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或许能明白无误地毁掉自己，但毁掉阿拉伯人的纯真无邪和理性主义却需要我来帮忙，实在可憎。我们需要打赢这场战争，而他们的灵感是最佳的工具。这项努力本身就应当是它自己的报偿——被欺骗的人或许还能得到这报偿——但我们，这些当主子的，却在虚假的合约中向他们许下了不能兑现的诺言，这是在拿生命讨价还价。
——劳伦斯，《智慧的七柱》
占领沃季赫之后，连续几个月来困扰着阿拉伯起义军的挫折和尴尬终于成了历史。劳伦斯竭尽全力让大家尽快遗忘曾经的耻辱。
1917年1月底攻克沃季赫之后，他短暂地返回了开罗，为在阿拉伯半岛的长期工作做准备。在埃及首府，他干着许多令人疲惫的工作。除了赶写被搁置许久的报告和增补《汉志手册》（阿拉伯局编纂的一本入门书，用来帮助被派往汉志的英国军官熟悉当地的情况）之外，劳伦斯还在英国军方领导层的办公室之间来往奔波，向他们作关于红海对岸局势的第一手报告。对所有人，他都把局势描绘得非常乐观——他甚至为费萨尔进军沃季赫的迟到编造出了貌似有理的借口——并坚持说，阿拉伯半岛西部的诸部落激发出了一种新的坚毅和斗志。他的评估与在沃季赫的其他英国军官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在这种分歧中，命运总是有办法选择胜利者。
“奇怪的是，现在支持阿拉伯人的圈子扩大了，”劳伦斯调皮地回忆道，“在军队里，我们展现出成绩之后，支持我们的人就增多了。林登·贝尔将军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还发誓赌咒说，阿拉伯人的疯狂就是取胜的手段。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震惊地发现，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比与他交手的要多，开始记起来，自己一直就是支持阿拉伯起义的。”
或许最开心的要数劳伦斯的上级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当然了，费萨尔坚持要让劳伦斯留下来长期担任他的联络官，这需要在官僚体制中动一番手脚——克莱顿必须确保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和新到任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图尔特·纽科姆不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责范围受到了侵犯——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是小事：在此前两年英国与阿拉伯关系中突出的互不信任之后，尽管将领和高级外交官们付出了很大努力，疑虑仍然存在，但现在主要的阿拉伯前线指挥官将一名下级英国军官视为不可或缺的顾问。
劳伦斯在开罗非常忙碌，显然没有注意到在1917年2月1日拜访阿拉伯局办公室的一位客人。就在几天之前，亚伦·亚伦森得知自己在间谍网的最重要伙伴押沙龙·法因贝格在西奈沙漠丧生，现在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对他抱着一种悔悟的尊敬态度。这天上午他来到萨沃伊饭店，帮助一名英国军官撰写关于巴勒斯坦政治局势的档案。劳伦斯对这次简短的会谈没有留下记录，但亚伦森却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晚将此事写在了日记中。“在阿拉伯局有一个年轻的少尉（劳伦斯），”他写道，“是个考古学家，对巴勒斯坦问题了如指掌——但非常自负。”
劳伦斯忘记自己与亚伦森的首次会面——他们会再度聚首，而且会产生远为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或许是，两天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从根本上改变他在中东的任务。这一切从2月3日早上，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拜访萨沃伊饭店开始。狡黠精明和足智多谋是非常适合军官的品质。如果仅仅从这两个品质评判，爱德华·布雷蒙不应当仅仅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而应当是一位元帅。
布雷蒙在阿拉伯半岛的时期已经多次表现出，如果他达到目的的一条路径被堵死了，他会立刻动手寻找另一条。如果他的最初目标无法企及，或者已经多余，他就会重新定位，寻找新目标。让他的这种灵敏愈发显得了不起的是，作为法国对阿拉伯半岛政策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排头兵，爱德华·布雷蒙在同时处理两个大体上互相抵触的计划：在当地的作战方面保证法国享有与盟友英国平等的地位；同时还要从内部尽可能遏制这种战争努力。
他花了很长时间努力促成协约国向拉比格派遣军队，最终无功而返，但这只是他的各项努力中最公开的一项。与此同时，他还在敦促埃米尔·侯赛因在吉达建立一个法国—奥斯曼银行，以非常优惠的利率向汉志政府贷款。审查布雷蒙的银行提议的英国军官很快发现，这是个经济陷阱——侯赛因政权没有还款能力，很快就会受制于法国债权人——于是将这个计划扼杀在萌芽状态。布雷蒙上校还持续不断地游说，要求为阿拉伯起义军各支队伍配备法国军事顾问；他在阿卜杜拉和阿里那里取得了一些成功——六七名法国专家在12月被派往他们的营地——但在费萨尔那里却吃了闭门羹，因为费萨尔对法国人的意图非常警惕。
阿拉伯起义军进攻沃季赫的时候，布雷蒙找到一个捣蛋的新机遇。起义军将这座红海港口从土耳其人手中夺下之后，阿拉伯半岛战事的整个焦点就向北移动了约200英里。于是土耳其军队对吉达和麦加的威胁就被解除了，协约国也就没有理由向拉比格派兵，但是出现了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目标：土耳其人在红海岸边的最后一个主要前哨阵地——小港亚喀巴。
