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会说法语，希望你能告诉我，因为我的法语表达十分流利，青少年时期一大半主要是在法国巴黎度过的。

既然你尤为关注如何画正在跑动中的人物，以便把这一技巧教授给修道院里的学生，我在信里附了几幅本人亲手绘制的草图，仅供参考。你不难发现草图系仓促成就，委实谈不上完美，几乎可谓不值一哂，但我觉得尚能示范一些你感兴趣的基本要领。不幸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恐怕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教学方法。你的水平已经相当之高，这是我深感欣慰的，但我不知道校长期待我能为其他的学生做点什么，依我之见，那些学生颇为弱智，实属蠢徒朽木。

不幸的是，本人是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怀有一定程度的钦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人们即将用一根通红灼热的烙铁烫他（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一个眼球时，他说的那句话不知你是否也谙熟于胸？他是这样说的：“火兄，上帝造你为美丽、强大而有用；我祈祷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绘画的风格与他这番话略有相似之处，可谓异曲同工。对了，我能否冒昧问一句，前景处的那位蓝衣少妇是否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当然我说的是刚跟你讨论过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自欺了一场。不过，这也时常发生。

希望你能明白，只要你一天是“古典大师之友”的学生，我便一天随时待命。坦诚地说，我认为你天赋极高，你若不出几年便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也丝毫不会惊讶。我断不会在这件事上虚言吹捧。我向你询问前景处的蓝衣少妇是否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也正缘于此。因为我觉得，如果确实如此，则你对自己新现天分的运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你的宗教情怀。不过，依我之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衷心祝福你享有充分、完美的健康。

心怀十二万分敬意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b“古典大师之友”教员/b

又及：我差点忘了我们要求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星期一寄到学校。你的第一次作业能不能画一些室外写生？尽量自由发挥，不要过分紧张。当然，我不清楚你在修道院里能有多少时间用来单独画画，希望你能让我知道。我尚要恳请你务必置办我推荐的那些绘图用品，盖因我希望你能尽快开始尝试油画。请恕我直言，我深信以你蕴藏的激情，是不能无限期地只画水彩，不用油彩的。我这样说是从一种完全客观的角度出发，而非存心惹人生厌；事实上，这是一种赞赏。此外，请把你手头所有过去的习作都寄给我，我非常想看一下。不用说，在收到来自你的下一个信封之前，我将会度日如年。

再问一个希望不至于冒犯你的问题，如能回答，我将不胜感激：你对自己的修女生活十分满意吗？当然是指精神层面。坦白说，研究各种宗教是我的一种爱好，这是自从读了“哈佛经典系列”的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本之后开始的，你也许也熟悉这些文本。我尤其欣赏马丁·路德，当然他是新教教徒。请不要因此而不悦。我不偏向于任何教义，只因生性如此。最后说一句，请别忘了告诉我你的会客时间，据我所知，周末我一般都可以休息，也许哪个星期六我会碰巧去离你不远的地方。如果你略通法语，也请别忘了告诉我，因为实际上我用英语表达的时候几乎是词不达意，这跟我从小所受的芜杂粗糙的教养有关。

大约凌晨三点半的时候，我走到大街上，把给艾尔玛嬷嬷的信和画作寄了出去，随后，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我用发麻的手指脱掉衣服，一头栽到床上。

就在快要入睡前，尤申拓夫妇卧室里的呻吟声又隔着墙板传了过来。我想象一大早，尤申拓先生和他的夫人一起来找我，要求我、恳请我倾听他们的秘密，包括最小、最可怕的细节。我眼前浮现出整个场景。我们坐在厨房里，我被他们一边一个夹着，听他们说话。我双手抱头，听啊，听啊，听啊——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就把手伸进尤申拓太太的喉咙里，拿出她的心，握在手中温暖它，就像温暖一只小鸟。然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会把艾尔玛嬷嬷的画给他们俩看，他们便会一起分享我的喜悦。

