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汽艇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由于海浪太高，汽艇无法靠岸，信使不得不游过最后一小段距离。天色很快就要亮了——他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北面有堆篝火，可能是土耳其海岸巡逻队留下的——没有时间回去接信使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了。“海鸥”号加大马力，再一次开往外海。对亚伦森来说，这是又一次令人抓狂的经历。他终于再一次看到了阿特利特，却没有办法明确地知道，究竟有没有成功地与同志取得联系。
1月初，他终于获准离开亚历山大港、前往开罗，心情这才好了一些。他在大陆酒店住下，挨个去拜见阿拉伯局的不同官员，最后终于找到了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其中的头号听众又是一位贵族业余政治家和议员，名叫威廉·奥姆斯比—戈尔，时年31岁，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新近来到开罗。奥姆斯比—戈尔虽然还没有到马克·赛克斯那种在多个领域成就非凡的水平，但同样也涉猎极广，他的兴趣之一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且让他的这项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是，他在前不久皈依了犹太教。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和赛克斯将成为英国统治集团中提倡建立犹太人家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而他们推动这项事业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亚伦·亚伦森。
奥姆斯比—戈尔目前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去鼓舞已经垂头丧气的农学家。在他的敦促下，又一艘间谍船于1月中旬被派往阿特利特；但遗憾的是，这一次间谍船又遭遇了恶劣天气，还没有接近巴勒斯坦海岸就被迫返回。奥姆斯比—戈尔还为亚伦森引见了阿拉伯局的另外两名成员——菲利普·格雷夫斯和温德姆·迪兹少校，他们和奥姆斯比—戈尔议员的意见一致：启动科学家的情报网能够带来极大的收益。这些同情者将亚伦森写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报告的一部分塞入了《阿拉伯公报》，包括一个非常明确到位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大的心愿是“在一个友好的大国保护下实行自治”——这是非英国人的文章被收录到这本情报汇编中的极少数例子之一。但是，农学家在日记中想象温德姆·迪兹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却不知道他仅仅是个中层分析员，这说明亚伦森离开罗的权力核心还很遥远。
亚伦森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但他深知，“缓慢”是他的劲敌。1月25日，这个问题凸显了出来。当天下午，他返回大陆酒店的房间时，发现他曾经的联络官埃德蒙兹上尉正在楼梯处闲荡。他注意到，这位年轻军官“态度很神秘”。
“我就是来找你的，”埃德蒙兹说道，“你必须马上去塞得港。你的一个部下穿过沙漠来了。”这真是让亚伦森目瞪口呆，但和往常一样，埃德蒙兹除了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夫·利申斯基之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他负伤了吗？”亚伦森在奔赴塞得港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去找他，而不是把他送来我这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真是神秘莫测，没有丝毫益处！”
他在塞得港发现，他的忧虑是非常正确的——利申斯基的确负了伤——但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个。12月中旬，利申斯基和押沙龙·法因贝格估计再也听不到亚伦森的音信了，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局势愈发恶化，于是决定再次尝试从陆路前往埃及。命运非常残酷，就在他们从阿特利特出发几天之后，“海鸥”号的信使就带着亚伦森的指示登陆了。两人在西奈的无人地带痛苦地跋涉许久之后，几乎已经抵达英军阵线，却被一群贝都因劫掠者发现。在随后的枪战中，利申斯基负了轻伤，得以逃脱，但法因贝格背部中弹，可能已经死了。
这个噩耗让亚伦森伤心欲绝；法因贝格不仅是他在阿特利特的副手，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勇士阿布萨被丑恶、贪婪的贝都因人杀害了，”他在日记中哀叹道，“他死时落入了那些他最鄙视的人手中。”
但亚伦森没有时间去哀恸，因为他立刻认识到，法因贝格的死亡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土耳其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查明了死者身份，一定会将阿特利特挖地三尺，将他的同志一网打尽。亚伦森匆匆赶回开罗，心急火燎地寻找他在阿拉伯局新结交的朋友们，找到了温德姆·迪兹。
积聚了近两年的挫败感如滔滔洪水般发泄出来。他涕泪横流地责怪英国战争机器的无能和玩世不恭害死了法因贝格，并警告说，如果土耳其人破获了他的间谍网——这种可能性目前是极大的——法因贝格的遇害仅仅是更多死亡的前奏而已。“我说的时候满腹激情和忧伤，”亚伦森在日记中记述道，“迪兹友善地听着我的话……他向我保证，将来不再会有羞辱和不信任，一切都会好起来。”
迪兹说话算话，当即就准备了一艘间谍船，再去一次阿特利特。这一次，亚伦森清清楚楚地看到研究站阳台上有人在发信号，于是间谍船派出一艘汽艇，将他的信息送上岸。但诡异的是，上一次的不幸重演了，就在这时又刮起了风暴，汽艇无法靠岸，只能由一名信使泅水登陆。紧张地等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位信使带着阿特利特的两个人再次出现在海滩上，但这时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这名信使无法游到汽艇上，也被留在了岸上。
很快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英军派遣了一个贝都因追踪专家，按照利申斯基对遇袭情况的描述，到西奈半岛寻找押沙龙·法因贝格。他无功而返。“这么说，我们的勇敢骑士已经牺牲了！”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我甚至都不敢向自己承认，自己抱着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他还活着。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完成他为之奉献出生命的事业。”
但这个想法也无法慰藉亚伦·亚伦森。押沙龙·法因贝格已经死亡，他的兄弟亚历克斯又在美国，领导间谍网的全副重担和危险就落在了科学家完全信任的唯一一个留在巴勒斯坦的人的肩膀上：他的27岁的妹妹萨拉。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以恢宏的笔调描绘了于1月18日从恩列治开拔前往沃季赫的阿拉伯军队。在延布以北的溃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费萨尔此刻领导着大约1万名战士，他们来自六七个不同部落和数量更多的氏族。劳伦斯引用了贝达维部落的一位年轻谢赫——阿布德·卡里姆的话来强调这个时刻的重大意义。阿布德·卡里姆凝视着海洋一般的帐篷营地：
他（卡里姆）叫我出来看，并挥舞着胳膊，半是忧伤地说：“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一个民族。”他也颇感骄傲，因为向沃季赫的进军是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努力。在当代人记忆所及的历史之内，这是整个部落的男子第一次全体出动，携带着运输工具、武器和足够200英里路程使用的粮草，离开自己的区域，进入别人的领地，而并不是为了劫掠或者复仇。
