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明年冬天的发掘项目如果还有空缺，能不能安排一个叫作t.劳伦斯的牛津毕业生？他曾在卡尔基米什和我一起工作。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认可和喜欢他……我补充一句，他对饮食和生活条件没有任何要求。
——1911年，戴维·霍格思写给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的信
“我想，是该给你写封信的时候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在1906年8月20日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尽管这封信的文风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因为我写的所有信函都同样地不谈个人的情况。我努力去描绘的建筑物将会长存于世，比我们更长久，所以它们理应在我的信中占据更大篇幅。”
劳伦斯言出必行，在这封信的余下部分里没有谈及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甚至没有说到自己两天前是如何过18岁生日的。他极其详细地描述了他刚刚参观过的一座14世纪城堡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劳伦斯利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的暑假，在法国西北部骑自行车游览。就在不久之前，得益于设计革新和大批量生产，欧洲公众才开始大量购买和使用自行车。在英国，中产阶级骑自行车游览欧洲乡间一时成为时尚。但劳伦斯的旅行规模完全不同：行程近1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参观了诺曼底地区的几乎每一座城堡和大教堂。
劳伦斯写给在牛津的家人的信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地方的描述。他常常在信的开头简短地表达对母亲健康的关心，但他的绝大部分信件的主要特征是彻底的冷静超然，就像这封给父亲的信的口吻一样，仿佛是在作学术演讲。
在某些方面，这种情感上的克制对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成员来说并不罕见。劳伦斯所在的家庭中男性居多，有五个男孩，没有女孩，所以他们家或许格外地冷淡自制。但是英国中产阶级特别推崇自我克制和低调保守，孩子们被要求做到勤奋努力、尊敬长辈，而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万般宠爱，而是严肃审慎的宗教教诲和良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世界观简单朴素而安逸自得。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萌生激进的政治观念，而英国中产阶级仍然固守着一种更重视血统和口音而非挣得的财富的社会等级观念，这是一种严格地规定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种姓制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50年前更加严格。这种阶级分化虽然死气沉沉，但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他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怎样的提升。人们尽可能地通过“虔诚的美德”——谦逊、自立、勤奋和节俭来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当时人们最为坚信不疑的信条或许就是，大英帝国矗立于现代文明的巅峰，帝国的特别义务是通过贸易、圣经、枪炮，或者这三者的结合，去启蒙和教化世界上较为不幸的文化和种族。这种观念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但在中产阶级特别兴盛，因为帝国的主要管理者——中层军官和殖民行政官员——就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无疑这也促使这个阶层的家庭中出现了一种情感上的疏离；从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诫自己要坚强，因为他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将来可能会漂洋过海，前往帝国的一个遥远的前哨，或许几十年都不会再见面，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法重逢。
所以，在20世纪初长大成人的那一代英国中产阶级成员有着一种冷淡超然的特质，也就不奇怪了。劳伦斯的一个兄弟在多年后回忆他们的孩提岁月时曾不带一丝一毫讽刺地写道：“我们的童年非常幸福，我们几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但至少在一个方面，住在牛津波尔斯特德路的劳伦斯一家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让这个家庭的严肃气氛愈加突出。托马斯和萨拉·劳伦斯伉俪隐匿着一个令人咂舌的秘密：他们其实是一对逃亡者。不仅邻居们，就连他们的大多数孩子都对此一无所知。这个秘密的关键源自他们的姓氏：他们根本不姓劳伦斯。
托马斯·劳伦斯的真名是托马斯·罗伯特·泰伊·查普曼，曾经是英国—爱尔兰贵族地主阶层的重要成员。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这位未来的从男爵返回了爱尔兰，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韦斯特米斯郡的家族庄园过起了闲适愉快的绅士地主的生活。他娶了另一个富有的英国—爱尔兰家族的千金，不久就有了四个女儿。
