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从较场口的办公室下班，站在十八梯石坎顶端，感到身体失去了重量，像一个现成的天使。
失去身体的感觉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大半年以来，我在报社做夜班编辑，隔两天要熬一个通宵，清晨在白蒙蒙的天光下回家，头和脚步轻飘。过了几个月，身体需求越来越少，饭量下降，性欲几乎消失了。我不再去跳舞，晚上小絮偶尔的暗示会让我不耐烦。有时觉得这是一种安心的状态，似乎渐渐摆脱了自己的肉体，灵魂独自生活，像我少年时代想要的那样。
但身体能承担的也越来越少。爬上租住的五楼觉得很累，赶不上身前的老年人；傍晚上班时爬十八梯的石坎到报社，更费时良久，像一个衰弱起皱的老年人，要在途中歇几次，让落后的呼吸跟上来。呼吸本身成了很大的负担，像一种强加给我的东西。
歇气中有时想起阶梯的譬喻。前几天我跟陈天、李影一起从解放碑大都会顶楼“外婆桥”回来，宴请的主角是陈芬，主题是向大家介绍陈芬耍的朋友。这是沈文明去世之后大家第一次聚餐。本来也喊了吴海子，他当了晨报的编委，值班看大样脱不开身。
“陈芬还是个官哦。”回来的下坡梯坎上，我问陈天。
“她是市纪委的一个处长。”
我走在他前面，边下阶梯边说：
“像吴海子跟陈芬他们，站在比我们高一级的阶梯上，我们伸出手来可以拉住，甚至关系还会很亲密。而我们的手往下伸，又会拉到比我们低一级阶梯的人。我们和两边的人都是好朋友，可是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他们隔了两级阶梯。”
“同样，吴海子他伸出手能够够到的人，我们也够不到。所以有人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但人生的阶梯又是分明的。”
陈天没有回答，只顾注意踩着生了苔藓的梯坎，似乎我多余的话，给这场散步添了小小的冷场。这在我们当中是不常出现的。
或许是我的话不合适，或许他只是在回想，刚才聚餐上见到陈芬耍的朋友，是沙坪坝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看上去微微有些发福，两人就要结婚了。这是沈文明去世一年半后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天陈天的话显得很少，只是感谢陈芬帮李影找了在鱼城的工作。
在十八梯顶端，我一时没有迈步下坎，担心自己一脚踩空，会脱离地面飞起来，到达没有重量的地方，背上甚至长出透明的翅膀。就像我有一次对陈天说的：没有这根阳具，我就是个天使。
这是以前没有的身体感觉，它一直在那里，是一副我没法撂下的担子。像刚到鱼城，和报社司机小黄从菜园坝取回上海托运过来的书，小黄搭把手卸在地上就离开了，我独自搬着蛇皮袋上七楼，在来去的十几趟中，淌着黏稠的汗水，领受着经过的人猜疑的目光，像是支取了出生以来所有储存的力气，却只是开头。
夜班之前的日子，和陈天、万群他们走在去金竹宫的路上，几个一起分来鱼城的外地研究生，据说是报社专门决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成果。万群说到头天一个大款师兄来，请他去了牡丹夜总会。
他讲，那个“妹妹”像女学生，特文静。他问她一月能挣一万多吧？她说哪有这么多，也就是五六千。“你划得来？”“那你让我干什么？”她叹气，“能当‘妈妈’就好了，一个月两三万。”忽然反问：“你愿不愿当‘鸭子’？找钱比‘妈妈’还高。”女人又笑，打量他：“可是当鸭子也要条件，一要能侃，二要能干。”万群的体型那时还清瘦，算不上能侃又能干。
“今晚跟我走啊。”他尽量老着脸皮说。他第一次进夜总会可没这么出息。人家问他“怎么来的”，他竟说：“同学带我来的。”他从此没忘过这句回答。小姐微笑了：“我大姨妈来了。”
“大姨妈是啥子？”我的问题让大家笑了起来，跟着我就似乎明白了，脸上似乎有些红了，只是又想：为什么不待见大姨妈呢？母亲没有亲姐妹，谈不上对姨妈印象的好坏，只能说当初读《红楼梦》，对薛姨妈的形象不是很感冒，生了一个呆霸王，又加上有心计跟林妹妹争对象的女儿。脸红的感觉很快消退了，让位于另一种留恋的感觉：这样散步的小小队列不会有许多次，由于小絮在这里，他们并不带我，去哪里并不重要。
万群说大姨妈只是借口。“小姐一般不愿意跟你走，怕不安全。”眼下去金竹宫跳个舞，就简单得多了。这是我的初次，类似“开处”，他们却是有规律地去。那里的优势是实惠，能够摸到真东西，而且不是《在细雨中呼喊》中两个少年所谓的真东西，却花不了几十块钱。
那是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从道门口附近街面往下走，一条甬道长长下降，壁上挂的小灯有几分诡秘，地底传来的音乐声含有惶恐，我们像在走向一个巨大的、出自历史的仪式深处。到达底部是黑压压的人群旋涡，一种喧闹且浮动的东西像烟一样笼着，其中确实含有大量的烟。舞场是两部分，一边是茶座，一边是舞池，买了五元钱的票之后，撩起帘子进入舞池，最初一刻什么也看不见。
这个庞大的空间无从把握轮廓，沉在黑暗的海底。眼睛渐渐适应了，人的轮廓显现出来。我发现不少的人和我一样，站立着等眼睛适应，然后迈入黑压压的人堆之中，中心的人在挪动，这是一个庞大的中心，体毛那样紧紧纠结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单个的人。而边缘在四处游动，一群群男人来去像虚无主义者，穿过大量站立等待的舞女。他们交换着冷静的眼光，成交者示意，就拉起手加入中心。我惊讶于这里无数的女性，如果男性也是无数的话。这原来是个巨大的交合仪式呵。中心那里的动作暧昧不清，我心情紧张，在人群中徘徊，手指在裤兜里按着纸币，已变得汗津津。
我的前途莫测，直到第一个女性主动招呼我，她看上去温柔可亲，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她的话语和臂膀消化了我的不安。按照同事们的嘱咐，在她的引导下，我很顺利地摸到了她的乳房，这是一只丰满的乳房，并没有下垂，然后又是一只，它柔和的形状像一个岛，一下就让我彻底地平静，忧虑都退到模糊的远处。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厂里看仓库的文员，由于工资太低出来跳舞。她还在参加大专自学考试，前不久刚过了两门。我对她说自学考试很难的，不如上函授。她说函授贵，反正慢慢考。她打了点香水，但并不讨厌。周围的气息复杂浓烈，暗中大型空调在呼呼转动，音乐甜美，催眠着人的嗅觉和听觉，明知暧昧，却聚集不到生理反感的程度。
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实冷静地想，肯定有。手心和胸脯上的黏液，在核心的昏暗灯光下，忽然看见一个舞女在为舞客手淫。那时全部的恶一起苏醒，这里的本质显露，霎时无法忍受，推掉怀中的异性，草草付了钱跑走。黑暗中的她感到突然，困难地辨认钞票。但我无法摆脱尚在旋涡中的伙伴们，一个人走出甬道。我有些反感下身，但被乳房的曲线组成的天际线吸引。乳房是人头上空的救生圈。
我见识乳房的数量迅速增长，进入一个磅礴的世界，童年的我也从来梦不到这么多只乳房，它们满空飞舞，挑起对饱满的、柔软的、俯就的世界的渴望，绝望地永无止境。五十年前，在俄罗斯边疆地区一栋癌症病房楼里，患乳腺癌的少女阿霞把乳房悬垂在少年焦姆卡脸上：“你吻吻它吧，吻吻它吧。”她流着泪，第二天它将被扔进垃圾堆。对那一刻的少年焦姆卡来说，他尝试了人生全部的温柔和残酷，这对一个孩子是否太重又太轻了？
这大概是一个地下指挥部吧，一个历史场所，现在却埋藏了鱼城快感的秘密。那样壮观的场面，对我而言没有再现过，即使我之后还去了多次，当初的震撼却消失了，我成了烟雾弥漫下攒动人头中的一员，无从分别。也许是场面太过庞然，金竹宫后来由于消防问题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同事们无所事事，直到偶然听说了新的地点食品舞厅。在那里，我意外与小芹重逢了。
烟气浮动的灯光下面，她在一排穿着单薄等候客人的女孩当中，个子显得细高，似乎并不适宜出现在这里。我们的眼光相遇，最初都霎时避开，或许出于震惊和尴尬，怎么会在这里？我想过在什么地方和她擦肩，朝天门码头或是解放碑的路面，停下来搭讪两句近况，又匆匆作别；为什么是在这里，彼此以这种身份？没有别的舞客向她伸手，也许和周围的女孩相比，她单薄的身体实在不算性感。她正要往回走，我邀请了她。
我们像其他舞伴一样搂在一起，慢悠悠地转着，没有说话。她的身体温顺地贴着我，和其他舞女的温顺没有两样，这就是当初我在宿舍楼顶和水房魂牵梦系的身体，没有了那份躲闪和疏远，但又显出迟钝。虽然在我怀里，却似乎离得更远，带着某种烟气和汗意，变成了另一个身体，我搂着的小芹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两曲终了，我给了她二十块钱，她回到了候客舞女的队列里，我随便再找了一个舞女跳了两曲。过了一会儿我再去找她，一时没有找见，疑心她走了，后来灯光变亮，她从舞池中间退了出来，和一个舞客分开，轻轻往衣兜里塞一张钞票。我又邀请了她，跳完一曲之后，就跟她到旁边的长凳上去坐着，问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似乎她不该先问我为何来舞厅找乐子似的。这是我们在舞场里说的第一句话。听到她的回答时，我似乎有一种释然又可惜的感觉，她的声音没有变，仍旧是那个在水房的滴答声中让我感到心中一动的声音，似乎在烟气的熏染下预先获得了某种豁免权。
她说，自己离开报社印刷厂之后，有好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在鱼城漂着，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到一个也是湖北过来的女孩那儿去挤。那个女孩在朝天门布店售货，自己没多久辞了职，介绍小芹顶了她的岗位。布店里一月挣七八百工资，一天站柜台的时间太长，下班之后基本只能睡觉了。干了一年，她觉得实在没意思。到鱼城以来的几年经历，和当初出来的想法不一样。那年她从宜昌上船，带着一股离家出走的快意，坐着上行的轮船来到朝天门。看到岸上高低矗立的灯火，还有“鱼城港”几个显眼的大字，好奇这个城市的灯光位置都特别高，整个建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顺着石阶一步步爬上去，就有了很多的憧憬，心想自己会够到解放碑的灯火，没想只能停在南岸和下半城的位置，在气息憋闷的车间屋顶下或者灯火暗淡的马路旁边求生活。一天手里拿把塑料尺子，除了量布就是裁布，有时还要从车上帮忙卸布，觉得自己的双脚被粗糙的布匹缠死，失去了知觉，身体要被布裹起来，像在乡下夭折的女孩子，年纪轻轻地下葬了。她不甘心这样，找不到出路，又不愿意回家去面对继母那张从来没有挂上去过的脸。
