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在前一次北上的时候就为这个幌子打下了一些基础。6月初，他率领一小队当地招募的战士，炸毁了大马士革以北汉志铁路的一座小桥。这次袭击离起义军上一次行动的地点有数百英里之遥，因此土耳其当局大惊失色，一段时期内甚至坚信当地即将爆发叛乱。而在从贝尔出发的大规模伪装欺敌中，劳伦斯亲自指挥了最雄心勃勃的一次行动。6月21日，他和大约100名战士离开了绿洲，前往北方150英里处的铁路终端城镇安曼。
这次行动非常特殊，常常需要动用劳伦斯劝说诱导的本事。很多次，他不得不遏制住求战若渴的阿拉伯同伴们，劝说他们不要与敌人对垒，提醒他们，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展示武力，这只是个虚张声势的游戏而已，摧毁一座铁路涵洞的效果和炸毁一列火车是一样的。阿拉伯部落战士们可不希望打仗是这个样子，但他们人数很少，而且依赖机动性，所以劳伦斯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漫长的交火和任何妨碍他们尽快返回贝尔的事情。但速战速决的要求也有个讨厌的副作用，简单地说，劳伦斯的队伍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处置战俘。
在3个月前准备伏击阿巴纳阿姆的土耳其驻军的时候，劳伦斯和他的伙伴们无意中被一个游荡的牧羊小孩发现了。起义军担心如果将小孩释放，他会去报告土耳其人，而小孩因为离开羊群而越发焦躁，于是起义军最后采纳了一个滑稽的办法：在战斗打响前，他们将小孩捆在树上，逃走的时候将他释放。在安曼周边的打了就跑的袭扰战中，起义军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旅行的切尔卡西亚商人。他们没办法将他作为俘虏带走，又不愿意将他释放——因为大多数切尔卡西亚人都支持土耳其政府——于是很多战士主张将他尽快了断。最后的妥协是，他们将此人剥去衣服，并用匕首割裂了他的脚底。“这种做法虽然古怪，”劳伦斯温和地记述道，“但似乎有效，而且比死亡要仁慈。他脚上有伤，就只能用膝盖和手爬到铁路处，这要花一个小时时间；他赤身露体，在天黑之前就只能躲在岩石阴影里。”这个切尔卡西亚人的最终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在6月的炎炎赤日下将一个一丝不挂、身体残缺的人遗弃在叙利亚沙漠中，究竟算不算仁慈，的确值得商榷。
袭击队伍返回贝尔后，劳伦斯有理由感到自信。由于他们的欺敌工作，土耳其人刚刚派遣了一支400人的骑兵队伍去追踪瓦迪西尔汉的并不存在的起义军部队。在此前一周内，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南部全境发动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规律可言。此时，土耳其人一定以为下一次袭击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注意力就分散了，无暇去关注对起义军来说仍然还很遥远的目标——亚喀巴。于是，起义军自信满怀地前往杰弗的水井。
土耳其人果然也对杰弗的水井实施了爆破，但效果只比在贝尔强一点点。其中一口井只是部分坍塌，花了一天时间就修复了。修理水井的时候，劳伦斯收到了最为重大的消息。
几天前，他们派出一支快速队伍去鼓动居住在马安西南方山麓丘陵和亚喀巴方向的部落。他们一起袭击了富维拉的土耳其堡垒，这座堡垒占据了横跨马安—亚喀巴道路上的一个制高点。起初，阿拉伯人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掘壕据守的土耳其士兵很快就将部落战士驱散，但富维拉的土耳其人随后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他们攻击了附近的一个霍威塔部落居民点，割断了发现的所有居民的喉咙，包括一个老人和十几名妇女儿童。阿拉伯战士们狂怒不已，再次攻击富维拉堡垒，将其占领，屠杀了全部土耳其士兵。于是，通往亚喀巴道路上的一个主要的土耳其据点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翻山越岭的道路基本上敞开了。在杰弗的起义军紧急出动，奔向富维拉。
但他们没能高兴多久。7月1日下午，他们绕过马安以南地带时得到消息，当天上午有约550名土耳其士兵离开了马安，开往富维拉。这支队伍目前就在他们前方的道路某处。
这让劳伦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阿拉伯人的机动性更强，有可能抢在土耳其援军的前头，继续奔赴亚喀巴，但这样就会让一支相当规模的土耳其部队处于自己的后方——事实上，劳伦斯之前坚持反对在亚喀巴实施两栖登陆，就是因为害怕出现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找到土耳其援军，将其歼灭。
从威廉·耶鲁搭乘“皇帝”号从纽约港起航，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当时他的假身份是前往圣地观光的花花公子。现在，1917年6月中旬，他回到了纽约，这座城市沉浸在爱国主义狂热之中。在曼哈顿，房屋上悬挂着巨大的美国国旗，窗户装饰着红白蓝三色旗帜，威尔逊总统领导美国参战的两个月之后，狂热的兴奋依然在空中弥漫。
