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怀疑英国的诺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赖。不必害怕。
——1917年5月，侯赛因国王写给儿子费萨尔的信
谢里夫陛下（侯赛因国王）显然有着东方君主常见的人格缺陷和对系统工作的无知……指导东方君主或政府走应该走的路并非易事——我为此大伤脑筋，付出了不少代价，所以深知这一点——我对你非常同情。工作有时肯定令人心碎。
——1917年7月20日，雷金纳德·温盖特给西里尔·威尔逊的信
在这个时刻，就像两个月前在瓦迪季坦那样，领袖的可怕负担又落在了劳伦斯肩上。当时，领导人的职责要求他处死一个人。现在，他又必须去营救一个人，但在这过程中很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这是5月24日上午大约9点钟，他的队伍在胡尔沙漠的第五天。“胡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恐怖”，这是阿拉伯半岛北部的一片荒无人迹、淡水匮乏的广阔沙漠，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迹象。劳伦斯自离开沃季赫以来就一直非常害怕通往叙利亚之路的这一段路程。现实比想象更可怕。进入胡尔沙漠几个小时之后，45人的队伍就遭遇了迎面而来的狂风的抽打。据劳伦斯估计，风力相当于“六七级，非常干燥，我们的干枯的嘴唇全部裂开，面部皮肤都皲裂了”。狂风和它掀起的炽热的、令人盲目的沙暴在随后四天内几乎一刻不停。
为了在这种可怕环境下坚持下去，人们的思想往往会退缩到一种封闭状态，全副精力都用于努力熬下去。劳伦斯的队伍在胡尔沙漠就是这样，以至于在5月24日上午，没有人发现他们身边有一匹骆驼没了骑手。他们或许认为，这是一匹一般在队伍末尾的背负辎重的骆驼，或者骑手换到了另外一匹骆驼上，就在长长队伍的某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他们近似冬眠的状态下，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去注意。劳伦斯最后对这匹神秘的骆驼进行调查时发现，它是卡西姆的坐骑。
卡西姆是个“牙齿尖利、面色发黄的不法之徒”，来自叙利亚城市马安。劳伦斯带上他，是希望他能够联系到自己家乡的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队伍的大部分人是霍威塔和阿格伊尔部落的人，卡西姆是个外来者，在沙漠的残酷法则里，他没有任何朋友，在危机中就像被判死刑的哈米德在瓦迪季坦一样无助。劳伦斯记述道，卡西姆的身份使得“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
胡尔沙漠的巨大压力或许已经影响了劳伦斯的理智，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勇无谋的决定，不仅要独自回去寻找卡西姆，而且不告诉其他人他要这么做。走了没多远，他就发现，队伍的踪迹全都消失了，骆驼的脚印被怒号的狂风掀起的沙子扫清，队伍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中。为了找到卡西姆并返回队伍，劳伦斯只能依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日记本中记录的罗盘读数，并相信自己没有搞错。
他们出发已经15天了。根据贝都因人的传统，一些部落酋长，包括费萨尔，陪伴他们从沃季赫出发，走了最初的几英里，以示辞别，随后约45名旅行者就进入了东北方的黑暗。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汉志将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音讯。
他们轻装上阵。除了一些步枪和2万枚沙弗林金币之外——用来发给他们希望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叙利亚部落领袖——每个人在自己的鞍囊中携带了约45磅面粉。在抵达他们的最初集结地——叙利亚边境上的瓦迪西尔汉洼地，估计要3周路程——之前，他们的主食就是面粉和水。
劳伦斯虽然又患上了热病、长了疖子，但后来将旅途的最初几天描绘得非常诗情画意，是一次伟大冒险的开端。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他在阿拉伯半岛期间最有趣的轶事之一。他得到了两名勤务兵，在《智慧的七柱》中他们被称为达乌德和法拉杰（他们的真实名字是阿里和奥斯曼）。
这是闲散无事的一天，身上长了疖子的劳伦斯非常疲惫，躺在一面岩石峭壁的阴影中休息，这时一个少年跑来求他帮助。这个叫作达乌德的少年是从附近的阿格伊尔部落营地逃出来的，他说，他的朋友法拉杰因为不小心烧毁了一顶帐篷，将要遭到营地指挥官的毒打。他说，如果劳伦斯发句话，或许能将法拉杰救下。过了一会儿，劳伦斯和经过他身边的阿格伊尔营地指挥官萨阿德谈了此事，后者毫不动摇。萨阿德解释说，这两个孩子老是惹是生非，必须要好好教训一顿。但为了给劳伦斯面子，萨阿德提出了一个所罗门一般睿智的方案：达乌德可以替自己的朋友挨一半殴打，这样就能将他的惩罚减轻一半。“达乌德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劳伦斯写道，“吻了我和萨阿德的手，跑向山谷。”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强烈地暗示说，法拉杰和达乌德是同性恋关系，将他们的关系描绘为“东方的男孩与男孩之间的深情厚谊，由于女性被隔离在深闺，这种感情是不可避免的”。劳伦斯这么写让人不禁猜测，他自己或许也是同性恋者，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在某些圈子里，劳伦斯的性取向仍然是个激烈辩论的话题。这种猜测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他对法拉杰和达乌德的描述。他们在次日早上来到他的营地，“弯着腰，眼睛里带着痛苦，嘴唇上却挂着扭曲的笑容”，恳求他收下他们作仆人。