从地图上，任何人都能看出亚喀巴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100英里长的长条形水域构成了西奈半岛在东南方的边界，而亚喀巴就在这片水域的末端，既是进攻巴勒斯坦南部人口中心（就在北方100英里处）的理想集结阵地，也是袭击麦地那的土耳其守军的生命线汉志铁路（就在东方60英里处）的绝妙出发点。事实上，在1916年夏季，布雷蒙抵达开罗不久之后，他就向英国军方的同僚提议进攻亚喀巴。英国人很欢迎这个设想，但当时阿拉伯起义还在遥远的南方挣扎，所以要实施这个计划为时尚早。
到了1917年1月底，计划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阿拉伯人控制了北至沃季赫的红海海岸，而且默里将军为了巴勒斯坦攻势而缓慢穿越西奈半岛的进军也快要完成了。亚喀巴就在这两支军队之间的缺口处。协约国占领亚喀巴之后，默里的右翼就能得到保障，土耳其军队无法从那个方向发动反攻，而且能让阿拉伯起义军更接近在埃及的英军补给基地。
当然，这个计划还能最终让布雷蒙埋藏在心底的目标圆满实现：将阿拉伯起义限制在汉志境内。亚喀巴远离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侯赛因国王（他在10月已经自立为王）自然无力反对英法在亚喀巴派驻大军。有了这样一支大军之后，协约国就能支配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拉伯伙伴，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阿拉伯人的行动。假如那时阿拉伯人胆敢抗议，英法就可以切断他们所依赖的协约国武器和金钱供应。最妙的是，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可以打着帮助起义军的幌子，借口将他们的前进基地移动到更有利于袭击铁路的地方。
1月中旬，甚至在攻克沃季赫之前，布雷蒙就开始与在巴黎的上级探讨这个想法，受到了热情支持。巴黎方面将在伦敦在部级层面敦促此事，而在开罗的法国联络官和在吉达的布雷蒙则将在当地的英国领导人那里游说这个方案。布雷蒙知道他应当去找谁。除了向在汉志的英国军官们兜售这个计划之外，他还去找了他在开罗统治集团中最可靠的盟友——新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温盖特很喜欢这个计划，当即去找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讨论。
按照英国人惯常的彬彬有礼和低调克制的标准，默里的回应算是极其凶狠。“您的信中说到了布雷蒙的提议，作为回复，”他在1月22日给温盖特的信中写道，“我的意见是，从纯粹军事的角度看，先前反对向拉比格派兵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在亚喀巴登陆，而且反对的力度更强。”默里然后又一次列举了对任务蠕变的担忧，随后驳斥了温盖特的观点，即控制亚喀巴有利于协约国袭击内陆的汉志铁路。“亚喀巴周边的地形极其崎岖不平”，将军解释道，从那里深入内陆非常困难，只有某种罕见品种的骆驼能够穿越那种地形。“综上所述，”默里写道，“法国人关于在亚喀巴登陆的建议，从军事角度看，益处甚少，坏处极多，我只能说，实在是欠考虑。我坚决反对。”
阿奇博尔德·默里除了暴躁易怒之外，他的领导风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毫无必要地保留信息，不与他人共享。他在写信给温盖特的时候深知，从亚喀巴东进的主要障碍并非简单的“极其崎岖不平”的地形，而是该地区几乎完全无法通行。几个月前，他派遣阿拉伯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对亚喀巴地区的航空侦察照片作了分析。这名军官在其报告中指出，亚喀巴港坐落在一连串崎岖的巍峨群山脚下，这个山系向内陆深入30英里，高度一直在攀升，随后延伸到同样难以通行的内陆沙漠，高度才有所降低，汉志铁路就在那里。通过这道岩石壁垒的唯一途径是一条叫作瓦迪伊特姆的狭窄峡谷，土耳其人在峡谷沿线建造了一个碉堡和战壕的网络，任何军队如果有勇无谋地试图强行通过，都会暴露在持续不断的伏击和狙击火力之下。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占领亚喀巴——这是比较简单的——而是怎么离开它的海滩向内陆挺进。如果在这里一着不慎，加里波利的惨败就会重演，至于惨败的程度，要取决于协约国指挥官们是不是执拗地要让自己最初的错误翻倍。
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默里没有把这关键信息与温盖特分享，显然也没有通知越来越多的支持在亚喀巴登陆的英国军官们。在这个信息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默里对布雷蒙提议的鄙夷回复就被理解为默里的怯懦和坏脾气的又一例证。布雷蒙上校从雷金纳德·温盖特那里得知默里的回答之后，肯定就是这么想的。
“你们可以秘密地通知布雷蒙，”温盖特在1月24日给在吉达的部下发了这份电报，“我们已经对他在亚喀巴登陆的提议予以充分考虑，但考虑到我军目前在西奈半岛及其他地方的军事任务，暂时必须放弃他的提议。我们完全理解该计划的益处，但成功地从亚喀巴袭击铁路所需的兵力和运输工具实在抽调不出。”
爱德华·布雷蒙在此之前就已经把温盖特玩得团团转，在他看来，温盖特的这番话听起来不像是坚决的拒绝，而是羞答答的“或许可以”。几天后，法国上校在吉达港登上一艘海军护卫舰，前往沃季赫，直接去找那个或许能够压倒默里意愿的人：费萨尔·伊本·侯赛因。
两人在1月30日下午会面，由阿拉伯语讲得更流利的斯图尔特·纽科姆担任翻译。布雷蒙告诉费萨尔，他即将前往埃及检阅自己在苏伊士港的部下，然后要去开罗。到了那里之后，他打算游说英军高层，让他们派遣一个旅去占领亚喀巴，另外还有两个法属塞内加尔营（目前正在红海南部海口的法国控制下的吉布提港闲坐）可以增援。
尽管费萨尔也关注到了亚喀巴，但他拒绝支持布雷蒙的计划；纽科姆报告称，“费萨尔后来告诉我，他希望英国军队能帮助他，但不要法国人的帮助，也不愿意和法国人打交道。”在沃季赫会见费萨尔之后，布雷蒙立刻前往苏伊士港，然后转往开罗，在那里找到了一位最出人意料的聆听者。“布雷蒙为占领沃季赫的事情向我表示祝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他说这个事情让他更加坚信我的军事才华，并鼓励他在扩大我们的战果的努力中期待我的帮助。”“扩大战果”指的当然是上校的计划——协约国军队在亚喀巴登陆。