人们的兴奋持续了这么久，一个原因是，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的丑恶一面——尤其是阵亡将士的尸体和伤残士兵——才会扰乱节庆气氛。自1914年以来，威尔逊一直刻意将美国陆军维持在接近和平时期微不足道规模的水平，这是挫败主张干预欧战者的迂回手段。毕竟，美国军队只有区区12万人多一点，仅相当于欧洲大国军队的1/20，所以美国能够对战争努力做出多大贡献呢？大多数人的估计是，美国陆军——目前的计划是要扩充到超过100万人——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欧洲战场。
事态进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公众除了挥舞国旗之外，对参军入伍、作战牺牲并没有多少热情。威尔逊以前的想法是，只需要他的华丽辞藻就能鼓动潮水般的志愿者报名参军，但他的大多数同胞似乎对他态度的转变大惑不解——他以前吹嘘说“美国的自豪不容许它参战”，现在却告诫说“民主需要一个安全的世界”。到1917年5月中旬，主动参军的青年仅有不到10万人，于是美国政府自内战以来第一次实施了义务兵役制。所以，耶鲁在6月抵达纽约后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包括到当地的征兵办公室登记。
这位石油商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多少幻想，因为他时年29岁，单身，没有妻儿老人要抚养，非常符合兵役标准。这让威廉·耶鲁非常恐惧。部分原因是，与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已经目睹了现代战争的丑恶一面——不是法国战壕中的血腥厮杀，而是同样恐怖的叙利亚境内大批平民因饥荒和疫病而惨死的景象。在穿越南欧的漫长而缓慢的归途中，他还观察到了战争苦难的更为微妙的方面：维也纳街头排队买面包的队伍排了好几个街区，还有在火车站月台上等待开往前线的火车的法国士兵脸上的极度绝望。他无疑也准确地知道，应征入伍之后自己会被送往何方。他处于服兵役年龄的上层（1917年5月时兵役年龄上限为30岁，仅仅3个月后就提高到了45岁），再加上他的大学学历和贵族背景，几乎肯定会被送到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到了那里之后，考虑到他的从商背景和技术才能，他几乎一定会被分配到军需部门的补给和后勤领域。由于美国只是对德宣战，意味着几乎全部官兵都会被送往西线，于是耶鲁的战争“生涯”很可能会在法国乡村的某个远离前线的补给站处理文书。
雄心勃勃的石油商人可不愿这样碌碌无为。他非常轻率地相信，由于自己刚刚在奥斯曼帝国待了4年时间，他或许能够轻松地在政府或军队中谋得一个更有意义的职位。他在耶鲁家族在纽约州北的休养别墅待了仅仅一个周末，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从1913年开始就没见过他们）短暂团聚，然后就返回纽约城去，活动起来。
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他拜访了所有大学同学和商界熟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一个“东方通”在战争年代美国的整体计划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他去百老汇大街26号拜访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心想虽然公司在中东的业务在战争期间要暂停，但像他这样对公司忠心耿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辛勤工作的员工应该能得到一个新的海外职位。但是，在遇见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时，生性好斗的耶鲁却严厉批评公司停发在中东的当地员工薪水的新做法，指出公司的些许薪金对被困在战区的人来说却是救命稻草。于是请求公司帮忙的计划也泡汤了。耶鲁被命令离开办公室之后才得知，刚才这位董事就是发布停薪命令的人。
他对在纽约找到职位已经不抱希望，于是转往华盛顿，心想在权力的核心一定有人能够赏识他的才华。耶鲁将自己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作为敲门砖。他写道：“3年的战争已经将巴勒斯坦摧残到了极其凄惨的地步，村庄由于征兵而十室九空，遭到疟疾、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病的折磨。由于伤寒肆虐，人口可能下降了超过25%。”他报告称，黎巴嫩的情况更糟糕。根据他的一位在土耳其军队的熟人说，那里至少有3万平民饿死，未经证实的传闻则称饿死人数已经超过10万。
