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在开罗情报单位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没有去追踪阿拉伯半岛的局势，或者甚至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他几乎是如痴似狂地将全部精力聚焦在叙利亚，这也可以理解。他结识英国驻埃及的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斯托尔斯蓄着铅笔一般的小胡子，喜欢穿白色亚麻布西装，在大部分英国人都穿军服的战时开罗显得风流倜傥。他是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审美家，对歌剧、文艺复兴艺术和古典文学有着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他年轻时就来到埃及，在英国当局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09年被任命为东方文化秘书，当时他只有28岁。
他天生就很适合这个职位。除了在官方接待会和节庆活动（在开罗的英国人非常热衷于这些活动）中如鱼得水、玉树临风之外，斯托尔斯还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得力干将，在幕后监视着埃及数不胜数的政治阴谋。1911年，基钦纳勋爵就任总领事，斯托尔斯也飞黄腾达起来。基钦纳很快就将斯托尔斯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副手——这位东方文化秘书在阻止库尔特·普吕弗被任命为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14年8月就任陆军大臣之后仍然对斯托尔斯信赖有加。基钦纳打算在战后仍然返回在埃及的岗位，因此将斯托尔斯留在开罗，充当他的耳目。
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基钦纳麾下，罗纳德·斯托尔斯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密谋的关键渠道。这个密谋只有开罗、伦敦和麦加的极少数人知道。他掌握了或许是中东最危险的秘密。斯托尔斯视劳伦斯为挚友，把这个秘密吐露给他，帮助这个年轻的情报军官踏上了那条将为他赢得名望和荣耀的道路。
至少在最初，两人的友谊建立在非常普通的事情之上：他们都酷爱古典文学。颇有些迂腐的斯托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到劳伦斯时说：“我们在文学上仅有的分歧是，他在荷马和但丁中更喜欢前者，而对我偏好忒奥克里托斯而非阿里斯托芬不能苟同。”
在1915年冬天的某个时候，他们的讨论转向了当前局势，具体说来，就是斯托尔斯正在为基钦纳勋爵执行的秘密任务。
故事是在一年前的1914年2月发端的。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的次子——32岁的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来到了开罗。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埃米尔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幻想破灭了，但阿卜杜拉把事情推到了一个新境界；他得到一个机会短暂地拜会了基钦纳，试图摸一摸底细，如果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话，英国将会作何反应。
基钦纳费了不少周折来回避这个问题。毕竟当时英国和土耳其还没有开战，英国是万万不可鼓励后者的臣民造反的。两个月后，阿卜杜拉再次到访开罗，希望再见一次基钦纳，基钦纳就让他的东方文化秘书来接待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在与基钦纳谈话时还努力说得迂回一些，在会见斯托尔斯时就直截了当了。“他直言不讳地问我，英国是否愿意赠送大谢里夫（侯赛因）12挺，或者是6挺机枪，”斯托尔斯回忆道，“我问他，要这些机枪做什么用，他（就像所有重整军备的人一样）回答，自卫用。我又追问他，他才补充说，自卫指的是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我不需要上级的特别指示也能够告诉他，我们绝不会向友邦的敌人提供武器。”
但与阿卜杜拉的第二次会议是在1914年4月，到9月时，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是陆军大臣的基钦纳静观土耳其的动向，于是想起了先前与侯赛因之子的谈话，感到阿拉伯半岛或许有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等待他。他没有通过英国军方高官或埃及的民政当局行事，而是向自己在开罗的老办公室发去了一份加密电报：“让斯托尔斯精心挑选一名可靠的秘密信使，去询问谢里夫阿卜杜拉，假如德国迫使土耳其参战反对英国，他和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民众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就在土耳其宣战的时候，侯赛因的答复来了，诱惑力极大。侯赛因表明，他会努力保持中立，但同时又暗示，如果英国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援，并且保证不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他也许会率领他的“追随者们”发动起义。