“这是急性子达乌德和他的情人法拉杰，一个俊美、体格柔和、貌似女孩的少年，面庞光滑而清纯无辜，眼波如水。”劳伦斯起初要拒绝他们，解释说自己不需要仆人，但最后同意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如此年轻和干净”。从那天起，达乌德和法拉杰淘气的恶作剧将给劳伦斯的旅途带来许多轻松的快乐。
但在旅途的最初日子里，队伍已经面临了一个恼人的问题。他们几乎所有的骆驼，包括运载辎重和供骑乘的骆驼，都患上了正在沃季赫肆虐的疥癣，没有最基本的软膏来控制病情——沙漠中常用黄油来医治疥癣——很多骆驼很快就瘸了，或者发了疯。这种疫病或许就是两匹辎重骆驼死亡的原因，它们在爬过一条特别狭窄的隘道时，立足不稳，跌下了下方的深渊。在他们接近胡尔沙漠边缘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糟糕的预兆。
劳伦斯写道：“在费萨尔的所有骑乘骆驼中，没有一匹是健康的。在我们的小小队伍中，所有骆驼都一天天虚弱下去。纳西尔（奥达的主要副手）非常担忧，害怕在我们即将开始的强行军中会有很多骆驼垮掉，把骑手困在沙漠里。”
劳伦斯在随身携带的袖珍日记本上记录了穿越胡尔沙漠道路的艰难痛苦。他以往在旅途中写下的记录一般篇幅很长，但在胡尔沙漠却只写了几个短小的片段，而且越来越前言不搭后语，几乎杂乱无章。后来，在第五天，卡西姆失踪了。
劳伦斯决定返回寻找掉队的卡西姆时肯定知道，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任何人如果在这个时节被困在胡尔沙漠而没有任何遮蔽或者饮水，就只能存活几个钟头。他肯定也知道，如果自己读罗盘时有一丁点儿错误，自己也很快会丢掉性命。但他仍然坚持要去，最后非常幸运。骑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远方有一个小黑点，走近之后发现那是精神错乱的卡西姆在跌跌撞撞地行进。劳伦斯把他拉上自己的骆驼，调头去追赶其他人。
在大卫·利恩的史诗电影中，营救卡西姆的行动被拍摄为十分钟的永垂不朽的情节，最后高潮是劳伦斯终于和伙伴们会合，他们松了一口气，嘶哑地欢呼起来，劳伦斯的高尚行为奠定了他作为真正的“沙漠之子”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卡西姆在停下大小便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骆驼拴好，按照残酷的沙漠法则，他这是自取灭亡。劳伦斯不但没有得到赞扬，还因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窝囊废而受到一些伙伴的批评。另外，队伍的指挥官把达乌德和法拉杰又揍了一顿，惩罚他们胆敢让劳伦斯独自返回。
1917年5月26日，也就是劳伦斯营救卡西姆的两天之后，英国国王和他的战时内阁收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喜讯。雷金纳德·温盖特从开罗发来了一份绝密电报，报告了马克·赛克斯最近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的胜利。
在赛克斯前不久的独自觐见之后，他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又一同到吉达拜见了侯赛因国王，希望能够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就叙利亚未来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双方的意愿是截然相反的，阿拉伯人坚持要求叙利亚在战后成为独立的大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而法国人同样坚持要求它接受法国的统治，所以大家并不指望这次会谈能够有什么成果。第一天的会谈证明大家这么想是很有道理的。5月19日，在紧张的三小时对抗之后，皮科和侯赛因离去时甚至比之前更加固执己见。
因此，第二天早上侯赛因命令译员向欧洲特使们大声诵读一份大胆建议时，大家都颇感震惊：国王愿意接受法国人在“穆斯林—叙利亚沿海地区”——可能是指叙利亚的沿海和黎巴嫩部分——扮演英国人将在伊拉克的巴格达省扮演的角色。由于最近一支得胜的英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而且《赛克斯—皮科协定》条文规定英国将无限期地控制这个省份，侯赛因将巴格达和黎巴嫩等同起来就意味着，阿拉伯人一下子将法国人希望在黎巴嫩得到的东西拱手奉上了。赛克斯在给温盖特的报告中极其低调地描述道：“皮科先生非常满意，关系融洽了起来。”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英国许下的众多互相矛盾的条约和诺言造成了非常棘手的难题，而赛克斯出人意料地在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熟悉赛克斯的惯用手段的人就会对这个突破持保留态度。他以往在讨论任何话题时都非常冗长啰唆，但对吉达会议——目前为止协约国和侯赛因国王之间最重要的外交会谈——的报告却只有短短四页，而对侯赛因令人震惊的关于黎巴嫩的让步只是一笔带过。另外，赛克斯和皮科都没有敦促侯赛因将自己的提议付诸书面，也没有获取国王的译员大声朗读的提议书的副本。甚至那些热切希望如此解决问题的法国外交部高官也很快开始感到，在吉达缔结的协议实在是太轻松、太容易了。
