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它迎合了犹太复国主义激进派的观点，即现在已经不可能与土耳其达成谅解或者妥协了。6月初，在雅法的故事仍然在激荡的时候，亚伦·亚伦森给美国犹太人团体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发了电报。这些人对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仍然保持谨慎，有些人仍然认为土耳其的统治最有利于未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位。这封电报的收信人包括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后来成为大法官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了让亚伦森的信息更有权威性，马克·赛克斯安排让这封电报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转发。费城的迈尔·苏兹贝格法官收到的电文很有代表性：
“根据可靠情报，土耳其当局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亚伦森写道，“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摈弃先前对土耳其人的宽容态度……土耳其人已经犯下了那些罪行，犹太人的态度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必须要有彻底变化。快速地将犹太人从土耳其魔爪下解救出来的唯一高效方法是在战场上以及所有地方对其大力攻击……我们必须构建一条统一战线，集中犹太人的影响力，将巴勒斯坦从土耳其手中夺走。”
还是在6月，雅法的故事出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版本。作为对协约国呼吁的回应，西班牙、瑞典和梵蒂冈（在这场战争中都是中立国）派遣特使去实地考察。西班牙和梵蒂冈特使都迅速得出结论，关于犹太人遭到屠杀和迫害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而瑞典特使则更进一步。他写道：“雅法的犹太人社区的命运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当地的穆斯林更好，肯定不会比他们糟糕。”不久之后，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报告称，关于雅法犹太人遭遇暴行的说法“是大大夸张的”。就连亚伦·亚伦森最终也被迫承认，在雅法城遭到所谓“私刑”的两个犹太人实际上是因为抢劫而被逮捕的，而且并没有被绞死。
当然，这都没关系。在战争中，真相是人们被引导着去相信的东西，而杰马勒帕夏向他的敌人们拱手奉上了一个将会改变中东历史的“真相”。关于1917年雅法事件的谎言——后来研究这段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真的，不断予以重复——将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在穆斯林统治下永无安全可言，要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国家”这种观点最原初的神话。
4月21日，英国海军的一艘巡逻艇停靠在沃季赫港，带来了一批令劳伦斯大感兴趣的货物：11名土耳其战俘。在前一天早上之前，这些人还属于亚喀巴的土耳其守军。
英军得到消息称，德军正在亚喀巴附近布雷，于是派遣了三艘巡逻艇在4月20日黎明前逼近这个港口。一小队士兵登上海滩，将驻防的小群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随后发生的短暂交火中，2名土耳其士兵死亡，11人被俘，其他人——大约五六十人则逃入山中。其中6名战俘是被强征入伍的叙利亚人，表示希望加入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起义军，于是一艘英军巡逻艇将他们送到了沃季赫，供讯问之用。
当天，劳伦斯逐个审讯了这几个叙利亚人。他得知，亚喀巴守军的人数有波动，但很少超过100人。考虑到他正在酝酿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情报是，在亚喀巴和马安之间长达60英里的瓦迪伊特姆路径沿途多个碉堡内驻扎的土耳其士兵总数只有200人。这意味着，劳伦斯的计划成功概率很大。如果他能够在这条路径的东端集结一支阿拉伯部队，并闪电般翻山越岭，就能迅速扫荡自己面前的土耳其驻军，几乎不受阻挡地直逼亚喀巴。
但劳伦斯看到了这个机遇，并不意味着英国军方的其他人也这么看。吉尔伯特·克莱顿在3月8日发出的不允许阿拉伯人进攻亚喀巴的指令仍然有效。他命令集中注意力袭击汉志铁路，以阻断土耳其驻军撤离麦地那的道路（过了几周之后，英国人才意识到，土耳其人并没有离开麦地那的打算），因此不允许从事其他冒险。
当然，防止自己的主意被否决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要明确地将其表达出来。劳伦斯没有带着自己的建议直接去找克莱顿，而是与当时驻扎在沃季赫的另外两名英国军官攀谈起来，泛泛地讲到了自己在瓦迪阿伊斯养病期间产生的对游击战的洞见。他后来说，自己特别阐述了企图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麦地那的愚蠢，以及将阿拉伯人组织成一支汉志铁路上的阻滞部队的不可行。他建议尽可能地扩张战线，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这意味着应当向北方派遣“一支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小分队，成功地打击土耳其战线上若干分散的据点”。
劳伦斯在沃季赫的两位听众都是职业军人，他们或许感到兴趣盎然，但这只不过是从当前的任务分散精力而已。但劳伦斯要的就是这样的反应。“大家都忙忙碌碌，没有给我具体的权力去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记述道，“我得到的只是他们的聆听，以及承认我的反击计划或许是有用的牵制。”
我们很难想象劳伦斯的同袍会给他“具体的权力”去实施他的计划，因为从他们的前线报告来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牵制攻击的目标是亚喀巴。劳伦斯在与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会商时甚至更加隐晦和狡黠。4月26日，劳伦斯通知威尔逊，奥达·阿布·塔伊很快将率领一支袭扰小分队前往马安，他（劳伦斯）在考虑随同奥达前往，以保证他们的行动与英国当前的军事目标（袭扰铁路）相一致。威尔逊表示同意，并在5月1日报告克莱顿称，“奥达将北上，可能由劳伦斯陪同，首要目标是扰乱马安附近的铁路”。他没有说他们的次要目标可能是什么。
