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荣幸地向您汇报，此地的局势日益恶化。
——1914年11月9日，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斯坦利·霍利斯，写给国务卿。
1914年8月7日下午，新官上任的英国陆军大臣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勋爵应招去参加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与会的还有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和其他大臣。
基钦纳被选为陆军大臣几乎是个偶然。他作为英国在埃及的代理人，返回英国作了一次短暂停留，正要登船离去，这时传来消息，战争爆发了。阿斯奎思认为，任命英国最赫赫有名的战争英雄来领导作战，或许能够鼓舞民众的斗志，于是跳过了许多候选人，直接将这个职位给了基钦纳。
在当时，其实首相根本不需要考虑鼓舞斗志。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群众为战争欣喜若狂，很多人聚集在广场上，为宣战的消息欢呼雀跃。大多数人都预测，这将是一场非常短暂的战争。在欧洲大陆的各个村庄和城市，急于摆脱农场和工厂的单调苦差的预备役士兵们无不害怕自己应征上前线之前，这场大冒险就会结束。英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英国是少数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在宣战几天之后，英国政府就开始考虑暂缓征兵，认为志愿参军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战争的需要。
但在1914年的夏天，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过去的40年中，武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武器的老观念都已经过时了。这都是些不起眼的简单东西——机枪、长射程炮弹、带刺铁丝网——但就是因为这个疏忽，欧洲将闯入一场与大多数人的预期大相径庭的杀戮。
欧洲列强对这些警告的迹象视而不见，一个原因是，此前这些新式武器几乎完全是用来对付没有这些新式武器的人的，特别是那些试图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非欧洲人。在这些情况下，新式武器使得欧洲人可以对落后民族实施一边倒的大屠杀（这样实力悬殊的较量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来还不曾有过），因此是欧洲各个殖民帝国能够在19世纪下半叶在亚非迅速扩张的最重要原因。
颇具荒诞意味的是，在能够理解战争的新面孔及其可能造成的问题的少数人当中，就有那个多次执行过这种一边倒大屠杀（或许他执行屠杀的次数比当时任何人都多）的人：基钦纳勋爵。1898年，在苏丹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用马克沁重机枪对付挥舞长矛冲锋的骑兵；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英军就消灭了1万名敌人，己方仅有47名士兵阵亡。但如果敌人也有马克沁重机枪，会发生什么情况？基钦纳心知肚明。在8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有些大臣认为战争只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周。新任陆军大臣却预测说，战争会持续几年。他告诉同僚们：“到我国只剩最后100万人时，战争才会结束。”
这种话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听，更不会有人去注意了。似乎是坚信自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大战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格兰高地步兵携带风笛、穿着褶裥短裙，法国胸甲骑兵和奥地利长枪骑兵穿好铜制胸甲、戴上配有鸵鸟羽毛的头盔，在军号和战鼓的伴奏下，欢欣鼓舞地开赴战场，却完全不曾意识到，他们的欧洲即将化为一个屠场，在随后的四年中，将有约1000万军人和约600万平民被驱赶着奔向死亡。
只有黑暗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蹂躏才可以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相提并论。相比而言，在前一个世纪，大英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了五大洲，卷入了全球范围内约40场冲突——主要是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但也有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这样的大战——一共损失了约4万名军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将损失这个数字的20多倍。在1870～1871年灾难性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战场上伤亡约27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三周，法国的损失人数就达到了这么多。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处于服兵役年龄的男性人口将会损失13%，塞尔维亚的总人口将损失15%，而仅仅在1913～1915年的这两年之内，法国男性的预期年龄将从50岁锐减到27岁。这场血腥大屠杀的领导者将会对这些统计数字变得麻木不仁，以至于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在1916年发动索姆河攻势时——战役当天有5.8万协约国士兵伤亡，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会认为这些伤亡数字“不算严重”。
这一切对欧洲人集体意识的影响将会极其深远。最初的狂喜会让位于震惊，震惊变成了恐惧，然后随着残杀漫无止境地一天天持续下去，人们最终会陷入麻木的绝望。