报告的潜在读者或许更感兴趣的是，耶鲁对军事问题非常关注。耶鲁显然把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堡的漫长铁路之旅利用得很好，记录了沿途的一些关键的桥梁和路堤，如果这些地方遭到轰炸，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输送补给或援兵的交通线就瘫痪了。他还精确地记录了沿途一系列重要的德国军事设施的地点，包括阿玛努斯山中的一座无线电中继站，它旁边有一座瑞士木屋风格的德国兵营，所以非常显眼。“我还看到德国飞机和医疗单位向南转进。一个德国飞行单位的指挥官，是个上尉，告诉我说，他的单位拥有23架飞机，要转往贝尔谢巴。”他甚至能够报告称，有150至200辆德国运输卡车正在“通过一条连接耶路撒冷、希伯伦和贝尔谢巴的新的军事公路”，向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军队运送给养。但他非常有策略地没有在报告中提及，这条公路就是他自己受标准石油公司之命在1914年主持修建的。
最近几周内，协约国领导人开始从新近撤离奥斯曼帝国的美国领事馆官员那里搜集到了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情况，但这些情报根本不能与威廉·耶鲁的报告相提并论。虽然他的信息是三个月前的，但仍然是自开战以来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最详细也是最可靠的分析。6月27日，耶鲁大步走进白宫隔壁的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大楼（现在的老行政办公大楼），将自己的报告送到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本人的办公室。三天后，他又给兰辛写了一封信。
耶鲁指出，“巴勒斯坦的处置很可能是任何战后和平会议的一大主题”，向国务卿进言称，“如果美国要在如此复杂和重大的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美国领导人就需要听到对该国及其人民有着第一手知识，而且客观公正的人士的报告。我愿意辞去目前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职位，为美国政府效力，不管是外交、情报领域，还是巴勒斯坦的援助工作。”
耶鲁在国外待了4年，或许对新的威尔逊主义的复杂程度（某些人会认为威尔逊主义非常虚伪）完全不明就里。美国总统的确非常希望将他的“长久和平”概念强加于战火纷飞的世界——这也是他参战的价码——但美国政策的核心还是孤立主义的，所以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少地卷入任何长期的外国事务。于是，耶鲁设想自己掌握的王牌，就是他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美国在中东“发挥作用”，恰恰是威尔逊政府竭力要避免的。所以，他向兰辛的提议得到的回复只有意味深长的沉默。困惑不解的石油商人托了一位耶鲁大学老熟人的关系，将报告送给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主管，却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万般绝望的耶鲁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在穿越欧洲的旅途中，他结识了英国驻瑞士使馆武官，询问了加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可能性。这位武官的答复并不令人振奋，但耶鲁对中东的广博知识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于是他建议，耶鲁回国后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找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于是耶鲁拿着武官的介绍信在7月9日早上登门拜访。
在威廉·耶鲁的一生中，幸运往往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但幸运在7月9日的出现却格外出人意料。拜访英国大使馆的时候，耶鲁其实不抱希望，估计使馆工作人员会告诉自己，大使不在，或者在开会。在之前的一个月里，许多远远没有大使那么事务繁忙或者位高权重的人都是这样敷衍耶鲁的。但是他当即被带到了斯普林—赖斯的办公室。
“你为什么会姓耶鲁？”大使一上来就惊愕地问道，“我的第一位太太也姓耶鲁，是威尔士的耶鲁家族的最后一批成员之一！”
这算不得战斗，倒更像是屠杀。7月2日黎明，阿拉伯战士们在富维拉的道路周围的山地中巡弋，小心地寻找前来救援的一个营土耳其士兵。他们在富维拉以南不远处一条叫作阿巴利桑的山地隘道中找到了敌人，他们沿着一条小溪宿营，还在呼呼大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土耳其指挥官居然没有在周围的山岭上布置岗哨，于是阿拉伯人得以悄无声息地在怪石嶙峋的岩石中分散开来，将酣睡的敌人团团围住。他们摆好阵势之后就开始狙击被困在下方的敌人。
这一天酷热难当，是劳伦斯记忆中阿拉伯半岛最热的一天，酷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战斗非常零乱。阿拉伯人虽然居高临下，占据压倒性优势，但是每次伏在岩石上没开几枪就必须站起来。如果待的时间太长，他们薄薄的长袍就无法抵御炽热，皮肤会被烫伤，甚至会大片地剥落。零乱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下方的土耳其人躲在小溪边的石缝中寻求掩蔽，而上方的阿拉伯人则从一个高处跳到另一个，寻找一枪毙敌的机会。