在满是自我辩护的《智慧的七柱》一书中，劳伦斯对自己的自行其是给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释：“从袭击铁路的计划中分散出来的力量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在当时的情况下，少我一个人也无关紧要，况且我非常反对这个计划，就算我在那里，也只会三心二意。于是我决定不管有无命令，都去走自己的路。”
换句话说，他认为尝试摧毁铁路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所有人都更好的办法是绕过它去找点别的事情做。难怪他的很多上级非常讨厌这个牛津学者。
但在这表象之下，劳伦斯在对自己筹划的行动进行甚至更为堂而皇之的心理上的合理化。他认为，信守对阿拉伯人的诺言将会有利于英国的长期利益，这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还能将欧洲其他强国——今天或许是盟友，但明天肯定就变成竞争对手了——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压缩到最小。这场斗争的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允许阿拉伯人将他们的革命扩展到叙利亚，将这片土地从法国觊觎下夺走。在劳伦斯看来，核心的问题是英国还没有理解究竟怎样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解释。
在动身前往亚喀巴之前，劳伦斯将在沃季赫迎来又一次命运攸关的会议。5月7日，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港口短暂停留。马克·赛克斯就在这艘军舰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15年，当时赛克斯到埃及搞实地考察。尽管两人性格迥异——赛克斯喜好交际、风度翩翩，而劳伦斯沉默寡言、极其羞怯，但据说他们相处甚欢。但这友谊没有维持多久。1916年春季，开罗军事情报机关的人们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之后，劳伦斯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对这位外交官迅速产生了恶感。而且，在随后几年内，赛克斯仍然热衷于发出连珠炮一般的愚蠢的备忘录，提出该地区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这些建议往往与他自己在几周前甚至几天前的主张截然相反——这更是无助于改善他在劳伦斯眼中的形象。在劳伦斯看来，赛克斯是爱德华七世时代一个讨厌特色的典型代表，即牛虻一样令人厌恶的贵族老爷，仅仅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和洋洋自得的踌躇满志，不管发出多么荒唐的意见，都能赢得听众。
但在5月7日的会议上，劳伦斯发现了马克·赛克斯的另一个特点。因为找不到更礼貌的词，只能直截了当地说，马克·赛克斯还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
事实上，两人之所以要在这一天在沃季赫会面，就是因为赛克斯在最近一轮的招摇撞骗中露出了马脚。这位外交官刚刚觐见侯赛因国王回来，他本希望避免与国王会面，但在吉达的常驻代表西里尔·威尔逊上校强迫他一定要去。
威尔逊虽然性格倔强执拗，而且一本正经，自以为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地挥舞着手杖，但他逐渐成了英国中东政策的良心。1916年底，在关于是否派遣一个旅英军前往汉志的漫长辩论中，威尔逊起初是增兵派的一员猛将，还被自己的上级雷金纳德·温盖特派去迫使侯赛因国王接受增兵。但与侯赛因多次会晤之后，这位常驻代表渐渐认识到，麦加的这位老人或许比最近才抵达一线的协约国顾问们更了解自己的臣民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政治。最后，温盖特又一次命令他的部下去说服侯赛因，此前一直被认为对温盖特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威尔逊却断然拒绝，并且努力促使增兵的计划被搁置。
在得知赛克斯的花招——避免觐见侯赛因，而是在开罗与所谓的叙利亚人代表团装模作样地谈判——之后，威尔逊义愤填膺。3月底，威尔逊向克莱顿发送了一份语调沉痛的长篇电文，列举了如此欺骗行为必然带来的问题，以及对侯赛因诚实守信的好处。“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去赢得大英帝国境内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激，这样的机会或许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对那个老人诚实一些吧。我坚信，这样最终对我们会有好处。”
这次呼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吉达的这位善良的上校看来很有本事，自己也懂得幕后的操纵。他下一次觐见侯赛因的时候，敦促国王正式要求与马克·赛克斯会面。威尔逊将侯赛因的要求转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他虽然主张向阿拉伯半岛增兵，但却是个信守英国公平守信传统的绅士——于是赛克斯就没有办法拒绝国王的邀请了。4月30日，赛克斯和皮科与叙利亚人“代表团”在开罗的会议结束后，赛克斯在苏伊士港登上了一艘英国驱逐舰，前往吉达。
尽管赛克斯绝对自信，但这次旅行一定也是压力很大。在开罗花言巧语地迷惑一群事先选好的、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一无所知的官员是一回事；要欺骗通信的其中一方，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在当时，赛克斯还有别的牌可以打。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控制信息的流动。他在开罗的时候就安排在皮科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叙利亚人第一次会面，于是他现在要求与侯赛因单独见面。于是，假如将来就此次会谈的内容发生了争端，在极受尊重的英国特使和久以健忘和心血来潮的错误理解闻名的反复无常的沙漠酋长之间，人们会相信谁？
如果马克·赛克斯没有决定在途中在沃季赫停留、与费萨尔会谈的话，他的计划或许会奏效，至少是在短期内奏效，不过他也只能管得了短期了。5月2日，赛克斯到访的时候，劳伦斯正巧在执行一次短途的侦察任务，但两天后他返回沃季赫后便从费萨尔那里得知了全部情况。这时赛克斯已经在前往吉达觐见侯赛因国王的途中。