但在这过程中，欧洲公众开始质疑关于他们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他们意识到，剥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巧言令色的辞藻，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一场大型的家族世仇，欧洲的帝王们——其中很多人都是血亲——终于有了机会，在他们的忠顺臣民的成堆尸体之上，清算他们的宿怨和私人仇隙。欧洲的君主制养成了一种衰败过时的军事精英文化，贵族、老迈的战争英雄和宫廷佞臣们在战场上庸碌无能，对为他们流血牺牲的人们冷酷无情，各国都是如此。看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居然能有人最终战胜，已经是个天大的奇迹。
最终，欧洲公众回想起自己在1914年8月欢庆战争爆发的喜悦，看到的简直是另一个时代，是一群稀里糊涂、轻易上当的原始人跳的一场死亡之舞。这样造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在这场保卫和扩张帝国、蚕食其他帝国的大规模混战中，欧洲的6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4个将彻底灭亡，而另外两个——英国和法国——将会大伤元气，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填补缺口的是两种互相争斗不休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考虑到先前的帝国的恶名昭彰，美国自始至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帝国主义国家。
但在1914年8月，这还都只是未来。目前，欧洲人正为多年的装腔作势终于结束、战争的“那个日子”终于降临而长舒一口气，满心喜悦。
牛津的劳伦斯一家也不能免俗。宣战几天之后，最热衷军事的四弟弗兰克·劳伦斯就获得了第3格洛斯特营的中尉军衔。身在印度的威尔·劳伦斯当即准备回国参军。而大哥鲍勃加入了皇家陆军医疗部队。到月底，待在家里的就只有14岁的阿诺德和26岁的内德了。
劳伦斯待在家里也并非自己的意愿。尽管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在8月的狂潮中参战，但伦敦方面估计它很快就会参战，而且很可能是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那边。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前不久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绘图探险活动就会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基钦纳亲自下令，让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暂时不要考虑参军，先一心一意地将报告完成。于是，在8月，当他的同龄人纷纷前往新兵训练营时，劳伦斯却在波尔斯特德路的小屋和阿什莫林博物馆之间来回穿梭，勤奋工作，对《寻漠》报告作最后的润色。
如果说劳伦斯知晓报告的重要性的话，他的倦怠让他越来越感到一种绝望。9月初，他和伍莱联系了他们在巴勒斯坦探险中的上级斯图尔特·纽科姆——此时他已经是军事情报部门的高官——请求纽科姆帮助他们在那里安排职位。纽科姆建议他们耐心等待。他解释说，如果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并参战，英国军方就会急需他们这两位近东专家的本领；而如果他们现在急于参军的话，到时候反而不好安排他们。
劳伦斯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尤其让他郁闷的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内，关于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预言似乎要兑现了，只不过是敌人要赢了。
德国挑起了这场冲突，它的战略的基础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鲁莽的计划。德国人的计划是，在东线只作微弱防御，面对俄军的进逼可以退让，而同时在西线向英法军队发起排山倒海的猛攻，在英法能够充分动员之前就将其一举打垮。西线战事结束后，再转身对付俄国人。
9月初，德国人的进展似乎比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还要顺利。在西线，德军横扫中立国比利时，然后转向南方，将英法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很快兵临马恩河畔，离巴黎只有30英里。令人意外的是，东线德军并没有按原计划实施防御阻滞战术，而是向兵力远胜于自己的俄军发动了进攻。德军迅速消灭了一支笨拙的俄军部队，正要将另一支也一举摧毁。“回家过圣诞节”对德军来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口号，对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的士兵来说，却令人肝肠寸断。
但在9月的第二周，战争的狂潮突然发生逆转。在后来被称为“马恩河奇迹”的交锋中，英法军队阻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开始在法国乡间缓慢地将德军击退。德国首相曾满怀自信地预测，这场战争将是一场“短暂、令人神清气爽的雷暴雨”，但这个预测落空了。在六周血战之后，已经有50万人死亡，出现了僵局。
劳伦斯待在绿树成荫的牛津，钻研一份比例尺为0.5英寸∶1英里的地图，而这地图描绘的是离最近的战场有上千英里的空旷沙漠。他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他肯定还考虑到，法国战事的逆转意味着，他的这种炼狱般的痛苦还将继续下去；德国人所向披靡的时候，土耳其人都没有参战，现在德国人在撤退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参战呢？
9月18日，他在给一位正在黎巴嫩的朋友的信中讽刺地写道：“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摩西和他的漫游的学术著作。我非常害怕，土耳其人并不打算参战。”
