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非同寻常的人

尽管西方竞争者一直在蚕食帝国的边疆,奥斯曼人通过灵巧的结盟政策,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躲过了灭亡的命运。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在巴尔干大败一支奥斯曼军队,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赢得了独立。1881年,法国攫取了突尼斯。次年,英国以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为借口,夺走了埃及。

现实非常残酷,貌似能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最后的复兴希望的事件,却反倒加速了它的瓦解。1908年,一群年轻军官打着“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旗号——后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旨在改良国家的政变,强迫残暴的苏丹恢复他30年前撤销的议会宪法。这个成功让青年土耳其党大受鼓舞,于是迅速发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要把帝国变成20世纪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包括解放妇女和给予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完全的公民权。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军官们大多来自帝国的欧洲部分,熟谙欧洲自由主义,他们期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不料却遭到了当头一棒。奥匈帝国利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乱局,迅速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则对青年土耳其党满腹狐疑,甚至嘲讽他们是“地下犹太人”,视他们的政变为国际犹太人的某种险恶的旨在攫取帝国政权的阴谋。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守势力对进步人士的恶毒反扑使得新的议会政府很快陷入了内讧和瘫痪。

到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努力通过三项事业来把四分五裂的帝国联合起来: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呼唤帝国重新加入泛突厥世界(或称图兰主义)。这听起来都很不错,只是它们是互相矛盾的。

青年土耳其党的很多社会改革的进步性或许受到了世俗主义者和帝国的犹太人与基督徒少数派的支持,但同时却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另外,他们的言辞越来越具有极端的图兰主义色彩,鼓舞了土耳其裔群众,却疏远了人口占多数的非土耳其裔民族,比如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至于打起伊斯兰卫道士的旗号,这显然能够赢得土耳其、库尔德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支持,其他人(包括人口相当多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虽然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但却给了每个群体忌惮和仇恨的理由。

劳伦斯这样对自己身边的政治和社会潮流越来越熟悉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奥斯曼帝国正在一点点地分崩离析。在他在杰拉布卢斯期间,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加快了,此前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断断续续的蚕食如今变成了鲸吞的狂潮。

1907年初,德国开始以大帝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而库尔特·普吕弗开始担任驻开罗大使馆的译员。

在纸面上,译员的职责仅仅是翻译,在大使参加外交会议时予以协助,以及翻译大使馆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件。现实中,一个雄心勃勃的译员完全有可能获得很大的权力。当时和现在一样,大使们常常是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庸碌之辈,任职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由于宫廷内的关系而得到闲差,更擅长跳舞,而不是谈判。而译员则代表了一种长期性和延续性——很多人任职长达数十年,通过翻译工作,几乎对大使馆每一个部门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另外,由于他们生存在大使馆的外交和领事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以私下里从事一些路数不正的活动,比如会见政府的敌人,如果这种事情由他们的上级来做,就会引发抗议。20世纪初的几乎所有互相竞争的欧洲强国都把自己在海外的使馆当作搜集情报、施加影响和挑拨离间的绝佳工具,但德国人在这方面自成一体。与威廉二世好斗的外交政策相一致,德国外交官们常常做出非君子的逾矩行为,比如窃取政府和工业机密、操控间谍网,往往被人赃俱获地抓个正着,这让自诩高尚正直的英国和法国同行们七窍生烟。大使馆的译员就往往处在许多这样的丑闻的中心。

埃及就是德国强硬外交手段的最重要实践场所之一,柏林希望在这里讨好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领导层,同时又打击英国竞争者的霸权。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尽管这种统治是有名无实的)已经有近400年,然而在1882年,英国以保卫埃及的统治集团、反对一个图谋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为幌子,入侵了埃及,将这个国家占为己有。英国人并不就此满足,而是得陇望蜀。1906年5月,也就是普吕弗抵达德国大使馆的9个月之前,英国人利用西奈(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面积广大的半岛)的一起鸡毛蒜皮的外交争端,从奥斯曼人手中攫取了西奈半岛。这个事件让埃及人对英国的统治愈加不满,君士坦丁堡对曾经的盟友也是咬牙切齿。在开罗活动的德国人感到,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挑拨离间,让它们保持这种相互的敌意,对德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但或许,普吕弗在埃及首都要利用的最大资产是他在大使馆的直接上级——一位叫作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的传奇人物。

