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个单位只有五个人，看上去更像是牛津或剑桥大学学术论文同业审核小组成员，而不是精通情报和反谍报的黑暗艺术的大师。除了劳伦斯和伍莱这两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考古学家外，还有两个年轻的贵族，乔治·劳埃德和奥布里·赫伯特，都拥有头衔，并且是上议院的议员。抵达开罗后不久，劳伦斯在给老友爱德华·利兹（他在阿什莫林博物馆工作）的信中描述了每个人的不同职能：“伍莱负责人事，监听多种语言的电话通话，并将有用或可疑人员记录在案。有个叫乔治·劳埃德的人，是个什么议员，其他方面倒还不坏，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奥布里·赫伯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负责土耳其政治。他们在有空的时候就寻找土耳其军队的动向，这可是需要放大镜的活计。”至于他自己的职责，劳伦斯写道：“我负责刷洗瓶子、处理办公室杂役、削铅笔和擦洗钢笔。”
劳伦斯的工作当然远不止这些。因为他曾短暂地在伦敦陆军部的地理科工作，所以被指派负责管理单位的地图室。因为土耳其人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指日可待，劳伦斯需要从清晨一直苦干到深夜。
劳伦斯虽然终于接近了战场，但他让上级抓狂的天赋还在。他刚到没几周，就有几名高级军官开始抱怨萨沃伊饭店地图室里那个瘦削小伙子的厚颜无礼和邋遢外表。但劳伦斯让人恼火的本领不仅限于他的外表和言语。他还是个技艺娴熟的作家。作为情报单位中众人皆知的“叙利亚通”，他在1915年初开始撰写一份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幅员辽阔地区的地形地貌、文化和民族构成的长篇报告。当时和现在一样，这种背景报告里往往塞满了迟疑不决的、满是修饰语的措辞，但劳伦斯在他的《叙利亚：原材料》一文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对叙利亚各大城市和民族的看法，语言有时非常幽默和傲慢。他对耶路撒冷的猛烈抨击非常典型：“耶路撒冷是个肮脏的城镇，所有闪米特宗教都称它为圣地……在这座城市，过去的联合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根本没有当今；它的市民绝大多数都是毫无个性的酒店仆役，依靠过往的游客过活。”
这第一句话仅用了二十几个词就将世界上最享有盛誉的城市之一和三种主要宗教贬得一无是处，而且冒犯了所有读到此文的英国外交官和将领的基督教感情，无疑让劳伦斯非常自豪。
1914年11月中旬，威廉·耶鲁搭乘一艘挤满难民的运输船从贝鲁特前往亚历山大港。他在描述船上难民的情绪时，丝毫不吝惜夸大的言辞。他刚刚逃离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战时的压抑气氛，就此写道：“对船上每个人来说，埃及都是绝对安全的避难所，没有任何值得害怕的东西。但我绝没有想到，另一种恐怖很快将吞没法老的国度。”
但耶鲁说的恐怖不是指四处抢劫的士兵或者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武装民团，而是从埃及过境的成千上万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在从家乡到此的拥挤的运输船上憋屈了几周，现在上岸之后立刻把古老的开罗变成了酩酊大醉、喧闹嘈杂的妓院。耶鲁虽然曾经目睹狂暴的美国劳工在耶路撒冷的胡作非为，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是个清教徒式的扬基人，所以被开罗街头持续不断的闹剧惊得瞠目结舌：打架斗殴、对过往的女人动手动脚、士兵烂醉如泥地躺在臭水沟里。在他看来，这种粗野下流的行为只会让英国人在当地人眼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因为埃及人和近东的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将英国人视为一个冷静的优等种族。1914年的这些热血沸腾、淫荡好色、纪律涣散的澳大利亚人……让埃及人大开眼界。”
耶鲁在耶路撒冷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缓慢走向战争的全过程。11月3日，土耳其宣战的消息不胫而走，成群的穆斯林男子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城区聚集，城外村庄的人也不断蜂拥进城。当晚，耶鲁和其他西方侨民在大新酒店的上层阳台上观看着看不到尽头的年轻人的队伍涌过老城区的雅法门，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耶路撒冷城内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一边走，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膛，歌唱着自己为信仰牺牲的决心。
“这景象让我们毛骨悚然，”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感到，让这些人热血沸腾的那种宗教狂热，就是大约800年前驱使他们的祖先走过同一条街道、与我们的十字军祖先作战的那种狂热。”
这也让耶鲁和他的上司达纳拿定主意，撤退的时间到了。三天后，他们在雅法港成功登上了一艘满载难民的运输船。他们又换乘其他超载的船只，颇费了些周折，终于在11月17日抵达了埃及，目睹了狂欢的澳大利亚人造成的新的恐怖局面。
一位警觉的英国情报军官注意到了他们的到来。在亚历山大港码头，耶鲁被带到一个办公室，向英国人报告他最近在巴勒斯坦的见闻。让问话的英国人惊喜的是，这个美国石油专家在逃离叙利亚的途中观察非常仔细，能够说出巴勒斯坦南部一些城镇的土耳其兵力情况。他还证实，该地区到处都是德国军官，德国人似乎在和运载战争物资的卡车队伍以及成营的行军的土耳其士兵一道，大举南下。