如果说劳伦斯没有理解战前最后关头的不祥征兆，在巴勒斯坦南部监督标准石油公司的公路工程的威廉·耶鲁则完全错过了所有的迹象。他当初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一线收到了预示着他即将被派往近东的电报，而近一年之后，在巴勒斯坦沙漠，又是一封电报告诉他，战争爆发了。
修路工程当即被叫停，耶鲁于8月匆匆赶回耶路撒冷。此时的耶路撒冷充满了喧嚣和骚动。居住在这里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不少，大多数家庭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在他们之前，处于服兵役年龄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响应各自政府的总动员命令，回国入伍了。而英国直到1916年初才发布征兵令。
“我们到火车站给他们送行，”耶鲁回忆道，“他们就像去参加足球赛的年轻大学生一样，叫嚷着，欢呼着，歌唱着。去雅法的火车从调车场开出时，一节车厢内的德国人热情澎湃地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而另一节车厢里的法国人同样欢快地唱起了《马赛曲》。昔日的朋友各奔东西，去参加他们的大冒险。”
与周围的喧嚣狂乱形成对比的是，这个美国石油勘探家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起来。美国没有介入战争，所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命令耶鲁留在巴勒斯坦，至少可以让他照看即将运送到一线的钻井设备，再慢慢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就连这个看守的任务也变得毫无意义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大量卡车在雅法码头刚刚卸下船，就被奥斯曼政府援引一项紧急状态法令，全部征用了。不久之后，英国海军拦截了运载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大部分管道和钻井机械的运输船，将其全部转移到位于埃及的一个扣押场地。
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已经所剩无几，耶鲁度过这个夏末的消遣是打网球和玩卡纳斯塔纸牌游戏，以及和其他外国人长时间地、面红耳赤地讨论世界局势将如何发展。讨论的一个焦点是，试图通过区域政治的表象，去伪存真地发现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是否会参战的线索。耶鲁是个惯于行动的青年，这种不得已为之的无所事事让他越来越焦躁，急于找些事情来做。
但“许愿要小心，免得事与愿违”这句老话很快就应验了。耶鲁受命去管教十几名不守规矩的美国石油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德克萨斯或俄克拉荷马，预定到克恩纳布钻井现场去工作，但乘坐的船（也就是钻井设备所在的那艘船）被英国人转移到了埃及。这些石油工人无所事事，腰包里又有大把钞票，于是在开罗寻欢作乐、胡作非为，在这个放荡不羁的城市也算是骇人听闻，于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的办事处向总部发了电报，敦促将这些工人送回美国。但是百老汇大街26号决定把这些人派到耶鲁那里去，或许是希望让他们在圣地待一段时间，能够重新找回基督徒的美德。
但总部的希望落空了。脚踏耶稣土地的机会却让这些石油工人更加公然地放肆。看到这个情况，再加上办事处的现金储备急剧缩减——欧洲的战争令国际汇款业务暂时停止——于是耶鲁和他的上级决定，一箭双雕地解决两个问题的办法是，扣留这些工人的工资不发，而给他们发放每周五美元的津贴。工人们对这个安排怨声载道，于是在发放津贴的日子，耶鲁一手发钱，另一手要紧握一把填满实弹的六发左轮手枪。
但他这个麻烦的管理工作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这些石油工人与耶路撒冷名誉最败坏的居民们有着持续不断的联系，因此消息特别灵通，总是能最先听到在城里传播的各色流言蜚语。随着战争在欧洲日益扩大，这些传言越来越黑暗。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期，五彩斑斓的奥斯曼世界——包括数不胜数的各种宗教派别、部落和民族群体——很容易分崩离析，各个群体为了自我保护而更加内敛，而各种古老的宿怨、狐疑和嫉妒会在暴力活动中迸发出来。分崩离析的危险最大的地方自然是帝国最“混杂”的角落——耶路撒冷城。在这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全都摩肩接踵，所以耶路撒冷是近东最具国际性的都市。
到8月底，从乡村（穆斯林们正在组建民团武装）传来了耸人听闻的消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遭到了袭击。虽然这些传闻大多是假的，但却让气氛越来越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商人们越来越确信君士坦丁堡很快就会参战，于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但尚不清楚的是，奥斯曼帝国将会加入哪一边，于是在希望与英法俄结盟的人和希望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的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9月8日，对耶鲁和其他仍然留在城内的外国人来说，局势变得咄咄逼人。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利用欧洲的混乱局面，宣布不再承认先前四个世纪中被西方列强逼迫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外国人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耶鲁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举措的效果。先前阿谀谄媚的当地官员现在变得傲慢而严苛。在耶路撒冷的狭窄人行道上，当地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西方“洋大人”走近时就自动跳到街上让路了。有一次，耶鲁和一群其他外国人在橄榄山观光时，有一群小男孩向他们投掷石块。在耶鲁看来，耶路撒冷越来越像是一堆一点就着的易燃物。