布雷蒙究竟是中了什么邪，竟然把自己的计划吐露给了劳伦斯？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认为亚喀巴计划对各方都有好处，即便是难以驾驭的劳伦斯或许也会支持它。但这个解释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到这时，布雷蒙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劳伦斯对他本人和法国在中东的任何企图都抱着极大的不信任，只要是法国人提出的，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劳伦斯一定会反对。的确，根据劳伦斯自己的记述，他在布雷蒙的亚喀巴计划中当即听到了先前的拉比格计划中隐藏动机的回音，即让协约国在事实上控制阿拉伯起义，不让它蔓延到叙利亚。
但布雷蒙肯定不知道的是，这天上午在萨沃伊饭店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或许是对亚喀巴地区最为了解的少数几个在世的欧洲人之一。劳伦斯不仅在1914年的寻漠探险中就穿越过这个地区，而且奉默里将军之命分析亚喀巴航空地图并得出极其悲观结论的那个军官就是他。布雷蒙或许认为亚喀巴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个绝妙的死胡同，但根据劳伦斯的判断，任何被派遣到那里的英法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出路。
劳伦斯努力向布雷蒙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却非常乐天。他还透露，他在开罗游说完毕之后，还打算返回沃季赫，继续敦促费萨尔采取行动。
上校这天上午来找劳伦斯的真正动机或许就在这里。在拉比格事件中，这个小个子牛津暴发户是布雷蒙的英国对手当中最雄辩的一位，而且对布雷蒙来说不幸的是，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现在这个法国人打算在开罗的英军高层中点燃支持亚喀巴行动的火焰，他当然不希望劳伦斯在开罗浇灭他辛辛苦苦点起来的火。他透露自己很快要返回沃季赫再去找费萨尔，或许是希望劳伦斯会当即赶往阿拉伯半岛，远离真正决策的地点。
如果布雷蒙的目标真的是这个，那么他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我还没有警告费萨尔，布雷蒙是个骗子，”劳伦斯记述道，“纽科姆在沃季赫，友善地希望能推动战事……我想我最好尽快赶到那里，提醒我们这边，警惕亚喀巴计划。”
与布雷蒙会谈的几个小时之后，劳伦斯就离开开罗，奔赴苏伊士港，在那里登上了第一艘开往沃季赫的航船。
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表明了战争造成的变化。1915年6月，威廉·耶鲁第一次乘坐马车登上橄榄山拜会杰马勒帕夏时，拉车的马匹走上陡峭的卵石路时相当轻松。现在是1917年2月，同样的旅程却迟缓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忍饥挨饿两年的马匹佩戴着马具，憔悴不堪，似乎随时都会倒毙在地。“我们好像永远走不到德国招待所了。”耶鲁回忆道。但这位石油勘探家坚持了下去，因为他非见叙利亚总督一面不可。
到1917年冬季，耶鲁感到自己在耶路撒冷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部分原因是他的国籍。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战争中，几乎所有参战国在最初都勉强对美国保持尊敬的态度，因为美国调停议和的努力抵消了它令人讨厌的中立姿态，但这种尊敬态度越来越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憎恶。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绝望，不知道美国政府究竟何时才能认识到，它自己的福祉要求它必须站在“民主国家”一边，对抗“独裁政权”。而同盟国方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愤慨，因为尽管伍德罗·威尔逊侈谈美国是中立的仲裁者，但实际上明显倾向于协约国。让各方都越来越恼火的是，美国打着保护“自由贸易”神圣信条的幌子，继续同时向战争双方提供资助和与其做买卖，在欧洲流血的同时大发横财。
但到了1917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已经成功连任，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现状很快就会被打破，美国即将加入协约国阵营。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仍然居留在同盟国的美国人将会受到一些不愉快的待遇，或许前景最危险的就是威廉·耶鲁。这位石油商人的贸易手段非常简单粗暴——贿赂、威胁和敲诈，所以他在巴勒斯坦期间树敌很多。他的商业竞争对手和吃过亏的地方官都会很高兴看到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受保护的美国“中立者”被划归“敌国侨民”拖到监禁营去。
尽管这年冬天危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强烈的责任感却让耶鲁没有请求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批准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和颇受信任的保镖穆斯塔法·哈尔普特里制定了应急计划，打算一旦美国参战就逃往英属埃及，尽管他们都知道这种冒险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2月1日，德国宣布重新开展无限制潜艇战，打击为其欧洲敌人提供补给的所有商船，这一招不可避免地将把美国船只当作目标，似乎是刻意要挑逗美国宣战。这并没有即刻成为现实，但在几天之后，威尔逊采取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过渡措施，耶鲁收到了他一直在心急火燎等待的电报：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命令他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奥斯曼首都。他长舒了一口气，迅速将办公室的文件和私人物品打包——一共是11件大小行李——为北上的漫长火车旅程做准备。