真相大白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但幸福与喜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幸福是固体，而喜悦则是液体。那天一早，当尤申拓先生走到我桌子边，放下两个新学生的信封，我的喜悦已经开始从容器里往外漏了。我当时正在修改班比·克莱莫尔的画，挺心平气和，一面惦记着给艾尔玛嬷嬷的那封信，知道它此刻正安全地躺在邮包里。但是这世上竟然还有比班比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没有绘画天分的学生，对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我实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感觉自己要抓狂了，便点了一根烟，这是我加入这个教师队伍之后第一次在教员室里抽烟。香烟似乎有点儿帮助，于是我继续修改班比的画。我吸了还没有三四口，就感觉到尤申拓先生在看我，虽然我根本没有抬头。接着，我听到他的椅子往后挪的声音，肯定了自己的感觉。像往常一样，我站起身迎接他的到来。他向我解释说，他本人对抽烟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啊呀，这个学校的政策是反对在教员室抽烟的，他还是他妈的压低嗓门跟我说的，真是烦透了。我赶紧不停地道歉，他则非常大度地一挥手，打断了我，然后走回到他和尤申拓太太的那一角。艾尔玛嬷嬷的下一个信封要等十三天以后的那个星期一才到，我怎么才能熬过这十三天而不至于发疯呢，我是真的慌神了。

那天是星期二早上。这个工作日剩余的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的工作时间我全都埋头苦干。我把班比·克莱莫尔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画一一拆开，然后重新组装，彻底改头换面。我为他们俩各自设计了几十幅不太正常的练习图，颇带侮辱的性质，但很有指导意义。我给他们写了长长的信。我几乎是在哀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且把他的讽刺搁到一边，先过段时间看看。我竭力委婉地请求班比，能不能暂时别再画任何标题类似“宽恕他们的逾越吧”这样的画。到星期四下午，我感觉还不错，有点儿神经质，然后我开始着手处理另外两个学生。先拿起来的一个是美国人，来自缅因州的班戈市，他在问卷里洋洋洒洒、十二分真诚地说他最喜欢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称自己是写实主义的抽象派。

至于下班时间，星期二晚上我坐公共汽车去了蒙特利尔的市中心，走进一家三流剧院，看了一场动画片，是个为期一周的动画节的节目。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目睹老鼠黑帮用香槟瓶塞轰炸一群前赴后继的猫。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垫子放到一起，把其中三个摞起来，试着靠记忆复制艾尔玛嬷嬷画的基督的葬礼。

我忍不住想说星期四晚上很特别，或者也许可以说是恐怖，不过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恰当的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星期四晚上。吃过晚饭，我离开学校，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也许是看了场电影，也许只是走了很久，我不记得了。一九三九年那年的日记就只有这一天让我失望了，因为我寻找的那一页是完全的空白。

然而，我知道为什么那一页是空白的。不管那天晚上我去了哪里，回来的路上——我确实记得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那家矫形器材店的橱窗里亮着灯，我探头去看。这时，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我被一个念头强行击中了：也许有一天我终于学会如何生活，但是无论我学得有多酷、多明智、多优雅，我至多只是一个参观者，而我参观的只是一个放满了搪瓷尿壶和便盆的院子，一旁立着个木头人体模型的偶像，身上拴一根打折疝带，对这个念头我当然只能忍受几秒钟。我记得自己飞奔上楼，逃进房间，然后脱掉衣服钻上床，日记本都没翻开，更别说记什么东西了。

我醒着躺了几个小时，浑身发抖。我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呻吟声，强迫自己去想我最棒的学生。我努力想象去修道院跟她见面的一天。我看见她朝我走来——我站在一道高高的铁丝围栏后面——一个害羞、美丽的十八岁的姑娘，她还没有最后宣誓，所以还有还俗的自由，可以跟随她自己选择的彼得·阿伯拉尔类型的男子。我看到我们俩慢慢地、一言不发地朝远处修道院的一方绿地走去，在那里，我突然伸手毫无邪念地搂住她的腰。这个场面太让我心醉神迷，以至于无法定格，最后，我放弃了，沉入睡眠。

