国天主教修女照顾她，最后终于在10月9日早上死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她在当天被安葬在济赫龙公墓，寿衣就是从家中取来的蚊帐。她享年只有27岁。
10月12日夜间，也就是萨拉辞世三天之后，“马纳杰姆”号按照原计划出现在了阿特利特海岸。亚历克斯·亚伦森就在船上。他从纽约返回中东，在亚伦在欧洲期间主管nili组织的开罗办公室。他带来了兄长发来的消息。
10月1日，亚伦·亚伦森从巴黎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哈伊姆·魏茨曼，与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取得了至少是暂时的和解。促成和解的主要因素是，魏茨曼认可了nili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一封电报中对其大加赞赏，这份电报将会被分发给nili组织的成员们。他写道：“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确保巴勒斯坦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你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前景光明。望诸君坚定勇敢，静候以色列的救赎。”
亚历克斯·亚伦森携带着这份电报在当晚抵达阿特利特，但那里没有人迎接他。
劳伦斯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陷入了一种安静的沮丧。他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在10月中旬在阿里什司令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状态不佳，”霍格思后来在给阿拉伯局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说起他曾经信心满怀的阿拉伯未来，相当绝望。”
其他人，包括劳伦斯自己，更早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在这场游戏里撑不了多久了，”9月，在袭击穆多瓦拉的火车之后，他向好友爱德华·利兹吐露心声，“我神经衰弱，精气神也消耗殆尽。这两样东西，对人来讲都是多多益善。”
在阿里什的会议之后，他这种新萌发的感情上的脆弱越来越严重。乔治·劳埃德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能够目睹劳伦斯的这种情绪变化。劳埃德也是一位来到中东的贵族“业余政治家”，相貌英俊，毕业于剑桥大学，拥有从男爵头衔，还是个保守党议员，于1914年底被招募到斯图尔特·纽科姆在开罗的军事情报单位。劳埃德很快就受不了纽科姆严厉的领导风格，于是调走了，但在此之前，他与这个小办公室的一位比他年轻9岁的同事结下了友谊，那就是劳伦斯。
和战时的很多其他英国贵族一样，劳埃德也经常改换工作和岗位，流动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在前线司令部待过，也在议会委员会做过办公室工作——但至少他的某些任务会让他定期来到中东。他有银行的背景，所以在1916年秋季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后被调来研究侯赛因国王政权的财政状况。他关于汉志经济——汉志其实根本没有经济可言——的综合报告中包含了对爱德华·布雷蒙的计划（建立一个奥斯曼—法国银行）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计划被废止。
但到了1917年秋季，劳埃德受困于后方基地，忙于文书工作，一心想重返前线。9月底，他写信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列举了他认为自己或许能有所贡献的地区。尤其是他记起了自己在开罗军事情报办公室的那位已经成了传奇的老同事。“我想，由于我和劳伦斯的私人关系，我对他会很有帮助。”劳埃德写道，“他工作过于劳累，一定也是高度紧张。我确实认为，如果他要留在一线继续担任要职，一定需要志趣相投的其他白人的真正伙伴关系和慰藉。我绝不可能尝试取得领导地位。我甚至根本没有所需的资质。但劳伦斯以他的奇怪方式，对我非常喜爱，如果他在作‘惊险表演’的时候喜欢有我陪着他，我相信，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坚持下去。”
权且不说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位贵族和议会现任议员居然甘当陪衬，去扮演桑丘·潘沙，来辅佐劳伦斯这个堂吉诃德。克莱顿同意了这个建议，安排立刻将劳埃德调到他那里。10月15日，劳伦斯从阿里什返回的时候，劳埃德已经在亚喀巴等他了。
一连几天，在劳伦斯为前往雅莫科的长途跋涉做准备的同时，两位朋友互相叙旧、交换消息。据劳埃德的观察，劳伦斯的计划有着非常突出的临时拼凑的色彩。除了数量极少的阿拉伯战士作为骨干外，劳伦斯的随行人员还包括一个印度陆军的机枪组和一个名叫伍德的英国中尉军官。伍德是个爆破专家，之前在西线头部中弹，现在还处于康复阶段。劳伦斯打算在北上的漫长旅途中绕开人口稠密地区，从叙利亚东部的氏族中招募新兵，并集合阿布德·卡德尔（一位阿尔及利亚流亡者，自阿拉伯起义爆发以来就一直是起义军一分子）的追随者，而他的族人就居住在雅莫科地区。攻击结束之后，招募来的当地人就各自回家，而从亚喀巴来的人则分散转移，避免必然到来的土耳其追兵的搜捕。另外，还安排劳埃德陪伴劳伦斯完成至少最初几天，也是比较安全的几天的路程。