5月27日，斯图尔特·纽科姆抵达开罗，走进吉尔伯特·克莱顿的办公室，表达了这些担忧。他和西里尔·威尔逊都参加了吉达会议的至少部分议程，并各自记述了事情经过。纽科姆还带来了侯赛因的译员（也就是当众宣布提议的那个人）福阿德·库塔布的书面记述。纽科姆、威尔逊和库塔布三人的说法在细节上有差异，但三人都表示，是马克·赛克斯，而不是侯赛因，最先提出了将黎巴嫩与巴格达等同的说法。最让人担忧的是，国王对这种说法的理解与协约国特使的理解迥然不同。
对这个问题最熟悉的是西里尔·威尔逊。“尽管赛克斯和皮科对这个美好结局非常满意，”他写道，“而且是谢里夫自己提出了（将黎巴嫩与巴格达等同的）建议，我自己却高兴不起来。我感到，谢里夫非常礼貌客气，而且对我绝对忠诚、对英国完全信赖，他有可能是在口头上答应，而如果他知道我们是如何理解伊拉克局势的，就绝不会同意。”
威尔逊给克莱顿的信长达12页，而且充满忧虑、有颇多重复之处。在信中，他详细讲了自己如何再三敦促赛克斯澄清侯赛因提议的确切意思，却被置若罔闻。据威尔逊说，在整个会议中，赛克斯都大大咧咧地拒绝细谈。
纽科姆的抗议不像威尔逊那样富含感情，但是在很多方面更为惊人。他在汉志的经历很困难，他对阿拉伯起义军作为一支真正的战斗力量没有多少信心，但吉达的事件让他忧心忡忡。最让他担忧的是他与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的一次谈话，在英法特使到访时费萨尔也在吉达。据纽科姆说，侯赛因之所以提出这个惊人的建议，因为“侯赛因非常坚决地向费萨尔表示，他之所以非常乐意这么做，是因为代表着英国政府的马克·赛克斯爵士让他这么做，而且马克·赛克斯爵士告诉他，他什么都不用管，让赛克斯来处理就好了。侯赛因很高兴这么做，因为他对英国政府绝对信任”。
从纽科姆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角度来看，赛克斯的这种保证，再加上侯赛因显然对他自己同意的条件的理解有限，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现在有了道义上的责任，一定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到底。“否则我们就是在欺骗谢里夫和他的人民，在玩一场非常阴险的游戏，被配属给谢里夫军队的英国军官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我知道，有好几名军官已经在担心我们会辜负他们。”
威尔逊和纽科姆虽然都感到不安，但要么是太圆滑礼貌，不肯直接去找赛克斯说明情况，要么是太天真，没能把整个问题串起来考虑。事实上，吉达发生的事情不是潜在的误会，而是马克·赛克斯耍出的非常复杂而聪明的奸计。
赛克斯3周前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半岛时就奠定了这套奸计的基石。赛克斯对那次旅行的报告同样非常简略，声称自己已经向侯赛因和费萨尔全面、彻底地解释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他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费萨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但英国特使深信，英国官员们肯定会相信他的话——他是现任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从男爵，而不会去相信一个反复无常、性格怪僻的阿拉伯部落酋长和他的武士儿子。当然，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赛克斯说自己在这次旅途中对阿拉伯人开诚布公，这完全是在撒谎，而英国官员们有可能会相信这个人的话。那就是劳伦斯，但对赛克斯来说幸运的是，劳伦斯目前不在现场，因为他已经起程北上，在赛克斯与皮科一道返回吉达的关键旅程期间，劳伦斯与外界的联络完全中断了。
看来，赛克斯想出这个巧妙的欺骗手段来，灵感来源似乎恰恰是把皮科与侯赛因在5月19日第一次会议搞得一团糟的那个问题：皮科坚持要求，法国在叙利亚海岸地区应当享有英国将会在巴格达享有的地位。当时赛克斯对皮科的这个要求颇感恼火，因为他想把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分隔开，所以他在这次会议结束时非常沮丧。但回到“诺斯布鲁克”号（两位特使搭乘这艘英国战舰来到吉达，他们也住在舰上）之后，赛克斯突然想到了解决自己难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
侯赛因反对将黎巴嫩的地位与巴格达等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法国人染指任何地方，而不是因为他知道巴格达将会被英国永久控制。除非赛克斯把《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告诉侯赛因，他是绝对不可能知道巴格达的未来地位的。赛克斯当然不会告诉他了。
侯赛因上一次听到英国对巴格达的打算还是在1915年底，他和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达成非常模糊的共识。在两人的来往信函中，麦克马洪表示，由于英国在伊拉克有经济利益，巴士拉和巴格达这两个省在未来的阿拉伯国家内将需要“特别的行政安排”，暗示着英国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侯赛因的回答是，可以在“短期内”由英国控制这两个省，条件是“在占领期间，英国向阿拉伯王国支付一笔适当的赔偿金”。赛克斯从这里推测，侯赛因仍然相信，英国在伊拉克的地位将是短期的租借，但这两个省最终肯定会被包括在独立的大阿拉伯国家之内。事实上，侯赛因多次神秘地向最亲信的人（包括费萨尔和福阿德·库塔布）表示，他“口袋里装着”英国人对伊拉克未来的白纸黑字的保证书，尽管他拒绝将麦克马洪的信给他们看。