这个前景让基钦纳大为振奋，于是很快发出了第二条信息，大幅度地追加了赌注。基钦纳写道，如果阿拉伯人加入到英国的阵营，而不是仅仅保持中立的话，“英国会保障谢里夫政权的独立和各项权益与特权不受任何外国侵略，尤其是不受奥斯曼人侵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捍卫以土耳其人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并与之友善相处；从今往后，我们将与高贵的阿拉伯人为友”。
但侯赛因似乎有些含糊其辞。这位埃米尔在12月写给斯托尔斯的下一封信中重申自己计划“避免任何对英国不利的行为”，但表示，与土耳其的公开决裂必须等到未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机。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了。在侯赛因发出这条信息之后的几个月内，麦加方面毫无音讯。
对劳伦斯来说，与侯赛因的秘密通信的细节有如神的启示。自到开罗以来，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在叙利亚发动阿拉伯起义的可能性，这样的起义几乎肯定要依赖所谓的进步人士：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腐败不满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得到平等权利的少数派、对军方的土耳其沙文主义满腹怨言的阿拉伯官兵。他对阿拉伯保守派几乎一无所知。
但从政治的角度，劳伦斯很快就理解了汉志的巨大潜力。英国与侯赛因结盟，就不会有人说英国煽动起义是为了吞并中东；埃米尔侯赛因是圣城的守护者，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不会认为他会与侵吞土地的异教徒联手。恰恰相反，从汉志发起、由侯赛因领导的起义将会得到宗教界的认可，轻松地破解土耳其人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鼓吹的“伊斯兰对抗十字军”的宣传。
但是侯赛因已经很久没有任何音讯了，要判断局势究竟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他似乎的确兑现了恪守中立的诺言，因为他没有响应奥斯曼政府的圣战号召。但另一方面，他最近派了他的第三子费萨尔去叙利亚面见杰马勒帕夏，然后还要去君士坦丁堡会见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费萨尔被普遍认为是侯赛因的儿子们当中最温和与理智的一个，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侯赛因正在努力与君士坦丁堡修好，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美好前景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从英国人的手心溜走了。
但对劳伦斯来说，很快就有比揣测汉志政治更紧迫的事情了。到1915年4月初，英属埃及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即将展开的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陆攻势。
在4月的最初几周，一支庞大的舰队集结在埃及北部海岸沿线，而在海滨的帐篷城市里，数万名士兵正忙着拖运补给物资和训练作战技能。他们是新近组建的地中海远征军的成员，很快就要启程，直捣土耳其敌人的要害。虽然等待的时光百无聊赖，但官兵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劳伦斯却有一种不祥预感。自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开始以来，他就感到惴惴不安，现在他和开罗情报单位的其他成员被派到部队集结地向指挥官们报告对岸的情况时，就更加心惊肉跳。劳伦斯在4月20日给戴维·霍格思的信中写道：“地中海远征军的准备极不充分，既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也不知道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更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最让劳伦斯瞠目结舌的是，地中海远征军司令部来到埃及时，手中居然只有两份陈旧过时的1/4英寸：1英里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图。
但英国战争筹划者们的愚蠢行为才刚刚开始。他们决定，地中海远征军的主要登陆场将是加里波利半岛，即达达尼尔海峡西岸的山岭崎岖的狭窄地带。加里波利半岛的宽度很少超过六七英里，向北延伸大约50英里才最终变宽，与欧洲大陆相连。在选择具体登陆地点时，加里波利半岛全线有多个地点可供选择，地面部队在登上山脊之后就可以下坡到达半岛的东海岸，这个距离在有些地方不到3英里，这样就能将奥斯曼军队一分为二，将山脚下的敌人困住。当然，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完全避开半岛，在半岛北端的萨罗斯湾登陆。在这个开阔的海湾登陆之后，不仅能够让所有驻扎在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可以一马平川地直捣仅仅100英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最近被土耳其政府任命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司令官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最大的担忧也就在此。为了防止英军在萨罗斯湾登陆，他把自己的司令部和全军的三分之一都部署在那里。