后来她发现，当初介绍她去店里的姐妹虽然不上班了，却手头宽绰，经常请她吃饭，没事就去逛解放碑大都会。问她才知道，可以晚上到舞厅去跳舞，好耍，又能来钱。小芹担心自己不大会跳舞，姐妹说也不需要会跳，小芹不大相信这样的事。后来周末跟着去了一天，看了半场，才明白，心里觉得这样的事自己做不来，脸红。姐妹说头两回脸红，后两回就习惯了，也没啥，里面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清你。主要是来钱快，一首曲子就五块十块的，又不费力。想到在布店里一天十个小时地站着，一月七八百块的工资，这里小姐妹一晚上就能挣一百多，能到解放碑吃东西，逛大都会买包包鞋子，好几个姐妹都在这样跳，再回想起在印刷厂装订车间被排挤的遭遇，小芹终究忍不住下了舞场，站在了等候舞客挑选的人行列里。起初在黑暗里脸红到发烧，感觉自己要燃起来，也觉得吃亏，挑舞客，遇到那种特别过分的，直想把舞客的手拽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只是每天回家，一定去巷子口的大众浴室，好好洗一个淋浴，那些舞客的手掌痕迹，似乎就像树叶从身上落下了。
小芹也坚持着小姐妹们教给她的底线：上身可以摸，下身不行，遇到那种客人一定拒绝，宁肯吵架撕破脸。因为这是小姐妹们和站在对面一排的老舞女的区别，是跳舞好耍和卖身的区别，是年轻和年老色衰的区别。至于出台，更是不常见的事，一般是肯掏很多钱的人，或者长期包场的熟客。
我们像普通的舞客那样跳舞，只是每次我都多给她一二十元钱。有一次在舞厅散场后，小芹跟着我去劳务市场，爬上七层楼梯，又避开房东太太的视线进了我的租屋。“我好少做爱的。”在我们上床之前，小芹正正规规地用着这个字眼说，就像她在印刷厂宿舍楼里第一次跟我搭话，似乎从那座宿舍楼到这家舞厅，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毕竟有什么暗中改变了。当初我在水房和走廊里曾那样渴念的身体，似乎远隔银河，缥缈如同星云，如今这样来到我的身边，仍然有一分过于苗条，似乎额外减去了一点什么，又多出了舞厅里的汗味和一股烟丝气息。我在她的乳尖上尝到了浓浓的咸味，来自今晚不同舞客的手掌抚摸，其中也包括我的。
后来小芹告诉我，来我家那天她在身上藏了一根针。如果上了床她并不想发生什么，而我不想就此打住，那根针就会拿来对付我。那是一根顶大号的、用来缝纫帆布的机针。
我背上有点发凉，不敢让她拿出那根针来看一下，也不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小心着不碰到这根针。我们躺在床上聊到彼此的过去，难怪她在南坪时从不吐露自己的家世，似乎正像那些小说里的情节安排，她的故事里除了父母离异和继母的不待见，还要添上生母的乳腺癌。母亲离婚后状态很糟糕，父亲也不管，只有她找钱给母亲治病，因此她跳了大半年舞没存下钱。
我说癌症治不好。
“是啊，可是不给她治，她的咪咪烂了，看上去真的很烦呢。”小芹心事重重地说，分不清她说的是病情预后，还是眼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让人无从目视，尤其是我正在抚摸她咪咪的情形下。
那次上床后我给了她两百元钱，但是在按价付账之余，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关系，直到她说出“女朋友”这个词。
我停在梯级上，眺望坡下的鱼城，层层沉积的旧砖房或木屋，长江掩映在几幢高一些的楼房身后，露出宽阔不失蜿蜒的腰身。江面那边是有些迷茫的南岸区，刚刚开始修建的南滨路，露着一些生荒的地面。远处南山的丘陵地势一直通往云南的山脉，那里竹林耸起托住了阴影。河流与幽深的竹林缠绕不休，来自竹林又归于竹林，植被茂密地遮盖了阳光，掩护了陈独秀的墓。植被又是在蒸腾，阳光下绿色的雨，使我想到远古的四川农民，李白和苏东坡的童年、初恋、眺望、远行。
南坪是我初来鱼城住过的地方，已经很久没去过，就像把东西丢在地上再也不去捡。小絮倒是在那里上班代课，但用不着我去探视，她也似乎不情愿这样做。这是长年奔波后些许的成果，从人才市场到招聘单位，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厚厚叠压的简历材料下寥寥的机会，蹩脚条桌后招聘者麻木不仁又故作深沉的脸，简直就是蛊惑人心的圈套。我更愿意在市场外等待，几次等到小絮一脸通红地奔出来，原因是招聘者对她说了一句英语，而在老家学校教英语的她脑子一片空白，像课堂思想走神被她叫起来提问的学生，完全找不到那句回答。在这个人数过剩的市场里，每个应聘的人似乎变得越来越小，直到跟人才完全不沾边，却无法摆脱这个过程。
奔波的历程从上海就开始了，在毕业前那个蒸热的暑天，上海西部连片耸立又毫无差别的写字楼看起来仿佛气化了。我们在其间上上下下，有的好歹得到了一个盼望，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一个较为和善的态度，一句随后等通知的套话。给人带来希望，希望又变为失望，像白天奔波的汗水很快变咸，和晚上在南区宿舍楼硬板床上拥挤的汗水胶着在一起。
有时候开始怨恨那些故作亲和的话语，轻巧地许给似有若无的希望，就像春天里的一次前鉴。一个叫普尔弗之类的外语培训公司大规模招聘，初选通过后要求到上海面试，而小絮的学校课程请不开假。打电话说明情况，招聘的女人在电话里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希望给所有人提供机会，但不能保证你录用，是否来你自己考虑好。”咬咬牙，还是让小絮来了。在我那张晒烫的单人木板床上安顿下来，去远在郊区的这家公司，一直走出高楼的边界，到了蒙蒙稻田之中。
我们都意外上海会有这样的稻田，甚至没有找到正路。小絮穿过窄窄的田埂去面试，我在稻田边草地上躺下来，翻看手里拿的蓝英年译的《日瓦戈医生》，似乎第一次懂得了那些刻画蓝色天空和纤细树枝的句子，还有糅合着诗歌与方言的漫长对话，像民谣的吟唱一样永无休止。蜻蜓有时擦过我的额头。读完一章，小絮从普尔弗出来，说前来面试的人排长队，可能那个女人给所有投简历的人都发了面试通知，他们大约是借招聘来做企业宣传。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沉默地在稻田中间逛了逛，似乎对这里有某种感情，但知道不会再来了。小絮要赶回陕西去补课，面对无故旷工的处罚，过来时下的莫大决心，显得有点可笑。
夏天里接到一个面试机会，去到一个破旧的工厂区之类的地方，整座社区似已废弃，大楼面目蒙尘，小絮从楼道走上去，寻找那家据说是开在这座空荡大楼里的公司。我开始担心她的安危，似乎这里会上演诱拐、绑架、失踪的情节，但我仍旧被一种东西阻碍，没法陪她走到楼上的办公室，徘徊在空荡荡的楼下，悬着心等到她走下来。小絮说楼上只有那家公司的门牌，一个面试的男人，对她印象似乎还好。但这个地方太清冷，也不太敢相信这家公司，即使通过了恐怕也不敢来。我们离开之后没有下文。
不管怎么说，那么多次失败下来，总算有了这么个代课的地方，告别了在各个人才市场穿梭的轨迹，在家中单单等候我归来。当我在一天“扫街”的奔波之后，回到南纪门那处光线不足的出租屋，敲门等待小絮来打开，看到她的神情由寂寞到看见我露出的喜悦。在整个鱼城只为等待我，为的是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而小絮真的变为了一粒芝麻，这么小，没有了重量和需求，我却无法像她希望的，把她装进衣袋带走。
似乎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再也拿不出一丝心力，只有破产或者回陕西，却又来了这么一根吊人的蛛丝。每天八节课和十五块一节的收入不可谓不辛苦，“好歹我可以养活自己了”，第一天下来，小絮哑着嗓子却似乎有几分高兴地说。她还没有学会如何用低一点的声音讲课并压服一帮城里的小孩，不过慢慢地也会找到一点分寸。我们从南纪门搬到了十八梯光线较为明亮的租屋，涨了一截租金，我也从热线部到了夜编部，生活告别了奔波的过往，安置在这段上下坡的阶梯轨迹里，像一个总是在这段路上，挑着一副看不见的担子的“棒棒”。
第一次走出菜园坝火车站，迎面围上来的“棒棒”吓住了我，手里圆滚滚的竹棒和急切贸然的口音像是要明火执仗。浓郁的口音，含有一种陌生的质地，如同这个城市的本名，天然含着一个“重”字，无从解脱。“鱼城大吗？有农村吗？”“有，鱼城是大城市，大农村。”从上海过来之前，在电话里只问了这两句。到了鱼城，并未真正下乡。就像当初大学毕业回家乡的法院，想着扎根乡土写小说，以为自己可以承担泥土的重量，却失败于旁人的眼光，“他来这里干什么？不行才回来的吧。”报社校对室那些人的猜疑，“说是引进高端人才，特别好的留在上海了，也轮不到咱们。”
上一次过江，是周末去商学院打印稿子。
走进新式的学校高门楼，拱形线条带有雕花的廊柱，有点仿古却带着洋气的味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古老却落寞的校园大门很不一样。初来鱼城自制的“作品集”，是去鱼城大学打印的。它两扇水泥墩子的沉郁大门，完好保存着另一个时代的阴郁质量，那暗红的字迹似乎生来如此，不曾被雨水和岁月冲刷：“教育为了工农兵”“无产阶级大学”。后来我看到沙区红卫兵墓，墓碑跟这两根柱子像极了。院中草木葳蕤，我的大学生涯，似乎就淹没在这样的盛夏荒草中，辛苦而急促地穿过记忆，一些木板房子的微红色内部使我感到了神秘的亲切，想到了朦胧久远的仪器、课堂和心灵的往事。