就在这时，耶鲁发现自己被一个谜题困住了。和战时叙利亚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必须有一份旅行许可文件。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的许可文件需要杰马勒帕夏本人的亲自批准，而杰马勒现在很少离开大马士革。在痛苦煎熬的几天之内，耶鲁绞尽脑汁要想出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最后终于得到消息，杰马勒即将来耶路撒冷进行一次短期的考察。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才在2月的这个上午急匆匆地登上橄榄山。在德国招待所的主门厅等待机会拉住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威廉·耶鲁感到自己标志性的自信抛弃了自己。“美国处于和德国的战争边缘，”他回忆道，“而我对杰马勒帕夏来说百无一用。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曾经被指控为阿拉伯革命集团的成员。我肯定不能指望杰马勒帕夏给我好脸色。”
或许另一个让耶鲁忧心忡忡的因素是，他在耶路撒冷期间代表他的雇主取得的成绩实在太少。尽管标准石油公司从杰马勒帕夏那里得到了朱迪亚地区的面积广阔的开采特许区，却未能为土耳其军事机器生产出一滴巴勒斯坦石油。
耶鲁在招待所门厅等待的时候，杰马勒终于从一个遥远的门口露面了，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德国和土耳其高级军官。他快速走过走廊，向耶鲁奔来。但石油商人呆若木鸡，在总督快步走过的时候甚至没有试着去吸引他的注意力。耶鲁被自己的怯懦震惊了，呆呆地盯着远去的人群，直到有人喊他：“耶鲁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耶鲁转过身，看到问话的人是扎基贝伊，耶路撒冷的前任军事总督。扎基贝伊是个彬彬有礼、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战争初期曾经努力保护耶路撒冷的外国人团体不受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更为严酷的敕令以及城内德国情报机构的迫害。据说，他曾在政府搜查令发出之前向希腊正教会的牧首发出警告，让他把教堂的贵重物品藏好。由于他的这些温和行动，扎基贝伊最终被德国人解职，但他一直是杰马勒帕夏亲信圈子中地位很高的人物。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同样重要的是，扎基贝伊还是威廉·耶鲁所在的两周聚会一次的桥牌俱乐部的一位高级成员。前任总督听了美国人的困境之后，从一份政府文件撕下最后一页，在背面匆匆写了一份旅行许可，然后跑过走廊去找杰马勒。他很快带着签了字的旅行许可回来了。
“马儿疲惫地走下橄榄山的时候，”耶鲁写道，“我愉快地哼起了小曲。在两年的海外生活中，我看到战争的越来越多的苦难困扰着我身边的人，现在我手里终于拿到了能让我踏上回家路的文件。”
当然，他回家之后的命运如何，还是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参战，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业务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闭。这么空闲下来之后，耶鲁几乎一定会被美国陆军征召。在考虑这一切的不确定性时，这位石油商人显然决定，不管他欠了杰马勒帕夏多少人情——因为杰马勒准许他逃离巴勒斯坦，这些人情最好是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火车旅途非常漫长，时走时停，万分痛苦，足足持续了近3周。途中，耶鲁非常仔细地记录了他从车窗观察到的一切：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调动、铁路建筑工程的状态、军营和弹药仓储的地点。取决于未来的具体情况，这些信息或许会对某些人非常有价值，或许对威廉·耶鲁自己非常有价值。
2月6日，劳伦斯抵达沃季赫，急匆匆地与费萨尔会谈一番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毫无必要的。这位阿拉伯领袖的确决心进攻亚喀巴，但同样决心不让法国人参与此事；一周以前费萨尔与布雷蒙上校的会谈让他对法国人的不信任愈发加深了。
同时，劳伦斯或许私下里对布雷蒙提出亚喀巴问题还挺感激，因为这让他认识到，关于这座城镇的命运，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大争斗。事实上，这场争斗已经打响了，法国上校的招数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现在，沃季赫是阿拉伯起义的前进基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部落代表团来面见费萨尔，签署参加革命事业的协议。其中大多数部落都来自东方和北方的沙漠和山区，也就是占领沃季赫之后的革命前沿。这些新兵自然希望在自己的后院一显身手。这就意味着沿着红海海岸北上，进军亚喀巴。同时，费萨尔的阿拉伯军事顾问们——主要是被俘或者投诚的叙利亚军官——也给了他很大压力，敦促他将斗争向北推进，到他们的家乡。要北上的最短也是最便捷的路途要穿过亚喀巴。