10月20日，劳埃德向克莱顿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劳伦斯的这些计划，以及他自己对亚喀巴形势的第一印象。在一段标为“私人”的附笔中，他的活泼口吻突然发生了变化：“劳伦斯身体相当健康，但因为自己面前任务的巨大风险和重大意义而深感忧郁。昨夜他向我敞开了心扉，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发掘，还有很多民族要去援助，如果现在就丢掉性命就太可怕了。因为他感到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感到，他或许能够完成雅莫科的任务，但几乎没有机会能够逃出生天。我努力鼓舞他，但他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
在那个年代，两个男人之间很少会交换如此情真意切的信息，更不用说是在一封军事电报中了。乔治·劳埃德这么写，或许是希望克莱顿能够取消此次行动。如果他真是这么打算的，很快就受到了当头一棒。克莱顿在答复中承认自己对劳伦斯也“非常担忧”，但说，考虑到劳伦斯任务的重大，他的心情这么沉重也不足为奇。“他有一颗雄狮的心，但即便如此，压力也太大了。”克莱顿承认道，“他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会尽快把他撤下来，不要继续让他冒险，但时间还没到，因为现在需要他。”
青年土耳其党政权竭尽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全力，以盛大华丽的仪式热烈欢迎了埃及的前任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10月底的一天下午，这位名义上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君主的火车驶入君士坦丁堡的西尔凯吉车站时，迎接他的除了招展的彩旗彩带和荣誉卫兵之外，还有一大群达官贵人。恭候的人群中包括希里米的老友和共谋者库尔特·普吕弗博士。德国间谍大师和觊觎埃及王位者重拾他们的旧交情，又一次涉足了一场阴谋。
土耳其人投靠同盟国阵营、加入战争之后，英国人废黜了希里米——基钦纳将他称为“邪恶的小赫迪夫”，这个说法令人难忘。希里米从此开始浪迹天涯的流亡生活，最终来到了瑞士。但希里米是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他在瑞士有的是时间。在随后的三年中，他不知疲倦地与战争的双方谈判，希望能够在战后夺回自己的王位。他可真是广撒网，双方都知道他在和另一方协商。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从来对希里米没有过什么好感，他在瑞士的拙劣手段更是火上浇油；他们鄙夷地拒绝了他的每一个提议。
但到了1916年，德国人对阿拔斯·希里米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不知是出于支持老朋友的江湖义气——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误以为希里米在埃及并非孤家寡人，而是有人支持，德国人坚定地相信，等打赢战争之后，被废黜的赫迪夫就是他们在埃及的代理人。德国人不断鼓励希里米和君士坦丁堡政权握手言和，这番努力终于在这年10月开花结果，希里米驾临土耳其首都。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普吕弗和前任赫迪夫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一同设计了埃及的未来：希里米将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重登王位，恢复先前的荣光。两人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柏林方面高度重视他们在埃及的未来代理人，很快普吕弗就几乎变成了希里米的专职指导者。他们的联盟在下一年中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两个人构建着空中楼阁的梦幻，而真实世界就在他们周围燃起熊熊大火、轰然崩塌。
10月24日，他们出发了。乔治·劳埃德很快就理解了是什么让劳伦斯对深入沙漠腹地的旅行心醉神迷：这是一种进入超凡脱俗世界的感觉，时间仿佛静止了。“往隘道去的风景极其壮美，”劳埃德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两侧都是400英尺高的犬牙交错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月光照耀在我们面庞上。”他写道，陪伴他们的那位阿拉伯谢赫“带着两三名比亚沙奴隶，骑行在我们前头，就像是现代的萨拉丁出征迎敌”。
北上的旅途在最初几天很轻松。两个朋友在瓦迪鲁姆群山的盛景中行进时，探讨着中东战略，幻想着战后在阿拉伯半岛来一番大旅行。“我们打算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豢养一批奴隶，”劳埃德记述道，“还要有一匹骆驼专门用来运书，我们还要去朱夫和博瑞达，整天讨论沙漠政治。”劳伦斯轻松自如，甚至谈了一点自己的家庭和在牛津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卡尔基米什的欢乐时光。劳埃德早已习惯了劳伦斯的沉默寡言，看到他“侃侃而谈”，不禁吃了一惊。
但令人不安的元素已经在旅途中出现。阿尔及利亚流亡者阿布德·卡德尔许诺要带劳伦斯去找他在雅莫科地区的族人，但在途中不断与其他人发生冲突。另一个麻烦人物是英国爆破专家伍德中尉。他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夜晚在黑暗中迷了路，后来就一直闷闷不乐、满腹怨气，很少与两位英国同胞谈话，只是抱怨旅途的艰辛。这让劳埃德愈发担忧，因为由于从埃及来的补给线又一次瘫痪，劳伦斯在目标地域将不得不做一些风险极大的随机应变，而且一旦出事，就需要伍德来接替他。