这就给赛克斯带来了非常诱人的机会。由于侯赛因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而皮科不知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存在，赛克斯就有可能制造一份协定，让双方都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最妙的是，由于双方都认为自己骗到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去过分较真细节，免得夜长梦多。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的下午，赛克斯从“诺斯布鲁克”号发了一封紧急讯息到岸上，要求福阿德·库塔布来见他。
在这次会议上，赛克斯敦促福阿德，要将侯赛因在次日的建议限定为两点。第一点不过是个善意的姿态，是让侯赛因宣布不会支持一群近期将到国际上游说、呼吁阿拉伯独立的叙利亚流亡者。第二点当然是重要得多的，就是让侯赛因接受将黎巴嫩的地位与巴格达等同的方案。库塔布大惑不解，赛克斯则发誓赌咒，不断重复地让这位顾问将一切都交给他处理好了。
即便如此，侯赛因仍然对接受这个计划十分谨慎。据库塔布说，侯赛因最后终于同意，因为“他知道马克·赛克斯爵士在政治问题上能够比他本人更好地为阿拉伯人的利益而斗争，并且知道马克·赛克斯爵士代表着英国政府的权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并且，侯赛因还又一次告诉库塔布，他有“一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信，答应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我知道这样是可以的，因为英国政府一定会信守诺言”。
第二天上午，福阿德按照指示宣读了侯赛因的宣言。当天下午，“诺斯布鲁克”号驶出吉达港的时候，乔治—皮科相信法国已经得到了黎巴嫩，而侯赛因国王相信自己已经诱使法国接受了叙利亚全境未来的独立。
威尔逊和纽科姆虽然没有理解赛克斯的骗局，但已经对他漫不经心的作风大感震惊，所以在给克莱顿的信中要求彻底澄清事实。威尔逊敦促克莱顿迫使赛克斯将他认为的在吉达达成的协议写成书面形式，并将英方的真正意图准确无误地告诉侯赛因。“如果我们不能支持谢里夫到底，”威尔逊写道，“如果我们让他大失所望，而他对我们是如此信任，那么令人‘艳羡’的吉达朝觐官员的职位就要空缺了，因为我肯定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阿拉伯人对政治伎俩也不是一无所知。费萨尔私下里已经知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这要感谢劳伦斯），所以他得知父亲同意的条件之后自然是无比震惊，很快就开始努力翻盘。5月28日，他向叙利亚人民发布了公开宣言，呼吁他们拿起武器，为阿拉伯独立而斗争，同时大力赞扬英国援助此项事业的努力。“毫无疑问，”费萨尔写道，“英国如此努力，唯一的目标就是看到世界上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府，由阿拉伯人建立和管理，其疆界保持完整，不受更改。”法国人也得到了类似的对待。费萨尔先是感谢了法国在过去在叙利亚的贡献，然后说：“我们非常感激法国与其盟友一道，承认了我们的独立。”
赛克斯在吉达打的哑谜没有带来谅解和一致，却愈发加深了阿拉伯人和协约国在中东的意图之间的鸿沟，这个分裂很快就将带来极端丑恶而影响深远的后果。其间，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重拾他们最熟悉的策略：清静无为，静观其变，寄希望于一切都会好起来。人们发现费萨尔的宣言与几天前达成的协议差异非常明显，于是去问赛克斯，这是怎么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这只是阿拉伯人的宣传手段，受众只是阿拉伯人。克莱顿最后终于有机会向赛克斯转达了威尔逊和纽科姆的抱怨，但赛克斯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免责条款。“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他如此评论侯赛因明显的不明真相，“因为我认为局面会变得太重大，他会掌控不了，最终他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出局。”
有一个人不肯把事情就此放过，那就是固执的西里尔·威尔逊。他向开罗发送了自己的怨言之后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在1917年6月底写信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副手斯图尔特·赛姆斯中校，敦促他要求赛克斯将在吉达达成的协议写成“较短的实事求是的材料”。威尔逊尖锐地指出：“据我所知，马克·赛克斯爵士声称他已经将事实明确地解释给了谢里夫，现在让他写一份材料，一定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但这种档案文书已经在中东制造了很多问题，赛姆斯感到没有必要再制造新的麻烦。“整个问题目前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他回答威尔逊说，“而且完全取决于战事的进展。因此我们无法将任何事情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只能让各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直到局势明朗一些。我知道这是个困难的处境，但别无他法。”