桑德斯完全没有想到，英军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最南端登陆，因为这违背了军事逻辑的最基本原则，甚至有悖常识。在那里登陆的部队不仅暴露在居高临下的守军火力之下，而且还会遭到附近堡垒中剩余的土耳其远程火炮的狂轰滥炸。即便英军能够爬上高峰、占领堡垒，土耳其守军还可以缓慢地向北且战且退，不断挖掘新的战壕，照搬在西线战场让各国军队瘫痪的静止堑壕战。在奥斯曼帝国3000英里的地中海海岸线上，实在很难找到一个更糟糕的登陆地点。但地中海远征军选择的偏偏就是这里。
除了傲慢轻敌之外（这对军队来说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条条框框），造成这个荒谬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的顽固不化。因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最初被设计为一场海战，在任务扩大之后，军方仍然以原先目标——扫清海峡——的狭隘视角来审视它的成功与否。筹划者们非常盲目，无视其他可能最终达成同样目标的方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军战略家们倒不是说拒绝了其他的登陆场，而是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选择。
4月底，地中海远征军的士兵们在埃及海岸开始登上运兵船，跨越地中海东部，开赴加里波利。劳伦斯回顾了自己前几个月的徒劳努力，不仅是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还有他和开罗情报单位设计的其他计划全都被搁置，不禁在给霍格思的信中发泄出了怒火：
“阿拉伯的事情已经彻底完蛋。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鄙的乱局。我们在那里原本有个绝佳机会。这让人气得发狂。”信的结尾颇有些凄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请继续推动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在我看来，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劳伦斯写信的这一天，即4月26日，他还不知道乱局将会一败涂地。就在前一天，地中海远征军在加里波利登陆了。
4月25日早上约6时15分，“克莱德河”号（一艘来自利物浦的改装过的运煤船）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赫勒斯角的一处略有弧度的小海滩（代号为五号海滩）靠岸。甲板下的船舱里挤着约2000名英国士兵。在平静海面上与“克莱德河”号一起靠岸的还有五六艘小艇，每艘都拖曳着好几艘敞开式独桅帆船，满载士兵，一直挤到船舷上缘。离海岸约100码时，帆船的船长们切断拖曳缆绳，向船员们分发船桨，让他们划船上陆。海岸上万籁俱寂。正如英军希望的那样，在赫勒斯角的登陆让土耳其人措手不及。
好在土耳其人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这个地点登陆，因为在五号海滩登陆的英军部队的准备工作极为草率——让士兵乘坐无武装、无动力的木船登上敌人的海滩还不算最糟糕的主意——如果遇到抵抗，麻烦就会很大。在亚历山大港的船坞，工人们为“克莱德河”号涂装了迷彩，但是时间不够；所以，那天早上这艘运煤船接近五号海滩的时候，船身上柔和的战列舰灰色被大块的黄褐色底漆衬托出来，如果处在光照之下会非常显眼。而且还有一个小问题，“克莱德河”号根本无法接近海滩。英军的计划是让它在近海搁浅，然后调用几艘渔船到这个缺口，连接起来，作为从“克莱德河”号到岸边的临时浮桥。登陆士兵需要从“克莱德河”号船首切割出的四个小门走出，通过两块跳板，登上渔船，走过渔船，然后才能最终抵达海滩。很难想象，英军在攻打石器时代太平洋岛屿的登陆行动中会如此草率，更不用说对手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了，但英国军方高层对土耳其人就是如此轻蔑。
帆船接近海滩时，平静的海湾上唯一能听得见的声音是船只引擎的噪声和划桨声，还有士兵们的谈话和笑声，他们因为登陆很顺利而舒了一口气，说话声或许太大了一点。前锋船只离海岸只有几码的时候，隐藏在海岸沿线战略性制高点的土耳其机枪突然开火。
敞开式独桅帆船里的人们没有任何逃生机会。这些船只接二连三地被打成碎片，或者倾覆，身上背满沉重装备的士兵们在激浪中溺亡，或者被缠在水面之下的带刺铁丝网上，被子弹击毙。极少数活着登上海滩的人也大多很快被机枪的扫射打倒在地。
从“克莱德河”号出来的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从有防护的钢制船体中走出，尝试将临时浮桥连接起来，但几乎当即就被机枪打倒，或者淹死在浪涛中。浮桥最终还是勉强搭好了，但走上跳板的士兵成了机枪的绝佳靶子；从船里走出的第一个连队的200人中只有11人抵达海滩。跳板上的最早一批死者其实是窒息而死，被他们身后越来越多的死伤者压在底下，悲惨地丧命。成功上陆的人也只能躲在一座六英尺高的沙石陡坡朝向陆地的一角，这还不足以防御机枪子弹。到下午晚些时候，水里已经死尸枕藉，现场的一位英国船长描述说：“岸边的海水已经成了血红色，几百码外都能看得见。”
