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和罗玉英的结婚招来了一些闲话，说他跟大学教授离婚找了个女工之类的，他说自己根本不想理那些崽儿和长舌妇。“他们以为自己高级，高级个串串儿。你还记得那年，晚报的人全体去参观国棉一厂吧？那些女人面对纺织厂的女工，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好高级，装出那种下基层送温暖的样子。那时候效益好点呗。现在晚报都快垮台了，还有啥子好神气的？”
我心里有些纷乱，以前在印刷厂宿舍的交往，还有后来罗玉英来我家的情形，陈天都知道。他显然是一副心照不宣的态度。最后我只说：“这是好事，不用管别人咋看。”
走到索道站下方，看到票价已经涨为二十元，来回通票则是三十元，就连刷卡也只是九折，而陈天的卡上余额不足。这个意外的遭遇让陈天很恼火。“这太不地道，已经没有一点实用功能了。”
这座索道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改观，灰色的建筑和陈旧简陋的电梯，看起来和从前两块钱的索道没有区别。看起来它的涨价或许是灵机一动，但也许正是有意保持了廉价的旧日索道外表，让旅游者得到一种怀旧的感觉混淆。在二楼等候缆车的廊台墙上，贴着几幅有乘坐索道情节的电影剧照，透露了这份心思。电影包括《周渔的火车》《生活秀》《疯狂的石头》，以及最近的《火锅英雄》，却没有我印象最深的《迷城》，以及最早的《雾都茫茫》。大约人们想把雾都的形象渐渐抹去吧，虽然它在日本人的轰炸机下救了自己的命。望龙门一头的电梯口则陈列着一些齿轮、电动机部件，意外的是还有一个类似汽车的方向盘。
坐缆车的人比想象的多，陈天说前两天国庆假期，排队的人一直站到望龙门的马路上。“鱼城这几年的旅游有点火爆。”陈天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可能电影起了关键作用，终于在某个时间点显现了效果，它的立体城市的特征进入了人心，缆车就像是为这个立体的形象勾勒了显眼的眉目。“现在到鱼城来的青年，把坐缆车视为他们的某种成人礼，将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变成亲历。”随着东水门大桥的落成，它原本和嘉陵江索道一样面临的生存危机，一夜之间转为机遇，连前几年已经拆除的嘉陵江索道，每年政协开会也有人一再呼吁恢复，保存“两江索道”全貌。这是谁也意料不到的事。
缆车在江面上晃悠穿行时，陈天和我挤在一车外地模样的年轻人中，他们都凑着舷窗四处张望，由于是从南岸回鱼中区，索道的坡度要小一些。“如果是从那边下来，会有失重的感觉。”陈天说。
过了江心之后，缆车沿着江岸节节上升，像在无声地登上一个个平台。望龙门坡下的建筑在我们脚底掠过，当中有整修之中的湖广会馆，似乎脚手架永远不会拆除，屋顶之下那些独一无二的繁缛雕刻，仍旧笼罩在住户的烟熏火燎之中。沿江吊脚楼完全消失了，只有陡坡上有两处拆迁了一半的木板房残迹。几年前我坐索道时，看到了江岸上最后一座吊脚楼，仅存的一根柱子在风吹雨淋中成了纯黑色，不会回应外界的任何目光。如果抽掉它，整个上半城的生活或许会全部崩溃。但它终究被抽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连同它支撑过的生活，而上半城的世界长得更高。
陈天指给我看两幢灰色的旧楼房，由于建在地基狭窄的坡上，它们彼此独立却紧贴着，几乎插不进去一根针，彼此紧紧吸引又排斥，像是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这显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两幢苏式楼房，它们灰色的身影使我联想到这一带有一座民国的监狱，在发黄的档案和回忆录里留下了记录，又湮没在高低错落的棚户板房之中，屋顶是老化纠结的电线，和下水道一样密麻紊乱。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它的真正位置，眼下已和吊脚楼碎砖房一起风化消逝了。