对巴勒斯坦的其他一些人来说，不平等条约被撕毁造成的后果远不止被石块砸这么简单。处境特别危险的是在此前30年中抵达该地区的数万名犹太移民。
大部分移民是分两批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一批是19世纪80年代从中欧和东南欧来的移民，亚伦森一家就属于这一批。第二波“上升”（即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向圣地的回归）是20世纪初逃离沙皇政府的政治迫害和国家发动的虐犹活动的俄国犹太人。尽管这些移民在文化上差别很大，第一批人大多笃信宗教、思想保守，而第二批移民中有很多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先前的不平等条约下，很多人仍然保有出生地的公民身份。
在历史上，这种安排对犹太移民和西方列强都有好处。犹太人可以向故国寻求保护，而这些外国政府可以打着保护自己侨民的旗号干预奥斯曼内政。这种诡异的体制造就了许多悖论，其中最诡诞滑稽的就是，沙皇俄国一边大声疾呼地要保卫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公民的权益和福祉，而同时在国内却系统性地迫害这个宗教少数派。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后，这一切都宣告结束。另外，假如土耳其最终真的参战，至少一部分犹太人前途堪忧；成千上万的第一波犹太移民还拿着奥匈帝国的护照，而成千上万的第二波移民则拿着俄国护照，于是其中的一群最终会被奥斯曼帝国视为“敌国公民”。正如全欧洲范围内无数无辜的人已经遭遇的那样，这场博彩中的输家将会被驱逐出境或者面临牢狱之灾。
在这个问题上，济赫龙雅各布的大部分居民，包括亚伦森一家，实际上从另一个悖论中获益。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在独立的罗马尼亚无法获得公民权，所以才来到巴勒斯坦。因此，他们仍然是罗马尼亚独立前的宗主国的公民，而这个宗主国恰恰就是奥斯曼帝国。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人不同，亚伦·亚伦森和济赫龙的其他居民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事件，甚至还会有些幸灾乐祸。
但他们的这种想法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就在次日，即9月9日，君士坦丁堡宣布对武装力量进行总动员。总动员的理由很奇怪，是为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中立”。18～35岁的男性公民被要求报名入伍。更糟糕的是，此次征兵令的对象是几乎全部公民——过去犹太人和某些基督教派别是可以免服兵役的——而奥斯曼政府更是废除了富人可以缴纳某种特别税而免服兵役的古老制度。
深谙奥斯曼政府行事之道的亚伦·亚伦森明白，废除免服兵役制度的条款并不是玩真的，而是意味着，现在要免服兵役的话，就要向更多官员行更多的贿赂。但是总动员让这位农学家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感到忧心忡忡。欧洲最近的事件表明，征兵必然意味着参战；在战争的机器和官僚系统启动起来、群众的狂热被煽动起来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让一切平静下来了。自欧洲战事爆发以来，亚伦森从他在奥斯曼军方和政界的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君士坦丁堡将如何决策的大量互相矛盾的传闻，而从欧洲局势的宏大图景中找到的线索也不能澄清晦暗的前景。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亚伦森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居民一样，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理智或许能战胜狂热，战争或许还能避免。
有意思的是，他忧心的倒不是土耳其会加入哪一边，而是战争本身。这部分是由于，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欧洲战争中，不管谁输谁赢，总会有犹太人受苦受难；但另一方面，亚伦森的忧愁也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一个特点。在战时，帝国的军事和民政机关会突然间毫无忌惮地开始大规模征用——“劫掠”或许是更恰当的词——他们认为战争需要的物资。虽然这种征用活动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村庄都会有影响，但是更现代化、更富裕的地方受到的冲击肯定更大，比如济赫龙雅各布和阿特利特这样的地方。1914年9月中旬，亚伦森一家和他们在济赫龙的邻居们开始藏匿他们的财物，准备面对征用官员的到来和他们的毁灭性劫掠。1914年9月4日下午，库尔特·普吕弗在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日耳曼尼亚酒店房间内会见了一个叫作罗伯特·莫尔斯的德国人。莫尔斯魁梧粗壮、头发金黄，将近40岁，前不久还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警察。当天下午两人的谈话主题是，如何通过炸弹袭击、暗杀和伊斯兰起义来推翻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两人甚至探讨了炸毁苏伊士运河。
他们的会晤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非同寻常的。就在一个月前，普吕弗还在慕尼黑教授东方语言，惨淡谋生；现在他却成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情报行动的关键成员，对此次行动知情的人不超过36个，因为行动的最终目标是把仍然处于中立状态的奥斯曼帝国拖入战争。整个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一无所知。这个奇怪的局面要归功于普吕弗的老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以及史上最奇特的外交协议之一。