大声吵闹的还有目前在汉志的那些英国军官，为首的就是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英国一线军官看来，占领亚喀巴之后即可大大缩短到埃及的交通和补给线，而且能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整个北部海岸地区。甚至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在1月份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将原定用于拉比格的那个旅派往亚喀巴。面对这些异口同声的倡议，劳伦斯肯定能认识到，他以该城镇的地理障碍为由的反对意见最终会被压倒。如果库特、加里波利以及西线战场的十几场战役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的话，亚喀巴登陆的不切实际恰恰是吸引英军高层的一个诱惑。
阿拉伯人也很难接受劳伦斯的反对意见。和所有革命运动一样，在幕后推动阿拉伯起义的是激情，而只有勇敢无畏才能促发这种激情，恳求小心谨慎和克制是与其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不进攻亚喀巴，那么阿拉伯人进入叙利亚的唯一可行路径就是沿着汉志铁路的内陆道路，只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还在他们背后，这就是个险象环生的选择。如果沿着汉志铁路北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得不依赖通往海岸的漫长而艰险的补给线；阿拉伯人越向北推进，这条补给线就越长、越艰难，尽管这个考虑或许只是在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在实际的层面。按照目前阿拉伯人在内陆作战的速度，或许这一代战士永远不能抵达大马士革，他们的孙子辈才有希望。
因此，劳伦斯固然可以努力劝说费萨尔不要进军亚喀巴，甚至可以解释说，他认为爱德华·布雷蒙在亚喀巴为费萨尔设下了陷阱，但是劳伦斯的进谏只能暂时刹住费萨尔的劲头。然而由于劳伦斯占据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独特位置——他既知晓在开罗进行的最高级的战略和政治筹划的内容，也身处这些计划执行的第一线——所以他察觉到了其他一些东西。
在1917年，欧洲列强仍然固守着帝国主义思维，即某个国家对某地区的权利主张与夺取该地区时花费的生命和财富有着直接联系，而这种合法性由在该地区插旗宣示主权而确立。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虽然没有多少兵力能用于中东战场，却在1915年破坏了英国人在亚历山大勒塔湾登陆的计划，现在又对默里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攻势感到不安，而且希望将在该地区的每一名法国士兵都投入攻打亚喀巴的战斗。他们相信，只有他们亲身处于现场，才能保证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张得到尊重。
倒不是只有法国人这么想，英国人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感染。在讨论进攻亚喀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包括费萨尔）设想的都基本上是沃季赫行动的重演：阿拉伯部队搭乘英国船只实施两栖登陆，在英国海军舰炮大力支持下攻击土耳其驻军，夺取城镇后再输入英国的给养和物资。但是，与沃季赫不同的是，亚喀巴对英国人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离伊斯兰“圣地”区域很远（英国人在麦加周边蹑手蹑脚）。在花费了英国人的鲜血和财富来占领亚喀巴之后，英国军方筹划者受到了不可抵御的诱惑：将亚喀巴占为己有，同时将阿拉伯人贬低到一个从属的次要角色上去。到那时，英国人就扼住了阿拉伯人的咽喉。协约国的两个主要盟友——英法就将在中东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如果要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意愿之间做出选择，开罗——或者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最有可能发生的结局是，阿拉伯人被困在亚喀巴；英法要么是公开地，要么是策略地阻止阿拉伯人继续北上。
于是，简单地说，对费萨尔而言，爱德华·布雷蒙还只是个小麻烦。拉比格的小插曲已经证明，劳伦斯可以灵巧地耍弄布雷蒙，因为他可以在英法利益相抵触的时候打出反法牌，但是当英法利益一致的时候，游戏就迥然不同了。费萨尔深知法国人的奸诈阴险，但他对英国人的奸诈阴险了解多少？
为什么单单劳伦斯能够看到这一切，其他人却不能？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政府的忠诚信用表示怀疑？答案很简单：《赛克斯—皮科协定》。只要这份协定还在，英国人就注定会背叛阿拉伯人的事业，而尊重法国盟友的利益；英国人在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许下的诺言注定会被抛弃。事实上，由于这项协定的存在，英国政府自己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将阿拉伯人困在亚喀巴；通过阻止阿拉伯人积极参与解放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行动，英国人就可以良心比较安稳地背信食言。但是，要将这一切都解释给费萨尔——敦促他远离亚喀巴的陷阱，改选内陆道路前往叙利亚；不要信任法国人，但也不能信任英国人——劳伦斯只有一个潜在工具可用：仍然是《赛克斯—皮科协定》。
