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吕弗接过了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衣钵，继续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煽动破坏工作，这早就让埃及的英国当局对他咬牙切齿了。最让开罗当局惊恐的是，普吕弗长期以来一直与大量埃及反英人士，以及满腹怨恨的赫迪夫本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埃及秘密警察曾多次追踪到这位好博士和英属埃及的一些最死硬、最危险的敌人进行秘密会晤。

所以，把这样一个人放到赫迪夫图书馆，就好比是把纵火犯放到了烟花爆竹厂。德国人提议让普吕弗担任馆长之后没多久，英国人就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他们，普吕弗“不是合适的人选”。德国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去争取。德国驻开罗大使直接找到基钦纳，力挺普吕弗的提名。到1911年10月底，德国驻英国大使保罗·梅特涅伯爵为此事一直找到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但德国人越是坚持要普吕弗当馆长，英国人的疑心就越重。1912年初，基钦纳通知德国大使馆，这个问题交由埃及政府的教育部处理，而教育部再次驳回了普吕弗的提名。这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因为所谓的埃及政府完全唯英国人马首是瞻，但这事总算是了结了。对普吕弗来说，这是职业上的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仅因为未能当上馆长而在公众眼中颜面尽失，而且英国政府已经熟知他的小动作，因此他在德国驻开罗大使馆已经不可能有晋升的空间了。

但这都还只是小问题。德国社会的精英结构虽然在其他领域得到了改革，但在外交部的外交领域还固守传统。1912年和1812年一样，德国外交领域是贵族的天下，由伯爵、亲王和其他贵族们把持。一个圈外人几乎不可能被接纳进这个高级小圈子，普吕弗的导师冯·奥本海默伯爵漫长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奥本海默虽然受过极好的教育，并且才华横溢，但在德国外交部门的眼中，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有犹太血统。所以，他虽然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努力从威望较低的领事部门调入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他离成功最近的时候是1898年，当时很多德国贵族（他在柏林联盟俱乐部的朋友）写了连篇累牍的信函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奥本海默的不幸在于，他这次提出申请的时候，恰好有另一个犹太人也在申请。在德国外交界的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犹太外交官，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成员。现在突然间又多出两个犹太外交官的前景让大家不寒而栗。

“我坚信不疑，”外交部一名高官就此事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更多的犹太人会通过他打开的缺口，蜂拥而至……如果我们接纳了一个人，下面就不好拒绝其他人了。”于是，奥本海默和另外那个犹太人的申请都被驳回了。

在纸面上，库尔特·普吕弗这样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的平民，而且博士学位是从一个中等大学获得的，他升到外交部高层的机会几乎和奥本海默一样渺茫，但他的东方文化秘书的任命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领事部门的这个职位上，偶尔会有晋升到外交部门的机遇。显然，如果普吕弗当上图书馆馆长的话，提升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虽然努力过，但是最终失败，现在他晋升的机会是零。

1912年全年和1913年大部分时间，普吕弗仍然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他感到无法摆脱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埃及秘密警察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现在他作为东方文化秘书的冒险活动也大大减少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或许还有彻底换一条新路的想法，让他最终递交辞呈，去迎接理夏德·冯·贝洛。

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关于普吕弗未能就任图书馆馆长的争议，清楚地表明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一个特别险恶的特点。基钦纳勋爵——统治着英国最重要的附庸国之一的1200万人口的无冕之王——居然不得不亲自参与到这场争端中，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需要英国外交大臣及其最亲密顾问亲自过问呢？这些人难道真的百无聊赖到为德国驻开罗使馆的一名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命这样一桩小事撰写长篇备忘录和为之激烈辩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永远在争权夺利的欧洲列强都在不停地制造危机，希望借此占到对手的一点小便宜；一种独特的“战争迷雾”正在升起，这迷雾由成千上万的鸡毛蒜皮的怠慢、争议和误解组成。不仅英国外交大臣，各国的外交部长，甚至是首相、总理、总统和国王们的时间都被用来处理这种貌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而且往往为了比库尔特·普吕弗的事情更不重要的无稽之事而争吵不休。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抱怨和轻微冒犯的嘈杂中，如何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如何识别它？

亚喀巴湾是红海的一条100多英里长的狭窄水道，一边是阿拉伯半岛崎岖的沙漠群山，另一边是西奈半岛的类似山峦。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是一座属于约旦的小镇，叫作亚喀巴镇。