在1914年的漫长夏季，随着战争乌云在欧洲上空越来越咄咄逼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掌控着帝国的军人集团）的30多名成员中的大多数都希望避开即将降临的欧战的烈火风暴。但有一个小派别极力主张与协约国结盟，而由时年32岁的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领导的另一个派别则试图加入到德国和奥匈帝国那一边。在8月2日下午，也就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互助防御条约。他的时间选择糟糕透顶。
但问题是，恩维尔帕夏在和德国人谈判的时候，并没有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僚商议。签约的时候，只有恩维尔的三四个最亲密的伙伴知晓此事。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周，恩维尔仍然向土耳其政府的其他人隐瞒条约的存在。年轻的陆军部长告诉心急如焚的德国盟友们，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打好基础，随后才能把这个意外之事告诉其他部长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能发生什么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全国人民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抛弃目前占上风的中立态度，就再好不过了。
恩维尔找德国人算是找对了，因为中立国比利时在不久前就以血的代价学到，德国人最擅长突如其来的事情了。为了帮助不敢抛头露面的土耳其盟友，德皇威廉二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请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出山，让他的泛伊斯兰起义理论施展威风。如果能在英国控制的诸多穆斯林地区——尤其是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手中偷走的埃及——煽动伊斯兰起义，那么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和群众都一定会大声疾呼地要求参战。
德国人的最终目标是把土耳其拉下水，但在这年秋天，德国最高统帅部内有些人认为，让土耳其再保持中立一段时间，对德国有好处。只要奥斯曼帝国还是中立国，就可以将其作为德国煽动破坏活动的理想跳板，德国人可以借助这匹特洛伊木马，向周边的英国殖民地发动进攻，而蒙受的风险极小。奥斯曼帝国的中立还是一个绝佳的盾牌，德国可以在其掩护之下，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进攻苏伊士运河——做好铺垫工作。8月中旬，德皇签署了一道秘密指令，命令组建东方情报局。该情报局将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将其作为德国在近东的破坏活动的指挥中心。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将担任情报局的局长。奥本海默上任后不久就向他的弟子库尔特·普吕弗提供了一个职位。
普吕弗自然是非常值得老师信赖的。普吕弗于9月3日晚在日耳曼尼亚酒店入住后立刻着手工作。第二天早上，他会见了恩维尔帕夏的得力干将之一——一位名叫奥马尔·法齐·贝伊的青年土耳其党参谋军官，和他一起筹划了一系列打击英属埃及的计划：雇佣贝都因部族武装袭击苏伊士运河沿线孤立的英军驻地；派遣游击队员（所谓的“克米塔基”）潜入敌境，煽动伊斯兰起义；暗杀重要目标、制造不区分军人和平民的爆炸袭击，掀起一场恐怖浪潮。普吕弗虽然对法齐·贝伊及其伙伴提出的一些比较别出心裁的计划——比如将一艘满载水泥的运输船在苏伊士运河最窄处凿沉——表示怀疑，但对他们的热情和创造性思维则高度认可。
除了和法齐·贝伊或者谢赫·沙维什（一个埃及煽动家，英国人对他又恨又怕）筹划阴谋之外，普吕弗还和已经抵达土耳其首都的其他四五名东方情报局特工共图大业。德国大使馆也有三四名官员参加了这些会议。在会上，大家提出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埃及、俄国统治下的中亚、阿富汗，甚至远至印度——搞破坏和颠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9月7日的一次会议结束后，普吕弗被带去面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个人——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恩维尔身材不高，身穿奢华的军礼服，玉树临风——《纽约时报》称其为“土耳其军队中最英俊的人”——黑眼睛的目光炯炯有神，戏剧性的小胡子按照普鲁士风俗，两端向上翘，还涂了蜡。他的普鲁士胡子可不是偶然。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他曾是奥斯曼帝国驻德国的军事联络官，很快就学会了德国军事精英的做派和风尚，自诩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库尔特·普吕弗并不擅长精神分析，但是他当晚在日记中草草写下的描绘恩维尔的寥寥数语（恩维尔时年32岁，比普吕弗小四个月）却非常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个即将单人独骑就毁灭了奥斯曼帝国的人的特点：“铁石心肠。面无表情、面貌带有女性美。衣冠楚楚、精心打扮，到了矫揉造作的地步。令人震惊地强硬。‘我们可以比英国人更残忍。’这个人想要些东西，但这东西就是不来。”
但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最初几天内参加的会议和听到的计划中，最让他着迷的还是被开除的亚历山大港警察罗伯特·莫尔斯面临的特殊局面。战争开始的时候莫尔斯碰巧不在埃及，因为他是德国公民，所以被英国当局不由分说地解雇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交战各方还颇有些绅士风度，因此英国人允许莫尔斯返回亚历山大港去接被困在那里的家人。在普吕弗看来，莫尔斯是发动颠覆行动的理想渠道。莫尔斯在埃及是个享有特权的洋大人，所以比当地人更容易私藏违禁品——普吕弗打算让他藏匿的是制作炸弹的材料——并将其私自带入埃及。为了让这个丢了饭碗的警察认识到任务的重大意义，普吕弗安排莫尔斯在起航前往亚历山大港（他将在行李中夹带雷管）的前一天去拜会了恩维尔帕夏。土耳其陆军部长热情地向莫尔斯表示了感谢。