到战役第一天夜幕降临时，加里波利的先头登陆部队已经死伤近4000人，比劳伦斯估算的用来控制亚历山大勒塔的总兵力还多得多。冯·桑德斯将军对敌人的愚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第二天仍然坚信半岛南端的登陆只是个幌子，真正的主力部队将从其他地方登陆。当地的一名奥斯曼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中校自行决定不断派兵去攻击蜷缩在小小滩头阵地的敌人，希望将敌人赶下海去。
英军在赫勒斯角登陆的第一日的目标是占领内陆四英里处的一座小村庄，然后进攻它北面不远处的土耳其堡垒。在随后的7个月中，英军始终未能抵达那个村庄，但仍然不断尝试，付出了伤亡近25万人的惨重代价。至于那位奥斯曼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很快将名扬全世界。1922年，他拯救了重建的土耳其共和国，赢得了那个更为世人熟知的美名——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加里波利战役中，双方死伤总数达到约50万人，但这场战役的牺牲品还不止这些死在战壕两侧的军人。英军登陆的那天，也就是4月25日，君士坦丁堡政权命令逮捕了约20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指控他们是潜在的叛变通敌分子。一场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少数派的血雨腥风的“大清洗”就此拉开序幕，最终导致100万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在随后的三年中死亡，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
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劳伦斯和中东战场的其他英国军官才认识到，加里波利战役还有另一个牺牲品：一场星火燎原的大规模阿拉伯起义，原本可以从汉志一直席卷到叙利亚北部、传播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起义的机会断送了。直到一年多之后，劳伦斯面对面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轻言细语的第三子费萨尔交谈，得知费萨尔在1915年春季北上之旅还有一个秘密使命的时候，他才了解到这个付诸东流的机遇的具体细节。
1915年1月，几乎在得知麦地那总督企图推翻他的阴谋的同时，埃米尔侯赛因在麦加接待了一个名叫法齐·贝克尔的叙利亚人。贝克尔是埃米尔的一个效劳时间很久、深受信赖的随从，他此次拜访时告诉侯赛因，自己同时还是青年阿拉伯党的高级成员。青年阿拉伯党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社团，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大马士革，在整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组织。青年阿拉伯党的领导层得知侯赛因在秘密地与英国人通信，于是派遣贝克尔到麦加，向他提出一个建议：青年阿拉伯党在叙利亚、埃米尔的部队在汉志联合发动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由英国提供支持，侯赛因担任精神领袖。
谨小慎微的侯赛因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而是派遣费萨尔北上，执行双重任务：摸清侯赛因家族在君士坦丁堡当前的地位如何，同时也判断一下与青年阿拉伯党结盟的真正前景如何。
费萨尔于3月底来到大马士革，礼貌地谢绝了杰马勒帕夏让他住在总督府的邀请，解释说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个大马士革望族——贝克尔家族的邀请。他在贝克尔家的高墙之内与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他原本只打算在大马士革短暂停留，就是因为这些微妙的会谈，才待了三周之久。
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年轻的谢赫游刃有余地与另一个阵营过招。在与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的另外两人——恩维尔和塔拉特，以及刚刚抵达的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会谈时，费萨尔再三表示，他的家族对奥斯曼事业忠贞不贰，甚至与恩维尔签订了一份似乎终于解决了君士坦丁堡与他父亲之间很多问题的协议。5月中旬，感恩戴德的奥斯曼政府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送别仪式，他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了返回叙利亚的火车。