但查普曼的镀金生活开始瓦解，因为他和自己幼女的家庭教师——一个叫萨拉·琼纳的24岁苏格兰女人有了私情。1888年初，查普曼的妻子发现丈夫的不忠时，萨拉已经和托马斯生了一个儿子，将他藏匿在都柏林一套租来的公寓房内，还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查普曼的妻子拒绝离婚，于是这位贵族不得不在两个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在维多利亚时代严厉而保守的法律和道德桎梏的束缚下，这个决定将会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他选择留在萨拉身边，托马斯·查普曼不仅会被剥夺绝大部分遗产，他的四个女儿将来也会因为家族丑闻的耻辱而很难嫁人。他和萨拉的孩子将更加命途多舛。作为私生子，他们会被很多高档学校和高级职业拒之门外，而如果他们是查普曼的合法后代的话，良好的教育和堂皇的职业原本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托马斯来说，最稳妥的办法当然是把萨拉送回她的苏格兰老家，为她和孩子们支付赡养费。在当时，女佣和主人“惹了麻烦”之后，这种安排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查普曼选择和萨拉在一起。
托马斯把家产让给了自己的弟弟，然后和萨拉一道，于1888年中离开爱尔兰，来到威尔士北部一个叫特雷马多格的小村庄，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这一对飘零鸳鸯使用了萨拉母亲的娘家姓——劳伦斯。这一年8月，萨拉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给他取名为托马斯·爱德华。
但劳伦斯和萨拉在威尔士也没法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他们依靠查普曼家族提供的一笔不算丰厚的年金为生，但一直害怕会遇见过去的熟人，于是劳伦斯夫妇开始偷偷摸摸地颠沛流离：他们很快又离开了特雷马多格，搬到苏格兰北部的一个更偏僻的村庄，然后迁往马恩岛，随后在法国一个小镇住了几年，然后在英格兰南海岸的一个僻静的狩猎小屋住了两年。这些地点原本就与世隔绝，在每一地，劳伦斯夫妇都租住在村庄外围，或者是有高高石墙环绕的房屋，托马斯与几乎所有先前的朋友断了联系，而萨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脱离家的安全和庇护。
“你们可以想象，你们的母亲和我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头，”托马斯·劳伦斯在去世前遗留下的一封信中向儿子们吐露了心迹，“我们一直担心会被认出来，然后我们的忧伤历史被大肆宣扬。”
考虑到劳伦斯夫妇持续不断的担惊受怕，1896年他们迁往牛津的决定一定是经历了一番痛苦折磨之后才作出的。他们第一次不仅要住在一个大城镇的中心，而且由于托马斯的贵族和教育背景，在这种地方是极有可能遇到老熟人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儿子们——现在有了四个儿子，第五个还在母亲腹中——在牛津会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最终能够进入牛津大学，于是劳伦斯夫妇决定赌一把。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的代价是，他们的家庭更加内敛了，孩子们的生活圈子与同学相比非常狭窄，但个中缘由是孩子们当时远远无法理解的。但是什么都瞒不了托马斯·爱德华。搬到牛津之后，八岁的托马斯·爱德华住进了他童年时代的第六个家。在波尔斯特德路居住的第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家庭的部分秘密。但他把事情都埋在自己心底，从来没有去质问父母，也没有把秘密透露给兄弟们。
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劳伦斯是一个特别聪慧但又文静的学生，不喜欢团队体育活动，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和自己的兄弟或少数几个密友待在一起。他嗜书如命，甚至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很多书，但同时又热衷于骑自行车和搞恶作剧。但他还有另外一面。到青春期早期，这个被家人和朋友称为内德的孩子就开始不断地测试自己耐力的极限，要么是看骑自行车最远能走多远，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要么是看不吃饭、不睡觉或不喝水能够坚持多久。这不是男孩子检验自己的一般项目，而是时间相当久的痛苦折磨。内德凭借钢铁般的意志，能够一直坚持到崩溃为止。他的这种习惯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他四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八年级）时的校长亨利·霍尔也注意到了。“他和同龄的男孩子不一样”，霍尔在回忆劳伦斯时写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就颇有些斯多噶派的作风，对愉悦和痛苦都不在意。”
这部分是由于劳伦斯的家庭环境越来越严苛。随着劳伦斯兄弟渐渐长大，萨拉作为家里的纪律管理者，一方面越来越笃信宗教，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经常体罚孩子。这可不是一般的打屁股，而是用皮带或枝条长时间地鞭笞。根据劳伦斯兄弟的回忆，最常被她鞭笞的是内德。这在母子之间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关系。内德坚持在被鞭笞时绝不哭泣，绝不求饶——他似乎为自己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感到高兴——这往往让体罚更加严酷，有好几次连通常是妻管严的托马斯·劳伦斯也干预进来，让萨拉住手。
大约15岁的时候，内德的发育突然停止了。他的所有兄弟最后都比他高大，他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矮小——按照不同的说法，他的身高是5英尺3英寸或5英尺5英寸——这让原本就很害羞的他愈加羞怯。大约同一时期，他开始对中世纪骑士的故事和考古学着迷。他开始骑自行车在英格兰乡间长途漫游，寻访教堂，拓下纪念铜牌上的铭文。他和当时最好的朋友一道，搜寻了牛津的各个建筑工地，寻找古物，还真找到了不少。这些古物，大多是16、17世纪的玻璃和陶器碎片，这些古物很快让内德来到了牛津中部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阿什莫林博物馆是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重点收藏东西方文化交汇产生的文物，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劳伦斯的人生。这个少年把自己在建筑工地发现的古物送到博物馆，得到管理员们的鼓励，于是就经常在放学后到博物馆来，并在周末帮助干零活。对劳伦斯来说，阿什莫林博物馆是通向牛津之外广阔世界的窗口，馆内收藏的文物让他经常读到的地方和文明都变得有血有肉。1906年夏天，他独自一人骑车游历诺曼底，参观城堡和教堂，这既佐证了他对历史的痴迷，也证明了他已经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