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的一句轻率无礼的评论终于改变了战斗的节奏。他无法忍受酷热，躲到了一条狭窄峡谷的阴影中，这里还有一条涓涓细流。奥达·阿布·塔伊在这里找到了他。
“嘿，你看霍威塔部落怎么样？”奥达想起了劳伦斯过去对自己族人的嘲讽，于是打趣道，“还是只会吹牛，不会干活吗？”
劳伦斯也打趣道，霍威塔部落的人“开枪很多，命中很少”。
这句话似乎让酋长勃然大怒。他将头巾丢到地上，跑上山，呼喊着命令族人脱离战斗，到山下等待的马匹处集合。劳伦斯害怕自己激怒了奥达，导致霍威塔部落放弃战斗，于是赶紧爬上山坡去弥补自己的过失。他看到奥达独自一人站着，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的敌人。“要是想看看老头子干的活，去牵你的骆驼。”奥达说道。
劳伦斯匆匆跑下山，来到骑骆驼的阿拉伯主力部队等待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等待冲进阿巴利桑，已经等了一整天），骑上自己的宝贝骆驼纳阿玛，爬到了附近的山岭上。他正好看到奥达和他的50名霍威塔骑兵从邻近的一条山脊全速冲进谷地。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回忆道：“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两三名霍威塔族人中弹倒地，但余下的人风驰电掣地急速猛冲，原先躲在岩壁下打算天黑后杀出血路、逃往马安的土耳其步兵开始动摇，最后在骑兵冲击下溃败了。”
350名乘骆驼的战士也受命迅速跟进。土耳其步兵腹背受敌，筋疲力尽，从两面受到乘骑敌人的冲杀，很快就土崩瓦解。突然间，他们就溃不成军，作鸟兽散，各自逃命，但在这一天的阿巴利桑，死亡对他们来说来得更快。
从劳伦斯的记述来看，战斗的大部分他都没有亲眼看到。由于纳阿玛速度很快，而且他处于骆驼骑兵冲锋的前沿，所以很快就冲到了战友们前方较远处。劳伦斯用手枪打了几枪，但纳阿玛中弹倒毙，把他重重地摔到了岩石当中。他最终清醒过来的时候，战斗已经快结束了。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纳阿玛不是被土耳其人杀死的；它的致命伤是脑后近距离中弹，所以是劳伦斯自己无意中将它击毙了。
阿巴利桑的残杀是一场恶毒的一面倒的大屠杀。只有两名阿拉伯战士在进攻中阵亡，少数几人负伤；被困在谷地中的550名土耳其士兵中只有约100人逃往马安方向，有160人被俘，剩下的300人要么被打死，要么已经奄奄一息。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暗示，有些土耳其士兵不是战死的，而是成了一心要为几天前被杀的霍威塔平民复仇的阿拉伯人的牺牲品。
劳伦斯的领导能力又一次受到了挑战。他从一名俘虏的口供中得知，马安的守军非常薄弱，而且现在援军又在阿巴利桑被消灭，马安一定更加脆弱。这个消息在阿拉伯战士们当中传开后，大家呼喊叫嚷着要迅速返回，袭击这座铁路城镇；马安是大发横财的黄金机遇，而凄凉的港口小镇亚喀巴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绝对关键的时刻，劳伦斯感到最近两个月来一直萦绕心头的目标就要与他失之交臂了。即便阿拉伯战士能够拿下马安，也只是个暂时的胜利；土耳其人会大举增援，那样的话，目前是几乎畅通无阻的通往亚喀巴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封闭了。更糟糕的是，他和奥达以及其他部落酋长们辛辛苦苦拼凑起来的部队肯定就烟消云散了。到7月2日，他们“没有火炮，最近的基地是沃季赫，没有通信手段，甚至没有钱，因为我们的黄金都用完了，于是我们自己发行货币，许诺在‘攻克亚喀巴之后’补偿大家的日常开支”。现在，占领亚喀巴的行动关系到他们的生存。
在奥达帮助下，劳伦斯最后终于劝说战士们不要被极具诱惑力的马安吸引过去。他们决定当晚就出发，开赴亚喀巴，这既是为了让战士们与马安的诱惑之间的距离拉大，也是由于害怕土耳其人或敌对部落的袭击。但当晚出发的决定带来了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如何处置敌人的伤员？他们决定，让那些能够行走的轻伤员和其他俘虏一起，在一个后卫小分队的监视下，跟在大部队后面，往亚喀巴的方向行进。至于20多名伤势过重、无法行走的土耳其人，则被留在一条小溪旁，这样他们至少不会渴死。
阿拉伯战士们开始收拾行装，为即将开始的夜行军做准备的时候，劳伦斯独自走下山谷，来到白天的残杀场所。他希望能从土耳其人的死尸上得到足够的大衣或毯子，让留在溪边的垂死者在临终前能够尽可能舒适一点。但他发现，已经有人发现了战场，剥去了死尸的衣服。这个场景和劳伦斯的反应造就了他的自传中最诡异的段落之一：
死人看上去非常美丽。月光温柔地播撒，将他们软化为新象牙般的颜色。土耳其人身体上没穿衣服的部分非常白皙，比阿拉伯人白得多，而且这些士兵非常年轻。在他们周围，艾蒿摇曳着，缀满露珠，月光的末端在露珠上如同浪花一般闪闪发光。死尸被抛在地面上，令人心生悲悯，堆成低低的小堆。如果身体舒展开来，他们一定能终于舒适起来了。于是我把他们全都摆放整齐，一个一个地摆好。我自己也很疲惫，渴望成为这些宁静的人的一员，而不是回到山谷高处那群没有片刻安宁、吵闹、苦痛的暴徒当中去，那些人还在为战利品而争吵不休，吹嘘自己的速度和吃苦耐劳的本事。