奥本海默比他的译员年长21岁,喜好交际,衣着时髦,蓄着八字胡,讲究吃喝、热爱生活,是个擅长风月的情场老手,热衷于赛马,在柏林的联盟俱乐部(德国政治和经济界精英的高档会所)是个颇有地位的人。奥本海默于1883年进入德国外交界。他很快前往叙利亚,在随后的60年中对近东一往情深并与它难舍难分。他是个业余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曾自掏腰包(他出身于银行业世家)在乡间组织考古探险。考古对奥本海默只是个业余爱好,但给他带来了很大成功。1899年,他在叙利亚北部的哈拉夫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失落的人类定居点之一(据说,就是由于这项发现,万宝龙公司用他的名字为一个钢笔品牌命名,在该公司的“艺术赞助者”系列中,除了奥本海默,还有查理曼、哥白尼和亚历山大大帝这样杰出人物的名字)。这位探险家最终于1896年在开罗设立了半永久性的基地,他本人也得到了德国大使馆领事部门的一个专员职位(尽管这个职位的具体职责并不明确)。

奥本海默伯爵(其实除了他的名片上印着伯爵头衔之外,没人确切知道他的贵族谱系)有好几个颇有争议的特点,让他和在埃及首都的外交同僚们迥然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他喜欢“入乡随俗”。这方面最明显的体现是,他喜欢穿着阿拉伯长袍四处游荡,住在城里一个本地人居多的区域,而且在风月场上也偏好当地人。根据肖恩·麦克米金的《柏林—巴格达快车》,“每年秋季,奥本海默从柏林回来之后,他的仆人领班苏莱曼就会给他找一个新的女奴(他把这些女奴称为他的临时小妾),这个女奴就会成为他的后宫的女主人,有两名女仆侍候,直到次年”。

但伯爵是个热情洋溢的天主教徒,除了热衷于考古、赛马和女奴之外,他还有个构想让德国在近东的竞争对手们感到特别讨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想要煽动伊斯兰圣战的熊熊大火,让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来个大洗牌。

他在开罗的领事部门上任后不久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在奥本海默看来,德国的主要欧洲竞争对手——英国、法国和俄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穆斯林群众,这些人因受到基督教殖民列强的控制而满腹怨恨。奥本海默提出,德国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尝试在伊斯兰世界搞殖民运动的欧洲大国,因此有一个特别好的机遇来利用这个局面,尤其是如果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话。奥本海默在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连串报告中称,假如发生全欧洲范围的战争,而德国能够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当局发动一场针对占领了他们故土的基督教殖民者的圣战,那么英国治下的埃及,或者法属突尼斯和俄属高加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德皇威廉二世对这个提议兴趣盎然。德皇在收到奥本海默的一些“以革命为战争手段”的论文之后,很快成了圣战设想的坚定支持者。威廉二世作了关照,将奥本海默(“我的令人生畏的间谍”)提升为驻开罗大使馆的法律总顾问,尽管这个官衔颇有些讽刺意味。

在万众期待的全欧大战到来之前,德国人在英属埃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奥本海默花费了大量时间——以及不少私人财产——来争取来自各行各业的反对英国统治的埃及精英:部族谢赫、城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人物。奥本海默的泛伊斯兰圣战思想研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在1907年,他又得到了另一个门徒——他的新下属库尔特·普吕弗。普吕弗已经腻烦了学术论文和古埃及皮影戏,现在在充满领袖魅力的长官的指导下,他感到,在阿拉伯世界闹个天翻地覆的机遇已经降临了。