在1914年，亚喀巴不过是个小渔村，1000多居民住在散布于海岸的粗陋棚屋内。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和他的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看来，比他们已经绘图的约4000平方英里土地更值得关注。

奥斯曼人如果要从他们治下的巴勒斯坦出征，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域的话，最合理的路线当然是穿越西奈半岛的最北端，即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是一条已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古道，沿途水资源虽然不多，但也被利用了数千年之久。敌人似乎不大可能取道远在内陆、条件恶劣的寻漠，纽科姆的部下渐渐确定了这一点。到1914年2月初，他们已经勘察了边境地区内陆的大部分，虽然发现了贝都因人留下的少量踪迹和水井，但没有发现任何可资较大规模入侵部队利用的自然资源。

但是位于西奈—巴勒斯坦分界线最南端的亚喀巴却是一个未知因素。土耳其人可以通过亚喀巴湾在红海的出口，用船运兵到亚喀巴村，然后取陆路西进。10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土耳其人在秘密修建一条铁路支线，将亚喀巴和阿拉伯内陆连接起来，以补充已经建成的山区铁路线。抛却这些传闻不谈，英国人已经知道，亚喀巴北面的库维拉山区至少有两条“道路”发源，当地的贝都因人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些道路奔袭西奈半岛。综上所述，在英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缓冲地带更引人注目的北端时，土耳其人有可能会从缓冲地带的最南端发动穿越西奈半岛的攻势。

正因为此，斯图尔特·纽科姆认为进入亚喀巴是他的整个寻漠任务的关键所在。1914年2月中旬，他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进入亚喀巴，以及让谁与他一同前往。

历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时刻集合而成的故事，这些时刻要么是偶然邂逅，要么是无意中做出的决定，或者完全是巧合，在当时并不起眼，但却以某种方式和其他的小时刻混合在一起，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谚语所说，蝴蝶的振翅也会导致暴风雨。纽科姆上尉选择一名同伴前往亚喀巴的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理论上，他可以从麾下的五个勘察组任意抽调一名工兵。工兵们的专业技能会很有用，但是他估计自己在亚喀巴会遭到冷遇，而两名英国军官大摇大摆进村的景象更会让村民反感。或者他可以带上伦纳德·伍莱，后者陈腐的学究气能够让人相信，他们正在进行的完全是一次科学调查。但是他选择了劳伦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确喜欢与劳伦斯相处，另一个原因是，自探险早期以来，劳伦斯多次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但锋芒毕露的特殊本领，这种本领在亚喀巴或许会派上用场。

纽科姆、劳伦斯和达霍姆于2月中旬来到了亚喀巴，正如纽科姆的预料，迎接他们的是一番白眼。当地的市长声称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当即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绘图、照相或考古工作。但纽科姆也预料到，这些束手束脚的限制会让劳伦斯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主动性。“我尽可能多地拍照，”劳伦斯在给朋友爱德华·利兹的信中写道，“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做考古调查。”

让劳伦斯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浓厚兴趣或许部分是由于可以公然藐视市长的禁令——离亚喀巴海岸几百码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堡垒的遗迹。他秘密地让一名船夫载他上岛，船夫却当即被警察逮捕了。劳伦斯不为所动，和达霍姆一起制作了一个简易充气筏，划着筏子上了岛。

去的时候很轻松，回来却不容易。劳伦斯和达霍姆在返程中既逆风又逆流，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上岸，在岸上等候多时的当地警察旋即将他们逮捕。火冒三丈的市长命令武装士兵将两人押解离开亚喀巴。但对负责押送劳伦斯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挑战而已。

“我得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我脱离他们的视线，”一周后，在亚喀巴以北50英里的一座城镇，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于是我徒步行进，在崎岖山岭和干河床跋涉，把他们都累坏了。我在这里已经扎营两天了，他们还在从四面八方陆续追上来。”

这次强行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奖励是，劳伦斯无意中发现了贝都因人袭扰西奈半岛时使用的两条“大路”的交叉口。

这些发现后来对劳伦斯帮助极大。3年多一点之后，他将利用此次在亚喀巴的历险中了解到的知识，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征服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村庄，这次战役至今仍被认为是现代最大胆的军事成就之一。

1月初，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在耶路撒冷与希尔道别之后，就向克恩纳布山进发。在贝尔谢巴与劳伦斯的屈辱会面发生几天之后，他们抵达了克恩纳布，当即就发现一条基本的化学法则派上了用场：能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掺有水的石油。只要浓度适当，很多矿物质都可以发光，包括铁。希尔在30英里外用望远镜观察到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富含铁尾矿的死水。