在复旦一间霜白的、四面是暗红木格窗的教室里，高老师为我推荐稿子。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杂志，最近当了常务副主编。楼板轻轻踩一脚就引起回响，似乎在一口井中，窗外有点点飞花。对复旦现在就是这样的记忆，一种东西离开久了，变得没有理性地浪漫。电话打了，稿子寄过去，一直不见回音。一个月后我打电话问，说还没看。给高老师说，他连说没问题，同学有些忙，毕竟是做主编的人。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边还没来电话，高老师就让我再拿了一篇稿子，一路寄给他。“也当作催一催。”我看了高老师的推荐信，说我的东西“初看平淡无奇，看进去了很有味”，又说：“以前你多次督促我给你一点东西，因为我生性疏懒，一直没有还债。”这两段话莫名使我感到一点难过，和对老师的歉疚。信又寄了，过了一个月，没有回音，我打电话过去了，那边正在和人打牌，开始没想起来，我说是高老师的学生，才“哦哦”地说道：“看了，看了，还可以，就是我们这里比较强调现实，你的东西题材意义到底有限。”我问他写得到底怎么样？对方停了一下：“风格不合吧。”又说他会给高老师打电话的。
后来我告诉了高老师，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说那个人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少见到高老师这么动气，我也觉得废然。到现在我还常常思虑、后悔，是否这导致了我和高老师的疏远，还是当初不该叫他推荐稿子。在帮我发表毕业论文这件事上，他也很失败，虽然在自己的论文发表时他不同寻常地成功了。
废然是一种常态，也许胜过“无聊”。当痛苦袭击一个农民，他总是默默地受，等待着过去。过去了，就能深刻地体会“活命”这个词。我想为一个老年的农民写一首诗。这首诗只有了两句：山顶笼上阴云/农民步入老年。陈天说吴海子写诗靠一种语言的天才，总能得到最合适的词语。赵传一首歌唱道：仗着天/我走路大步大步。我的任何一小步都笨重。以前以为上帝在支持我。用失败来试炼我。肯定很多人都这样想过。
今天我还是行动了，准备打出来寄给同学陈立。毕业后大家分飞，他分到上海某出版社。这是一个特别走运的结果，我曾想争取却失败了。
陈立的哥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法国当翻译，出版社的老总出国旅游，正好他做导游，相处愉快。老总问到他有个弟弟在国内复旦大学，表示可以帮忙。回来兑现了诺言。上次电话中，他说已认识了不少作家和编辑，韩少功、海男等等，让我有了东西可以给他寄过去，碰碰机会。“就是怕你出了名，不理我了。”
我对着电话狂笑：“怎么会！”我说的是“怎么会出名”还是“怎么会不理你”？后者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也许就是这两者微妙、隐秘的混淆让我大笑，同时感到笑后面的抑郁。
陈立不以为然地说：“那可是未必，你的那种风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吧。”指的是我以前寄给他的《唐诗故事》。
尽管自觉有点虚伪，心里还是窃喜的。以前在大学里，并没给他看过我的什么东西，没觉得他是文学同道。现在他倒是——
眼下两张软盘在裤兜里体贴着我，有一篇就是从《唐诗故事》中抽出来的加工部分。
自从办公室的电脑爆发了一次病毒，副主任在他经常使用的那台电脑上加了开机密码，而那台电脑又是这个办公室唯一装了激光打印机的，我就失去了借公家之便打自己稿子这种小小的方便，虽说我以前也只是用一下机器，打印纸是自己买。报社附近打印店价格不合情理，输出一张要三块，最少也要两块，算下来两篇稿子得花很多钱。根据我的经验，大学里的打印店应该比较便宜。我的目标预期是找到一家一块钱一张的。
眼前的楼略为含有神秘，暗红色、黄色，形状有几分像城堡，特别是立于高坡上的那些，这些使我陌生，不是我经历的校园。想到传说中从未见识的“大学城”，像失望的k站在村头感到身处异乡。只有门廊里的传达室和“男生止步”的标志是我熟悉的。
一条尚未填好的深沟那边，一座现代样式的宽顶建筑，走近后看出是食堂。灯火就要辉煌，它显露出来的钢筋结构和玻璃组件，有一种神秘凄凉，也许是由于那种冷色吧？伤感有时候包含神秘，蛊惑我自己。我的头是微侧的，我顺着少人的洁净水泥路走去的行为是生僻的，仿佛我打算什么也不碰到。但是就在眼下，就在路边，一对恋爱的学生勾肩走来，幸运满足地微笑，女孩却长得有几分庸俗，使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苟合”感，这真是一种破坏性的感觉。
奇怪，这里仍旧不见打印店，小卖部倒是有几家。我朝着学生宿舍楼走，那地方一定要养活这类生意的。但是我走了相当远，还没有见到宿舍楼，同时渐渐惊讶于这座新学校没有历史，倒能别具一格，或许是一种考究的洋气。人造的不过度张扬的排场，除了占有南山的地利，听说还由于校长是现任常务副市长的弟弟，能得到拨款。
我在草坪和喷水池边缘上走着，有时钻进一片竹林，里面有的部分已整治得很好，当然还有一两对拥抱或独坐的学生，像无可救药地安静的鸟儿。这使我感到一种手足情谊。一道月亮桥，几处石阶还有溪流，我没有去看溪水，心里却判断那溪是脏污而又不超限度的，一个这样的情境能容忍的限度。有一片地方还在整治，我踩着刚铺上的松软土堆，迈过一个界线，于是又回到了大路上，像是要急匆匆奔赴什么地方。
我知道，我走路的样子几分像有角动物，昂头，鼓起嘴巴，两手倒背。在宽广的操场上，这没有妨碍。当我遇到越来越大群的学生，我这种姿势就收敛了一些，脊背稍微弯曲，手贴紧两肋，顺从中含有期待。我意识到学生像潮水一样涌来，很多跟过去的我相像的穷学生，边幅不修，一眼看过去，内心的沉默和家境的卑微就现形了，无可掩护。
我也遇见了漂亮的女生，竹林里恋人的情态还未消逝，有一种缠绵的东西开始隐隐活动。这种活动根本没法提到桌面上来说，可是暗地里仍然是需要出路的，又根本没有出路，只能乱走一通，在某个部位又沉沦罢了。小絮来鱼城之前，我的出路只有手淫或找妓女。这显然不是理性的解决，算不上一种解决。跟妓女在一起，双方总是要提防什么，肉体挤压之外其他是疏远的。就算表现得羞涩、亲切也不行。她来之后，似乎仍然没有解决，倒像是加增了别的重量，让人轻易不愿伸手触碰。
眼下问题却忽然消失了，像是有一双手替我拿掉了它。但我也有些心虚，这副轻飘飘的担子，有天我也会忽然挑不起，一下子变得极其沉重，把我压倒在地。就像走出办公室时触到头顶的天光，总是特别沮丧，像有一块毛玻璃压下来，头皮发麻。
春天的气息些微飘来，我的胸口有轻微的疼痛。这是陌生新鲜的感觉，想离开这段轨迹，到那片有些迷茫的远景中散散心，把无形的担子放下一会儿。
中午，我租住的楼房被一片人声抬起，连同我稀薄的梦境。睡眠到了末尾，像煎得太久的盐改变了性质，近似于昏迷中的挣扎，一种对于睡去的懦弱迷恋，是我这样过夜生活的人独具的迷恋。我被吵醒了，却不知是人声中的哪个声部，哪一次尖锐的发音，刺破了我稀薄梦境的被单，似乎有个尾音留在脑子里，却无从找寻。我待在床上，床头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半天才想起这是从图书馆借来的。
正像李影说陈天：早上起来，会瞪着眼出神半天。
图书馆在两路口坡地上，有几排苏式老房子，看上去像一个异乡人走到这里，临时停下来在路边歇息，却再也没动身。因为防火整修，里面敲打得又破又乱的，仍有一种时间停滞的气息，暑热蒸着木窗格上暗红剥落的漆皮，铁质书架上厚积着灰尘。前不久，报道了一个女孩在开架书库里闷得休克。暑热在这座城里像黏稠的泥浆堆积，在人们彼此紧挨的背上相互流动，像铁柜里关闭的空气的绝望，又似乎是用旧了却无法舍弃的象征。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感染了陈腐气息，它们把偶尔增添的新书沉沉淹没，使库里失去了一切活气，陀氏的书就蹲在十九世纪的囚笼或地牢里守望着，其他一些角落还囚着各自孤独的灵魂。
同样的闷热，充塞在图书馆下方半坡的博物馆里，房子比图书馆更老旧，看来出自民国，所有的木格窗户都关闭着，似乎被钉死了，没有空调和电扇。一副陈列在沙盘里的恐龙骨架，像是从侏罗纪的闷热里一直存放至今，那些已成化石的巨蛋或许受到催化醒来，却又被暑热催眠。不知道这座建筑以前的身世，没有任何的标识介绍，一切事物都在半死不活中，正如鱼城无数的旧物，连同报社里曾经的“国民党政府陆军部”礼堂，现在只是用于工会每月发东西，领回色拉油、红九九火锅料和卫生纸。
眼下这本书显得过于沉重，我另外打开一本《江文通集》，朗诵两句“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固执地想把某种感觉储存在心里，但一户人家哭丧的哀音更执着地飘进我的耳朵。我想起来刚才是被它吵醒的，类似一种谣曲，声调咿呀，足够的悲哀又悠长。我走到窗前，想看看是不是北边的人家，那边不是前不久才死过人吗？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在巷子里摆开牌桌，还要开一个卡拉ok演唱会，请来一帮野路子歌星和两三个打鼓的乐手，声情并茂。亲戚们轮番为死者点唱，希望他热热闹闹地听见。鱼城的大街小巷，永远热闹地演出故事，每个人都愿当个角儿。连找劳务也是如此，非要挤在大街上，市场里面却冷清清。
那悲哀的声音，并非来自北边的人家，却是从南纪门劳务市场升上来的。往下一看，只见密麻麻的人头。刚来的时候，这一片拥挤发出的嗡嗡声曾使我梦寐不安，非常后悔租了这套一室一厅，过了几天却适应了，像是其中含有强大的催眠力量。几个警察驱赶着人群，他们每人手持一个电喇叭，发出单调重复的口令“走起，走起”，类似吟诵。若非如此，他们自己也很快要被人群的嗡嗡声淹没。走过来，走过去，他们使庞大的人群永远停不下来，似乎只要不停地走动，就可化解一切矛盾，给患了肠梗阻的道路带来希望。
但这是个多么庞大的、不停蠕动的、充满一切的、散发着气息还伸出了触角的活物啊！它不断地产生矛盾，又不断地达成和解。有时候矛盾突然激化为冲突，流动的人群忽然停止了，积聚在街心，像掀起了一个浪，四面是水流相激，越升越高，溅起了污言秽语的浪花，最后终于成为惊涛骇浪，往往呼啸地冲向其他街道。这时警察只不过是浪花上的一块舢板，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因此完全必要却无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能够控制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这庞然大物受到某种虚无感控制，它扬起了浪花又将它们平息为虚无，发起了一个运动又猝然停止。这庞然大物还养活了沙滩上的拾贝者：卖盒饭油条，特别是那种一元钱一碗的糍粑饭的、擦皮鞋的、报贩、棒棒旅馆、公用电话摊子，当然还有乞丐。我想到柏拉图的洞穴和市场意象，我就像在背对人间的洞穴里，看到世事喧嚣落到岩壁上的投影，面对飘忽不定的火焰，无从捉摸真相，尽管我成百次地穿过人群，就像我一次也没有勇气越过人流旁的“铁门住宿”栅栏，走进地下的空间一探究竟。