英国人虽然很快就怀疑恩维尔和德国高层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但对具体情况仍然一无所知。但当普吕弗和奥本海默的其他特工开始在君士坦丁堡露面之后，英国人更加担忧了。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在9月15日发给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即便土耳其不加入战争，德国人在这里也是花样百出，说不定就会做出对苏伊士运河不利的事情，要么是从叙利亚海岸派出所谓中立国船只来攻击，要么是通过陆地上的特工人员。”
但与此同时，奥斯曼政府官员在不断向英国大使发誓许愿。马利特从苏丹和首相及大小官员那里听到的说法都是，土耳其没有军国主义意图，只希望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这些高官中肯定有人是在装模作样，但也有人是真心实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恩维尔在8月2日与德国签订的协议很多高官仍然被蒙在鼓里。
10月5日，马利特带着自己的疑问直接去找了恩维尔。恩维尔在很多方面都天赋异禀，其中一项本事就是撒起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不仅否认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调动有任何不良企图，并且（据马利特说）还“对个别德国人有可能会针对运河或其他地方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说法嗤之以鼻”。
但土耳其陆军部长的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在马利特会见恩维尔的几天前，罗伯特·莫尔斯在亚历山大港被捕，他携带的爆破雷管也被查获。根据埃及的军法，他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为了保命，将自己所知的德国与土耳其联合攻击埃及的计划向英国审讯官和盘托出，还招供了他出发前觐见恩维尔帕夏、得到他祝福的事情。在说到自己和奥马尔·法齐·贝伊与库尔特·普吕弗的关系时，莫尔斯尤其健谈。最能证明普吕弗罪责的是，被人赃俱获的莫尔斯满口承认，他行李里携带的雷管是用来配合正在埃及制作的炸弹来使用的。英国人问莫尔斯是如何知道的，他答道：“因为有一次我看到谢赫·沙维什和普吕弗博士一起，在普吕弗的日耳曼尼亚酒店房间里。他们在用阿拉伯语抄写制作炸弹的配方……包括操作指南、所需化学物质的清单，右下角还有炸弹的草图。”
开罗的英国人在莫尔斯事件中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或许是希望君士坦丁堡政权中的温和派能够约束住热衷冒险的恩维尔，阻止土耳其参战。匆匆组成的军事法庭判处莫尔斯无期徒刑，而公开记录中都隐去了他会见土耳其陆军部长的情节。对于曾经生活在埃及的普吕弗，开罗当局就没有那么仁慈了。由于他在莫尔斯事件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英国人很快就悬赏要库尔特·普吕弗的人头。
伦敦中部近卫军骑兵大道和白厅拐角处的老陆军部大楼是一座巍峨雄壮的新巴洛克式建筑，一共五层，以白色波特兰石建成，每个角上矗立着一座30英尺高的穹顶。大楼内部颇有高雅的绅士俱乐部风尚，配有大理石楼梯、大型水晶吊灯和铺设马赛克的走廊。整座楼有近1000个房间，在比较高级的房间内，墙壁镶着橡木，还预留出放置大理石壁炉的空间。1914年夏天，这座大厦就是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部所在地，英国的高级将领们就在这里运筹帷幄。劳伦斯在完成寻漠报告后，于10月中旬被派到这座大厦，到总参谋部地理科担任文职地图绘制师。
到此时，“地理科”这个说法已经不恰当了，因为在劳伦斯就职一周之内，科里的最后一名军职地图绘制师就被派到了法国前线，办公室里只剩下劳伦斯和他的直接上司两个人。劳伦斯很快就开始干起了六七个人的工作：组织协调各战区的地图、根据前线报告增补地图的细节、向高级指挥官报告地图的突出特征。
也许有人会想，劳伦斯这样的年轻人——他刚刚过了26岁生日——突然置身于全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每天与陆海军将领会谈，一定会心花怒放。但劳伦斯可不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劳伦斯似乎对自己的新环境充满偏见，对这里的人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他对军界的鄙夷，部分是由于军事文化和英国公学体制（他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产物）非常相似：向上级点头哈腰；森严的等级制——在学校里的表现是高年级学生和班长佩戴的特别领结，在军队里的表现则是衣袖上条纹和星的数量；地位高的人能享受特权，地位低的人就一无所有。到陆军部之后不久，劳伦斯向一个朋友开玩笑说，金碧辉煌的楼梯似乎仅供陆军元帅们和杂役女佣使用。
他对权威的轻蔑或许还因为这些权威人士的整体水平不高。大多数现役军官都在法国前线，所以总参谋部里现在挤满了预备役人员或者已经退役的人。劳伦斯虽然没有什么军队的经验，但他也能看得出，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稀里糊涂。和很多其他机构一样，人们往往用趾高气扬的自负来掩饰自己的无能。陆军部里到处是新晋升的上校和将军们，永远是昂首阔步地在走廊里匆匆行走，手里拿着备忘录，或者召开紧急参谋会议，或者派遣一个童子军传令兵去地理科索要10分钟前就应当提供的某战场的最新地图。
这种浮夸气氛的一个副产品是，它直接导致劳伦斯获得了军职，这个事情是他后来最喜欢说起的逸闻趣事之一。
到总参谋部后不久，他被带去拜见威风凛凛的亨利·罗林森将军。罗林森即将离开伦敦，去指挥在比利时的英军部队，劳伦斯的任务是向他报告刚刚更新的比利时野战地图的情况。但是，据劳伦斯说，罗林森一看到他穿着便服，就大发雷霆地吼道：“找个军官来跟我说！”地理科现在只有两个人，于是劳伦斯被匆匆送到陆海军百货商店，领一套少尉的军服；同时，任命他为军官的委任状也在迅速起草。但这套军服也不会让劳伦斯对军方肃然起敬。在后来的岁月里，劳伦斯一直对军事规章置若罔闻，常常军容不整、邋里邋遢，而且总是一副悠闲的姿态，几乎到了倨傲的程度，令他的上级们一次又一次抓狂。