星期五早上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努力工作，在透明纸上修改那个缅因州班戈市的学生的画，他在昂贵的亚麻布纸上画了一片森林，故意把树弄成象征阴茎的样子，我则试图把它们改成可供辨认的树。快到四点半的时候，无论是我的大脑、灵魂，还是身体，全都感觉迟钝麻木，当尤申拓先生走到我桌子边的时候，我也只是半欠着身子表示站起来。他递给我一件东西——他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就跟服务员递菜单一样。这是艾尔玛嬷嬷所在修道院的女院长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通知尤申拓先生，齐默尔曼神父鉴于事态之无法控制，不得不收回允许艾尔玛嬷嬷在“古典大师之友”学习的决定。信的作者说，这一计划改变若给学校造成任何不便或困惑，她深表遗憾。并诚恳地希望学校将第一笔十四元学费退还给教区。

多年来我一直深信，那只老鼠离开火烧摩天轮的现场，一瘸一拐往家走的时候，肯定已经有了一个怎么把猫干掉的万无一失的新计划。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修道院女院长的来信，然后直勾勾地盯着信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我突然摆脱了它，径直开始给我另外那四个学生写信，我劝他们趁早打消当画家的念头。我向他们一个个地说明：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培养的才能，这完全是在浪费你们自己和校方的宝贵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信发了出去。这样做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但就是那短暂的瞬间感觉确实很爽。

到该列队上厨房吃饭的时候，我说抱歉我不吃了，我说我身体不舒服。（一九三九年那会儿，我说实话不如我撒谎的时候来得自信——所以我敢肯定在我说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尤申拓先生看我的眼神是带着怀疑的。）然后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一个垫子上坐下来。我坐了一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盯着百叶窗上一个漏进阳光的洞，既没抽烟，也没脱掉外套或者把领带拉松。接着，我突然站了起来，拿出一大沓子我自己的活页纸，给艾尔玛嬷嬷写了第二封信，把地板当作桌子。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下面是直接按底稿抄录的原文。

蒙特利尔，加拿大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九年

亲爱的艾尔玛嬷嬷：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里说了什么令你厌恶或者让你感觉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以至于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陷你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是这样，我恳求你至少给我一个机会，收回我的冒昧之言，这些都是源于我满腔热诚地希望在跟你保持师生关系的同时也能成为朋友。这个要求过分吗？我觉得应该不算过分吧。

事实再简单不过：如果你不继续学习一点儿绘画的基本功，则你这一生只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非常糟糕。你意识到这有多严重吗？

有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迫使你退学，因为他认为这会影响你做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得不说，从各个方面来讲他都过于草率。这不会影响你做修女。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心怀不轨的修士。做艺术家最坏的一点也不过就是你会时常感觉不快乐。然而，依我之见，这不是什么悲剧。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很多年前，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去跟母亲碰头吃午饭的路上，这是她病了很久之后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是欢天喜地地走在路上，突然间，就在我走到雨果大道上的时候，那是巴黎的一条大街，我撞上了一个没有鼻子的路人。我请你琢磨一下这个细节，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这个细节是极其意味深长的。

也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终止绘画学习是因为你的修道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你的学费。我真希望事实如此，不仅因为这样我可以松一口气，而且也是出于实际考虑。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只要你说一声，我自然会愿意无限期地免费提供教学服务。我们能就此事深入讨论一下吗？我能不能再问一下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期？我可不可以下周六下午，六月六日，去修道院拜访你？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具体要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我迫切期待你的回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你忠实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b“古典大师之友”教员/b

又及：在上封信里我曾随意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的蓝衣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还没给我回信，那就请你对这个问题继续保持沉默吧。有可能我错了，而我也不想在我生命的这个时刻执拗于让自己经历没有必要的幻灭。我宁愿置身于无知的黑暗之中。

直到今天，就是这会儿，只要一想起我曾带了件晚礼服去那个美术函授学校，我还是会忍不住一哆嗦。但我确实是那么干了，而且写完给艾尔玛嬷嬷的信，我就把那件晚礼服给穿上了。整个事态似乎要我一醉方休才是，而我那个年纪还从来没喝醉过（因为害怕过度饮酒会让那双得过三个一等奖的手发抖），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刻，不得不穿得正式一点儿。