普吕弗的阿拉伯语(尤其是发音)比奥本海默强得多,因此很快就成为德国大使馆和埃及首都形形色色的不满分子之间的关键联络人。普吕弗特别小心谨慎地结交埃及的赫迪夫(大致相当于总督)阿拔斯·希里米,他是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封疆大吏。英国人剥夺了希里米的所有权力,但仍然把他捧在宝座上,当作傀儡。希里米显然对这种安排心怀不满,普吕弗就竭尽全力地去煽动他的怨恨。两个德国宣传鼓动家的工作对象可不是仅限于开罗的不满分子。1909年初,普吕弗和奥本海默身着贝都因人的服饰,在埃及和叙利亚腹地大范围活动,努力在部落人群中推动泛伊斯兰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这两项事业。

但是能让万宝龙钢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人是不会走寻常路的。1910年底,冯·奥本海默伯爵令人意外地宣布:他要辞去大使馆的法务顾问工作,重拾自己挚爱的考古事业。伯爵决定,现在是时候去发掘他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哈拉夫遗址了,毕竟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被搁置了十多年之久。

开罗的英国当局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借口把奥本海默驱逐出境——但是只要快速地看一眼地图,就让人心生狐疑,因为哈拉夫遗址恰好就在筹划中的巴格达铁路沿线。奥斯曼政府承担了这项工程,旨在将君士坦丁堡与帝国最东端、据说富含石油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直接地连接起来。1905年,奥斯曼人不顾英法两国的竭力反对,将该工程及随之而来的慷慨的优惠权益交给了德国。

即便“德皇的间谍”已经改行考古去了,在埃及的英国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虽然走了,却在开罗留下了一位非常忠于职守且精明强干的弟子。

卡尔基米什发掘工作的指挥部设在离遗址约半英里的一座小院子内,先前是杰拉布卢斯村外围的一家欧甘草公司的库房。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接待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小群西方游客。他们在此地待了三年,其间不断地为原先的建筑添加新房间和仓储棚子,直到杰拉布卢斯“工作站”成了一个舒适而宽敞的家。劳伦斯渐渐将这个家视为圣殿。1912年夏季,在叙利亚海岸旅行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似乎已经离开杰拉布卢斯数月之久,渴望它的安宁静谧。”

但是,在近东,随着奥斯曼帝国加速走向土崩瓦解,安宁静谧已经和现实格格不入了。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了利比亚,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最终的结局是奥斯曼人战败。与此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人所剩无几的欧洲领地几乎丢失殆尽,在随后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君士坦丁堡几乎失守。前线的噩耗引发了层叠效应。到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第二次政变,彻底地夺取了政权,此时在帝国残余部分的全境,小规模的叛乱和分裂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四处蔓延,就连地区性的酋长和氏族领袖都感到,最终摆脱奥斯曼桎梏的时机到了。

曾经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叙利亚北部也受到了动荡时局的影响。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或者库尔德人,而土耳其人主要局限于奥斯曼权力机构在当地的代表、市长、警察和税务官。这种民族构成让劳伦斯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热爱高贵的阿拉伯人;对气势汹汹的库尔德人保持谨慎的尊重;而对残忍的土耳其人恨之入骨。1912年,当地的库尔德部落威胁要发动起义,而一度畏缩的阿拉伯人在杰拉布卢斯街头越来越公开地违抗和挑战他们的土耳其统治者。劳伦斯看到这些,感到相当满意。在劳伦斯看来,奥斯曼人对当地人的奴役主要是基于恐惧、腐败和笨拙无能的官僚机器对群众心灵的压榨。现在,奥斯曼人的统治在迅速地瓦解,很难相信他们能够恢复自己的地位。这种前景让他欢欣鼓舞。

但在叙利亚北部能够感觉到的还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动荡。欧洲列强还在大搞阴谋诡计,每个国家都在各处加紧活动,寻找打击竞争对手的机会。尤其是,臭名昭著的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的大驾光临清楚地表明,该地区业已成为欧洲列强日渐扩展的棋盘的一部分。奥本海默打着返回叙利亚的哈拉夫遗址(在卡尔基米什以东约100英里处)开展发掘的幌子,在1912年7月的一个下午拜访了杰拉布卢斯工作站。