劳伦斯虽然已经非常偶然地成了军人，但他在陆军部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更接近战场。因为他的身高不符合英国陆军的最低标准，所以只有需要他的特殊才华的地方才会让他有机会上战场，而唯一有希望的情况就是土耳其参战。
但这希望实在太渺茫了。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西线的双方都在疯狂地修建战壕工事——谁还会要走进这个烂泥潭呢？劳伦斯在10月19日给英国驻阿勒颇领事的夫人威妮弗蕾德·丰塔纳的信中哀叹道：“看样子，土耳其打定主意要躺着不动、跟全世界和平相处了。我很遗憾，因为我想把他们赶出叙利亚，而现在他们的残暴统治愈加稳定持久了。”
但就在两周后，他的担忧烟消云散了。11月2日，恩维尔帕夏的派系最终得胜，土耳其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阵营，加入了战争。
对劳伦斯来说，好消息接踵而至。土耳其宣战之后，斯图尔特·纽科姆被调离法国战场，受命到开罗领导一个新的军事情报单位。开罗预定将是英国在近东战场的指挥部。纽科姆的单位很小，只有少数几个对该地区非常熟悉的人。他当即就向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发出了邀请。
12月初，劳伦斯在给威妮弗蕾德·丰塔纳的信中写道：“我要去开罗了。”此时他的心情显然好了许多。“一切都好，除了土耳其人那边。”
这是一片被搜刮得一干二净的土地。虽然亚伦·亚伦森对奥斯曼帝国参战后征用物资队伍的肆虐早有预料，但他们的残酷剥削比他预想的最糟糕情况还要恶劣。在叙利亚全境，政府以战时紧急情况的名义将农作物、农业车辆和役畜扣押运走，倒霉的农民只得到了草草写下的收据，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收据就是一纸空文。正如亚伦森担忧的，这种洗劫在犹太人定居点特别猖獗。据传记作者罗纳德·弗洛伦斯的记载，在济赫龙雅各布，“亚伦·亚伦森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士兵颇有章法地将衣服（包括女人的内衣和婴儿服装）、大车、马车、水牛、农具、工具、枪支、医疗器械（包括产科器械）、显微镜和用来保护农田的栅栏柱和带刺铁丝网抢了个一干二净。”最终，济赫龙的灌溉水管也被抢走，农田和果园因缺水而干枯败坏。只是由于当地奥斯曼官员的果断干预且安排了武装警卫，亚伦森在阿特利特的农业研究站才没有遭到同样的噩运。
如果这些横征暴敛是为了战争努力而作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并且的确为战事做出了贡献的话，亚伦森还能认命；但是政府这是在把叙利亚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替敌人摧毁叙利亚。在他随后几个月的旅行中，他看到成堆成堆没收来的小麦在政府粮仓的院子里腐烂，纳布卢斯城有3000袋食糖被毫无遮挡地堆放着，在冬雨中融化，“令街头顽童喜不自胜”。亚伦森后来记述称，工程师们为了修复贝尔谢巴的一座桥梁，要求提供24桶水泥。过度热心的征用队搜刮来了400桶，但是“还没派上用场就被雨水毁掉，于是那座桥至今没有修复”。
犹太人定居点在这些征用过程中的损失极其惨重，这或许是由于它们的物资更多，质量也更好，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土耳其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阵营并参战几天之后，哈里发——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威——就发出了一道宗教命令，宣布这是一场圣战；为了保卫信仰，所有穆斯林都有神圣的义务去参加圣战，反对伊斯兰的敌人——外国基督徒。这个号召失去了一些感召力，因为奥斯曼人的两个盟国就是基督教帝国。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确是被煽动起来了。在整个帝国的大小城镇，年轻的穆斯林男子纷纷走上街头或去征兵站，宣告自己为了伊斯兰的事业奋斗和牺牲的决心。当然，这道宗教命令同时也让帝国的基督徒和犹太臣民大为惊恐，叙利亚总督不得不匆匆发布一道解释性说明，称此次圣战只针对外国敌人。
这个解释让很多基督徒（基督徒占到帝国总人口的近30%）松了一口气，但犹太人却没办法放下心来。他们仍然提心吊胆，一方面肯定是由于他们的人口很少——在战时，人口少往往就意味着脆弱无助——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颇具争议。
犹太移民的有些难题也是他们自找的。济赫龙雅各布的移民和大多数“第一波”犹太人定居点的人们一样，通过采纳巴勒斯坦古老的佃农体制——即雇佣阿拉伯人中的无地农民或佃农来从事体力劳动——渐渐发达致富。而第二波移民中的很多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则谴责这种做法，认为它带有剥削性和封建性；他们宣称，为了创造“新的犹太人”，所有的劳动都必须由犹太人承担。对不幸的阿拉伯农民来说，这两种做法都让他们头疼。第一种做法让种植园体制延续下去，而正是这种体制让他们一代代人始终一贫如洗、没有权益；而第二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他们好，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按照亚伦·亚伦森的讽刺说法，“把他们从生存手段中解放出来”。
让两个民族间的摩擦更严重的是，在很多阿拉伯穆斯林眼中，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对那些生活并没有受到大量犹太移民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其实有些人的生活还因为犹太人的移入得到了改善——来说，犹太人过得也比他们好；更不用说，不平等条约赋予犹太人一些特权，让他们对犹太人愈发怨恨。从第一波犹太移民开始，就发生了当地村民袭击犹太人定居点，或者独自外出的犹太移民被杀害的零星事件。
但犹太移民并没有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局面。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受到阿拉伯人袭扰最严重的几个犹太人定居点组建了多个准军事组织，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甸人”和“本·乔拉”，他们还开始向其他定居点有偿提供武装保护。这种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明眼人一看即知。没过多久，“基甸人”和“本·乔拉”开始对他们认为敌视犹太人或者曾经袭击犹太人的阿拉伯村庄发动惩罚性的袭击，这又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报复攻击。