耶鲁和麦戈文不禁垂头丧气，但是已经费尽周折，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们花了几天时间采集岩石样本，并在地上钻孔。他们判断，克恩纳布的确有石油——麦戈文对此相当肯定——但储量不大可能达到符合商业利益的规模。两人随后返回了耶路撒冷，将这个泼冷水的消息报告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但奇怪的是，百老汇大街26号似乎并不像他们那样大失所望，这让耶鲁和麦戈文感到匪夷所思。总部命令两人在耶路撒冷潜伏下来，保持低调，他们就这么低调地等到了3月中旬，随后被派去三个特许区中的最后一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色雷斯山区，去做更多的徒劳无功的勘探。待在奥斯曼帝国穷乡僻壤的耶鲁有所不知，他在克恩纳布的“发现”已经引发了一场复杂的外交拔河战，涉及四大洲的众多大使、高官和六七个国际公司。

劳伦斯在贝尔谢巴村外对耶鲁的盘问使得英国政府得以准确判定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感兴趣的具体地点，政府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皇家海军正在改用燃油，石油的来源已经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控制新油田不仅仅是经济事务，更是政治事务。随后英国当局施展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花招和计谋，希望破坏美国人的克恩纳布交易，并安排一家英国公司来获取这些开采特许权。他们依赖的情报来源是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所有人之一——苏莱曼·纳西夫。纳西夫娴熟地将英美双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谋取私利。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卷入了竞争的狂潮，不仅对自己的一线地质学家麦戈文的判断置若罔闻，而且最终花了比预计高得多的价钱去买克恩纳布的开发特许权。

耶鲁和麦戈文直到4月底从色雷斯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才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们在那里遇见了老上级希尔。希尔告诉他们，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刚刚购买了克恩纳布25年的开发特许权，现在要在该地区大力开展勘探活动，因此需要修筑道路，在沙漠中建立劳工营地，运送卡车、钻井设备和重型机械到一线。另外，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遣他们三人到埃及，在那里监督全部所需物资的采购，并协调物资的运输交付。他们三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总部认为这无关紧要。到1914年春末，耶鲁、麦戈文和希尔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亚历山大港办事处研究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大堆采购手册。

但在这项新工作中，三人可以遵照一条强有力的指导原则：他们是标准公司的人。威廉·耶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意味着必须负起责任来，果断地决策。他们花了几天时间翻看这些采购手册，也没有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就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克恩纳布的新项目订购了价值25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美金）的钻井设备。这些设备的供应商分布在美国各地，设备在巴勒斯坦全部到位就需要几个月时间，实际的钻井工作计划于11月1日开始，但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步是从希伯伦修建一条公路，穿越朱迪亚丘陵地带，然后穿过大约20英里人迹全无的沙漠，到达克恩纳布。修路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得至关重要。耶鲁负责主持修路工程，他找到了巴勒斯坦最好的修路公司来执行这个任务。即便如此，还是出了幺蛾子。修路的测量员在沿途房屋上用白色油漆在房屋墙壁上刷十字，作为标记，虔诚的穆斯林居民们认为这是要强迫他们改宗基督教，于是在希伯伦险些爆发骚乱。还有一次，持枪的贝都因人袭击了丘陵地带的一个建筑队，最终被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自己的民兵武装打退。

但是耶鲁心知肚明，最大的障碍是在公路的两端。所有的钻井设备都需要从美国由海路运到地中海的雅法港，但是雅法没有足以卸载这些重型机械的起重机。在公路的另一端还有许多琐碎的小细节需要处理。沙漠自然是严重缺水的，虽然麦戈文在克恩纳布地区发现了一些小井，但这些水根本不够居住在那里的20名工人使用，更不用说钻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冷却水了。但和整个工程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对缺水的问题也不以为然。如果他们根本都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更不会去努力解决问题了。

随着工程一天天继续下去，耶鲁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写道：“主管（希尔）办事毫无章法，不可避免地要酿成大祸，我私下里非常害怕糟糕的结局。”

3月初，劳伦斯结束了寻漠的冒险，返回叙利亚，发现戴维·霍格思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是天大的喜讯。卡尔基米什项目的主要赞助者——一位英国慈善家——对前一季的发现颇为满意，最终拨出一笔数额相当大的款项，让发掘工作长期开展下去，至少还有两年，或许会一直进行到遗址的研究穷尽为止。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劳伦斯决定在返回英国度假期间快速地把呈送给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寻漠报告写完，然后尽快返回卡尔基米什，好让下一季的工作尽早开始。