此刻不知为何，我的耳膜对于楼下声音的旋涡感到极度不耐烦，江淹诗句的意境片刻挥发，也许是我的身体在一觉之间变得更轻飘了。我匆匆拿起陀氏的书，带着空落的肚子出门。小絮去学校代课了，我郑重地锁好门：两道三保险的暗锁，加上两道走廊里的铁门，上锁时发出沉重的声响。外一道铁门是半年前加装的，缘由是小偷的不懈造访，以前靠里装的小门保护不了靠近楼梯的两家，其中包括房东自家的住处。紧临劳务市场，底层出口没有装门，顺楼梯上下实在过于便利，很难阻止闲人的心思泼溅。
刚搬来的时候，房东大妈把着外一道铁栅门骄傲地说，这多牢实，看看这锁，“将军不下马”。她那胖大威武的身躯，由长年的鱼城老火锅滋养出来，似乎天然具有权威，耳朵下方两只黄澄澄的金耳坠轻轻晃悠，给这句话增添了分量。
没想到不久后小偷从外墙排水管爬上六楼来，偷走了厨房的一只电炒锅。房东加装了铝合金防盗窗，选了一种窗格较细、便宜的，我疑心它的坚固程度，却让位于房东“不锈钢”的自信。
不料改天小偷再次爬墙上来，掰断了一道窗格，在卫生间地上拉了一泡屎，屎附近还有两个烟头，却没有拿走什么东西，看来是示威。奇怪的是也没有发现他使用的卫生纸。想到当时我们睡在卧室，客厅通向厨房的门开着却一无所知，真是不寒而栗。客厅里倒想不起丢失了财物，想必除了一台搬不动的二手冰箱，我们的租居生活实在缺乏财物。
对着那个窗格的大洞，房东也不免目瞪口呆，耳朵下面的两个金耳坠也不晃动。安窗的师傅生意好，过两天才能来，只能提醒晚上从外锁住厨房，把菜刀都拿到客厅里，晚上去上厕所的话把刀拿上。小絮又说不拿还好，拿了怕逼急小偷引起命案。她说的可怕景象使我也不敢提刀上厕所，只能拿一根木棒以示警戒。至于小絮，睡下后根本不敢去客厅。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五金店师傅来补上了窗格子，我想这对于小偷仍旧只是摆设，不料以后竟未再来，或许发现这家人并无余财，而那一泡屎的示威已经足够。
有一天房东回家，耳朵了少了金坠子，神情也大变，激动地给我们看耳垂带血的豁口，讲述正午的惊魂：她走在南纪门车站附近的街上，忽然耳朵一阵剧痛，跟着一个黄头发崽儿从她身旁飞跑而过，伸手一摸耳垂，摸到一手血，空落落的，金耳坠不见了！稍停才反应过来是被那个黄头发崽儿一把揪掉，想追上去，人却早就在人流中没影了，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事后报案也无济于事，民警做完冗长的笔录，说最近这类飞步抢夺耳环或者手包的事很多，抢夺者大多头发染成各种不常见的颜色，为安全起见，建议她不要再戴金耳环，街上遇到染头发的小伙子离远点。跟着去医院治耳朵，缝了两针，现在还留着一道疤痕，破相了！
房东愤怒地说，啷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她年轻时候，天气太热，全城老幼都铺席子睡在大街上，没听说谁丢过凉鞋水缸子，一把扇子也不会有人偷。她这对金耳环是银婚纪念品，现在剩了一只，配也配不起来，也不敢戴了。“没想到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报纸要多报道，改善社会风气！”这时她已经知道我在报社实习，刚刚开始跑消息。
多年后在北京，和一个同事在北四环南边的西湖春天餐厅吃饭，我清晰地回想起这个场景，房东失去的耳坠似乎仍在耳朵下晃动，楼里的炙热、吊扇的呼呼声和楼下市场的喧嚣连在一起，使我有一种要中暑的感觉。脑子里面固执地出现一个小偷顺墙上下的场景，他就像带着一个吸盘，多么光滑的墙壁对他也无济于事，牢固地附着在我的记忆里。这或许是由于这个同事写的小说，里面有一句描述他看见一个小偷——“极快地顺着排水管溜下去”。小说的场景发生在广州，主人公却轻易地客串到了我的鱼城记忆里。
我没有报道房东太太的这次遭遇和连带的小偷拉屎示威的情节，尽管它够得上一条社会新闻，我又很缺线索。似乎这件太切身的事情，只适合慢慢地过去，在市场嗡嗡的喧闹中被人遗忘，最好是爬墙的小偷或抢走了耳环的小子和我们一起忘却，生活才得以持续。连那些网吧失火，不良少年窒息身亡的事情也须忘却，像那只发出人一样悲哀笑声的羊一样，被人忘却。我想到那个睡在屋顶被小偷打洞的棚屋里，打电话向我请求不要报道的少女，我们的生活都铺在人们手边，无从防御，看起来的安全感不过是自欺欺人。
劳务市场的出口对面有一座教堂，显眼的十字架俯瞰着熙攘的人流，似乎谁仰起头来，就可能随时被拯救，只是人们几乎没有这种心思。在校对室工作时，我趁着午休去过几次。
是周日，讲堂里嗡嗡地闹，非常闷热。凳子是烫的，没有彩画玻璃窗，也没有唱诗班，羊圈外紧临汹涌的大街，怎么保证不流失？耶稣说他爱走失的羊胜过羊圈里的。一些跟着父母来的小孩在座位间穿梭，牧师在讲台上用我听不懂的某种方言宣讲，从他脚下搁的牌子看，是《传道书》某节。他的声音含混而闷热，透出了心中的激愤焦虑。克尔凯郭尔保证说这正是使徒的本质。他不管不顾地讲着，也许使徒们真的已经抓住了他，听众们却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虽然也有人打手机，或呵斥孩子，但整个气氛是慵懒顺从的。布道终了，牧师说了一句什么，刚才的人们忽然齐刷刷地站起祷告，座椅一片嘎嘎响，我惊异地发现，他们都能马上准确地理解牧师的要求，像最好的信徒或羊群。这就是仪式！
后来一次，同样酷热的夏天。唱诗的歌声飘浮在报社上空，我受了歌声的吸引走进十字架下的拱门。两排穿着白衣的男童和女童在讲台前站成高低两排献唱，其中有些孩子几乎是婴儿。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本赞美诗，神情专注地献唱。在我走进教堂时，歌声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一首接一首，中间没有停歇。我渐渐感到惊讶，孩童们要演唱多长时间，也许一生，他们不是一般的演唱，真正是“献唱”，为我们这些成人——除他们的父母——还包括我这样不是信徒的人奉献。
教堂里这样酷热，孩子们头顶上并没有特殊的散热设备，他们站得密不透风，连续的献唱中没有一口水喝。座位上的成年信徒们也和孩子们一起歌唱，他们浑厚的声音正像父母之爱的云朵烘托着孩子们的歌声。奇怪的是在教堂之外，听见的只是唱诗班的童音，以及一个领唱者，这个严肃的年轻人嗓音甜美充沛，他的吐词舒气无不表明急于把自己奉献，正是他在带领着那些幼小的歌手，使歌声的潮流方伏又起，永无止息。
忽然，孩子们当中发生了什么。歌声还在持续，一个老师跑过去，抱出一个极小的女孩。原来这个女童晕倒了，她太小了，穿着连衣褶裙像陷在一朵大花里。女童闭着眼睛被抱出教堂照顾，孩子们继续演唱，歌声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过了几首曲子，一个孩子忽然又倒了下去。和先前一样，一个成年女性抱走了她，孩子们继续献唱。他们的队列没有出现大的骚动，似乎他们习惯了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小小的受难场，幼小的耶稣。谁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个孩子的献出？唱诗班的孩子大约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们的父母就坐在台下，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只有他们能不动声色，有一种镇定的默契。
又有一个孩子倒下了。这次是个男孩。女教师中止了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一个个很有秩序地走下讲台，那个倒下的男孩也被抬走了。教堂里出现了一段静默，这时那个领唱者为在场的成人继续领唱。他带头以无限的激情重唱了刚才中断的那节，成人们跟上他歌唱，似乎刚才他们为孩子压抑了自己的歌声，现在他们的歌声像海潮一样，从低处涌了上来。炎热更加酷烈凝滞，和歌声一样趋近永恒。
我去参加过周三的青年读书会，在楼梯的拐角，看到广告“今日宣讲《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由温州秦同工主讲（温州话）”。是否鱼城没有自己合格的牧师？我对那些听讲的人更惊异了。我带了一本《圣经》，但发现那里的《圣经》是准备好的，还有一种赞美诗集，但不得带走。大家像在拉家常，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姐妹”和“做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一位女信众带来了她的朋友，一个刚刚对信仰产生兴趣的“慕道友”。主持会议的女同工很亲切地欢迎她，用她那种特别的语言。初信者感到不大好意思，但又打定主意地探问了一个问题（大概是战胜不了好奇心）：“信教会不会走火入魔？”女同工笑了，解释了信教与练气功的区别。“那能不能治病？”女同工说只要信教，心地平和，与人为善，就确实可以延年益寿，使徒们不是都很高寿吗？她忽然指指一位信众：“你叫她说说嘛！”
这位女信众极其瘦弱，似乎是从最初世纪基督徒们的“墓穴”里出来的，还带有油灯的光和死亡的枯瘦气息。她认真地捧读着《圣经》，有一张基督着意要去拯救的、走失的、受欺的羔羊的脸。整个读书会上（甚至包括同工），只有她带来了这种气息。她醒悟人家在叫她，不由得怔了一下，女同工微笑地说：“我们这位姐妹，身体很弱，原来也曾经为教会工作。”看来她有半截话没有说。女信众用低沉痛苦的声音说：
“我以前因为生活痛苦，身体差，想自杀了，因为我找到了主，还能进入教会，为主殿做工。又由于信心未固，退出了教会，不能成为主的牧人。（这里她咽了一下。）主怜悯我，让我的生活里有了主，现在我还是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教会的怀抱——”