我们走下望龙门这端的索道电梯口，一眼望见黑压压排队的人，仰着好奇的外来面孔，延伸到大街上，还停着几辆旅游大巴。顺解放路再往朝天门方向走是打铜街，这是我们上次步行的路线。
靠打铜街入口有一个明显的拐弯，似乎是避开了外边的什么，对面半圆形的港务局大楼已经作古，变为一个基坑，就像是过度的铲除。街口不远处的食品舞厅包裹严实，却仍然开张着，四处是隔开工地的黄色标示牌，人们走到这家舞厅得再三绕路，踮脚蹚过地上的泥水。到达舞厅入口，女人们照旧在售票处存放外套，露出显身材的内衣，免费入内，男人们则交钱入场；和关闭前的金乐门没有两样，透露着它一贯兜售男女乐事的本性，在“舞友自重，文明跳舞，禁止色情”的标识下并未改过。
我们都沉默着，像是没有望见食品舞厅入口的情形。即使身边没有陈天，我也已不会混在那些男人中走入舞厅，在烟雾和人体的汗味中探寻它和我的过往。我曾是暗访者又是舞客，被年老色衰的舞女一把搂进肋骨，又在少女青槟榔一样任人采摘的胸部感到柔软的罪孽。眼下我已无访旧的心情。我已不适应这种异味，就像非典那年在街对面烟摊眺望，震惊于那些穿过戴口罩的路人和消毒水气味，零星拐入舞厅的男人。他们穿着灰黑的夹克，外表其貌不扬，进入狭窄闷塞的空间，无能为力又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欲望，和那些不懈的舞女一样，是懦夫又是勇士，而我是个三心二意的过客。
我想到了小芹，她会还在这里吗？那年最后一次在里面见到她，跳了两支舞就离开了，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似乎我们以前的情节都白费了。
那天下午出版面，我和校对室的一个女人大吵了一架，她是这里资格最老的校对了，但也没有校出过多少错字来，这次是盯住了我的一个用词。周末版的一篇副刊文章，写到抗战时期在鹅岭路遇见陈立夫挑水的往事，陈立夫当时的身份，作者写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我保留原样，却被校对室那个女人改成“国民党政府”。我改了回去，又被她二校再改回来，我只好拿着清样去了校对室。她说明明应该用国民党政府，什么国民政府，国民党能代表国民吗？我说这就是历史的称谓，陪都时期，当时的共产党也承认。她说这是政治问题，给国民党脸上贴金。
我想起来上一次她把稿子里的“脑满肠肥”改为“满脑肥肠”，我改过来又被她改回去，拿着《现代汉语词典》去找她，她还不服气，估计是火锅吃得太多了。我一下子火起来，说：“你一个校对，干好校对的事儿，校错字儿，不要干涉编辑的职责。”她没料到我会这样发火，“校错字儿”这几个字显然让她非常郁闷，一下子又没想到什么回击的词，只是提高了声调说：“你这是政治问题，给四大家族贴金。”我说：“什么是四大家族？你知道陈立夫为抗战时期的教育做了多少事，知道他穷得晚年靠养鸡生活吗？你校好你的错字就行了！”
两人相持不下，事情闹到总编辑那里，最后这篇文章换人编辑，“国民政府”中间仍旧加上了那个“党”字。我一肚子气下班，饭也没吃就去了食品舞厅，在排队等候客人邀请的舞女行列里，意外看到了小芹。
半年以前，我和小芹跳舞的时候，她告诉我自己就要离开这里，回湖北去了。我很高兴，这也是我一直劝她的。她曾告诉我，她家在湖北荆门，爸爸是个小厂主，她从家里跑出来的原因是父母离异，父亲又成了家，继母很不喜欢她。她和母亲一直有联系，母亲生了乳腺癌。前一阵她打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很高兴得到了她的音信，很希望她回去。经过在鱼城的这两年，她也想通了不少事情。母亲动了手术，似乎暂时也没啥大问题，不需要她操心了。
“那你就回去吧。”在舞厅中间人群的昏暗里，我和她一边贴着慢慢挪动一边说，心里也感到某种似乎非分的失落。舞厅散场后，我去解放碑买了一条白色的披肩丝巾，下次去舞厅，在乐曲间隙送给了她。
她很意外，脸上的酒窝久违地出现了，一起等客跳舞的几个姐妹脸上更是露出好奇的神情，被旋转的射灯涂上了色，分割成闪烁的一片一片。就像那次在我的租屋，上床之后她问我：“你为什么找我做女朋友？我又不乖。”