劳伦斯返回英国的计划是，先绕道去巴格达，然后沿底格里斯河而下到印度洋，因为他认为这条较长的海路能让他在途中有时间撰写寻漠报告。但是6月初发掘季节落下帷幕的时候，斯图尔特·纽科姆的一封信让他改了主意。

纽科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工作已经完成，在5月份返回英国途中拜访了卡尔基米什。当然了，卡尔基米什并不是什么通衢大道的必经之地，纽科姆此次绕道的真正目的是继续从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刺探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在巴格达铁路上的工程进展情况，尤其是他们在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的隧道工程。纽科姆此行倒是很顺利，但是一路上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无法细致地研究隧道工程。纽科姆在6月的那封信中询问劳伦斯和伍莱，他们在返回英国途中可否走同样的路线，沿途尽可能地收集情报。两位考古学家对军事情报人员的新角色颇为热衷，满口答应。

这次旅行又是一次充满偶然的跋涉，但最终的结果和劳伦斯到亚喀巴的旅行大不相同。在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他发现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或许是性命攸关的薄弱之处。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他竭尽全力，但还是未能对这个弱点加以利用。

1914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劳伦斯坐在牛津市波尔斯特德路2号花园小屋内，给一位叫作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的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部分篇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5月份在杰拉布卢斯的德国铁路工程师和他们的工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场混乱的斗殴。但这封信的最有趣之处在于，它刻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在劳伦斯写这封信的这一天——6月29日，星期一，英国几乎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报道了前一天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革命者暗杀的消息。

萨拉热窝传来的消息似乎对库尔特·普吕弗和威廉·耶鲁同样毫无影响。普吕弗和理夏德·冯·贝洛在尼罗河上的长途旅行已经结束，到1914年6月底，普吕弗生活在慕尼黑，靠教授东方语言为生，收入不高。他的日记没有提到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遇刺的新闻。至于威廉·耶鲁，他在希伯伦以南的公路上埋头苦干，几周后才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都对此事有些麻木不仁，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众对欧洲列强无休无止的虚张声势、耀武扬威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每隔几个月就会爆发“危机”，没过多久又平息下去，这次新的危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具有决定性，因为那些主战派让它具有决定性。一根燃烧非常缓慢的导火索被点燃了，要花一个多月才会烧完，但是到1914年8月初导火索燃尽的时候，就将激发一场全欧洲范围的大战，最终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深渊。

6月29日，劳伦斯在给弗莱克的信中写道，他打算在英国再待上两三周，“然后东进”前往卡尔基米什。但是劳伦斯的考古生涯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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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伦森的童年和早期生涯，我主要援引florence的ilawrenceandaaronsohn/i和engle的ithenilispies/i。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历史，我主要援引laqueur的iahistoryofzionism/i，o’brien的ithesiege/i和sachar的iahistoryofisra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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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是英国与两个布尔人（即在南部非洲的荷兰殖民者）共和国——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两场战争，分别发生在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争夺德兰士瓦的黄金。英军兵力远胜于布尔人，但是起初接连惨败，后来英军采取焦土政策，以残酷的镇压迫使布尔人投降。英国就此确立了在南非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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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迪战争是19世纪晚期的一场殖民战争，最初在马赫迪苏丹与埃及之间进行。后来，英国加入埃及一方，与苏丹作战。曾参与这场战争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的著作《河上战争》中生动地描写了这场战争。

关于寻漠探险幕后的军事和政治动机，最详细的记述见moscrop的imeasuringjerusalem/i，chapte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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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府发给部长会议主席的秘密报告，1911年11月11日。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114，file44628。

关于普吕弗担任赫迪夫图书馆馆长争端的英国政府通信和报告见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114，file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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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耶鲁对于克恩纳布石油勘探的记述主要参考了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2。

英国政府关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石油开采区的通信见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124。另见埃德尔曼给国务院的报告，1914年4月10日；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67，document867.6363/4。

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1884～191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lawrencetoflecker，“monday［june1914］，”in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171。劳伦斯没有写明写这封信的日期是6月的哪一个星期一，但根据他在6月1日从卡尔基米什写给家人的信（他在这封信中讲到自己即将回家，称“大约25日能到家”）可以推断，应当是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