但他驶入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加里波利登陆几周之后，已经有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逐出家园，流放远方。费萨尔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饥肠辘辘的妇女儿童——非常可疑的是，很少看到男人——在刺刀的威逼下，蹒跚地走向老天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在提议的阿拉伯起义的问题上，更严峻的消息在大马士革等待着他。费萨尔从他的青年阿拉伯党盟友那里得知，该地区的很多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部队——密谋者打算在起义中依靠这些部队——已经被调往加里波利的屠场，换成了忠于政府的土耳其部队。
尽管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者说恰恰是由于这种变化，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给了费萨尔一份文件，敦促他将文件带给他的父亲，然后再送到埃及的英国人手中。这份文件就是后来所谓的《大马士革草约》，包括了一系列条件，如果能得到满足，并且得到英国人支持的话，青年阿拉伯党或许仍然能够发动起义。费萨尔启程返回麦加的时候，《草约》的唯一一份文本就藏在他最信赖的保镖的靴子内。
3月份，在准备迎接费萨尔访问叙利亚的时候，杰马勒帕夏认为，要想驾驭桀骜不驯的侯赛因，埃米尔的第三子就是最后的希望。事实上，叙利亚总督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判断的出发点是错误的。6月，侯赛因家族在他们的夏宫召开了秘密会议，阿卜杜拉和阿里劝说父亲立即发动针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而最近目睹了加里波利战役恶果——亚美尼亚人成群地倒毙在安纳托利亚的公路边、叙利亚北部的阿拉伯部队被分散——的费萨尔主张谨慎行事。
劳伦斯要到将来才会知晓这一切。在加里波利登陆之后的日子里，他在开罗的萨沃伊饭店读着前线发来的一连串噩耗的战报。这时他还对《大马士革草约》和英国在叙利亚和汉志的潜在盟友一无所知，不过这倒也不是坏事。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和侯赛因告诉开罗方面，让他们起义的必需前提条件是，英军必须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条件。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03.
intelligencede#w3">[3]关于“多丽丝”号亚历山大勒塔事件的细节，见1914年12月22日至1915年1月14日间，美国驻阿勒颇领事j.b.jackson给美国国务卿兰辛的一系列报告。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81，box12，decimal820。
untitledintelligencede#w5">[5]lawrencetohogarth，january15，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1.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154.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p.154-55.
prüfer，idiary/i，january26，1915；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prüfer，idiary/i，january30，1915.
erickson，iorderedtodie/i，p.71.
prüfertovonwangenheimandoppenheim，february9，1915；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23，frame862.
prüfertooppenheim，february9，1915；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23，frame868.
英国政府内部关于亚历山大勒塔—达达尼尔海峡的辩论的详细情况，见gottlieb，istudiesinsecretdiplomacy/i，pp.77-87。
2report，“expeditiontoalexandretta，”january11，1915，p.2；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106/1570.
raves，“reportonturkishmilitarypreparationsandpoliticalintrigueshavinganattackonegyptastheirobject，”november10，1914；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970，f.187.
lawrencetoparents，february20，1915，in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03.
gottlieb，istudiesinsecretdiplomacy/i，p.109.
lawrencetohogarth，march18，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p.193-94.
hickey，igallipoli/i，p.72.