在1917年的英国军队，正如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战时军队一样，将秘密协定泄露给第三方的行为是严重的叛国，犯下这桩罪行的人如果不被枪决的话，也肯定会坐穿牢底。但就在2月初的一天，在沃季赫，劳伦斯把费萨尔拉到一边，向他告知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及其主要的重点。
劳伦斯显然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因为他随后花了很大努力去毁灭证据。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及多位传记作者询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语焉不详，不肯说清楚自己是在何时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自己对其具体细节知晓多少，并暗示说自己当时不可能告诉费萨尔很多东西。事实上，《赛克斯—皮科协定》并不复杂，只有3页纸。到1916年1月，协定文本在开罗的情报机构中传播开，至少这时劳伦斯应该已经对它非常熟悉了。
类似地，在《智慧的七柱》中，他故意窜改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说他在开罗会见布雷蒙之后匆匆返回沃季赫是为了向费萨尔警告法国人的计划——“布雷蒙最后阴险地说，无论如何，他要去沃季赫把亚喀巴计划告诉费萨尔。”劳伦斯却故意没说，布雷蒙在4天前就已经把计划告诉费萨尔了。据推测，劳伦斯这么做的目的是，假如他在这个关口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的事情在将来东窗事发，他就可以辩解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破坏奸诈的法国人的努力。在战后英国的读者和官员们看来，这种反法情绪是远远更让人愉快的解释，他的行为也就不算是叛国，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敬仰的行为。
这种说法是劳伦斯的传记作者们——至少那些推崇他的人——非常愿意接受的。但如果这么做，他们就忽略了劳伦斯一生最重要也最有趣的谜题之一。他在阿拉伯半岛待了还不到4个月，怎么会如此认同阿拉伯事业，甚至愿意背叛自己祖国的秘密来辅佐这项事业，事实上是将自己忠诚的对象从祖国转移到了一个他几乎还不熟悉的民族？
部分原因肯定是植根于一种特别的英国人的荣誉感。在1917年，英国统治阶级或许比欧洲其他参战国在更大程度上仍然坚守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观念。在少数知道自己政府在中东的秘密政策——英国政府鼓励阿拉伯人为了一纸空文的诺言去卖命，而这个诺言注定不会兑现——的英国外交官和军人当中，很多人认为这项政策是极其可耻的，冒犯了英国的尊严。劳伦斯身处阿拉伯人抛头颅洒热血的第一线，所以很可能感触更深，但对可耻政策感到义愤填膺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源于他童年时代幻想的复苏。劳伦斯写道：“我在牛津市立学校的时候曾梦想，在我有生之年，尽快建成时代不可阻挡地带给我们的那个新亚洲。”在阿拉伯半岛，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为自己幼时阅读的书籍中的游侠骑士，去解放一个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于是他有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远远超越任何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或者对一个日益显得无用和落伍的帝国的忠诚。
不管劳伦斯的动机究竟如何——他当时或许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些动机——他向费萨尔吐露秘密造成的影响是即刻发生、充满戏剧性的。阿拉伯领袖现在理解了，英国人尽管许下了诺言，但不会爽快地将叙利亚交给他；如果阿拉伯人想要叙利亚，就必须自己为之战斗。在劳伦斯返回沃季赫的几天之后，其他英国军官大惑不解地注意到，费萨尔突然间对亚喀巴行动的想法冷淡了；他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将他的起义扩展到更北方，进入叙利亚腹地。
2月18日，爱德华·布雷蒙再次造访沃季赫时，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消息。在劳伦斯列席的会议上，费萨尔告诉法国上校，他现在坚决反对在亚喀巴登陆，而决定加强在内陆的作战。他又一次拒绝了布雷蒙提供法国顾问的建议，解释说他不需要顾问；还为自己越来越扩大的军事计划给出了一个淘气的解释。他表示，如果他能有法国大炮来“还击法国人向土耳其人提供的那些大炮”，他很乐意集中力量攻打麦地那。劳伦斯快活地记述道，布雷蒙遭到侧翼包抄，别无选择，只得“以良好秩序撤出战斗”。
在随后几周内，驻扎在沃季赫的英国军官们不断努力遏制费萨尔突然间变得雄心勃勃的计划，敦促他集中注意力处理眼前的事务，但徒劳无功。其中一名军官——皮尔斯·乔伊斯少校在4月1日写道：“我仍然认为，谢里夫·费萨尔的全部注意力指向北方……我努力让费萨尔专注于地区性事务和军事行动，但他不知从何处有了非常远大的设想。”
费萨尔的这些雄心壮志究竟从何而来，英国高级军官们困惑不解。他们当然想不到劳伦斯上尉。西里尔·威尔逊在吉达的副手在3月初发给开罗的一份报告中对劳伦斯大为赞颂，说他是“无价之宝”。
对杰马勒帕夏来说，可供选择的决策越来越少。自年初以来，各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人很快就要发动期待已久的针对巴勒斯坦南部的攻势。到2月份，土耳其军队不断后撤，一直撤到了加沙城外，英军依然步步紧逼；德国侦察机发现了海洋一般的帐篷营地和补给站沿着英国人建造的新铁路一线铺开。这条铁路通往40英里外的阿里什。虽然对英军兵力的估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它远远超过受命抵挡它的约2万名土耳其守军。