说完后就低下头，不再补充什么。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极度的负罪感，似乎是要哭出来了，她给聚会带来了沉默。我想到她在进行语言的赎罪，而她常常被要求当众进行这场赎罪，又以自己的罪过为见证。此时众人对她既有对罪人的怜悯，又有不寻常的畏惧。既是玩味，又是忍受。我感到了这种畏惧、不快的气氛，笼在每个人心上。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带去了这样一种气氛，弄得大家只想摆脱他。他抱怨着杯子的苦味，最亲密的信徒们听得也不耐烦，一个个睡着了。他却要他们警醒。女同工连忙用她那特别的、亲切的语言，说起一个什么话题，气氛才又轻松起来，我感到大家都吁了一口气。这时我忽然感到：这种语言在这里并不是自然的。女同工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让那个女信徒发言的时候，心里也一定非常矛盾。
后来我们学唱赞美诗，使我忆起在上海时走进南京路口“沐恩堂”，听唱诗班献唱。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现实中听到唱诗班歌唱。但是教堂中的气氛究竟是几分现实几分幻想？学了一段赞美诗，大家休息，一个信众问同工工作苦不苦，同工感慨地说，苦啊，总是遇到不理解主的意旨的人，他们只知道基督的话“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一提起教会就是这两句，还提出过分的要求：“你们反正是把脸都可以给人家打嘛。”你说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就说你虚伪，是鸦片。比如前一阵长江洪灾，就有外地人跑到教堂来，自己说是灾民，啥都淹没了，要教会救济。救济了，发现他们其实是骗人。“当然，这些欺骗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为他们祝福，祈求主宽恕他们。”她微笑了。
她的微笑忽然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西班牙电视剧，国王的弟弟在密室里，对着主受难的十字架忏悔，虔诚热烈的祈祷中，忽然迸发出恶狠狠的诅咒：“主啊，你杀死那个小男孩，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给他钉上钉子吧！”但马上醒悟到罪孽，扑倒在神坛改口：“啊，不，主，你祝福他吧！”可是等他站起身来，欲望又占了上风，比第一次更恶毒地冲口而出：“杀死他吧，把他钉死吧，像人曾经钉死您一样；劈开这畜生吧！”——当然，小男孩，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或者就是基督本人，终于被他毒死了，在凶手本人也被折磨得近乎昏迷的神志下。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想，为了自己，为了今天来参加读书会的活动。
我出声：“我虽然不是一个信众，却一直对宗教很感兴趣，心灵也常常产生痛苦的犹豫。我想获得坚定的信念，像在爱人如己上。有些事，我们是努努力能够做到的，应该去做；有些事，是做不到的，也就没有问题；有些事是可能做到可是很难的。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也去做了。可是当我坐长途火车，车上很挤，一位妇女就站在我身边，看上去累极了，但如果我把座位让给她，我就要站上整天和整夜，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的问题显然不得体，它打断了刚才家常的气氛。其实，在刚才的气氛里，我一直有个感觉，我是混进来的，藏在信众和新来者之中（像狼混在羊群之中？），“同工”显然注意到了我，也许还有点提防我。在语声消失后的寂静里，我有些尴尬，我看到刚才那个女人带几分尴尬地笑着，也许是觉得迷茫。大家都不自然，这是我造成的，故作严肃，我为我的问题感到脸颊发烧。最后女同工微笑地对我说：“你觉得自己能做的，就让，不愿让，你就坐着。”当时这句话使我觉得受了讽刺，是对我刚才打断气氛的一种回击。但也许不是这样，她是想安慰我。温情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谁知道呢？她又加了一句：“总之我们有主，一切听主的安排。”
这次以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很长时间没再上教堂，直到那次听孩子们献唱。总体讲我上教堂的次数是很少的，也许比我买《圣经》的次数还少，在上海和鱼城，我买过可能有五本《圣经》自读或送人。也许，比起基督教来，我更喜欢《圣经》本身？余华接受采访时说，他正在学习《圣经》的语言，他觉得《圣经》是语言的最高境界。《现实一种》像锋利的刀子切割黑色橡胶，只有极细微的“刹”声，李振声老师说是“如此纯粹”。我并不喜欢这种语言，不喜欢黑色橡胶，当然比起祖师爷罗伯·格里耶的报废橡胶来，余华毕竟激烈得多，这世界的灵性与其被格里耶之类的橡胶闷死，还不如叫他一刀子剜了！他学“《圣经》语言”的成果我也看到了，《黄昏里的男孩》之类，似乎太快了。他不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人。
两个月以前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看罗扎洛夫的《角落》，外面很冷，类似墨水瓶里某个结冰的彼得堡。在书店里，我曾在一个角落里陷入两难选择，我最终舍弃了著名的《落叶》，挑了《角落》，但回来发现这是一本教育书。由于我想写一篇描写小絮离开了的学校的小说，我仔细地读了这本书。那些关于教育的字词发出一种神秘的东正教气息，不停地诱人走进启示之夜。在这种气息中我徒然构思，却不知我的小说已渐渐缥缈，最初成型的一些情节往深处走向虚无，穿过一道神奇的走廊，那是一种解构平凡字眼的气体。
无聊地打开电脑，再次收到高老师回复的电子邮件，他已从澳大利亚回上海了。
“你的心境还是那样起伏不定。看来，在这个大家都拼命攫取的时代，能理解你的人真的不多……”
我读到一种让人担心的调子。我勾勒出了某种委婉的、曲折的疏远，像一个站在黄昏河对岸的人说着，虽然话本身并无什么迹象。这不过是开始！也许应该这样读：我也不理解！
“其实，人生的痛苦无可逃避。我近来也深感学术的无能……”
忽然想到高老师说的一句：“大家乱搞。”
那是在电话里，令人意外的一句。谈到现时代，高老师讲了朱文小说里一段父子对白，当时爷俩泡在澡堂里，身上擦满肥皂。忽然停电了，一片漆黑，大家在黑暗中等候，有人寂寞地吹起了口哨。还有些人没事干，继续往身上擦肥皂。父亲（我想）很气恼，因为电和灯光是好东西，有电不至于让大家没有事做；没有事做，就会停下思想，这是多么不好的事。儿子却不这样看，他比老子有远见得多：“最好全城停电，大家乱搞。”在灯光下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往身上打肥皂，一旦黑暗了，可干的事就更多，简直是千载难逢，哪还有机会左思右想。
他坐在一堆肥皂泡中，心神已经远远越出了这个澡堂子，流进大街小巷，大步迈开隐秘的步伐，和黑暗勾肩搭背，一同寻找这个时代的核心秘密，这秘密是由搞小动作到大破坏的快乐，比如（虽然他不知道这算是追随诗人伊沙）在城市的阴影里对着墙根很响地小便、焚烧塑料来搞行为艺术，或由他——一个门外汉、一个过了时的红卫兵来主刀变性，当然也可以是丰胸。他真的可以搞出让人人疯狂的乐子来，假如大家想到在沉闷的僵局中提拔他的话。当然他也并不觉得怀才不遇。他和所有新人类一样，对忧思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高老师的学术之途正在上升期：年前被破格提拔为教授，今年出了两本精致的书，一本是在三联书店。他只有三十五岁，几乎和陈天一样大，而陈天现在和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硕士生，连中级职称也没有。新书之一《鲁迅六讲》放在我的案头，高老师说，这本书得到了薛毅或是王晓明的称许，我私下想道：也许是传世的。高老师还计划写一本描述式的文学史，也是语言史著作，揭示现代文学家在语言和心灵之间的处境，这本书他在去澳大利亚前已着手了。
高老师的爱人在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绿卡，他在上海的孤身状态，经常出现在我脑中，像车站黑暗空间前湿漉漉的枝条上的一朵花瓣。帕斯捷尔纳克把火车站比作忠实无比的保险柜，保存的可不光是离别！《两个人的车站》里，钢琴家在候车室里挨了火车司机——他的劳动人民情敌——一顿狠揍，专门打脸，还像小鸡一样被提起来扔了出去。一部小说里，有个叛徒叛变了，是因为他受得了酷刑，却忍受不了敌人往他脸上啐唾沫。啐唾沫，这太下贱，太不把人当人了，这人的自尊被轰毁了。
晚上，我忍不住给高老师打了电话。我坐在床上打手机，坐下去的时候忽然想到：现在我一般都坐在床上，像童年家中那只赖窝的、不生蛋的母鸡，正襟危坐的时候很少，落凳子就有懒散的感觉，是否我已经废掉了一部分？我想到了复旦大学同学汪习波的臀部，坚实无情，一气坐穿无数夜晚。他的理想是早日登上《文学遗产》，他的脚步像带着铁器巡夜的警察一样踏实。原来高老师的丈人刚得了心脏病，他为此奔波。
上海的夜晚，那些校园和校园外的大街，细篱柱编织的院子，一两个地方露出枯的竹棍尖，日本人留下的房子里的灯光，弯曲的街道，墙根的一堆土，过街天桥下有人在拉小提琴。谁往帽子里放下一枚硬币。高老师走过五区，去外滩灯光昏暗的房子，朋友们和女性的绣凳在等他，水泥和微微昏暗的光线，悬在沥青路面上半尺的空间，随清秋而来，掀起一线车影。这里曾发生胡河清自杀的事件。
我说，高老师，你讲的神与人的关系，宗教的诱惑，我在大学的一位老师，现在巴黎大学，他也跟我谈这个问题。
高老师说：“哦，他信仰宗教？”紧跟着又问：“他是基督徒吗？”好像紧张。我说是的，他讲的跟你还不一样，你说的还是含有一种理想，尽管神的名很容易被盗用，包括“人文精神”“美好”“爱心”这些词。他说的则是尽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好好做工，乐于助人。高老师用那熟悉的、有点涩的嗓音说：“是的，基督徒是这样。”我说：“那该是很难的。”
“其实各人有各人的神，”高老师说，“你平时看宗教方面的书吗？有兴趣吗？”
我脑子里最先浮现的是一本《圆觉经》，前几天它曾经待在我的床上。哦！我思想的温床！佛说空中本无花，我们看见的花不过是我们眼中的翳。有时候，在西安，《空花》却是一篇古老的黄色小说，《二拍》中的和尚，有奇怪又丰富的性经历。另外一些晚上，我看见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烟雾一样的“孽”飘下的落叶。放下电话，我本来打算开头写构思的小说，却忽然起身，到报社去找陈天他们。后来，我和他们一块去了金竹宫跳舞。