任务蠕变是指任务原先的目标有限，但在执行过程中，或许是受到起初的成功的鼓励，任务规模和目标扩大，往往以惨败收场。这个词于1993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时首次使用，后来延伸到商业领域。
manuel，irealitiesofamerican-palestinerelations/i，p.267.also，“minesandquarriesofpalestinein1921bythegeologicaladviser，”；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87，document867n.63/1.
cole，directorofsocony，tounder-secretaryofstatepolk，september18，1919；williamyalecollection，universityofnewhampshire（威廉·耶鲁收藏品，新罕布什尔大学）box2.
cole，directorofsocony，tounder-secretaryofstatepolk，may5，1919；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centraldecimalfile，1920-1929，document467.11st25/31.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4，p.3，andpp.24-25.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3，p.12，andchapter4，p.3.
lewis，“anottomanofficerinpalestine，1914-1918，”inkushner，ipalestineinthelateottomanperiod/i，p.404.
bliss，“djemalpasha：aportrait，”inithenineteenthcenturyandafter/i，vol.86（newyork：leonardscott，july-december1919），p.1156.
ballobar，ijerusaleminworldwari/i，p.55.
亚伦森说，他曾亲眼看见“阿拉伯婴儿被母亲放在树荫下，脸都被成群来袭的蝗虫吃掉了，哭喊声才被听见”。这个说法或许是夸张了。见alexaaronsohn，iwiththeturksinpalestine/i，p.51.
asquotedbyflorence，ilawrenceandaaronsohn/i，p.129；engle，ithenilispies/i，p.45.
engle，ithenilispies/i，p.60.
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其最初本意有军事统帅的意思，最早用于哈里发派驻在外的军事统帅及各地总督，亦有作为最高级贵族称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总督与哈里发之关系越发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仅仅是象征性的，埃米尔遂在此权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军政大权，并成为当地的君主。
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称，近代曾统治过汉志王国、伊拉克，至今仍统治着约旦。其始祖是定居于麦加的古莱什部落哈希姆（约464年—？）。哈希姆的原名是阿穆尔，“哈希姆”的意思是“掰开面饼的人”，这个称号的来源是某一年麦加旱灾时哈希姆拿出自己的食物赈济灾民。哈希姆的曾孙即为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将其女儿法蒂玛许配给侄子阿里，法蒂玛生有两子，哈桑和侯赛因，侯赛因的后人发展成为现代的哈希姆家族。哈希姆家族世代居住于麦加，获得了谢里夫的称号，身为“圣裔”的他们多年都在伊斯兰世界备受尊重。
关于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关系史的细节，见antonius，ithearabawakening/i，pp.125-58；baker，ikinghusainandthekingdomofhejaz/i，pp.12-45；kayali，iarabsandyoungturks/i，pp.144-73.
prüfertooppenheim，november3，1914；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23，frame213.
prüfertometternich，january22，1916；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0，roll457，türkei65，band38.
忒奥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50），古希腊著名诗人和学者，西方田园诗派的创始人。
storrs，imemoirs/i，p.202.
storrs，imemoirs/i，p.135.
kitchenertoconsul-general，cairo，september24，1914；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460.
antonius，ithearabawakening/i，p.132.
draftofletterfromkitchenertosherifabdalla，november1914；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460.
lawrencetohogarth，april20，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6.
lawrencetohogarth，april20，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7.
guinn在ibritishstrategyandpolitics/i，p.70中指出：“这行动现在发展成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其政策的急剧变化——从主要是海军行动变为完全的陆地作战——是在很短时间内在现场决定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lawrencetohogarth，april26，1915，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98.
关于1915年4月25日加里波利登陆作战的最初阶段，已经有许多著作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alanmoorehead和peterhart的著作，书名都叫作igallipoli/i。从军事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作品或许是robinprior的igallipoli：theendofthemyth/i。
weldon，ihardlying/i，pp.68-69.
“阿塔图尔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亚述人由于没有全民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受压迫的对象。在近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亚述人由于信奉基督教，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遭到了屠杀，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小亚细亚地区（现在的土耳其）的亚述人数量锐减。亚述人由于迫害和战乱，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离散。目前，全世界约有300多万亚述人。
关于费萨尔1915年的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之旅，详见dawn，ifromottomanismtoarabism/i，pp.26-31；tauber，ithearabmovementsinworldwari/i，pp.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