“女朋友”这个字眼让我有点发怔，一时找不到答案。在印刷厂宿舍楼上那群打工妹里，还有站成两排年纪轻轻来舞厅找钱的姐妹中，她确实不能算是乖的，有点过于消瘦，脸庞也显得苍白，毕竟她不是真正的鱼城女孩。不是这个问题，但我和她的这种关系，又不好解释，不同于我和其他任何一个跳过几曲舞的女孩的关系，甚至也不同于我和当初小芹在印刷厂的朋友、另一个打工妹罗玉英的关系。我也没有把罗玉英来过我家的事情告诉小芹。我是谁，在寻找什么呢？
那天舞场散后，我专门请小芹和她的两个姐妹吃了饭，给她饯行。小芹第二天搭船回荆门。那以后半年，我再也没有在舞厅里见到她，有时会想到她在老家怎么样了，是否在继续上学，或者在爸爸的厂里干些什么。有时跟她的小姐妹跳舞，还会问一两句。没想到她现在却回来了。
小芹说，家里待着还是不舒服，她两个月前就回了鱼城，想再次找工作，但工作还是那样累，钱也就那么多，看不到一点前景，姐妹一劝说，她就又回来了。
她这次穿了一双流行的松糕鞋，但并不适合她，因为她本来身个瘦高，显得我在跟一个踩着高跷的女孩跳似的。我告诉她不适合穿这个。她微笑着，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又像在表示某种歉意。我觉得尴尬，似乎有个东西已经改变，不会再回来了。我匆匆跳了两曲，给了她二十元钱，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跳舞。
我的跳舞生涯似乎是从那一次开始走向结束的。我不再常去舞厅，当我偶尔忍不住走进那里，会担心碰到小芹；即使我并没有见到她，也觉得她在黑暗中某处看见了我，无声地回避了。假如她并未回避，和另一个舞客搂抱着，我们在人丛中挤到了一起，又该如何面对彼此？无法做到冷着脸佯装不认识。这样的担心，让欲念也变得索然无味。
那块由女朋友的错觉和披肩丝巾编织成的帘幕被扯了下来，在赤裸裸的场景里，我是一个过于蹩脚的演员，就像面对老资格的校对，我是一个编辑，却无法在争执中占到上风。这个城市，这份报纸，都是别人的地盘。是离场的时候了。
不久之后，我离开了鱼城。
现在小芹还会在里面吗？如果她在这里，不是跟当初她和小姐妹们刻意要区别的老舞女一样了吗？她会很容易地顺从舞客的任何要求，不再有矜持吗？她还会有离开这里的想法吗？或者是像那些也曾经年轻过的舞女，再也无法离开了？
这种想法并不好受，即使我曾经只是一个寻找乐子的舞客，我们彼此只是无数舞伴中的一个，那条丝巾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花了七十元钱从解放碑买来的，并不像一条阿拉伯飞毯，可以带她平安回到家乡。那个家乡，父亲的小工厂，或许都是虚构的。我也没有去看过她租住的房间，吃她说过要给我下的面条。
我们认识的时候，为了赶白天的场，小芹和另外的姐妹一样，辞掉了从前在朝天门布店的工作，在储奇门附近合租了房子，每天来舞厅跳舞。说起来挣的钱多了，但是因为母亲的病，她没有存下什么钱。她不适应鱼城的气候，太冷太热，房间又没有空调，容易生病，有时在床上一躺几天，不能去跳舞，还要花医药费。
有一次小芹重感冒，合租的姐妹出去跳日场了，她从昏睡中醒来，想喝一口水。屋里没有桌子，水杯在做饭的案板上，够不着，她伸手使劲去够，一下子翻到了地上。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生痛，都不知道是哪里痛，没有一点劲，像下的面条，只好那样躺在地上，直到姐妹回来，才喝上了水。“那次我担心自己会死，第一次怕自己会死，有点后悔从家里出来了。”
小芹说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贾樟柯的一部电影。一个小姐发烧躺在床上，口渴没有水喝，勉强挣扎到院子里，喉咙凑在水龙头下喝水。不知道小芹她们租住的是怎样的房子。小芹说是胡同里面的平房，水龙头确实是在院子里，以后带我去看。“我给你下面条吃。”这是她平常给自己做的伙食。
我已很久没有在家里吃饭，即使是一顿面条。小絮走后，我回到了初来鱼城时孤身一人的状态，但和从前不同，我像跌入了一个漩涡，一周四五次地去舞厅。当我有点心怀忐忑地走上打铜街的短短一截斜坡，我和身旁鱼贯走入舞厅的舞客没有什么不同，眼神浑浊，透着一股色迷迷的嗅觉。我和那些趁暗乱摸舞女下身的中年秃顶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她离那个站在对面年老色衰的舞女大姐，也没有多远的距离。