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在吉达会议之后，最坚决捍卫英国荣誉的人恰恰是被他们坑害最苦的那个人：侯赛因国王。费萨尔得知在“诺斯布鲁克”号上提出的建议之后，与父亲激烈争吵起来，最后侯赛因严厉地斥责他道：“这些话是父亲说给儿子听的：永远不要怀疑英国的诺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赖。不必害怕。”
据说这是个避难所，但劳伦斯却不这么看。在他眼里，这是个充满折磨和疫病的地方，是应当尽快逃离的噩梦之地。
200英里长的瓦迪西尔汉呈西北—东南走向，横亘阿拉伯半岛与叙利亚（在今天的约旦）的边界，是地质上形成的低洼，曾经是条水量丰富的水道，有几亿年历史，但如今只是一条狭窄的旱谷。1917年，奥达·阿布·塔伊安排他的霍威塔部落族人在此地与他和劳伦斯从沃季赫带来的小股部队会合。
按照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瓦迪西尔汉有许多水井，植被相对比较葱茏，在他们穿越胡尔沙漠之后应当是有如天堂。但至少有两个问题让这个地方难以忍受。首先是这里有许多毒蛇，包括角蝰、鼓腹巨蝰和眼镜蛇，似乎无处不在——藏在岩石下，挂在灌木丛中，蜷曲在水边。劳伦斯非常怕蛇，很难找到片刻的安宁。他的恐惧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在抵达瓦迪西尔汉几天之内，从沃季赫来的人当中就有三人被蛇咬而中毒死亡，还有四人命悬一线。当地人的“疗法”也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治疗就是用蛇皮膏药将伤口包扎起来，然后在伤者面前诵读《古兰经》，直到他死去。
第二个令人无法忍受的问题是宴会。瓦迪西尔汉是努里·沙拉昂的领地的下游地区，他是叙利亚南部最强大的部落酋长之一。奥达抵达此地之后立刻前去拜访沙拉昂，请求他允许起义军在当地停留。于是，聚集于此的霍威塔氏族夜夜笙歌，用米饭和羊肉盛情款待劳伦斯等贵客。曾经享受过贝都因人的热情好客的西方人都会作证，他们的热情有时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劳伦斯很快就有了这种感觉。每个夜晚，不同的贫困家庭争先恐后地招待从沃季赫来的旅行者。劳伦斯对这些宴会作了详细描述，这些宴会起初还很有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俗情调，但渐渐变得怪异荒诞，尤其是他回忆道，有因饥饿而腹部浮肿的孩子聚集在宴会桌边缘，焦急地等待冲上来吃公共餐盘里剩饭的机会。
“这个地方比我们穿越的开阔沙漠更加令人绝望和悲伤，”劳伦斯写道，“黄沙或燧石，或是裸露岩石构成的荒漠有时令人心潮澎湃，在某些光影下还有一种没有生气的寂寥的怪诞之美；但在这个毒蛇满地的瓦迪西尔汉，有种阴森恐怖、活跃的邪恶的东西。”
但劳伦斯受到的折磨绝不仅仅是毒蛇和被迫吃太多羊肉。在这些等待的平静日子里，越来越多的部落前来与起义军使节商讨结盟之事，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扮演的欺骗的角色。
而且这种欺骗是在好几个层面上的。他们从沃季赫出发的那天，劳伦斯的大多数同伴都只知道此次旅行的官方目的：鼓动叙利亚部落，为费萨尔的北上打前站。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行动的具体目标，即占领亚喀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有劳伦斯一个人知道完整的计划，甚至奥达和费萨尔也没有掌握全局。
抛去奥达的浪漫的美名，他实际上是个沙漠强盗，因此主要兴趣在于抢劫。由于在亚喀巴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劳伦斯在一开始很可能对奥达含糊其辞，寄希望于在行程的某个阶段能够说服奥达：与更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相比，占领亚喀巴更符合他的长期利益。至于费萨尔，在劳伦斯离开沃季赫之后，他又一次劝说他的英国顾问们尽早进军亚喀巴。或许这是费萨尔的计谋，是为了进一步掩饰劳伦斯的真正目标，免得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但这位阿拉伯领袖这么做或许是由于劳伦斯没有告诉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当然，这都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欺骗，是由于战争的紧急情况而不得已为之，但这意味着领导的最终职责和负担——更不必说可能的失败，及其给劳伦斯身边的人招来的大灾难——将完全落在劳伦斯一个人的肩上。
让他的负担更加沉重的是，在未来要做更大范围的欺骗：协约国打算背叛阿拉伯人。似乎是在从沃季赫出发前会见马克·赛克斯的时候，劳伦斯才完全理解协约国的两面三刀。在他北上的旅途中，这显然让他有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劳伦斯当然更不可能将这个秘密吐露给同行的旅伴们，而且看到部落代表们潮水般涌向瓦迪西尔汉、加入阿拉伯独立斗争时，他的内疚难以承受。