眼下教堂似乎关着门，就好像那次聚会之后，它永远对我这个不信者关上了大门，我不知道那个生病悔改的女信众怎样了，她会再次离开，回到街上混杂的人流中吗？但其中唯有毁灭，虽然看上去完全若无其事。人流松松散散地走着，却并非没有负担，我想到了房东在这里被扯掉金耳环的情形，又联想到六十多年前这条路上的一场“新生活运动”，要求行人走人行道，不随地吐痰，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当然还有靠左走。眼下自然是乱走一气，说不清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又是新的。我穿过人流去搭一辆从弹子石到南坪九公里的车，它在南纪门药材市场对面有个站点，这里也是我和李素琴见面的地方。
“呵，你就是冉记者啊——”那天我走进办公室，她望着我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因为很少有人到办公室找我，气氛显得有些异样。她有一张类似孩子的脸，眼睛水汪汪的很活泼，甚至有一丝令人不快的暧昧，头发却几乎全白了。我不由说“你坐”，她就照旧坐下，眼睛依旧带着奇怪的笑意，似乎在等待。我一问她，她就举起那张报纸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唦？”
是我前一段参加市里的“《国家赔偿法（1994年）》发布三周年纪念会”写的稿子，我抓了一个新闻点——市委副书记在会上讲到一个现象：鱼城市每年财政下拨三百万国家赔偿金，用于错案超期羁押等国家行为对私人权益侵害的赔偿，但从《国家赔偿》法发布到现在，总共只用出去几万元，“甚至很少有要求国家赔偿的案子报上来。这一方面说明群众要求赔偿的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只能说是底下机关在捂盖子”。稿子发表的名字就叫《赔偿资金为何花不掉（主）行政机关执行不力打折扣》，发在当天社会版头条。
我说“是的”，但她询问的口气似乎透着不信任，让我有些不舒服，也许由于我的名字前面印的是“见习记者”？她接着说：
“我看了这篇报道，既然你写了——我有些自己的事情——不好说——”
还是吞吞吐吐的调子，有些奇怪的微笑。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还是微红的，加上水汪汪的眼睛，也许就是它们与白发的对比让我不习惯。“几十年了——要说一下子也说不清——总之是很惨的，最惨的那种——你晓得唦——”
她似乎在极力对我暗示，要我明白一种暧昧的东西，这种态度使人不快，甚至像是轻佻。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小心翼翼的闪烁，含有不祥的意味，作为记者的“职业意识”开始醒过来，克制着自己因不习惯而来的某种厌烦。
“起因是医生——冉记者，医生是救人的唦，这个医生倒是害人——害的手段，对女的来说，就没得那么惨的了，当时我年轻，不明白，后来才晓得，落了一身的病，也不能有婚姻，可以说毁了我一生——”
“他为啥害我？也是因为我年轻，不懂。他是来给我扎针灸，过程当中他就起了歹心，那个意思——冉记者，我当时年纪小，二十几年了唦，不懂，真的是不懂他的意思，都不是说拒绝——他就恨我呢，给扎了不该扎的穴位，就是——”她停了一下，专意望我一下，还是那种闪烁的微笑，我想到“做作”这个词。也许她确实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种事，对于她来说，那是始终无法掌握的，甚至她心里也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件事，看起来像是在卖关子。
“你是小伙子，跟你也不好完全说，反正就是最扎不得的地方，他用的是长针，有一指长——扎穿了呢，引起盆腔炎，不能结婚了。后来再检查时我才晓得，医生说根本不能扎那个穴位，就好比死人呐——”
我被她的语气震动，但同时冷静地在想，她的话还没有讲出来多少，医生的事很难办，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无法写一篇稿子。她又说：
“其实我要找的还不是他。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无凭无据，后来还是他个人向我承认的，他当时是起了歹心。”
李素琴的语气温柔，甚至有一种回味的调子。也许是长年的这点回味让她眼光闪烁和脸颊微红。
“他承认了？”有必要确认这一点。
“他是承认了，好比是你我两个，都没外人在场，他说：我是那么做过，这会儿我也承认，可是有外人在的时候，我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
她停了一下，似乎放下了这件事，接着说：“我要找的主要是厂领导——”
她知道了之后，一方面去找他，一边找单位领导。领导上一直不处理。“我一直害病，又是单身生活。”中间经过几年，为了打破单位的沉默，逼得他们出面表态，她打了医生，当着单位领导的面，拿了一块砖头，砸了他的头。“他流了血。”这句话的调子也是温柔的。
单位领导来处理，说她乱闹，诬陷人，又打人，有精神病，做了一次诊断，说她要有亲属监护，待在家里，不适合参加工作。“就是这么个文件，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也造成了舆论。”她依旧是淡淡微笑着说，“周围的人都把我看作疯子。就这个文件，也不给我看，说的是在家休养，按月给我发基本工资，由家属照料我的生活。后来我听到周围的舆论，才知道不对劲，几次去找，要文件看。他们说，文件上并没有把我判作精神病，是我自己朝那方面想。但是影响已经出去了。”
她拿出文件。这是一份厂党委1984年×号文件，上面写着：
——因不适应工作，决定其在家休养，由亲属监护。
“‘监护’这个词只能针对儿童和精神病人，这就是说你是精神病人哪！”
“对呀！可他们就是不承认。”前两年，书记、厂长换届，厂改叫公司，转制了，好多人下岗，她的工资也停了。她去找公司，公司说她没有能力上岗，当然不能拿工资。她说当初是把她定成精神病人，叫她在家休养，发的基本工资。公司领导说：“啥时给你定过精神病？”“我给他们看文件，他们说，这文件上哪一处说你是精神病？”
她要求公司仍旧维持以前的待遇：“我一个人在家里荒了二十来年，什么都不会了，就把我作为精神病，发给基本工资就行。”领导奇怪地盯住她说：“你说把你作为精神病，你拿哪一条来证明你是精神病？”
就这样，她现在只能领鱼城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月一百八十元，病又没好，要常常吃药。“你看，”她在她那个布袋子里掏，掏出来一个存折，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存款、取款日期，一般是月初存入一百二十元，几天后开始取出，一次取十几元，到月底前几天就取完了。“除了六十元生活费，都存起来，取的都是为了买药。”
我想到自己到工商银行存钱，一般是一次一千到三千，一个月要存两次。第一个存折上的数字突破一万，当时有一种类似骄傲但又发虚的心情。一块分配来的牛莉领到工资说：“这里简直就是个钱库啊！”现在有几个银行系统的存折，封面各不相同。手里这本起了毛的、软乎乎的存折，和我第一个突破一万的存折有相同的封面，红色的，属于工商银行。我那个存折搁在柜子里很久，已基本不使用了，里面躺着一万多元钱的数字。
“看了你的报道，我在想，我这种情况，一二十年了，给我个人的人生造成了这样大的伤害。虽说起因是医生，但单位领导和医生串通一气，也造成了对我的侵害，我觉得应该得到补偿，恢复以往的待遇。”
我考虑了一下，说很困难：证据只有“监护”二字，又时过境迁。想到她吞吞吐吐的态度、奇怪的要求，“也许她真是精神病呢”的念头轻轻闪了一下。现在只有去找公司领导，做报道。我这样说了，没想到她说：“最好不要报道——”
我吃惊了，“报道”是我的唯一武器啊！
“因为这件事的过程，涉及那些不好说的方面。”她望着我，困难地说着，意思似乎是让我慢慢明白，“报出去以后，对我伤害更大——”
“那我就没办法了啊！”
她的眼里闪出一种光。
“我想——既然你写了这个报道，你肯定也认识管赔偿的人，我想通过内部——”
我才明白她起初对我审视的态度，并且条件反射式地产生了反感，想干脆一口拒绝她了事。正想出口，看到她望我的目光，和孩子式的、仍旧带着那种暧昧的微笑。我从会议上拿回不少文件，也许其上署名的发言人，真有某一个可以管她的案子？马上我就明白这种念头的不切实际，但还是让她留下了材料，也许只是由于生理上的难于出口拒绝。材料包括那份文件、一些药费单子等等。“我研究一下，明天给你答复。”“那我明天怎样见你？”“中午吧。”想一想我又说：“下午吧。来了你给我打传呼。”
她看着我拿好那个大档案袋子，好像还要说什么，那样似笑非笑，似乎并不能放心。我又想到“见习记者”，只想她赶快走，似乎从我一接过袋子就后悔了。
回到宿舍，我怀着一种被动的心情去翻那一堆会议材料。这些材料自然也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自从毕业，“信封”的含义就不大一样了。上学时候，信封令人盼望。每天去食堂打饭前后，正是通知信件在传达室挂出的时间。从宿舍出发，和从食堂回来，都怀着期望，几乎是饥饿，特别是投了一些文学稿之后。有些信封里的内容会令人失望——比如说一封包含两句鼓励的退稿信。从信封的外表、大小，信件厚薄上，就可初步判断内容好坏，但看到信，目光接触到信封和手触到信封那一刻，仍然比没有信件要好得多，而这是惯例的情形。
到报社工作之后，信封的含义变化了：发工资。信封上标一个红色号码，你的号码，里面是根据号码来的薪水。有些是临时性的、意料外的收入，还有本部门单独发的，要避开别部门的眼睛，至少是象征性地要回避的收入，这时信封就有了避嫌的含义。拿在手里，有一种含混的感觉。
半个月之前，我到菜园坝火车站附近一幢经营皮革的商厦去采访。这幢商厦里经营的商户联名举报，商厦的承包商在他们入住前收取每个摊位三千元押金，承诺保证商场的安全和运营，并保证半年内一定让商场“活”。然而商户们的生意一直不景气，更要命的是进不了正规渠道的货。原来该幢商厦设计上存在问题，未经检验，建造中又资金链断裂，商户们搬入时大楼尚未完工，到现在工程还是搁置，自然办不到经营许可证，商户们因此不能合法进货经营，只能打擦边球。