“他面目可憎,”劳伦斯在给年纪最小的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对他没有客气——但他却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说,除了他自己的发现之外,卡尔基米什遗址是他见过的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发现。”

没过多久,劳伦斯和伍莱就开始听到关于伯爵在哈拉夫遗址的可疑勾当的传言,据说有成车成车的财宝被非法地运走,送往柏林。他们还注意到,巴格达铁路的施工多年来一直是懒洋洋的——在奥斯曼世界,工程进展慢得可以与地质变化的速度相比——但在奥本海默驾到之后,施工突然间加快了。工程进展神速,到1912年末,德国工程师及其先遣工作队已经着手处理铁路线在技术上最复杂的一段,即水流湍急的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栈桥。巧合的是,这座桥梁的地址就在杰拉布卢斯村附近。

在整个1913年和1914年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德两国工人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偏僻角落打着交道,时而友好,时而争吵。在杰拉布卢斯的德国铁路工人帮助英国考古学家把发掘现场挖出来的石头搬走,用于铁路路基的修筑。而德国人常常与当地工人发生摩擦,于是就请英国人——尤其是阿拉伯语非常流利的劳伦斯——帮助调解。德国人与当地工人的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优秀的工人常常跳槽到劳伦斯和伍莱那边,因为后者给出的工资更高,对当地人也更尊重。

不久之后,这两群人就成了战争中的死对头,而另外一条铁路——从大马士革南下70英里到达麦地那城的汉志铁路则将成为这场战争的中东战场上最关键的交通线。劳伦斯通过观察杰拉布卢斯的铁路工地学到的知识无疑会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几年之后,他就将会以破坏汉志铁路作为消遣。

1913年9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26岁的威廉·耶鲁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基弗油田干活。他是拉套管三人小组——拉套管就是拆解和堆放钻探用的套管,这差不多是油田上最苦的活计了——的成员。这时,一名信使策马奔来。几分钟后,基弗油田的副工头把耶鲁叫过去,交给他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电文非常简洁:“即刻到纽约报到。”

耶鲁于19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拿定主意从事什么职业,这时偶然看到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海外勤务学校”的招生启事,于是心血来潮就报了名。

“海外勤务学校”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包括四个月的高强度课程和研讨班,旨在向学员传授石油工业的方方面面,并向他们灌输“标准人”的理想。但这理想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到1912年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是国际商贸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企业,它的名字就是欲壑难填、为非作歹的资本家的同义词。

通过大股东约翰·d.洛克菲勒设计的凶狠策略,标准石油公司在之前的40年中已经彻底地主宰了美国石油工业,到20世纪初就控制了全国石油生产的近90%。在这几十年中,它还运营着一个由大量幌子企业和空壳公司构成的复杂网络,让所有力图打破垄断的法律工作者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最后,在1911年,也就是耶鲁求职的前一年,美国最高法庭宣布标准石油公司为非法的垄断组织,命令将它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

法庭的拆分法令究竟有没有真正终结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还很难说,但的确迫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更加专业化,有的专攻国内的地区性市场,有的专注于国际出口。在国际业务方面最活跃的是的新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人们常用它的首字母缩写socony来称呼它——也就是34个从先前的标准公司拆分出来的企业中规模第二大的公司。

在标准公司的其他子企业转向国内的时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却放眼全球,看到了很多急速发展的市场急需石油。为了协调和标准化在全球各地的营销手段,公司特地开设了海外勤务学校。激情澎湃的学员威廉·耶鲁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比他在预科中学和大学中见识过的都“远为有效,效率也高得多”。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领导层显然也很赏识威廉·耶鲁。课程结业后,耶鲁被留在公司,派到美国的石油生产一线去实地学习,为海外工作做准备。1912年的整个秋季,耶鲁穿梭于标准石油公司在中西部的各个油田,唯一任务是将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成周度报告,发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但无休止地参观油田很快就让精力充沛、闲不下来的耶鲁感到单调乏味。1913年初,他写信给纽约的上级,请求得到一份一线工作,理由是,如果要学习石油生意的话,最好的途径是实际操作,而不是仅仅观察。这封信无疑让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对他好感倍增。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竟然主动要求作为一名劳工去一线干活,这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最想要的那种员工。耶鲁很快被派到俄克拉荷马州西部新建的库欣油田,成了一名普通劳工。