“他们把我看作英国政府的自由代理人，”他写道，“要求我对英国政府的书面诺言予以认可和支持。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英国政府的密谋，尽可能地去安抚阿拉伯人，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到报偿。”这个角色让劳伦斯感到“持久的、痛苦的羞愧难当”，“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赢得了战争，这些诺言就只是废纸，如果我是阿拉伯人的诚实的顾问，就应当劝他们各自回家，不要为这种事情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但劳伦斯当然不能这么做。他的选择是让自己远离令他羞愧的场景。“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在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打算北上，罢手拉倒。”
“罢手拉倒”这个短语很有意思，因为劳伦斯现在的想法是北上进入土耳其人控制下的叙利亚，这样的旅途将险象环生，几乎是自杀。在《智慧的七柱》中，他努力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解释，说他是想去北方“了解民意，调查情况，为确定计划打基础。我对叙利亚的一般知识相当不错，对有些地方非常熟悉，但我感到，再看它一眼，能让我从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学到的战略地理知识更加精确适用”。
他此次冒险中隐藏着一线微薄的希望，即如果能在叙利亚内地煽动阿拉伯起义，或许还能挫败法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但与这个希望相对应的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叙利亚人发动起义后，不得不为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奋斗和死亡。
从劳伦斯在笔记本边角上写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讯息可以看出他对局势的悲痛。“克莱顿，我已决定独自去大马士革，希望能在途中死掉。拜托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让事情停止。我们欺骗了他们，让他们为我们流血牺牲。我无法忍受。”劳伦斯估计，如果他在行动中死去，这个笔记本一定会最终被送到英国人手中，于是将它留在瓦迪西尔汉，只带了两名向导，起程北上。
这或许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勇敢大胆的业绩，他在敌境之内迂回400英里，抵达了黎巴嫩边境和大马士革郊区。这项业绩为他赢得了英国最高级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提名，但也将是劳伦斯一生中最神秘、被记录最少的一个插曲。他是有意为之。他对此次长途游历只写了一份报告，发给开罗的上级，只有4页。《智慧的七柱》长达650页，而且散布着极其详尽的、研究默默无闻的沙漠盆地中植物与地质特征的专题论文，却只用了几个段落来描写劳伦斯的此次北方之旅，并且加以嘲讽：“动机低下，成绩匮乏。”
关于他的这次旅行，我们知道的是，劳伦斯多次秘密会见了阿拉伯起义的潜在盟友——部落领袖和城市中的民族主义者，但每一次对方都是犹豫不决。这是游击战的经典难题：费萨尔的起义军要北上进入叙利亚就需要当地人的支持，但当地人没有起义军的援助和武装支持是不敢揭竿而起的。面对这个难题，以及如果不能妥善予以解决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劳伦斯愈发真切地感到了英国政府和他自己对阿拉伯人的欺骗造成的负担。
从政治和个人的角度上看，劳伦斯在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在旅程末期，在阿兹拉克（叙利亚东南部的一个沙漠绿洲）逗留，面见埃米尔努里·沙拉昂。奥达·阿布·塔伊花了好几周时间请求沙拉昂允许霍威塔族人在瓦迪西尔汉集结，这也印证了沙拉昂在该地区的崇高地位。甚至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前，侯赛因国王就派遣了许多使节去拜见沙拉昂，希望将他和他实力强大的卢阿拉部落争取到起义军这边来。但埃米尔沙拉昂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大打擦边球，暗示说自己或许很快就会加入起义，但又退回到奥斯曼政府那边。但让沙拉昂如此重要的不仅仅是他的权威；按照劳伦斯的描述，这位酋长简直就是死亡的化身：
年事已高、面色铁青、憔悴不堪，带着一种灰暗的忧伤和悔恨，脸上唯一的表情就是苦痛的笑容。在他的粗糙睫毛的上方是破败不堪、呈褶子状下垂的眼皮。在头顶的阳光下，两束红光闪耀着射入他的眼窝，令两个眼窝仿佛火坑，这个人就在缓缓燃烧。
或许这些夸张的描述源于努里·沙拉昂的另外一些特点。这位卢阿拉部落酋长虽然深居沙漠，与世隔绝，但似乎对近两年来英国向侯赛因和汉志的其他阿拉伯领袖许下的诺言心知肚明。沙拉昂为了考验劳伦斯，取出了这些互相矛盾的文件的副本，摆在这位客人面前，问他应当相信哪一份。“我知道，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取决于我的回答。”劳伦斯记述道，“阿拉伯运动的未来则取决于他。”
劳伦斯建议沙拉昂信任英国的诺言中最新的一个。沙漠酋长似乎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但这给劳伦斯负疚的内心增加了新的负担。
会见沙拉昂之后，劳伦斯返回瓦迪西尔汉，与等待在那里的伙伴们会合，并下了铁的决心，一定要迫使英国政府信守对阿拉伯人的诺言。他的计划是亲自带领阿拉伯人进入扩大了的叙利亚战场，征服这片土地，这样阿拉伯人就能对自己打下的土地提出权利主张，破坏法国的帝国主义图谋。“换言之，”劳伦斯写道，“我看到没有其他领导人有这样的意志和权力，于是自作主张，要在这些战役中活下来，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土耳其人，还要在会议室里打败我的祖国和它的盟国。”