杰马勒没有任何办法来缩小兵力差距，因为在整个帝国境内，奥斯曼军队都被拖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在欧洲的两条战线上苦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准备迎战俄军，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又在第二支英印军队的进逼下节节败退。即便能从其他战线抽调部队到巴勒斯坦——事实是办不到——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巴勒斯坦前线，抵挡英军的进攻。别无选择的杰马勒不情愿地将目光投向驻守阿拉伯城市麦地那的1万名土耳其士兵。
放弃麦地那是个极其痛苦的想法，所以总督才将它一直推迟到了最后关头。麦地那不仅是汉志铁路的最南端，而且土耳其军队一直牢牢控制着这座城市，组织凌乱、缺乏火炮的阿拉伯起义军只能在市郊零星地搞一点狙击，而无法对城市真正构成威胁。所以，麦地那是阻止埃米尔侯赛因将其起义扩展到北方的一座堡垒。放弃麦地那——伊斯兰的第二大圣城，还将给起义军及其英国主子拱手奉上一份巨大的心理胜利，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眼中的宗教主导地位。
另外，驻守麦地那的土耳其军队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而且指挥它的还是帝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如果这支军队到了巴勒斯坦前线，就可能扭转战局。于是，在恩维尔帕夏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总司令部的敦促下，杰马勒在2月末发布命令，放弃麦地那，其驻军开始了沿着汉志铁路北上、前往叙利亚的漫长旅途，并被匆匆赶入加沙的战壕。
这道命令当即引发了一个叫作伊本·阿里·海德尔的人的激烈反应。在前一年夏季侯赛因发动起义之后，君士坦丁堡挑选了海德尔作为麦加新的“合法”的穆夫提，并将他派往南方，担任最高宗教权威。当然海德尔最南只能走到麦地那，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对立教廷”，和麦加的侯赛因政权分庭抗礼。尽管绝大多数汉志阿拉伯人都不支持海德尔，但他自称是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就足以让国际穆斯林团体考虑再三，这削弱了侯赛因的号召力。如果放弃麦地那，这样的效果就没有了。“这消息让我毛骨悚然，”海德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匆忙向杰马勒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告诉他，放弃圣墓的想法是极其可耻的，如果有必要的话，要保卫圣墓到最后一兵一卒。”
穆夫提显然对杰马勒了如指掌，因为杰马勒在发布撤出麦地那的命令的仅仅几天之后就突然间收回了这道命令。土耳其军队将继续驻守麦地那，而在巴勒斯坦处于兵力劣势的部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抵抗英军的进攻。
但是土耳其人关于麦地那未来的很快得到决断的短暂辩论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的一个奇怪的小褶皱。这是因为，英国军方的密码专家截获并破译了杰马勒帕夏命令麦地那守军撤退的电报，但没有截获后来撤销命令的电报。于是，在随后几个月内，阿拉伯起义军及其英国顾问将努力去应对一个并不会发生的事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劳伦斯终于对阿拉伯起义及究竟如何作战有了一番伟大的顿悟。
3月8日上午，劳伦斯按照指示在沃季赫码头等待，这时一艘埃及巡逻船“努尔·巴尔”号驶入了港口。他从这艘船上的一名英国陆军信使手中领取了两份非常不同寻常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杰马勒帕夏命令放弃麦地那的电文抄本。杰马勒的指示是，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应当尽快携带所有火炮和其他作战物资沿着汉志铁路北上，在麦地那以北500英里处的叙利亚城市马安建立一条新防线，然后从那里尽可能抽调部队增援巴勒斯坦南部加沙的防御阵地。
第二份文件是吉尔伯特·克莱顿从开罗发出的指令。默里将军的巴勒斯坦攻势几周之后就要开始，所以必须阻止加沙的土耳其守军得到任何增援，也就是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麦地那守军北上。阿拉伯起义军应当在英国顾问的技术支持下，大规模扩展对汉志铁路的袭击，尽可能对其加以破坏，若有必要，还应对撤退中的土耳其部队实施拦截。克莱顿按照他一贯的谨慎，指示不要将扩大战事的原因告诉费萨尔或其他阿拉伯指挥官。
这道命令让劳伦斯陷入了一个新的窘境。一方面，集中攻击铁路很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即敦促费萨尔集中力量于内陆作战，而避开具有诱惑力的亚喀巴陷阱。但另一方面，阿拉伯起义从一开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占领麦地那，而对起义军来说，奥斯曼军队的撤退几乎像奥斯曼人投降一样，是个巨大的心理胜利。现在阿拉伯人却被要求不仅要放弃自己为之奋斗很长时间的战利品，还要去作战以阻止奥斯曼军队撤退。
这当然就是克莱顿要求保守秘密的动机，但它提出了至少两个麻烦的道德问题。如果英国人说服阿拉伯人占据麦地那和马安之间的一段铁路作为阻滞力量，却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知道，自己恰好处在转移中的麦地那守军的必经之路上。轻装的阿拉伯部落战士在开阔的沙漠中对抗土耳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后果不堪设想。同时，英国人要求阿拉伯人在汉志战斗——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伤亡——完全是为了减轻加沙的英军的压力，减少其伤亡。当然这是军事盟友的义务所在，但劳伦斯认为，英国人有责任将原因告诉他们的阿拉伯盟友。