举报者之一杨文化是个瘦小的男人，他说自己刚刚从垫江老家来到鱼城，贪图这幢商厦招商优惠，把一点本钱都压进去了，脱不了爪爪，想撤铺子老板不退押金。杨文化的皮货门面在商厦二楼，和整层市场一样生意萧条，笼罩着沉闷的鞣皮气味，衬得他发亮的眼睛像是健康不良。他指点我从消防通道爬上没有装修完毕的三楼，空荡荡的只是一个楼架子，绕了一圈走，小心翼翼地避免从没有栏杆的缺口摔下去，最后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商场的管理人××经理。采访之后，经理送我从后面下楼，塞给我一个信封，说里面装有商场的一些情况资料，对报道有帮助。我拿着信封走下几步阶梯，忽然感觉不对劲；打开一看，里面是两百元钱。
我的心里有些震惊，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种东西。考虑了一下，我返回三楼，退掉了那个信封。后来商厦老板还是不知找到了报社的什么关系，稿子最终没有发出来。杨文化打来了电话询问，说听说我收了老板的红包。我只好把退还信封的事情告诉了他，说我的稿子已经交了。杨文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相信你。现在只好等合同期满，搬离这座楼了。”
从那以后，信封在我眼中成了一种暧昧的东西，须要提防和判断，它青春纯洁的形象一去不返——
我打开那个大信封，一张张翻找文件，找到认为比较合适的几张，拿在手里。但此时我的信心完全消失了。这个变化来得很突然。我跟文件上的人名毫无关联，只不过去开了个会，从这些文件上获得了他们的名字。拥有这些文件，似乎意味着什么不同，可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我感到自己接下了一个太大的任务，我根本无力去完成：也许竭尽我的力量，得到的反而是不祥的结果。这种事本身味道不对，超出了记者的行为范围，就像滨江公园那些可疑的角落，最好远远避开——
说到底，我的任务就是写稿子，只有稿子发表对我才有意义。就算我帮她成功了，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我心头充满了失败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我开始想怎样对她说，把材料交还给她。我觉得这样做比当初索性拒收还可恶，也许应该告诉主任。下午我见过主任一次，但没有把材料拿给她。也许会被她说一顿，让自己在她眼里显得愚蠢，这是我想都不愿去想的。主任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工作乃至生活的一大部分。要是没有收下她的材料多好啊，会是多么轻松，如同失重的感觉。也许一切其实很简单，说两句话，交给她，走人。后来我开始有些恼恨她。她那水汪汪的、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讥讽、不信任。就算我帮了她，她说不定也以为是“报社”的功劳，未必归功于我这个“见习记者”。
第二天一早，传呼的嘀嘀声我从沉重的梦境中生硬地拔出，李素琴留言说马上过来。我让她在药材公交站等，不要到报社来。匆匆赶到站牌下，她已经来了。看见她那种特别的神情，复杂的心情又涌上来，我没等她开口，直截了当说：“你的事情，我考虑了一下，不行。”
我感到了自己使用的腔调，又解释了一两句。她似乎不为所动，淡淡微笑地看着我，忽然问：“你给你的主任说了吗？”
我忽然非常气恼。她果然从未看得起我。我用一种含有惩罚性的郑重语调说，给主任说过了，主任说没有办法，报社也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单位，可以搞定那些事。我惊讶自己镇定地说出了这些话，同时也不免担心她真的会去找主任。我处于负罪的、辩解的地位。
没想到她忽然完全平静了，眼里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突然消失，她低下头说：
“我也晓得不好办——”
那些暧昧的、轻佻的感觉，忽然从她身上全部消失，她变得柔顺沉静，充满了包容和悲悯。我的恼怒顿时消失，负罪感使我结巴起来，轻声说：“关键是你又不想报道——”
这像是寻找最后一个理由。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说“谢谢你——”就接过档案袋，转身走了。这使我想到，以往她那种神经质的、捉摸不定的姿态，不过是由于含有希望，因为希望太不真实，也就使她的表情显得不真实了，现在希望完全破灭，她又回到了真实之中。我看着她走，转身离开了车站。就这样，这件事过去了，我再也不会见到李素琴，我做的荒唐事没留下什么痕迹，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我感到非常轻飘，正是我昨晚面对档案袋时想要的感觉，但并不好受。
公交车在拥挤的人流中缓慢蠕动，不断有扛着药材包裹的人穿越街道，人们提到这里总是说“药材，药材”。车上和车下一样拥挤，两个“棒棒”跟随采购的老板上了车，带着几个大编织袋，散发出一股药味。为了这几个包的体积和应买的货票，一身皮装的老板又和售票员交涉了几句，随后说“算了嘛，我买就行了唦”，一边掏出还算鼓胀的钱包来。两个“棒棒”似笑非笑地倚着竹棒看雇主买票，一副只是卖力、其余无干的神气，似乎还由于雇主出钱坐车有点得意。
我又想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出口他们梁山兄弟一样的面容，心想那次搬书上楼，我怎么没想到叫他们呢？在劳务市场旁边楼上租房子，房东买了一个二手冰箱，叫了一个“棒棒”背上六楼，是她娘家的侄子，我简直震惊他半裸的单薄背部，可以一个人负担起那个冰箱，从一楼一步步背上去，冰箱缚在他的背上倾斜得像一座山，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这趟任务，任何时候也不能倒下来，听说那样制冷的溶液会倒流，冰箱就坏了。跟在后面看不见他的人，我有些担心他会在下面遇难，而我也必然被殃及，我们像是走在命运攸关的悬崖边。
他却那样一步步地走上了六楼，才从冰箱庞大的体积下直起腰来，露出汗水黏稠有勒痕的背部，像是受了某种鞭刑。头发凝结在一起，似乎棒梢之外的另一副绳结。房东没有付钱，只是拿一块笼屉下搁了大半天的西瓜给他，他接过西瓜，露出笑容说“姨，我走了”，大约是拿着在下楼的阶梯上吃掉。我知道了他叫邓要发。后来又找他从解放碑新世纪百货搬过一台电视，知道六层楼的行价是三十，冰箱比电视要更贵些，背一台上六楼，可能要花掉他半天力气的储存。他不时替大姨搬东西，报答她对自己的某种照应：逢年过节的一碗烧白肉，平时的旧衣服，包括当初他刚刚来到鱼城，指给他当“棒棒”的门路，领他到楼下的铁门旅馆住宿。
我知道他就住在这幢楼的地下，却没有一次下去找过他。那像是一道不适合跨过的界限，或许打扰了他生活的内情。
眼下这两个“棒棒”不知送货到哪里，或许要去南坪，他们回来是否要自己掏车费，这样想时车已到了长江桥头石板坡一站，雇主领着他们下车了。看来他们要爬上陡直的梯坎，送到石板坡上的某个铺子里去。这是一趟大活，他们伏下去挑货的肩膀已经鼓突出了肌肉，刚才的漫不经心似乎是为此刻做准备。坡上高低错落的棚屋，看起来矗立在遥不可及的高处，下面没有路径攀登到达，像是鸟类的巢，边沿的房子只是凭借一根柱子支撑，称作“吊脚楼”。我疑心那根发黑的木头怎样支撑起全部的生活重量，就像庞大的冰箱下邓要发窄小的背部。但它们就是这样过日子，带着被岁月和雨水彻底洗刷的外表，隐埋内情，直到成为不合时宜的景观，被强行清除出局。
在经济部做记者期间，一天晚上的十二点，我还守在办公室，接到热线。
一个男人急促地嚷：“出人命了，自杀了，能不能来一趟？”然后是一个女人惊惶的声音。我一问地方很远，其实并没有死亡，多问了两句，男人焦躁起来：“哎呀，来一趟嘛！我是她邻居，我接你嘛！”
我打了个出租车。车上我想到那个少女的服药，又看计价器，还想到本月的稿量，总是觉得很难，很难，这样的一天应该有个终了。到化龙桥，计价器上显示二十多元。下了车，我打了个电话到那个男人家里，就在那里等。夜深了，街道很宽阔，特别是化龙桥这一段，我身边还有一些人在打小麻将，一些人从一些小门进出。我有一种身处矿山的不安。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女人来了，领我走上立交桥，这本来是不应该的，一些车辆飞快地从身边擦过，当然也有长时间的冷场。可是人行的路也不知在哪里，总是不安。我们走到一处坡下，夜色中的坡和坡上的棚屋，还在一个老鱼城里，无法从坡上下来。
由曲折的狭路往上走，总担心它和我们会一起消失，因为在一个破烂的环境里，不像是往上，像是往拥挤处。也许我们可以变成蚂蚁，仅仅一小点空间就可满足的小虫。伸出手就触到屋檐，一缩头就钻进下水道。她给我讲述着：丈夫早走了，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晚上女儿回来，昏昏沉沉的，问她也不说。忽然又想作呕，流清口水。“我哭了，问她，她才说吃了药的。吃的安定。后头她睡了，睡了一整天，有时候睁眼睛望望我，眼光都是懵懵懂懂的，她以前不是这样子呵……”她流泪了，“要是她今后咋样了——”
原因她没说明白：“可能是前两天，班上组织春游，一个人要交二十元钱，我们又没得钱。我就说算了嘛，我们不去了，她也说算了，就没去。同学春游过了，总是问她‘你啷个没去吔’，她又不好说的，总是就气到起了。”她的声音又归于抽泣，但我们仍在爬坡；一步步走上去，对于做记者的我，对于做母亲的她，是必走的路。“她的父亲呢？”采访本暗中攥在了我手中，一种很劣质的黑色塑料封皮，就像废弃橡胶。这种橡皮使我暗暗绝望。“他到南边去了，也没回来，也没寄过抚养费……”阶梯上急促的回答，也许想稍微转一下身，面对走在下面的我。
我看见了山顶的星光，衬出棚屋区的黑暗。那间房子我也看见了，高处蹲着一个巢，忽然来到我们脚前，以木头在黑暗中那种温柔虔诚的姿势。地上的湿润，也许是青苔，顶上的星光。但对这些东西不能多出神。木板的门轻易开了，不像防盗门那样哗哗的动静，电灯亮着，以它不同于日光灯的光线，显出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摆着家庭的所有东西。水桶，衣柜，一辆货郎小车，桌子，蜂窝煤炉子和其他小物件，它们沿墙围了一周，在剩下的窗脚意外地让开一张床。这张床上的景象突然出现，暖色的被子和床单，有一种梦幻的气氛，和其余物件完全不同，不是席梦思，但很宽大、温柔，甚至完美，是要人手布置的。微微隆起的被子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东西：被下睡着一个少女。