他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非常狂妄自负的”。
这一年6月，在叙利亚活动的西方情报人员不仅仅是劳伦斯一个人。事实上，在他北上的勇敢冒险途中，他有一次离自己的宿敌库尔特·普吕弗只有3英里之遥。
普吕弗于3月从德国返回中东后，就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报局总部俯身案牍，很少离开这相对舒适的环境。马克斯·冯·奥本海默设想的让德国政府与工业界通力合作的宏伟计划已经基本上宣告泡汤，因为德国商人都不愿意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贫困和四分五裂的地方投资。普吕弗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安排出版一批新的亲德宣传小册子，但柏林却以印刷成本和顽固的土耳其政府审查者制造的障碍这类琐事来困扰他。
5月中旬，他决定打破这种沉闷无聊的日常工作，去视察他和奥本海默前一年在叙利亚各地建立的德国宣传中心和图书馆。就是这些实地考察让普吕弗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他能够从中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与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报喜不报忧的公报和电文互相矛盾。尽管如此，这次出行还是令他大吃一惊。
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到1917年春季，外界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事务的了解比帝国的居民更清楚。外界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在这年4月美国与土耳其断交后撤离岗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们。这些官员在瑞士、华盛顿和伦敦报告称，奥斯曼帝国境内已有数十万平民因疾病或饥馑而死亡，大片领土处于近乎公开的叛乱中，军队的逃兵率达到25%、30%，甚至40%。这些新近离开奥斯曼帝国的美国官员中较为敏锐的人还指出，土耳其和德国部队之间存在摩擦，双方互相敌视，有时发生暴力事件；广大平民百姓对战争漠不关心，最热切的希望就是让战争赶紧结束，日子能好过一点。
当然，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也看到了一些苗头。他读到的报告或许对实情轻描淡写，但也讲到粮食短缺、疫病肆虐，而且土耳其军民都斗志涣散。但普吕弗于5月21日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通往内陆的列车时，却完全想不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哀鸿遍野。从普吕弗的角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本人在旅途中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曾经有过的专门为他准备的舒适车厢和招待他的官方宴会都是过去时了。尽管他是在中东最重要的德国官员之一，却只能搭乘人满为患、破破烂烂的火车，而且火车经常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就被转到侧线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他就只能住在脏乱不堪、满是跳蚤的小客栈里。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他用铅笔草草地写下了零星日记，几乎全都是一连串怨言。
让普吕弗更加痛苦的是，他的间歇性牙痛越来越严重，最后整个颚部都发炎了，这是他四周的破败惨景的一个突出例子。一位牙医的推测诊断是，他患上了坏血病，这种疾病是简单的维生素c缺乏引起的，当时在叙利亚非常猖獗。直到两年前，叙利亚还是世界上种植柑橘最多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长期缺失煤炭，大多数果树都被砍下，当作火车头的燃料。
库尔特·普吕弗虽然目睹了这一切，却就是不肯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他在给柏林的高级外交官的报告中称，他和马克斯·奥本海默共同的泛伊斯兰圣战梦想之所以未能鼓舞穆斯林群众，主要原因是沟通不畅。“集中描写敌人暴行的歇斯底里的宣传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写道，“土耳其帝国的各民族并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普吕弗尽管提出了一些批评，但他的洞见中却有一种自我欺骗的元素。所以他看不到，他旅行经过的土地的裂缝已经在他周围绽裂了。他经常写道，叙利亚阿拉伯人怯懦无能，不敢反抗土耳其人，他在此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也没让他改变观点。6月3日，普吕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劳伦斯就在仅仅3英里外的一个村庄内，与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密谈如何将阿拉伯起义扩展到叙利亚首府。普吕弗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更加不屑，说他们温顺驯良、易于驾驭。6月12日，这位德国特工主管逗留在巴勒斯坦的扎马林村，这里离济赫龙雅各布的犹太人定居点——nili间谍网的中枢——只有1英里远。