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如此豪情壮志却遭遇了令人丧气的结局。一周之后，费萨尔的部队走出了沃季赫以南的沙丘，却发现这座港口城镇已经是一座冒着黑烟的瓦砾堆。这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景象，对他幕僚中那个已经成为他最铁杆支持者的英国人来说也极其窘迫。
根据他们在恩列治与英国高级军官研究出来的时间表，费萨尔的人马应当在整整两天就抵达沃季赫才对。按照计划，费萨尔抵达之后，将会发动一次海路联合行动，费萨尔的部队从陆地一侧逼近，同时停留在外海的英国小舰队会把从延布运来的大约550名阿拉伯战士送上岸。
但在1月23日预定进攻发起时间之前，英国舰队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却找不到费萨尔部队的踪影。当夜，英国舰队的指挥官罗斯林·威姆斯将军决定，哪怕仅仅为了“卫生原因”，他也要让他船上的阿拉伯战士登陆。1月24日早晨，在短暂的炮击之后，船上的阿拉伯战士在两名英国军官的指挥下在沃季赫登陆。
随后发生的战斗非常杂乱，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乎一整天，有大约20名阿拉伯战士阵亡。土耳其驻军只有200人，几乎处于一对三的兵力劣势，而且士气很低落，但阿拉伯人的进攻还是非常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阿拉伯人有个习惯，经常打断攻势，停下来去抢劫新占领的房屋。指挥地面作战的英国军官之一诺曼·布雷上尉被起义军的这种行为惊得张口结舌，在作战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大肆洗劫的结果是，城镇“从屋顶到地板被抢得一干二净”。次日，费萨尔和劳伦斯抵达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劳伦斯非常努力地粉饰太平，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好几个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迟到。劳伦斯的英国战友们对阿拉伯人提出批判时，他总是会条件反射地表示反对，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前一年12月11日，土耳其军队进逼延布郊区的时候，一名英国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报告了城内费萨尔部队张皇失措的情况。他的叙述与劳伦斯的版本迥然不同。“晚上10点，传令兵被派到大街上呼喊消息，守军应声出动，”劳伦斯写道，“大家都泰然自若地出门，各自前往在城镇各处的岗位，没有噪声，也没有胡乱开枪。”
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差别如此之大，最简单的解释是，这名飞行员当时就在延布，而劳伦斯不在。当天早些时候，他就乘船离开了延布，他在报告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种看法的差异也体现在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描述上。上述的那名英国飞行员在12月的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很容易被吓倒，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土耳其人的进军，尽管他在军队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恐惧”。另一名英国军官查尔斯·维克里少校在沃季赫观察了费萨尔的部队之后尖酸地评价道：“我们不知道其他的谢里夫领袖对训练部队有多少兴趣，但谢里夫费萨尔肯定是完全不管的。”最让英国军官们震惊的是，在12月的黑暗日子里，土耳其军队随时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候，费萨尔竟然住在停泊在延布港内的一艘英国军舰上，任凭他的部下在岸上自生自灭。
这一切当然都与劳伦斯的分析大相径庭。按照他的说法，甚至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惨淡日子里，费萨尔也是“光辉灿烂”的。从这也能看出一点值得注意的东西：劳伦斯在一线只待了3个月，却不仅成为费萨尔和阿拉伯人的主要支持者，还是他们最坚决的辩护者。
丝毫不奇怪，费萨尔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劳伦斯现在要返回开罗，而且在从恩列治的旅途中或许受够了纽科姆的精明强悍，所以认识到他和纽科姆的关系不会像和劳伦斯那样融洽，于是在抵达沃季赫的当天给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发了一封秘密电报。正如威尔逊向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转达的那样，费萨尔“坚决要求，不要让劳伦斯返回开罗，因为他的帮助甚大”。
面对费萨尔的直接请求，克莱顿无法拒绝。几天之后，将劳伦斯在汉志的职务长期化的文书就准备完毕了。劳伦斯终于自由了：他逃脱了萨沃伊饭店的案牍劳形，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阿拉伯半岛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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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最初在1916年10月30日的报告“feisal’soperations”；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42-51中描述了费萨尔军营的散漫。这篇报告是他在isevenpillars/i，book1，chapters14and15，andbook2，chapter19中描述的基础。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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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7月，一位名叫罗胡斯·施密特的少校抱怨称，一方面，在叙利亚的帝国殖民部官员穿德国制服，让杰马勒大发雷霆；另一方面，他却“对被扣押的英法平民表现出极大善意，并下令赋予他们很大的自由”。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eel139，fram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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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耶鲁对自己在战时耶路撒冷生活的大部分描述都来自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s5an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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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森关于他在战时开罗早期岁月的描述主要引自他在1916年12月至1917年1月的日记；nilimuseumandarchives，zichron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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