劳伦斯在中学成绩优秀，于1907年秋季被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主修历史学。他一直对军事史和中世纪有着浓厚的兴趣，计划撰写一篇关于中世纪城堡和防御工事的论文。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计划在1908年暑假进行一次足以令他先前在诺曼底的远足黯然失色的旅行，那将是一场行程2400英里、纵览法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类似建筑的自行车长途跋涉。在这次旅行中，他要么住在廉价公寓，要么在野外露营，从一座古堡或城堞前往下一座，常常每天要行进超过100英里。在每一座城堡前，他都要拍照、绘图，写下极其详细透彻的笔记，然后重新跨上自行车，继续前进。
起初，他写给波尔斯特德路的信和过去旅行中写下的同样冷淡，甚至乏味。但后来变了样。1908年8月2日，劳伦斯抵达艾格莫尔特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地中海。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描摹了这一天的经历，文采飞扬、激情四射。
“我今天在海里游泳，”他写道，“大海，全世界最伟大的海；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我感到，我终于来到了通往南方的路途，整个光辉灿烂的东方——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西西里、克里特——全都在那里，触手可及……噢，我一定要去那里——走得更远——再次远行！来到海滨，几乎让我欣喜若狂；如果明天能去希腊，我一定毫不犹豫。”
他简直像是在描述一次宗教意义上的心灵顿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这年秋天，他重返牛津校园后，开始酝酿一个新的也更为雄心勃勃的旅行计划，这个计划将把他带到在艾格莫尔特畅想过的最遥远的地方。最早听到他的新计划的人当中有一位叫作戴维·霍格思的先生。
霍格思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长期在近东工作和旅行，最近才开始担任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霍格思肯定早已从管理员们那里听到过劳伦斯的名字——这个羞怯的牛津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在博物馆活动，对考古工作兴趣盎然——但1909年1月的一个下午，身材矮小的劳伦斯走进霍格思的办公室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在游览法国诸多城堡之后，劳伦斯已经把自己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的设想作了极大的扩展。简单地说，单单研究欧洲中世纪的防御工事已经没有什么新意，而军事建筑研究领域的一个长久的谜团是，中世纪城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或者东方：是基督教十字军在入侵圣地的时候从他们的穆斯林敌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是穆斯林从十字军那里照抄了军事建筑的样式？劳伦斯向霍格思解释说，他建议对近东叙利亚地区的十字军城堡作一番研究，而且，按照典型的劳伦斯风格，不仅仅是参观一些有名的城堡，而是研究几乎所有城堡。劳伦斯计划在下一个暑假里进行这次长途旅行，而且是单枪匹马。
霍格思已经因为劳伦斯的矮小——他已经20岁，但看上去足像是15岁——吃了一惊，现在听了他的计划，更是瞠目结舌。劳伦斯提议的远征意味着要穿越沙漠和崎岖山岭，跋涉上千英里，这些地区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道路早已破败不堪。另外，夏季绝对是在叙利亚旅行的最糟糕时节，因为内陆的气温常常飙升到华氏120度。霍格思的一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作品中描述了这次谈话。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提出这些异议时，遇到的却是钢铁般的决心。
“我非去不可。”劳伦斯说。
“那么，你有钱吗？”霍格思问道。“你会需要一名向导，还需要仆人搬运你的帐篷和行李。”
“我打算徒步旅行。”
这计划越来越荒唐了。“欧洲人在叙利亚不能徒步旅行，”霍格思解释道，“那样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嗯，我可以的。”劳伦斯说。
这个小伙子唐突的决心让霍格思十分震惊，他请求劳伦斯至少征询一位真正专家的意见。这位专家是查尔斯·蒙塔古·道蒂，一位曾经涉足劳伦斯提议的大部分地区的探险家，他的著作《阿拉伯沙漠游记》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本权威游记。劳伦斯联系到道蒂之后，后者甚至比霍格思更反对劳伦斯的计划。
“在7月和8月，不论白天黑夜都炽热难当，”他在给劳伦斯的信中写道，“甚至在大马士革的海拔（超过2000英尺）也是如此。这是一片肮脏的土地，欧洲人很难找到舒适的生活条件。我认为，熟悉这一地区的人会告诉你，在白天长时间徒步行进是办不到的事情。当地人只知道自己的悲惨生活，对任何在他们国家漫游的欧洲人都抱有敌意，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隐蔽的敌意。”
为了防止自己说得还不够清楚，道蒂又继续写道，“你要走的路途太遥远。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一点点力量，没有任何能量支撑你走下去。缺乏食物、休息和睡眠很快就能让你的身体垮掉。”