劳伦斯最后离开死者，回到战士们那里，继续向亚喀巴前进，现在目标就在山的另一边，只有40英里了。
在劳伦斯率军袭击亚喀巴的两个月期间，英国—阿拉伯在汉志的军事行动依然按着时断时续的旧节奏继续下去。在5月和6月，英国爆破组通常在小股阿拉伯战士护卫下，定期深入内陆，破坏汉志铁路。他们的报告记录了偶尔的成功——炸毁一座桥梁或者摧毁一列火车——但经常抱怨阿拉伯盟友的不可靠和纪律涣散。英军高层仍然打算鼓动起义军最终去麦地那西北方的伍拉地区实施阻滞作战，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土耳其人没有离开麦地那的意思，于是这个行动的紧迫感就渐渐消失了。现在享有“阿拉伯军总司令”头衔的费萨尔则将注意力投向进军叙利亚的计划。那些知晓费萨尔的雄心勃勃蓝图的英国军官们对此热情不高，毕竟费萨尔在4个月内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沃季赫。“要详细研究谢里夫·费萨尔的计划较为困难，”其中一位军官在5月底报告称，“因为他的计划自始至终都丝毫不考虑时间、空间、补给安排或敌人的部署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等常规的限制条件。”
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审读了一线发来的报告之后，向伦敦的军事情报总管发送了一份关于汉志形势的周度报告。在5月和6月，这些备忘录通常带有一句前言：自上次报告以来局势变化甚少。如果汉志形势到6月底都静止不动——克莱顿更喜欢用的词是“令人满意”，他在叙利亚的间谍却报告称，那里的起义军活动大大增多。7月5日，克莱顿写报告的时候，叙利亚南部各地都传来了这样的报告：霍威塔部落在马安附近有“积极的敌对行动”；富维拉的土耳其驻军遭到攻击；舒贝克附近有一支放牧骆驼的土耳其队伍遭到袭击；比尔谢迪亚之外铁路线遭到破坏。
“劳伦斯上尉在一段时间以前动身前往马安或杰贝勒德鲁兹地区，目前下落不明，”克莱顿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但最近在沃季赫听到了阿拉伯人的传言称，他和他指挥的小分队炸毁了马安以南的一座大型铁桥。马安地区的这些活动或许是劳伦斯上尉抵达该地区周边后造成的。”
吉尔伯特·克莱顿只说对了一部分。他不可能知道，他在当天汇报的叙利亚南部发生的几乎所有袭击都是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实施的，而在前一个月中叙利亚全境发生的许多其他袭击（其中有些深入敌境超过300英里）也都是他们的杰作。在7月5日，他还不可能知道，劳伦斯并不在马安附近，而是在马安西南方60英里处，与亚喀巴的土耳其驻军商讨后者的投降事宜。
在阿巴利桑大屠杀之后，劳伦斯和阿拉伯战士们快速冲向海边。他们登上山顶，然后下坡通过瓦迪伊特姆，开赴亚喀巴。沿途战士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空荡荡的土耳其碉堡和战壕防线，这最终证明了劳伦斯的与众人意见相左的计划的聪明。“敌人从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内陆发动攻击，”他写道，“他们所有的大型防御工事中，没有一条战壕，没有一座哨所是面向内陆的。”
大卫·利恩的电影将亚喀巴的陷落描绘得非常有戏剧性，但事实没有那么扣人心弦。僵持两天之后，双方都急缺粮食，土耳其指挥官终于接受了无望的现实，几乎未发一枪就在7月6日将这座港口拱手奉上。白旗升起之后，起义军骑着骆驼冲进了亚喀巴，冲进海水里，欢庆自己大胆计划的成功。
但对劳伦斯来说，漫长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也不算稳操胜券。亚喀巴现在拥挤着将近1200人，包括约600名阿拉伯战士和数量相当的土耳其战俘，但粮食奇缺。他还知道，叙利亚内陆的土耳其人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翻山越岭来收复亚喀巴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如果让起义军部队占据山地的哨所碉堡，或许能延缓敌人的进军，但劳伦斯过去的惨痛经验告诉他，依赖阿拉伯部落战士去防守阵地，哪怕是固若金汤的阵地，都是不靠谱的。攻克了亚喀巴固然重要，但现在必须尽快将消息送到英军那里，让他们快速送来补给和援兵。
次日，劳伦斯在仅仅8名战士护卫下，动身前往埃及方向，希望能够在一切都太晚之前穿越亚喀巴和苏伊士运河的英军防线之间的150英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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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1枚沙弗林金币的面值是1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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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赛克斯矢口否认，但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在1917年5月他与侯赛因国王的会议上，他没有向国王透露《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件。