在一段时间内,他非常喜爱重体力劳动。耶鲁一连几周都生活在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岭,辗转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多个油田,清扫钻探场地、铺设管道、搬运机器、搭建井架。他就这么干了几个月之后,收到了纽约的电报。

离开基弗油田三天之后,耶鲁走进了曼哈顿下城百老汇大街26号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大厅。他被带到13楼,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威廉·比米斯的办公室套间。耶鲁看到,已经有另外两个人在套间内等候,手里捧着帽子,恭恭敬敬地坐着,一言不发,而过分殷勤的比米斯向来回奔走的下属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指示。

“听着他向秘书口述命令,说到向上海运送煤油、关于送到印度某座城市修路用的沥青的合同,以及和希腊政府签订的向驻比雷埃夫斯的希腊海军提供燃油的合同,我如同在九霄云中。”耶鲁记述道。

比米斯最终转向等待着的三个人,告诉他们,总部挑选了他们三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海外任务;两天后,他们将在纽约港登上“皇帝”号轮船,前往法国加莱。随后他们将走陆路横穿整个欧洲,前往君士坦丁堡,然后在那里等待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办事处经理的进一步指示。最后,比米斯向三人强调,他们即将执行的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他们不可以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告诉任何人,也不可以泄露自己标准石油公司雇员的身份。他们将伪装成到圣地观光旅游的腰缠万贯的“花花公子”,他们的豪华的旅行方式让这种幌子颇具可信度:“皇帝”号是跨越大西洋航线上最新也是最豪华的客轮,而他们还将搭乘传说中的东方快车前往君士坦丁堡,一路上都是头等舱。

但对耶鲁的两个同伴来说,乔装花花公子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三人小组的组长希尔是个来自宾夕法尼亚炼钢厂的工头,生性粗犷不羁。鲁道夫·麦戈文将近30岁,是个地质学家,性格阴沉,不善交际。即便这两人能够装腔作势,让人相信他们是富家阔少——这很值得怀疑——他们也不像是会去圣经时代遗址朝圣的香客。他们装扮花花公子的明智策略就是尽可能避免和头等舱的其他乘客打交道。

威廉·耶鲁没有这样的困难。这次旅行对他来讲就像是回到了昔日的富裕生活。在“皇帝”号头等舱的乘客中有很多年轻人,都是美国工业巨头和大地主的子弟,起航去游览欧洲,因为这是他们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比较平和的冒险在几年前还是耶鲁自己理应享受到的。

耶鲁会记得,他的这次旅行有个特别之处。“皇帝”号是汉堡—美国航线的新旗舰,每到晚餐时间,船上的德国官员就会起立祝酒,庆祝“那一天”。耶鲁对德语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以为这个姿态是以一种古雅的方式欢送即将过去的那一天;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理解,这其实是一种暗语,德国人是在轻狂地期待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不到一年之后战争就爆发了。

1913年9月15日,也就是威廉·耶鲁在基弗油田收到命令他去纽约报到的电报的同一天,劳伦斯在阿勒颇(卡尔基米什以西60英里处)的火车站等待他的兄弟威尔。

劳伦斯在自己的四个兄弟当中,最亲近的就是比他只小两岁的三弟威尔。得知弟弟要离开英国去印度教书后,他就请求威尔在途中于叙利亚稍事停留。

虽然和威尔关系亲密,但他的这次拜访还是让劳伦斯颇有些焦虑,因为他自己一直被视为家中的浪荡子。他很容易想象,弟弟可能会被他身处环境的简陋吓一大跳,把这情况报告给在牛津的父母。劳伦斯其实不必担心。两人在杰拉布卢斯待了大约10天之后,威尔要返回阿勒颇,劳伦斯在当地的火车站给他送行。威尔在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这个离别时刻: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内德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火车开出车站,我看到他的最后一眼时,他穿着白色法兰绒内衣、短袜、红色拖鞋和一件白色的运动夹克,正在以贵族的姿态和比雷吉克总督侃侃而谈。