这样的建议或许会让大部分人打退堂鼓，但劳伦斯岿然不动。对于一个习惯于测试自己忍耐力极限的年轻人来说，道蒂的信读起来像是在发出挑战。
他的外貌和身份的确很相符。公牛般粗壮的肩膀、布满老茧的双手、泰迪·罗斯福式的八字胡——威廉·耶鲁，1908年夏季受雇在库莱布拉水道工作的新任水准测量工程师，很容易就混入了潮水般涌向中美洲的数万名工人之中。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开掘巴拿马运河。
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猜得到，威廉·耶鲁其实没有任何工程学背景；他能得到测量工程师的职位和相应的高薪，是由于一位有着强大人际关系网的大学朋友的鼎力相助。更少会有人猜得到，这个21岁的年轻人——根据各方面的说法，他是个不知疲倦、从不抱怨的好工人——其实是在对自己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行动。他是美国最为富甲天下、美名远播的豪门望族之一的后代，而直到不久前，他还过着按照当时的极端标准也算是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威廉·耶鲁是美国典型的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富翁的暗黑反面，他是生来就口含银匙、享有极大特权的天之骄子。但是，在一眨眼的工夫里，他的这一切丢了个一干二净。
新英格兰的耶鲁家族于17世纪中叶来到美洲，是个地地道道的扬基望族，在250年间，通过航运、制造业和开发新大陆的所有财富，发财致富，资本越来越雄厚。耶鲁家族恪守长老会精神，同样相信慈善事业和教育；1701年，伊莱休·耶鲁，也就是威廉的曾曾叔祖，在纽黑文创办了以他们家族姓氏命名的耶鲁大学。
威廉生于1887年，似乎注定要子承父业、沿袭家族传统。他是实业家和华尔街投机商威廉·亨利·耶鲁的第三子，从小在斯派腾戴维尔（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西南端的峭壁）上的一座四英亩的大庄园长大。斯派腾戴维尔居高临下地俯视的曼哈顿和哈得孙河，素来是纽约的富豪阶层偏好的住地，足以逃避城市的喧嚣和烟尘，而耶鲁庄园是斯派腾戴维尔上最奢华宏伟的豪宅之一。在童年早期，威廉和他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在自家豪宅内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在曼哈顿最有名的舞蹈学校——多兹沃思学校学习跳舞和礼仪，在位于纽约州北布莱克河谷的带有森林的巨大家族地产上消暑。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威廉中学时期在非常有名的劳伦斯维尔中学就读，就在普林斯顿城外。
但从幼年时起，耶鲁家的男孩子就比纽约其他的豪门少爷们眼界更开阔。这要感谢他们的父亲。除了是泰迪·罗斯福的铁杆支持者之外——耶鲁家族是典型的进步的共和党人——威廉·亨利·耶鲁还很赞同罗斯福关于理想的美国人，以及“过度文明”（即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危险的观念。根据这种世界观，真正的男人应当是个粗犷有力的个人主义者，身体强健，学识渊博，既能够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或者在大草原上射杀大型野兽，也同样能够挥洒自如地在沙龙内与女士们交谈。为了把他的儿子们培养成这样的男子汉，威廉·亨利经常带他们去美国的荒野长期旅行，并保证让他们掌握狩猎、钓鱼、设陷阱的本领，同时还能够在斯派腾戴维尔的花园聚会上做到彬彬有礼。
“罗斯福式的男子汉”的理想似乎特别在他的第三子（与他同名）身上扎下了根。1902年，在劳伦斯维尔中学的暑假期间，14岁的威廉和父亲一起前往古巴，去游览这个新近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的岛屿的风光，并参观耶鲁家族最近购得的铜矿。中学毕业后，威廉没有直接去耶鲁大学就读——耶鲁家族的男孩子选择哪一所大学，自然是不消说的——而是等了一年时间，有一段时间是陪伴一位富有的朋友及其家人搭乘他们家的私人火车，游览美国西部。
但和劳伦斯一样，当威廉·耶鲁思考自己的前程时，想到家庭已经为自己安排了传统的人生旅途，不禁感到一丝恐惧。“我看到其他年轻人过上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既无趣又毫无意义，”他后来写道，“想到一天天、一年年又翻来覆去地做相同的事情，简直让我发疯。其他人能够一直居住在自己长大的城市，和自己从小就认识的姑娘结婚，住在自己家庭拥有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去他们父亲的公司上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完全无法理解。”
但很快就有人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1907年10月，华尔街的恐慌导致全国性的银行挤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几天之内就缩水近一半。很大程度上靠举债经营的威廉·亨利·耶鲁损失惨重，万贯家财几乎被一扫而空。威廉在耶鲁大学一年级那年圣诞节回家后，父亲告诉他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消息：这个19岁的大学生从现在开始必须勤工俭学，基本上要自力更生了。
威廉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很复杂的：对自己荣华富贵生活的骤然告终，自然是感到无比震惊；但同时也有一种解脱感。现在，追寻自己梦想中的冒险生活的机会来了。这年夏天，他从大学告假，乘船前往巴拿马。
在中美洲的6个月改变了他的人生。耶鲁的伙伴不再是名门望族的继承人和社交名流，而是一群鱼龙混杂、放荡不羁的来自各国的冒险家和流浪的建筑工人，这些粗野的汉子教会了这位破落贵族如何干活，如何痛饮。根据耶鲁自己的记述，完全是由于他母亲清教徒式的训诫，他才抵挡住了巴拿马城的纳瓦霍酒吧娼妓们的诱惑，保住了清白之身。
如果说巴拿马为他打开了人生的大门，但要继续走下去还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返回纽黑文读完大学之后，威廉·耶鲁发现自己身处窘境。“我的世界一落千丈。要想结婚和过上我自幼期待的那种生活，似乎完全无望。究竟如何挣钱，我一点概念没有……现在该做什么呢？我当时身无分文、债台高筑，对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内心里对世界非常恐惧。”