耶鲁不得不在开罗等待他在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做出决定，究竟如何安排散布在中东各地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雇员。从标准公司的克恩纳布项目的角度看，奥斯曼帝国参战让局面愈发恶化。英法两国的海军对新敌人的海岸线——奥斯曼帝国的海岸线包括整个地中海东部，从巴勒斯坦一直到欧洲的东南角——实施了封锁，所以在短期内肯定没有办法对特许区进行开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应该先从中东撤退，把员工都带回国，还是让他们先留在原地，等待近期出现什么无法预见的新情况。
12月底的一天，耶鲁还在等待上级的回复，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在民族酒店的房间的门。他起初没有认出这个访客——这是个身穿英国陆军制服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此刻在开罗比比皆是——但他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似乎让他回忆起了什么。
“你好呀，耶鲁，”客人开心地歪着嘴笑了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英国情报部门的劳伦斯。我们去年1月份的时候在贝尔谢巴见过。”
耶鲁记起来了，无疑也记起了这个骄傲自大的年轻考古学家是如何拆穿他的“花花公子”幌子来取乐的。
很快局势就很明显了，这次会面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讯问。在战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向巴勒斯坦调兵遣将，显然是在准备进攻苏伊士运河，现在这个调兵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劳伦斯几天前刚刚抵达埃及，他翻看了一下入境外国人登记表，看到了耶鲁的名字。他想把标准石油公司在希伯伦以南修建的那条公路的情况摸个清楚：它的具体路线、它的构成和排水系统，以及土耳其人是否可以用它向南运送重武器。
“他把我掌握的信息全部掏空之后，”耶鲁回忆道，“就开始谈论巴勒斯坦局势。我很快发现，虽然我刚从那儿来，但这个军官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此时我才开始了解，英国情报部门是多么高效，年轻的劳伦斯是多么精明强干。”
当晚，劳伦斯把从耶鲁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告，准备呈送给军事情报部门的上级。他的这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很不爽。希伯伦—贝尔谢巴公路还没有完工，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一段路，就是穿过朱迪亚山区到沙漠边缘的下坡路。威廉·耶鲁或许是吸取了在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学经验，把路修得坡度非常平缓，以利于载重卡车通行，事实上这条路的坡度极小，路基很容易改建为铁路。此前，英国的高级将领一直认为，土耳其—德国军队从巴勒斯坦南部向苏伊士运河前进主要是依靠地中海沿岸的已经修好的道路。标准石油公司和威廉·耶鲁的希伯伦公路无意中帮助土耳其人把他们的作战正面扩展了约30英里。
1914年11月21日上午，也就是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到三周之后，艾哈迈德·杰马勒帕夏——此时统治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离开君士坦丁堡，就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叙利亚总督。他的真正权力比这两个头衔的范围要大得多：他实际上是安纳托利亚以南、美索不达米亚以西全部奥斯曼疆土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辖区相当于帝国目前在大陆的版图的一半以上。他的头等要务与他的权威相称：率领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直捣英属埃及。
在随后的三年内，杰马勒帕夏将完完全全地主宰叙利亚的生活，他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件的动因。由于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双重身份，他会和三个不同的人持续接触，并在不同时期令其为己所用：亚伦·亚伦森、库尔特·普吕弗和威廉·耶鲁。
从某些方面看，身材矮小强健的杰马勒似乎不是这个封疆大吏职位的理想人选。他于1872年出生于一个奥斯曼下级军官家庭，自然而然地子承父业、进入军队发展，逐渐得到晋升，但表现并不突出，直到于20世纪初加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改革派密谋集团。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功夺权的1913年政变之前，艾哈迈德·杰马勒一直默默无闻，政变后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军事总督。不到一年之后，在新近崛起的所谓“三位帕夏”联合执政的局面中，这位42岁的军官成了统治帝国的神秘莫测的委员会的三位公开代表人之一。