在阿里什的时候，劳伦斯向克莱顿索要1000码的新研发出来的轻型双股电缆，用来将葛里炸药同电雷管连接起来。有了这么长的电缆，爆破组就能远远地引爆雅莫科大桥，以及预备一些材料来进行第二次破坏。但被送到亚喀巴的只有500码的旧式单股电缆。因为需要将电缆叠成双股，所以劳伦斯离起爆地点的距离最多就只有250码。而且他很有可能在安置炸药的时候遭到敌人射击。劳伦斯希望能够偷偷将炸药安放在大桥的下主梁上，而不引起桥上土耳其哨兵的注意，但他还是设计了一个备用方案，即让其他人在周边山地上开枪，转移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如果劳伦斯在这过程中死亡——这绝非不可能——就必须由伍德接替他完成任务。
但这样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够招募到足够多的人马。因为劳伦斯已经发现，人们对加入他的队伍非常不热情。劳埃德后来在给克莱顿的信中说，“只要能拦截火车，让阿拉伯人对它大加抢劫，就能暂时赢得他们的忠诚”，而这恰恰是劳伦斯以往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他们眼中，他是劳伦斯，伟大的劫掠者，超级突袭者，真正的、唯一的一种战争的真正的领袖。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能够统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给他们带来战利品。”劳伦斯为雅莫科行动招兵买马的时候，一旦解释说自己的目标不是火车，而是大桥时，对方的兴趣就迅速烟消云散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英国军官当中，劳伦斯已经赢得了真正的“印第安人侦察兵”的美誉，被认为拥有一种在沙漠中来去自如、如鱼得水的神奇本领。乔治·劳埃德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两次，他们在夜间行进时迷失了方向。在第二次迷路时，劳伦斯坚持要朝着猎户座的方向走，认为这样就能回到正途，不料接近了土耳其军队的一座营地。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劳埃德在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他成功的概率比乍看上去要高得多。”
但事实上，劳伦斯顺利完成此次任务的希望甚至比劳埃德设想的还要渺茫。离开亚喀巴不久之前，有人向劳伦斯发出警告，称阿布德·卡德尔是个叛徒，已经被土耳其人收买了。劳伦斯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劳埃德。这或许是因为，发出警告的人是劳伦斯在汉志的老对手——爱德华·布雷蒙。
事实上，这位法国上校在最近几个月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他对阿拉伯起义的态度。这或许是由于他终于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将会确保法国得到叙利亚，或许是因为他认识到，不能阻止的事情就需要去支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1917年秋季，帝国主义者布雷蒙已经遏制了自己在该地区阻挠英国政策的一贯作风，转而积极地向阿拉伯人输送法国武器和经济援助。劳伦斯当然知道老对手的这个变化，但或许是由于仍然相信法国人都是奸佞之徒，或许是决心无视越来越多的危险迹象，不管怎样都一定要继续前进，他选择对布雷蒙关于阿布德·卡德尔的警告充耳不闻。但如果说布雷蒙的警告有错，错在他不知道这个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是近期被收买的。早在1914年11月，库尔特·普吕弗就见过阿布德·卡德尔，坚信他对德国—土耳其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
如此之多的凶险征兆接踵而至，劳伦斯却置之不理，这表明了他听天由命的无奈心态，似乎他知道在这次行动中，他自己的生命无足轻重。劳埃德在与他一同行进的途中看到了他这种心态的迹象。有一次，劳伦斯阐述道，因为阿拉伯人从来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情，因此无须遵守它；他们占领了叙利亚之后，或许能缔造自己的命运。劳伦斯透露说，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就是为了这项事业，或者，就像劳埃德手写的对这次非同寻常谈话的记录那样，“劳伦斯不是在为英王陛下的政府工作，而是在为谢里夫（侯赛因）工作”。
离开亚喀巴四天之后，10月28日晚，两位朋友坐下来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很快接近了真正危险的地域、不能回头的地点，而劳埃德对劳伦斯的“惊险表演”的担忧越来越深。劳埃德之前多次提议留下来陪伴劳伦斯，这次又再次提出。劳伦斯向他表示感谢，但是解释说，“他感到，让不是爆破专家的人员加入，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风险”。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让劳埃德返回的更有利的理由，这是一个植根于自己必死无疑信念的愿望。“他希望我返回英国，”劳埃德在日记中写道，“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可能会被白厅毁掉，他认为我能挽救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