从赛克斯5月5日晚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报告看，赛克斯的这次穿梭外交非常顺利：“5月2日，我在沃季赫会见了谢里夫费萨尔，向他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的英法协定的原则；争论一番之后，他接受了这些原则，看上去很满意。”这次成功预示着一场更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在当晚，赛克斯拜见了侯赛因国王。“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或国家的（英法）协定……我向国王强调了法国—阿拉伯友谊的重要性，至少让他承认，这对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发展很关键，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
如果我们细读赛克斯5月5日的报告，就会感到不安，因为两次会谈有着奇怪的相似——赛克斯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法对该地区的意图，然后是阿拉伯人的争论，然后是阿拉伯人最终接受。真正玩世不恭的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赛克斯重点强调其间双方的争吵，其实已经在准备为自己辩护，防止将来与费萨尔和侯赛因就当时究竟谈到了哪些事情又同意了哪些事情出现争端。但目前来看，这次行程是外交上的大胜利，是解决英法与其阿拉伯盟友之间棘手难题的关键的第一步。
“请通知皮科先生，”赛克斯在5月5日给温盖特电报末尾写道，“与费萨尔和国王的会谈令我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的立场与我们最近一次与三名叙利亚代表在开罗达成的共识完全一致。”
但马克·赛克斯蒙在鼓里的是，他与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会谈的时候，后者由于劳伦斯的泄密，已经知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赛克斯在5月2日非常含糊和泛泛地讨论了这份协定，却不知道对方已经对协定大体掌握。但是，不论是由于固守阿拉伯人的谈判传统——除非绝对必须，绝不亮出自己的牌——还是为了保护劳伦斯，免得他泄密的事情被英国人发现，费萨尔在当时深藏不露，没有与英国外交官正面对抗。
赛克斯在5月7日再次来访的时候，费萨尔也仍然不能与他公开对抗。赛克斯告诉费萨尔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是缩水版，而费萨尔对协定的真实框架非常了解，这是他和劳伦斯两人之间的一个危险的重大秘密。如果吐露出来，只会招来灾难：费萨尔会受到英国恩主的疏远，甚至抛弃；劳伦斯会被立刻调走，或许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另一方面，劳伦斯是通过合法途径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这意味着，他可以自行直面赛克斯，揭露他向费萨尔撒的谎（或许赛克斯向侯赛因也撒了谎）。一切迹象表明，劳伦斯挑起了与赛克斯的对抗。两人后来都没有记述在沃季赫的会见，但似乎是大吵了一番。从那天起，劳伦斯对赛克斯充满了敌意。而赛克斯则抓住一切机会，尽其所能地对劳伦斯大加诋毁和排挤。
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上，在沃季赫与赛克斯的会谈似乎既让劳伦斯十分困扰，又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不信任自己国家的荣誉感；他的做法——向费萨尔泄露英国人背叛阿拉伯事业的秘密计划——被证明是合理的。他过去或许还因为自己泄密而感到良心不安，现在看到马克·赛克斯的阴险计划，心里就彻底坦荡荡了。
同时，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同胞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相比而言，爱德华·布雷蒙还是好对付的，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法国的霸权，所以他的各种计划都是可以预测的。而马克·赛克斯是个经常心血来潮的人，满嘴跑火车地随意发誓许诺，并不感到自己有责任信守诺言，有时甚至根本记不住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凭借欺骗的天赋能够掌控局面，而且他身居高位，能够操控从吉达到伦敦的所有权力杠杆，所以到最后恐怕英国的荣誉和正义理想也无济于事，一切都会为了方便而被牺牲掉。那么阿拉伯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去改变一线的局面，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将阴谋者的计划打乱。
两天后，劳伦斯带着这些想法，踏上了进军亚喀巴的漫长而险象环生的道路。伴随他的“军队”只有不到45名阿拉伯战士，却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中最大胆也最著名的军事功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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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森在1917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去见温德姆·迪兹，告诉他，马克（·赛克斯）爵士想让我通过迪兹，把宣布雅法犹太人遭驱逐消息的电报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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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法驱逐事件，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是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布罗德于1917年4月5日写给新任德国大使richardvonkuhlmann的报告。布罗德担心土耳其政府的行动会疏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于是向杰马勒帕夏告知了他的担忧。在他们的会议上，杰马勒澄清说，雅法犹太人中的农业人口可以留下，而被疏散的那些人如果愿意，可以去耶路撒冷，而被疏散的“奥斯曼人”不准去耶路撒冷。brodetokuhlmann，april5，1917；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20，roll4333，türkei195，band12，framesk178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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