我在床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母亲坐在身边。少女看上去安稳地睡着，我产生了落空的担忧，但又有安心的感觉，因为这张床的气氛，这少女，一种温柔亲近的家庭场景，在平时是掩饰回避的，现在这样袒露地向我显现，和其他的家庭用具混在一起，无可遮蔽，这里面有无可救药的、温柔又痛苦的东西，而我的身份不再是孩子，可以随意进入私密的空间，我的身份是一个记者。我开始轻声地采访：她叫什么名字？上初几？她吐过以后就好些了吗？女人俯身聆听了一下。“她还是‘呼’‘呼’。”她说，“出不来气样的。”“没去医院？”这个问题使我自己不安了。女人犹豫了：“吃了些酵母片。听说的……我们也没有钱，记者老师你晓得唦。”
对，我晓得，前一阵鱼医附三院，花了上万块钱治瞎了自己眼睛的某农民（或者叫犯罪嫌疑人），拿炸药包在门诊部炸死了主治的李医生、护士和自己，坚硬的墙和柔软的肉体被炸出了大洞，到现在可能还没补起来。诱因是他眼睛裹着纱布听到李医生招呼同事：“快去大都会买这种衣裳啊，好便宜，降价了，才一万二千块一件。”医疗保险的方案一直下不来，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住房改革老窖掏空，教育改革家长逼疯，医疗改革养老送终。”晚报周刊把这个顺口溜登了出来，遭到有关部门的黄牌警告。黄牌制度是这样的：三次警告，老总下课。成都的《蜀报》和《天府早报》，就是那时关闭的，理由是“整合报业资源，建立报业集团”，晨报的老总就是这样从成都过来的。
我开始感到一种彼此微妙的尴尬：我隐约觉得少女的情况不像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严重，又因为自己这样的感觉而愧疚，当然更不可能对她说；女人为女儿情况稳定高兴，但把记者喊来了，女儿的情况又不危险，她也感到某种介于羞愧、歉疚之间的东西。由于这样的心理，我们冷场了。我问关于她父亲的问题，这时感到少女动了一下。她父亲出走以后，女人并没有离婚，原因是离了婚她和女儿将不能住这间房子，这面坡是她丈夫原来厂里的地皮。就这样还是闹纠纷，电都动不动给她断。但是由于没有房产证，不算这个街道的居民，她吃不到低保。至于房产证，她说是有人趁她出远门进货翻屋顶进来偷走了，她怀疑是单位干的。“这房子哪里挡得住人呢！”我想说是危房，又没说。
两口子之间，似乎还有激烈的情节，我忘记了，那个黑皮塑料采访本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女人下岗以后，做过小生意，冬天卖棉拖鞋（胖头，毛茸茸长着两只大眼睛，很逗笑的），擦过皮鞋，女儿上学，两娘母就经常只吃一顿饭。“她还小的时候，有一阵子搁在外婆家，那儿另有两个堂兄妹。后头她忽然跑回来，就不去了。前两天，她还去过一趟外婆家，喊她去，她硬不去，是那几天我到外地进货，一顿饭也做不成，叫她去吃几顿饭的。不晓得这和吃药有没得关系。”
“我常对她说，我们两个，我啷个样都行，只要叫你有吃的，能上学。穿的虽说孬些，也总要有……哪晓得她……叫我多摧心啦。”女人又抽泣起来。我等了一下，再次向她核实服药的经过，这时，我感到少女又动了一下，母亲显然马上也感到了。我们也许在等待着，少女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望着我。这时我忽然想到，她可能早就醒着，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惶惑着是否睁眼。她的目光流露着审视，和那些平日我在街上见到的少女类似，本来她也应是她们中的一员，只是我仍感到了母女间的某种相似。母亲连忙对她解释我是个记者。这显然使她更惶惑了，我很不安，刚才在我的注视下，少女的她被迫还原成无性的孩子，没有遮挡地躺在我这个陌生人的面前，现在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晨况，只是因为碜而无从遮挡。这对她是不公平的。
我强作镇定，问了她几句，她简短地回答，维持着审慎的样子。我想她在怀疑这件事，用她孩子的经验思考和体味这件事：一个记者忽然来了，而她躺在被子下。这意味着什么？这超出了她的经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生长着苦恼的怀疑，使我无法坚持下去。但为了“稿子”，我仍然尽可能地问了该问的话，就起身走了。
女人送我出门，我让她回去，自己走下那段靠寒碜的星光照明的阶梯。一次采访完成了，我感到压力消除了，闻到清新的夜气，还感到某种前景：我可以一次次深入这种地方，这种场景，在微小的苔藓和黑暗里，有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使我怔忡，也许不过是由于长期的压抑吧，将我活路中的每一件事，变成了心上的物件。临街的小饭馆里，油桌子颜色深沉，我和陈天奔波一天后在这里吃饭。我们坐的地方很暗。今天又没有稿子，办公室里也没有线索。陈天曾在办公室接到一个投诉，说某幢楼封死了人行楼梯，电梯又时好时坏，发生火灾无处逃生。陈天到了那幢楼下，一边想象上楼的前景：黑暗而发出响动的电梯，像是警告，昏暗的顶楼，堵死的楼梯，一个人待在城市的顶端，预感着生命中的凶信。可是电梯是完好的，平稳地滑行，到顶楼的楼梯畅通，预想中的稿件坠入虚无。
我低头吃完自己的回锅肉片，两人走出小饭馆。冬天来了，天渐渐变得阴冷，隔壁的羊肉汤锅红红火火，整个店向大街散发大量的蒸汽和喧闹，这种喧闹简直是全然无法分辨的，任何的话语都淹没在里面。店前支着木头架子，倒悬着剥开的几头羊子，暗红的肉，一只活羊拴在架子下吃今天的草。它的头不停地碰到伙伴们被撕下了皮的前额。
我再次违规走过高架桥，小心地避着卡车，来到有一桌人打小麻将的地方，幸运地搭上了一辆中巴。在车上我开始构思稿子，我感到近于一种忧思。到办公室，赶完了稿子，已经一点多了，我赶紧拿到三楼夜编部，这又使我惴惴，不过心想：晚报最近重视“今晨消息”。姓唐的主任在，我对他说了，听到难为情。他说：“好嘛，搁在这儿。”我搁下稿子，离开办公室，又感到轻松和废然。爬上招待所，走进黑暗的房间，陈天在黑暗中磨牙。这是他的老毛病，像是一种奇怪的语言，竭力琢磨着一种意义，痛苦地琢磨不清。我脱衣服，几星静电从我的身上飘落，听到门缝里透进的微小风声。还是肯定有一种不安，到底是什么不安呢？我疲惫地睡着了，落进一个坑。
在混乱劳累的梦境中，尖锐的传呼声猝然前来，我蓦然翻身，屋里像睡下时那样黑暗，借着绿色的荧光，看到一个陌生又有几分熟悉的电话号码。急促地回电（手机刚买来不久，买来还兴奋了一小会儿，像后来存款超过一万块时），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
“你好，叔叔吗？”
一种惶恐的温情撞着我，我应了，她就问，语气忽然变得生涩严峻：
“我那个事……不要用真名好吗？……我怕影响不好……”
我忽然明白自己始终不安的原因了，慌乱不堪，我确实用了她的真名。我羞耻慌乱地解释自己用了真名，可以不用真名，我开始没注意到这事，还可以补救。她停了一下，我感到我们两人的紧张惶惑。她终于又问了一句：
“可以不写吗？”
我赶紧肯定：“可以不写，可以不写。但是现在稿子可能已经签过了，如果打算用的话，我一定马上追回，不写。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我马上就去。”她说：“那谢谢你，叔叔。”（我比她大九岁？十岁？）我说：“我弄好了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吧。”我马上打电话问出版部，一个人接了，问他有没有那篇稿子，给我看一下，如果有，要改成化名，不用也好。他说“我给你看看”。等了等，说没有。我说是几个版上都没有吗？他说“没有，我看的几个版都没有”。我说“好”。再次感到一阵轻松，又惘然若失。
随后我打了那个电话，告诉了少女。她母亲也在旁边，说：“真是，你半夜那么远赶来——”我又一阵羞愧惶惑，赶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就挂了电话，动作那样猝然——她们会以为我生气了。
长江桥头的转盘特别拥挤，只有这一座过江的桥，往来南坪的车和菜园坝去朝天门方向的车流塞在一起。酷夏季节，我的汗液流淌在别人背上，别人颈背上也淌着我的，不管交换者是什么人，上半身赤裸的“棒棒”或者一个穿吊带衫的少女，此刻都失去了分别。车流围绕着转盘凝滞不动，像是一锅浓稠的水泥，任什么样的手也搅拌不动。桥头两尊身披飘带掩住关键部位的雕塑高高在上，优美而冷漠的姿势凌驾于旋涡中的人流。这时我会想起那个传说的工程师，和水泥一起被浇筑进自己设计的桥梁里。据说，他在施工中监督水泥浇注的温度，凑得太近失足掉入，搅拌得滚烫的水泥一冷却会报废为硬块，给国家物资造成损失，因此不能停止。搅拌机继续浇下大量的水泥，工程师就留在了桥体之中。和红卫兵墓地及望龙门监狱一样，这是鱼城的秘史，我们曾想做一期旧案揭秘，主任三思而止。公交车驶过桥身的时候，我猜想他在哪一截桥体里，血肉之躯是妨害还是加固了桥体的质量，或许他的位置更适合这里，而非桥头引发风波的雕塑。
公交车开过了长江，钻过迎面山头下的隧道，到了南坪转盘，下车的人很多，车上忽然松快起来。又一刻我恍然疑心：自己是否该在这里下车。这是以往我熟悉的路线，走上一条岔路，前往报社的印刷厂，那里的七层楼上有我的一间宿舍，同楼有印刷厂的几十上百打工妹，当然也有很多打工仔，整天楼道里是人声的喧嚣。
有一天，我在水房里遇到了小芹。
小芹很瘦，尖尖的脸，下了班，爱穿一身睡衣。这也许因为她们工作太辛苦，下半年装订杂志，晚上往往加班到一两点，下了班就松松垮垮。但睡衣外穿也是本地的风气，隔壁住的陈天说，他来的头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他脸上罩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床上和手中时常都被胡塞尔、福柯的大部头著作占据，却不妨碍双眼在镜片后面发出亮光，似乎那正是一双穿过了哲学迷雾，被晦涩文字打磨出精光的眼睛。他是西川大学的研究生，比我早两天到这里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