一直到1918年，西里尔·威尔逊和其他与侯赛因会晤的英国军官都报告称，国王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阿拉伯“国家”的分割并不知情，而仍然认为，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规定的远为慷慨大方的框架依然有效。仅从此处的例子看，假如侯赛因事先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巴格达省的处理方案，他绝对不会同意将巴格达与黎巴嫩等同起来。tanenbaum指出（ifranceandthearabmiddleeast/i，p.17）：“一位起义领袖居然请外来势力来吞并自己为之奋斗和希望统治的领土，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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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tosymes，june20，1917；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f.127。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侯赛因国王和费萨尔，而不是马克·赛克斯，隐瞒了他们在1917年5月会议的实质。在ithequestionofpalestine/i一书中，以赛亚·弗里德曼完全接受赛克斯的说法，称（p.206）在他们5月初那次初步会议上，“赛克斯解释了英法协定的情况，让费萨尔放下心来，打消了疑虑……5月5日与侯赛因的会晤进展同样顺利”。在弗里德曼看来，赛克斯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把他和皮科后来与侯赛因的会议作一个私人的记录。“由于这个失误，”弗里德曼写道，“赛克斯在一年后付出了代价，那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侯赛因假装对英法协定一无所知，自称是从杰马勒帕夏的大马士革讲话中第一次得知协定的情况……”不仅侯赛因的抗议，而且赛克斯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能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17年5月12日，也就是首次与侯赛因会晤的仅一周之后，赛克斯参加了在温盖特的开罗办公室举行的一次高级别战略会议。这次会议上，赛克斯详细描述了近3周前他和皮科与在开罗的所谓叙利亚“代表”达成的协议，却对几天前与侯赛因达成的、重要得多的协议只字不提。原因之一或许是，西里尔·威尔逊上校也参加了5月12日的会议，而他是英国在侯赛因身边的正式联络官，能够驳斥赛克斯的谎言。至于赛克斯和皮科与侯赛因的后续会议，如果赛克斯对这些会议的描述是真实的话，斯图尔特·纽科姆和西里尔·威尔逊这两位职业军官就没有理由如此强烈地驳斥他了，毕竟那样他们二人在汉志的任务会轻松许多。
symestowilson，june26，1917；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f.129-30.
wilsontoclayton，may20，1917；sudanarchives，universityof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wingatepapers，14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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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在1917年7月6日在伦敦的报告中称，被调往叙利亚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士兵的逃兵率是25%，其他忠诚度更低的部队的逃兵率肯定更高。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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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廉·耶鲁于1917年返回美国的记述见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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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isevenpillars/i，p.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