杰马勒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个原因无疑是他的个人魅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亨利·摩根索回忆称：“他握你的手时力道极大，就像是用老虎钳夹了你一下；他用那双滴溜溜转、目光深邃的眼睛看你的时候，那种个人魅力是令人景仰的。”这并不是说摩根索对杰马勒有好感，因为他在杰马勒的魅力里看到的是一种恶毒的力量。摩根索的过激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眼睛漆黑，目光穿透力极强，非常敏锐，极快地、极其灵敏地从一个目标投向另一个，用闪电般的短暂一瞥似乎就能看到所有东西，代表着极端的狡猾、无情和自私。他喜欢咧嘴大笑，露出所有的白牙，他的笑容也令人不快，如同野兽一般。”
另一个在战时和杰马勒打交道很多的美国人对他作了更细致的描述。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回忆说，在战时的贝鲁特，有一天下午，总督举行了茶话会，那是一个社交场合，甚至邀请了敌国侨民。杰马勒“非常快活、温雅惬意、津津有味，手放在口袋里走来走去，或者懒洋洋地斜靠在一张大椅子的扶手上，倚靠在椅子的另一个扶手上的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欧洲女士。”布里斯注意到，总督非常爱孩子，而且公开地向妻子表示亲昵——“这在东方人中是很少见的”。布里斯看到的杰马勒一方面极度虚荣，另一方面又心地善良，“他的性格里富含互相矛盾的元素：残忍和宽大，坚定不移和反复无常，理想主义和纵欲享乐，自私自利和爱国主义”。
杰马勒的性格上有很多矛盾之处，他的政治观点也非常复杂。他代表了青年土耳其运动核心深处的内在矛盾：夹在东西方之间、现代性和传统之间，既对欧洲列强非常敬佩和仰慕，又对它们非常怨恨和憎恶。杰马勒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圣战信条，但同时又是一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大力主张赋予帝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完全的公民权利。他是个热衷于欧洲音乐和文学的审美家，特别喜欢在君士坦丁堡外国人光顾的沙龙里练习法语，但同时又告诫同胞们要清洗掉西方的腐化影响。他梦想着，土耳其和伊斯兰能够有一场复兴，让奥斯曼帝国焕发青春，恢复古时的光荣伟大，但内心深处又是个唯技术论者，一心要通过修建公路、铁路和学校来让他的国家进入现代化。
“他的雄心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叙利亚，能够向欧洲人展示，让他们艳羡不已，”布里斯写道，“如果说他是个人主义的爱国者，就不太公平。他非常虚荣。他希望改革土耳其，但他最想要的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主要的改革家。”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杰马勒将会依赖他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险恶潮流中崛起过程中习得的技能：能够在一眨眼的工夫从文雅变为凶残，既擅长伸出橄榄枝，也擅长暗箭伤人。那些生活在他的南方领地之内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杰马勒帕夏在拉拢潜在敌人时会非常殷勤客气和关怀备至，但如果阿谀谄媚、油水丰厚的闲职和甜美诺言都不奏效的话，他也会很自然地动用放逐和处决的老办法。
他乘坐的火车从君士坦丁堡的海德尔帕夏车站开出后，改革叙利亚的挑战很快就显得特别突出。杰马勒面临的最初困难是，首先要抵达叙利亚。漫长旅途的最初一段还很顺利，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两天旅程很愉快，但是火车抵达小镇穆斯塔法贝伊（位于亚历山大勒塔湾北端）时，就遇到了麻烦。在那里，当地官员窘迫地向杰马勒报告，前面的通往亚历山大勒塔城（今伊斯肯德伦）的铁路有多处在不久前被雨水冲毁了。于是帕夏改乘汽车，但是在通往亚历山大勒塔的“高速公路”上没走多远，就陷入泥潭，烂泥一直淹没到汽车的挡泥板。杰马勒随后骑马行进四个小时，终于抵达海滨城镇德尔特约尔。杰马勒一行在那里找到了一辆仅能容纳两人的袖珍有轨车。某些乐观主义者相信这辆车足够轻，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已经损坏的海岸铁路线。最终，帕夏和他的参谋长乘坐这辆有轨车抵达了10英里外的亚历山大勒塔。
“这次乘坐有轨车在打滑的轨道上的旅行，我将终生难忘。”杰马勒写道，“我们多次遇到生命危险，因为我们在瓢泼大雨中沿着海岸线行进，而海岸线受到敌舰的监视……铁轨的有些地段悬空15～20米，有些地段则被水淹没，我们就这样开到了亚历山大勒塔”。
等待帕夏的是更多的坏消息。亚历山大勒塔和叙利亚北部的内陆之间的唯一一条交通线——通往阿勒颇的公路已经无法通行，不过“无法通行”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保守了。修路工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但仅仅是将所有加拱石清理掉，就没有下文了。那些石头现在就被高高地堆放在公路两侧，按照杰马勒的说法，使公路“成了一条绝妙的运河”。他在回忆录中惊呼道：“我的军队就要依赖这条路和帝国本土保持联系！”
12月6日，杰马勒在跋涉两周多之后终于抵达位于大马士革的司令部，此时他已经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苏伊士运河攻势必须推迟，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补给线和基础设施的最基本问题。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已经在大马士革等待他的一位年轻的德国情报军官。此人被委派担任杰马勒与德国高层之间的联络官，他就是库尔特·普吕弗少校。