他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海外勤务学校”的招生启事。
1909年9月，穿越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以西炽热如火的平原的旅客，或许会看到这样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一个瘦如竹竿的年轻英国人，肩膀上挂着帆布背包，拖着沉重的脚步前行，后面跟着一队土耳其骑兵。
几天前，劳伦斯抵达了偏僻的山区城镇塞赫云，准备在那里悄悄地研究又一座十字军城堡。当地的奥斯曼行省总督对这个年轻的旅行者颇感惊奇，坚持要以伺候达官贵人的礼节来招待劳伦斯。劳伦斯被邀请到总督府，受到盛情款待。劳伦斯踏上前往阿勒颇的五天旅途时，总督还派了骑兵保护他。
“一个徒步的人却得到一队轻骑兵的小心护卫，这的确很有趣，”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描绘了这个小插曲，“当然了，所有人都认为，我要步行真是疯了，平均每隔半小时，我的保镖们就要请我上马；他们无法理解我对任何四条腿东西的偏见。”
那年夏天，劳伦斯在叙利亚的徒步旅行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段旅程从海滨城市贝鲁特开始，向南穿过黎巴嫩的群山，前往巴勒斯坦北部，历时3周。返回贝鲁特，休息几天之后，他又开始了更复杂也更艰苦的北上的跋涉。
这段冒险改变了他的一生。不论走到哪里，当地人都以万分惊愕和极度的慷慨大方欢迎他。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或者在家里过夜，尽管当地人一贫如洗，但很少会有人收他的钱。“对于漫游者来说，这是个美好的国度，”他在8月中旬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因为在这里，热情好客绝不是一句空话。”
他的家信中洋溢着先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在8月底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的口吻就像是想象自己的人生被旅行彻底改变的现代大学生一样：“我很难再变回英国人了。”
但与现代大学生不同的是，劳伦斯后来的确很难融入英国社会。
返回牛津后，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劳伦斯在波尔斯特德路家中花园里父亲为他修建的舒适小屋内艰苦地写论文。他的论文标题很准确，但不算吸引人：《12世纪前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
牛津大学历史系审读论文的教授们对他的原创研究评价很高——当时和现在一样，大部分论文其实多少都是其他人论文的摘要——于是向劳伦斯授予一等优秀奖，这是大学里最高等的评级，那一年历史系只有10人获得这项荣誉。这项荣誉让他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他新发现的目标——的热情高涨起来，大学还为他安排了一笔奖学金，好让他读研究生。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在牛津建筑工地的考古发现，劳伦斯早就对陶器有着特别的兴趣，于是他在研究生期间转向了陶器研究领域。研究“11～16世纪的中世纪铅釉陶器”听起来固然没有在叙利亚漫游那么激动人心，但这是他为自己构想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但这个构想不会实现了。1910年秋天，为了研究陶器而来到法国仅仅几天之后，劳伦斯得知，戴维·霍格思即将前往叙利亚北部，去主持大英博物馆在卡尔基米什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的启动工作。劳伦斯立刻放弃了在法国的计划，匆匆赶回牛津，试图劝说霍格思把他也带上。
他是个瘦小、病弱的孩子，生在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家。库尔特·普吕弗是柏林一位教师的独生子，在青春期之前，就患了一连串的病，包括结核病、肾病和白喉。白喉治疗的失败导致他的嗓音变得纤细轻柔。
他的父母——卡尔和阿格尼丝·普吕弗不是很喜欢这个病怏怏的孩子。父亲经常批评库尔特的所谓懒惰，而母亲对他很少有疼爱的表现，甚至根本不关心他。情感上的隔绝还不止这些。按照普吕弗的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库尔特在童年时代没有任何朋友，成长过程中唯一的情感牵挂就是比他年长好几岁的姐姐。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库尔特·普吕弗因为自己的嗓音在学校操场上无疑遭到过许多嘲弄，他长大成人之后最喜欢骂别人是同性恋，他会把整个民族怒斥为同性恋，甚至给自己已经结婚的儿子也打上这个标签。
与他的家庭生活精神上的贫乏形成对比的是，普吕弗生活在德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时代。1871年，也就是普吕弗出生的10年前，奥托·冯·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大获全胜，打破了几百年来德国诸侯林立的旧模式，打造出了现代的德意志国家。
在国家控制的社团主义结构下，德国迅速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发展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铁路、运河和公路的庞大网络四通八达。一系列保护工人权益的立法，以及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体制，让地球上曾经阶级划分最为森严的社会告别了旧秩序。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更使得旧的等级社会被进一步打破。大学教育一度是精英阶层的专利，现在中产阶级也能上大学了，到世纪之交，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来自中产阶级。