尤申拓夫妇还在厨房里，我溜下楼，给温莎酒店打了个电话——鲍比的朋友，x妇人在我离开纽约前曾经向我推荐过这个酒店。我订了一个晚上八点的一人座。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我穿戴整齐，把脑袋从门边探出去，看看会不会有哪一位尤申拓正在巡逻。反正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着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就赶紧下楼走到大街上，准备叫出租车。给艾尔玛嬷嬷的信放在礼服的内袋里。我打算吃晚饭的时候再读一遍，最好是能就着烛光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连出租车的影子都没有，更别说空车了。这一路走得很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凡尔登完全不是一个讲究衣着的地带，我敢肯定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盯着看我一秒钟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审查的目光。最后我走到那家午餐酒吧，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我进去大吃科尼红肠热狗的地方，我决定让温莎酒店的订座见鬼去吧。我走进酒吧，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前，左手按着我的黑色领带点了汤、肉卷，还有咖啡。我希望其他的顾客会把我当作正要去赶工的餐厅服务员。

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我拿出那封还未寄出的给艾尔玛嬷嬷的信，又读了一遍。内容感觉有点儿单薄，于是我决定赶回学校再把它夯实一下。我也考虑了一下拜访艾尔玛嬷嬷的计划，心想要不要那天傍晚就去把火车票订了。我揣着这两个念头离开了酒吧，快速往学校走去——这两个念头都没能让我真正打起精神。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知道以下这段陈述会让人感觉极其不舒服，就像某个刻意的铺垫。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即将描述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仍然觉得那是非常超验的一段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给人留下正宗神秘主义的印象，哪怕只是接近所谓神秘主义。（不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等于暗示或者干脆说：圣方济各与某个喜欢在星期天亲吻麻风病人的神经紧张者，这俩人在精神之旅的方向上的差别仅仅是纵向的差别。）

夜晚九点的暮光中，我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学校走去，矫形器材店里亮着一盏灯。我很惊讶地发现橱窗后面有个活人，一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体格壮实的姑娘，穿着一条绿黄紫相间的雪纺绸裙子。她正在换一个木头人体模型上的疝带。我走近橱窗的时候，她显然刚把旧的疝带拆下来，夹在她的左胳膊底下（她右半边脸对着我），一面给模型绑上新的疝带。我站在原地看她，着了迷，直到突然间，她感觉到有人在看她，然后她发现了我。我赶紧对她微笑——向她表示这是一个毫无敌意的穿着燕尾服的人，站在玻璃那一头的暮色中——但是无济于事。这个姑娘完全乱了方寸。她满脸通红，换下来的疝带掉在地上，她向后退了一步，正踩上一堆医疗冲洗器具——她的脚打滑了。我立即伸出手，指尖撞在玻璃上。她重重地一屁股摔在地上，像溜冰滑倒似的。她马上站了起来，没有抬眼看我。她的脸仍然通红，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捋，然后继续给模型绑疝带。就是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突然间（我相信我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太阳出来了，以一秒钟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瞬间升上我的鼻梁。我眼前一片白光，非常害怕——不得不伸手按住玻璃橱窗，以免跌倒。这一经历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恢复视力，那个姑娘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堆闪闪发亮的、精致而又无比神圣的搪瓷之花。

我倒退几步离开玻璃橱窗，然后在这条街上走了两个来回，直到膝盖不再发软。接着，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路上经过橱窗时不敢再朝里看一眼。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在日记里用法语写下短短的一行：“我还艾尔玛嬷嬷以自由，她要按她自己的命运向前。世人皆修女。”（toutlemondeestunenone.）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给我那四个刚被开除的学生各写了一封信，恢复他们的学籍。我说是行政部门出了差错。这几封信一蹴而就，几乎都不用动脑。可能跟我在写信前到楼下搬了张椅子上来有关系。

“古典大师之友”不到一周之后就关门了，提这个可能有点儿扫兴，原因是注册手续不合规范（事实上是根本就没注册过）。我打点行李，去了罗得岛投奔我的继父鲍比，在那里大概过了六到八个星期，直到美术学院重新开学。我在罗得岛上的时间主要用在研究夏季出没的动物中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姑娘。

对也罢，错也罢，我再没有跟艾尔玛嬷嬷联系过。

不过，我偶尔还会收到班比·克莱莫尔的信。最后一次收到她的信，听说她转攻设计原创圣诞卡。要是她还保持原有风格的话，这些卡片倒是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