总的来讲，到1914年秋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感到自己四面受敌。考虑到圣战的宗教命令、洗劫式的物资征用以及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假如局势进一步恶化，当地的奥斯曼官员——其中很多人平时就对犹太人不友好——究竟能帮犹太人多少。
在济赫龙雅各布，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解答，而答案完全不能让人宽慰。亚伦·亚伦森的弟弟亚历克斯在9月应征入伍，两个月后，他最终想方设法地以身体原因脱离军队，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圣战号召发出后，亚历克斯所在新兵单位的所有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收缴武器，分配到劳工营。11月，政府发布了一道新命令，要求将私人的武器全部上缴；负责收缴武器的小分队对犹太人定居点的搜查要比对邻近的阿拉伯人的搜查仔细得多。济赫龙雅各布居民说自己没有任何武器——他们已经事先将武器埋在了附近的田地里——土耳其指挥官抓了四个人——包括倒霉的亚历克斯·亚伦森，把他们拖到纳布卢斯，毒刑拷打，一直到他们承认有武器。据说，这个土耳其指挥官威胁说要对济赫龙的年轻女人们不利，村民们才最终交出了武器，亚历克斯和其他三人才被释放。
对巴勒斯坦的很多犹太移民来说，他们自以为已经安全逃离的欧洲的虐犹活动似乎又要开始了。尤其是在12月初，治理巴勒斯坦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杰马勒帕夏宣布，“敌国”公民必须入籍，否则将被驱逐出境。受到最直接影响的自然是俄国犹太人这个少数派，几天之内就有约800名俄国犹太人在雅法被捕，等候驱逐。这座城市的码头很快挤满了其他犹太人，他们都想尽快登上任何愿意带他们走的船只，前往任何可能接纳他们的安全港湾。
济赫龙雅各布的一些居民也加入了这股难民潮，但亚伦森一家不在其中。虽然一家之长——60岁的埃弗拉伊姆还在，但决定家中大事的其实是他的长子亚伦·亚伦森。亚伦森认为，这无需考虑，因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而且，他的科研工作的基地就在这里，维系着他生命的梦想就在这里。他在1月中旬给一位美国赞助人的信中写道：“我始终被人监视，好心的朋友们强烈建议我一有机会就尽快出国。但我不打算逃跑，现在还不打算。”但亚伦森对国家的信心被严重动摇了。“我很久以来一直坚决支持土耳其政府，现在为在过去三周的所见所闻深感遗憾和羞愧。”
1914年12月15日上午，一艘法国汽船在从马赛出航六天后，接近了埃及北部低矮且雾气蒙蒙的海平线。劳伦斯就是这艘船的乘客之一，他是到英国驻埃及远征军在开罗的军事情报单位的新岗位就职的。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直接上司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
1914年的开罗人口不到100万，拥有宽广的林荫大道和风光旖旎的公园，尼罗河畔有着雅致的散步休闲场所。当时，吉萨的大金字塔离市区有约10英里，从市中心的几乎任何高层建筑的房顶都看得见金字塔的岩石尖顶。
抛却秀逸的风光不谈，让1914年的开罗如此令人心醉的是它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十字路口的地位，以及它的可以上溯数千年的一层层厚重的历史。老城区仍然是一座由小巷和袖珍商铺组成的迷宫，后街里隐藏着古老的宫殿和清真寺。虽然在此地已经统治30年之久的英国人在有些地方建造了西式建筑，但埃及首都仍然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像所有真正宏伟壮丽的城市一样，高深莫测，难以一探究竟。
就是这种神秘气息让三年前首次到访开罗的劳伦斯心醉神迷。这座城市虽然自1911年以来在外观上没有多少变化，但在其他方面，1914年的开罗几乎旧貌换新颜。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它业已成为一个中转站，数十万殖民地军队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纷至沓来，途经苏伊士运河，开赴西欧战场。就像在几乎任何一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军队休整落脚点一样，这些军人很快就把开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区，在这里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这种局面令保守的开罗人无比愤慨，情况在土耳其参战后变得更糟糕了。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几乎已成定局——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在11月底公开起誓要这么做——数十万英国和殖民地军队被留在埃及，以应对这个威胁。开罗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市中心街道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神气活现的军官和列队前进的步兵。开罗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从来没有过好印象，现在更是怒火中烧、满腹憎恶。
这支部队急速膨胀，为了给负责管理它的军官们提供办公场所和住宿地，英国人很快征用了城里的几乎所有比较高档的酒店。其中就有萨沃伊饭店，它坐落在尼罗河东岸，兼收并蓄地吸收了英国爱德华七世时代和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斯图尔特·纽科姆的新军事情报单位人员在抵达开罗后，在萨沃伊饭店较高的一层占据了三个大房间，作为办公室，同时在邻近的大陆大酒店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