劳伦斯在几周前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就已经是犯下了叛国罪，所以现在要违反克莱顿的命令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虽然有克莱顿将军的命令，”他在当晚写信给西里尔·威尔逊，“我还是把局势的一些情况告诉了费萨尔。我义不容辞，别无选择。”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费萨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像以往一样，凭着荣誉感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当即表示会竭尽全力”。
目前最直接的任务是将新命令传达给阿卜杜拉——他正率军云集在瓦迪阿伊斯的汉志铁路附近，决定战局的将是他的部队——但考虑到侯赛因次子的一贯懒散，劳伦斯坚信，必须由一名英国军官亲自去传达这条事关重大的消息，并监督任务的执行。斯图尔特·纽科姆和其他几名熟悉汉志内陆的英国军官要么是在外执行侦察任务，要么是在搞爆破，所以只剩下他自己。在当晚给西里尔·威尔逊的同一封匆匆写就的信中，劳伦斯解释说，由于时间仓促，他的计划是非常临时变通的：
我认为，土耳其军队撤退方案的弱点在于运输饮水和粮草的火车。如果我们能严重破坏铁路，让他们无法修复，或者摧毁他们的火车头，那么他们的部队就会停滞不前……要是能阻滞他们10天就好了。恐怕形势非常危险，一触即发。如果能找得到瞬发引信，我会携带一些加兰德地雷。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会把地雷布设在尽可能接近麦地那的地方：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打算自己去。
3月10日夜间，在夜色掩护下，劳伦斯在仅仅14名战士保护下出发，踏上了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长达5天的艰难旅程。
这段旅程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劳伦斯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到次日中午背上又长了疖子。一行人在阿拉伯半岛西部较为荒凉的地区艰难行进时，他只能勉强待在骆驼鞍子上。到3月12日，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有两次因为痢疾发作而晕倒，“爬坡比较困难的部分消耗了我太多体力”。
劳伦斯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小队伍中越来越激化的摩擦，因为这些人来自先前互相敌对的不同部落。旅途开始时还只是善意的打趣，后来却渐渐演化成互相辱骂和隐晦的威胁，紧张情绪一触即发。当晚，冲突爆发了。
队伍在一座叫作瓦迪季坦的山间扎营过夜，精疲力竭的劳伦斯当即在岩石之间躺倒休息。峡谷间的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睡眠。劳伦斯被一名卫兵叫醒，被带去现场。队伍的一名成员，一个叫萨利姆的来自阿格伊尔部落的男子，倒毙在地，太阳穴被子弹击穿。子弹入口处周围的皮肤被烧焦了，这说明凶手是在近处开枪的，也就是说，凶手就是队伍的另一名成员。一个叫哈米德的摩洛哥人很快引起了怀疑。在下午举行的临时法庭上，哈米德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萨利姆的阿格伊尔部落兄弟们要求血债血还。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劳伦斯曾着迷而仰慕地观察费萨尔调解部落间的十几起宿怨，各种争端包括征粮权利，以及延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族间血仇。在整个战争期间，费萨尔将一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会在争吵双方之间清点收益和损失的情况，”劳伦斯后来回忆道，“费萨尔从中斡旋和调解，经常会自掏腰包补足差价，或者用自己的金钱促进双方尽快和解。在两年时间里，费萨尔每天都要这样辛勤工作，将组成阿拉伯社会的无数小碎片拼接起来，按照自然秩序组合成形，他经过的地区的所有血仇都被处理妥当，没有留下任何一起。”
这种调解体制能够奏效，是因为各方都信任调解人的公正公平，但这种体制也有残酷的一面：必要的时候，调解人必须亲自主持公道。
在瓦迪季坦，劳伦斯慢慢意识到了，他面前的恐怖景象意味着什么。如果阿格伊尔部落的人坚持要处死哈米德，就非这么做不可；这就是沙漠的法律。如果让萨利姆在阿格伊尔部落的亲属来处决哈米德，虽然能保证前往阿卜杜拉营地旅途中的短期和平，但是一旦消息传到更大范围的起义军中，必然会在阿格伊尔部落（一个非常重要、人口众多的部落）和参加起义的许多摩洛哥人之间引发血仇。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人士来执行哈米德的死刑，而这个夜晚在瓦迪季坦，只有一个人是“无亲无故的外邦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让哈米德走进山嘴的一条狭窄隘谷，那里非常潮湿，长满野草。前不久下的雨在峭壁上留下的水一滴一滴地敲打着隘谷的黄沙地面……我站在隘谷入口处，给了他几分钟时间，他坐在地上哭个不停。然后我让他站起来，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
但第一发子弹没能将他击毙。哈米德尖叫着、挥舞着手脚倒在地上，鲜血喷涌出来，弄湿了他的衣服。劳伦斯又开了一枪，但是手抖得厉害，只打中了哈米德的手腕。“他继续呼喊，声音没有那么大了，躺在地上，两脚朝着我。我俯身向前，开了最后一枪，打中了他颌下的脖子。他的尸体微微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