德国在国外的形象和权威也发生了同样戏剧性的变化。德国曾经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互相争斗的封建领地的混合体，欧洲的各个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撺掇这些领地鹬蚌相争，从中得利。现在，德国突然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德国已经迟到了，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仍然在非洲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德国甚至以光辉雄壮的姿态，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岛——差不多是地球上离德国最远的一个点——插上了自己的旗帜。
如果说是俾斯麦一手创立了现代德意志国家，那另一个人则真正把德国推上了国际舞台，并在此过程中点燃了库尔特·普吕弗这样的年轻德国人的激情。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登上了德皇的宝座。年轻的皇帝喜爱军服和好战的言辞，对欧洲其他王室非常怨恨。他决心要让他的国家不仅成为地区性强国，更要成为世界霸权。常有乱伦现象的欧洲王室圈子一直将威廉二世视为情感冲动但还可以控制得住的急性子，只要德国的真正统治权还掌握在沉稳的俾斯麦首相手中，其他欧洲国家就不是很担心。但当威廉二世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职，自己执掌独裁权力时，大家都担忧起来。没了铁血首相稳重的引导，身处阿谀奉承之徒和普鲁士军事精英的簇拥之下，威廉二世让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家，醉心于一种毒性很烈的民族主义神话，这种神话的根源既有一种被迫害的冤屈感，也有优越感：在历史上，由于其他国家的阴谋诡计，德国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太阳下的崇高地位”，现在要洗净这个巨大的耻辱，哪怕动武也在所不惜。
对于库尔特·普吕弗这样在这个历史性关头成长起来的男孩，几乎可以说是新的德国造就了他。1896年他进入中学时，德国引入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教学大纲，与欧洲的古典教育模式分道扬镳，改为强调灌输民族主义自豪感和国家及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来自柏林的生性孤僻、体弱多病的孩子成了这种观念的狂热信徒。库尔特断然摒弃了父亲的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还反叛父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视野，尤其是他们希望他子承父业，做一名教师。这个德国的“新人”——尽管父亲对他评价不高，但他其实聪慧过人、意志顽强——为自己设想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要去东方。
他憧憬东方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潮流。19世纪末互相争斗、不择手段的欧洲列强越来越倾向于将外交视为一种零和博弈——自己的两个竞争者之间如果达成了任何协议，都被认为是自己的直接损失，或者是对自己的威胁——但在威廉二世的疑心极重、偏执妄想的德国，这种倾向特别明显。纵观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友好的迹象越来越清晰——这三国的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德国的快速军事化感到恐惧——于是，“包围”在柏林越来越成了一个流行词。为了躲避竞争对手——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另一边是俄国——的包围，腹背受敌的德国需要在远方寻找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空间。希望最大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治下的东方。1898年，德皇以盛大的排场巡游了奥斯曼世界，所到之处都受到最高规格的欢迎和款待。于是，向东方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流行。对爱国的年轻德国人来说，近东一下子变成了值得向往的边疆。
但更吸引库尔特·普吕弗的是东方的异国情调。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在近东的考古发现令欧洲公众兴趣盎然，在德国尤其如此。从19世纪40年代卡尔·累普济乌斯对埃及金字塔的探索，到70年代海因里希·施利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掘，德国考古学家一直身处东方探索的最前沿，很多最伟大的发现都要归功于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们在上埃及的卢克索地区发掘墓葬，而阿道夫·埃尔曼在柏林大学成功解读了法老时代的象形文字，公众对东方的新一波兴趣引来了所谓的埃及学的黄金时代。这种狂热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普吕弗的心灵，就像后来宇航时代的开端让又一代人如痴似狂一样。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近东的冒险和发现的故事，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去那里。
如果库尔特·普吕弗不是拥有一种特殊天赋的话，那么这也永远只能是孩童的梦幻而已。他的发音有困难，但奇异的是，他是个语言天才，在几个月内就能把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学到接近流畅的程度。他在中学时就掌握了法语和英语，但这个年轻人的目标更为远大。
部分是为了安抚对他抱有传统期望的父母，20岁的普吕弗于1901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同时，他参加了东方语言的研讨班，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这是比较难学的两种语言。两年后，他完全放弃了法律学业，借口干燥的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前往意大利南部，学习意大利语。