杰拉布卢斯一别,竟成了兄弟俩的永诀。

关于劳伦斯童年和早期岁月的许多细节来自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具权威性的两本书:johnmack的iaprinceofourdisorder/i和jeremywilson的ilawrenceofarabia/i。威廉·耶鲁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iittakessolong/i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库尔特·普吕弗的早期生活,donaldmckale的icurtprüfer/i一书几乎肯定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他的材料来自对普吕弗的儿子奥拉夫的采访。奥拉夫现已去世。

hogarthtopetrie,july10,1911,ascitedby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85.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23.

robertlawrencequotedina.w.lawrence,ilawrencebyhisfriends/i(1954edition),p.31.

劳伦斯家族姓氏的起源其实复杂得多。劳伦斯在1919年从他母亲那里得知,她自己也是非婚生子。她的出生证上的名字是萨拉·琼纳,到十几岁的时候才改用据推测是她父亲的那个人的姓氏劳伦斯。这种对姓氏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或许也能解释,劳伦斯自己后来为什么能毫无顾虑地使用假名,把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换成了约翰·休姆·罗斯,后来又改称托马斯·爱德华·肖。

thomas(chapman)lawrence(undated);bodleianmsengc6740.

lawrencetocharlotteshaw,april14,1927,citedbymack,iaprinceofourdisorder/i,p.26.

e.f.hallina.w.lawrence,ilawrencebyhisfriends/i(1954edition),pp.44-45.

h.r.hall,asquotedin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5.

mack,iaprinceofourdisorder/i,p.33.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p.65-66.

约49摄氏度。

hogarthtorobertgraves,asquotedingraves,ilawrenceandthearabs/i,p.18.

doughtytolawrence,february3,1909,ina.w.lawrence,iletterstolawrence/i,p.37.

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

库莱布拉水道是巴拿马运河的一部分。

为荷兰语,意为“魔鬼喷水”。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106.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103.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105.

mckale,icurtprüfer/i,pp.5;152;193-94n.5;233n.28.

关于一战前德国和威廉二世时代的历史,我主要参考了fischer的igermany’saimsinthefirstworldwar/i;macdonogh的ithelastkaiser/i;cecil的iwilhelmii/i,vols.1and2。

prüfer,ipersonalbogen/i,october24,1944;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20,roll2539,framee309975.

引自奥拉夫·普吕弗在未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中的译文,由trinaprüfer授权使用。

关于普吕弗与弗朗西丝·普吕弗(娘家姓平卡姆)的关系,见: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165,entry67,box379,filepf25794,attachment8。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218.

劳伦斯对理查兹的话,1918年7月15日,引自garnett的ithelettersoflawrence/i,p.239。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p.173-74.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崛起,我主要参考了aksakal的itheottomanroadtowarin/i1914;kent的ithegreatpowersandtheendoftheottomanempire/i;shaw的ihistoryoftheottomanempireandmodernturkey/i,vols.1and2。

lowthertohardinge,may29,1910,ascitedbyyapp,ithemakingofthemodernneareast/i,pp.183-84.

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0~1856.2)中,英国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俄国。

cecil,ithegermandiplomaticservice/i,p.102.

mcmeekin,itheberlin-baghdadexpress/i,p.25.

mcmeekin,itheberlin-baghdadexpress/i,p.22.

谢赫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常见尊称,意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

mckale,iwarbyrevolution/i,p.22.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217.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225.

关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及其分割,见:chernow,titan,andyergin,itheprize/i。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1,p.1.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