萨拉·亚伦森在4月中旬前往开罗的旅行原计划只会短暂停留，与兄长见面，一同商讨如何在未来几个月内协调nili间谍网的活动。“马纳杰姆”号下一次出航的时候，萨拉将和她的主要副手约瑟夫·利申斯基一起乘船溜回阿特利特，继续开展情报工作。但发生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两次航行被取消，萨拉患疟疾住院两周——于是她和利申斯基能不能回得去就成了问题。5月底，两人又回到了在埃及的出发点。
这些耽搁让亚伦·亚伦森颇为沮丧——他原本没打算让约瑟夫·利申斯基离开阿特利特，现在他和萨拉都不在，间谍网肯定要瓦解了——但亚伦森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他是个不合群的人，所以很喜欢有妹妹在开罗陪伴自己，并且在与英国官僚体制的斗争中越来越依赖妹妹稳健明智的意见。他现在决定，让她返回阿特利特就太残酷了。“我看没有必要，”他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因为最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要说服意志如钢铁一般的萨拉·亚伦森留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开口提起时，她当即做出了坚定不移的反应：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回巴勒斯坦。农学家换了一种策略。萨拉在开罗期间，熟识了许多和哥哥打交道的英国军官，他们对这个在巴勒斯坦执行危险任务的女人非常仰慕。但同时也有一些秉信老派骑士信条的军官向亚伦·亚伦森暗示，让一个女人去面对男人才能承担的危险，有点不成体统。最坚持表达这种观点的就是亚伦森之前的联络人威廉·埃德蒙兹，于是亚伦森安排让这位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的上尉一天晚上在他和萨拉单独坐在大陆酒店休闲室时提起此事。
“夫人，”埃德蒙兹语气僵硬地对萨拉说，“司令部授权我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他们敦促您不要返回巴勒斯坦。埃及为您敞开了大门。您乐意在这里待多久都可以。您到目前为止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已经足够了。”
萨拉·亚伦森感谢了上尉的好意，但立刻就看穿了哥哥的计谋。她转向哥哥说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话，就帮助我回去。如果你不帮忙，我自己也能想办法回去。”
6月15日，间谍船“马纳杰姆”号再次起航。这一次它顺利抵达阿特利特，萨拉·亚伦森和约瑟夫·利申斯基上了岸。亚伦·亚伦森得知此事之后，心情非常复杂，既舒了一口气，又感到懊悔。后来的事实证明，懊悔是对的，因为他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妹妹或者利申斯基了。奥达和劳伦斯骑着迅捷的竞速骆驼，在大部队前头去查看贝尔的水井。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在前三周内在瓦迪西尔汉艰苦地集结起来的作战部队：约500名部落战士，大多来自霍威塔部落，准备好了要狠揍土耳其主子一顿。两天前，也就是6月18日，全体人员离开瓦迪西尔汉的时候，无不斗志昂扬。
正因为此，奥达和劳伦斯在贝尔的发现令人垂头丧气。这座绿洲的全部三座水井都在前不久被土耳其人炸毁，只剩下瓦砾堆和仍然冒烟的废木料。幸运的是，一段距离之外的第四座水井安然无恙，因为土耳其人在这里安放的炸药没有爆炸，所以起义军有足够的水给人畜饮用。但这也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土耳其人在追踪他们。
虽然这么说和人的直觉相悖，但沙漠其实是很难隐藏自己踪迹的地方。旅行者固守沿着水源路径行进的观念，穿越沙漠很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走，很少有岔路可供选择，而且其他人也在不断运动。到6月的第三周，叙利亚东南部的很多部落已经听说起义军在瓦迪西尔汉集结，土耳其人一定也得到了风声。土耳其人炸毁了瓦迪西尔汉以西的第一个主要水源——贝尔的水井，就是为了在敌人起程之前切断其去路。
虽然土耳其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起义军和他们的牲畜有足够的水在贝尔生存下去，但这让他们对下一段路程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贝尔以西70英里处就是十字路口城镇马安，汉志铁路在此经过，令它成为整个地区的战略枢纽。劳伦斯的计划是在有重兵把守的马安以南绕过，继续西进奔赴亚喀巴，但这个计划依赖在杰弗（马安东南方25英里处的一系列沙漠水井）找到水。问题是，马安的土耳其人猜到起义军的目的地是亚喀巴之后——在这个阶段，“最不懂军事的老百姓也能看得出这一点”——就可以在起义军抵达杰弗很久以前就将它的水井摧毁。
因此关键在于设计出一个幌子来，迷惑住土耳其人，让他们无法判断起义军的当前位置和他们的目的地。于是起义军从贝尔派出使节到各个地区性部落，散播起义军还在瓦迪西尔汉编组的消息；肯定至少有一个部落会将这个“情报”转达给土耳其人，向其邀宠。同时，还派出小队战士到各地区进行骚扰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