但意大利毕竟不是东方，于是普吕弗在1903年夏季出航前往开罗。在随后的3年中，他又在东方作了两次长期旅行，一边读东方学的博士学位，一边给德国的文化杂志写游记来贴补生计。
或许恰恰是由于平民出身的刺激，普吕弗选择的研究领域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埃及的一种完全供劳动阶级娱乐的皮影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描绘了自己在开罗的瓦斯阿贫民窟的一家咖啡馆观看这种皮影戏的经历：
这家咖啡馆主楼层的边座和长凳上挤满了人，绝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的分子。在这里，赶驴人、脚夫和推着手推车叫卖的小贩摩肩接踵地坐着，安静地抽着大麻烟斗。上流社会的成员不敢涉足瓦斯阿贫民窟，生怕玷污自己的名誉。
在开罗的外国侨民当然也不会来到瓦斯阿贫民窟，所以这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几乎是能够瞥见埃及日常生活的唯一一个欧洲人。在瓦斯阿这样的地方，普吕弗还熟练掌握了阿拉伯口语，这种口语与上流社会讲的阿拉伯语差别很大，将来对他会有很大助益。
到1906年初，普吕弗站在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拿到了埃尔朗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原本很容易在德国找到一个大学教师的工作——那样的地位比当小学教师的父亲要高得多，这也可以算作对父亲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但他一心想回到东方。很快连续发生了两件好事，让他吉星高照，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那年冬天，他结识了弗朗西丝·埃塞尔·平卡姆，一个在柏林学习音乐的美国女人。平卡姆已经38岁，来自马萨诸塞州林恩的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维斯理学院，在遇见比她小13岁的殷勤有礼的东方学者时，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老姑娘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尽管平卡姆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在当年4月结了婚。普吕弗说服了新娘，夫妇俩应当迁往埃及，他在那里可以继续研究，或许还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身在林恩的平卡姆的父母对这个想法肯定无比惊恐，但他们的女婿很快就得到了冒险和晋身的良机。
普吕弗先前在开罗的时候，常与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结交，这些外交官对普吕弗熟练掌握古典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口语的本领非常赞赏。1907年初，大使馆的译员即将退休，于是大使馆询问普吕弗，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普吕弗当即满口答应。当年2月，普吕弗成为德国驻埃及外交使团的最新成员。
但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德国大使馆等待着这位其貌不扬的26岁学者。他将遇到一位导师，是曾经涉足中东的最有个性，但在英国人眼中也是最危险的人之一。
卡尔基米什遗址位于俯瞰幼发拉底河一个河湾的峭壁之上，恰好在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上。它周围是延绵起伏的平原，逐渐化为绿草茵茵的山麓丘陵，而西北方的远处巍然屹立着阿玛努斯山脉的群峰。这座俯瞰幼发拉底河重要渡口的峭壁在至少5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在公元前约11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达到兴盛的顶峰。当时，卡尔基米什是赫梯文明（以北面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中心）的一座主要城市，埃及历代法老和《旧约》的作者们都熟知这座城市。《圣经》中多次提及这座城市，包括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的一场战役。劳伦斯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小角落感受到了一种极强的归属感，他一生中对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劳伦斯以甜言蜜语说服了戴维·霍格思，加入了他的考古探险队，于1911年2月抵达卡尔基米什。作为探险队的初级助理，他的职责包括：在发掘进行时对现场进行拍照和绘图，以及对各种发掘物做记录。但他的工作范围很快就扩大了。长期在发掘现场的只有两个西方人，要监管大约两百名当地工人（霍格思虽然是整个项目的领导人，但只是间或亲临现场），因此劳伦斯很快就扮演起了建筑工头的角色。在这个岗位上，他发现自己具有天然的领导才华，这不仅让别人，就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
当然了，这部分是由于他是个欧洲人，地位比当地人高。在一种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下，欧洲列强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派为借口，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们手里强取豪夺，让苏丹们做出了越来越丧权辱国的妥协。到20世纪初，欧洲公民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这个国家对外国人来说真是太美好了，言语无法形容，”劳伦斯在1921年夏季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外国人在这里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样。”