在普吕弗看来，苏伊士运河攻势刻不容缓。他在了解到杰马勒的踌躇之后，写信给马克斯·奥本海默称，叙利亚人对圣战的支持原本就不温不火，如果攻势推迟的话，“我们精心炮制出来的圣战热情无疑会烟消云散，旧时的无动于衷（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就会卷土重来”。另外，推迟攻势还会“令素来胆小如鼠的埃及人彻底灰心丧气”。
普吕弗坚决反对推迟攻势的态度很奇怪，因为他给奥本海默的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释，向运河的进攻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认为“现有手段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但普吕弗催促尽早进攻或许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目睹了把土耳其拖入战争的漫长努力，而且他从发往大马士革的情报也一定能了解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层中仍然有人在百般努力，希望退出与德国的联盟，向协约国求和。一旦向苏伊士运河发起进攻，主和派就无路可走了。那样的话，土耳其和德国就将成为绑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只能同生共死。
不久之后，杰马勒收到了君士坦丁堡发来的一份简短的电报：苏伊士运河攻势务必即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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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部的一座山，得名于满山的油橄榄树。在山脚有客西马尼园，根据传说，那里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圣经上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橄榄山。《撒迦利亚书》说到，橄榄山将是末日耶和华降临的地点。因此，犹太人总是希望埋葬在橄榄山，从圣经时代直到今天，橄榄山一直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墓地。山上估计有15万个墓穴，其中包括撒迦利亚、押沙龙和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许多犹太教拉比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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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johndye在领事馆日志中对叙利亚战前的紧张局势作了极好的、相当客观公正的描述，见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350，volume101。alexaaronsohn的iwiththeturksinpalestine/i较有偏见。
土耳其和德国双方都竭力隐瞒两国的秘密盟约。1914年7月29日，即与恩维尔帕夏的秘密协定还在谈判的时候，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团长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向上级请求，一旦发生战争，就返回德国。德皇威廉二世读到桑德斯的电报时，在电文边缘批示道：“他必须留在那里，煽动针对英国的战争和起义。他难道还不知道即将签署的盟约？根据这项盟约，他将担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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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杰马勒帕夏在1914～1915年下令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这是旨在消灭犹太人社区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大卫·弗洛姆金。他在《终结所有和平的和约》（iapeacetoendallpeace/i）第210～211页写道，杰马勒“对犹太人定居者施加暴力。在一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奥斯曼官员贝哈艾丁的影响下，杰马勒采取措施去摧毁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并命令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事实上，杰马勒在1914年12月的驱逐命令明确只针对敌国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他参战国也都采取了这项政策——而且很快又改为，英国和法国籍犹太人不在受驱逐之列。另外，在巴勒斯坦的那些被划入驱逐范围的“敌国”犹太人，主要是俄国籍犹太人，如果愿意加入奥斯曼国籍，就可以留下。也只有奥斯曼帝国会给出这样宽厚的条件。由于这种相对比较宽大的处理和它造成的许多漏洞，居住在战前巴勒斯坦的约8.5万犹太人中只有少数离开，或者被驱逐，绝不是弗洛姆金估计的“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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