但让劳伦斯成为领导者的不仅仅是他作为欧洲人的身份。他似乎瞬间就对东方产生了喜爱之情，与这种喜爱相伴的还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此时他的阿拉伯语已经很流利，在卡尔基米什更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语。他学习语言的方法是仔细询问工人，拜访他们的家庭，并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通过了解他们的民间传说故事、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以及确定复杂的氏族结构（它决定了地区性的效忠关系），劳伦斯渐渐摸清了叙利亚北部这个小角落及其人民的情况，他很可能比当时其他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更熟悉这个地区。
当然了，关注最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的工人们都来自附近的杰拉布卢斯镇，他们此前和西方人打交道时无疑总是泛泛之交和卑躬屈膝。他们肯定从未见过一个西方人肯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孩子、亲戚和祖先的名字，或者乐意接受邀请、光临他们的寒舍，或者对他们的仪式和风俗表现出真正的尊重。
劳伦斯还有一个地方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一般认为，欧洲人都是软弱或者娇气的，但劳伦斯截然相反，他可以在炎炎赤日下一连苦干好几个钟头，中途没有任何休息；他可以徒步或者骑马行进几天而毫无怨言，或者像一个当地人一样，泰然自若、听天由命地硬撑痢疾和疟疾带来的痛苦。对杰拉布卢斯的阿拉伯人来说，劳伦斯坚忍不拔、毅力顽强、生活朴素，不像个欧洲人，倒更像他们自己。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他们以强烈而持久的忠诚回报劳伦斯，因为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劳伦斯在叙利亚待得越久、受当地人接受的程度越高，他的思维和行为就越来越不像英国人。
在更深的层面上，他在叙利亚的时光让他开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先前的关于西方“启蒙和教化落后民族”的观点。他与一个来自杰拉布卢斯、叫达霍姆的年轻人的密切关系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达霍姆当时只有13岁，在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负责赶驴子。这个聪明而特别英俊的少年很快被劳伦斯提升为私人助理，两人密不可分，导致有人窃窃私语，说他们可能是一对情人。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劳伦斯在达霍姆身上看到了阿拉伯民族本质上的高贵（这种新观念有些过度浪漫化了），仰慕他们的苦行禁欲，认为那是一种脱离了西方式放纵的“朴素的福音”。
1911年，在从杰拉布卢斯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介绍了达霍姆，称其为“一个有趣的人”，说自己希望帮助达霍姆。在这封信中，他表现出了与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矛盾的观点：“好在这一地区还没有受到外国影响。如果你们看过法国影响造成的破坏，还有美国影响的恶劣后果——尽管没有法国人那么糟糕，你们就会希望，这样的影响永远不要扩张。半欧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恶俗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不曾受过欧洲影响的阿拉伯人要比他们强一千倍。外国人来这里是为了教诲当地人，但其实他们最好是向当地人学习。”
这不是考古学家一般会思考的问题。就连对自己的弟子非常钟爱的戴维·霍格思也从来没有确信，劳伦斯拥有学者的心灵或气质。劳伦斯很少有伦纳德·伍莱（他于1912年成为卡尔基米什的主管科学家）那样的人的极其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的精神。劳伦斯的主要兴趣在于这片土地，以及他周围的人们；他的激情就在于此。
这种激情给了劳伦斯一种独特视角，让他观察到了20世纪初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历史潮流：奥斯曼帝国的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目击这一历史大潮的大多数西方人都住在中东的城市。劳伦斯是少数目睹这一潮流在乡村的发展的西方人之一，而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子民都生活在乡村。
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早就被敲响了。奥斯曼帝国延续了近五个世纪，主要是因为它允许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在很大程度上自治，只要缴纳赋税，并向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效忠即可。19世纪，由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和通信与贸易的快速进步，这种体制开始分崩离析。世界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欧洲的工业国力量猛增，而本质上是靠温和地忽视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存活的帝国已经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到19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了“欧洲的病夫”。崛起中的西方列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它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