一顿许诺的面条，把我们俩从舞厅的昏暗中暂时带走，在这个出租屋里，似乎我们真的是邂逅相逢，谈情说爱。令人安心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只是挂在寒碜场景前的一幅幕布，如同舞场旁边卫生间的门帘，门帘后女人们对着洗手池匆忙补妆，男人们使劲抠鼻孔和往洗脸盆里吐痰。但这幅帘幕，我们都不想取下来。
陈天没有在食品舞厅和小芹跳过，但他记得印刷厂的这个女孩子，以往常和罗玉英一块出入。对于我和小芹的故事，他有些吃惊。
“你想不想进去看一下？”陈天望着舞厅的入口问我。
我们像十几年前一样结伴走进舞厅的门廊，票价涨到了十元。走上二楼掀开门帘，光线依旧黑暗，烟味扑面而来，舞曲似乎没有更新，但人群的密度比起当初显然小了很多。以前一排舞女等客的地方，等待的舞女少了很多，几乎看不到年轻女孩。入场的没有什么年轻人，全然不如当年的盛极一时，似乎它的欲望饱受摧残，从民国年代以来，早已垂垂老去，却迟迟不肯死亡，维持着这副残存的躯壳。一个袒胸抹粉的老年舞女示意我下场跳舞，我忽然看到在舞厅最后岁月的小芹，只是她从来没有胖起来过。
我们一起去上了舞厅的厕所，洗手池更显斑驳陈旧，仍旧有舞女中途过来补妆、漱口。走出舞厅的门廊，陈天说他没有看过贾樟柯的那部电影，但看见过一个女孩子就着龙头喝水，想冲掉嘴里的味道。大学毕业后有一年时间，陈天曾经离开鱼城，去一个亲戚在人大西门外开的野菜城当文员，野菜城附设一家按摩城，陈天负责给按摩小姐做登记，保管身份证，有时也和女孩们搭搭话。其中一个女孩来自新疆，很瘦，看上去有些青涩，有次被一个画家点了钟，下钟之后传来吵闹声。陈天过去查看，客人说好给二百五十元钱，下钟只肯给一百五，说她服务不好。客人走后，新疆女孩趴在厕所的洗手池里干呕，一边撩水冲洗嘴巴，一边挨着经理骂，眼泪和着头发泡在水里，看上去狼狈又可怜。
过后陈天问她，她说客人变态。
陈天对她本来有点意思，一个人待在按摩城的宿舍里，做梦还梦见过她。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两人很少说话，说话时陈天总觉得她的喉咙没有清干净。另外一个女生是湖北的，长得小巧玲珑，有些像陈天分手不久的女朋友。有次她喊陈天去按摩间，陈天说自己没钱，她说不要钱，陈天也没有去，原因可能是觉得她长得像分手了的女友，心里会疼痛，事后又懊悔。在按摩城的单身床铺上，他常常彻夜难眠，心里想着隔壁发生的事情。他渐渐感到，自己离开鱼城是个错误，走了这么远，他并没有能躲避记忆中的东西。
正好那段时间北京开世界妇女大会，全城扫黄，以前封闭的按摩间都要求门上方开一个探视框，禁止色情活动。野菜城生意大不如前，新疆和湖北女孩都离开了，陈天也就借机离开北京，回到了鱼城。
回到鱼城后，陈天还在朝天门扛了几天大包。我们刚巧走到朝天门的码头区，这里的情形和打铜街不一样，沿路有很多转运批发的门市，一连几家是经营布匹的。路边堆着大捆编织袋装着的布料，几辆小卡车乘着夜色到达，一些穿着汗衫的工人扛着大包正在装货。陈天说，这是他刚回鱼城干的活，那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心里跟自己有点过不去，索性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叔叔来到这里，从朝天门服装市场帮批布匹的客户搬货，装上卡车，或者送到店里。坡度比较大，得从码头一步步爬上来。因为身单力薄，被人瞧不上，他干了半个月只好放弃，那个叔叔却仍旧干了下去。
我想到虹影小说里在朝天门扛大包的母亲。我一直想找到在这边扛活的人，没想到身边的陈天就是。他交货的那些卖布店铺，就是小芹当初工作的地方，下班之后在路旁的小餐馆里，他也曾和那位人山人海中的表弟一样，往碗里加上一勺又一勺红辣椒，鱼城人叫海椒。但在他的口里说出来，又显得轻描淡写，似乎实在难以把身边的他和背负大包的经历联系起来。似乎是在有了这段失败的经历之后，他终究变得驯服，走上了周围人们都认为他应该走的道路，复习，考研，毕业后来到鱼兜报社工作。
我们已经走在了江岸上，稀疏的路灯照着空荡的阶梯，没有一个人影，涨潮的江水鼓荡趸船，发出低沉的声音。趸船轻轻波动，看上去是铁皮的，却又显得像纸壳那样轻，用粗大的铁链系在江岸上。只有靠近两江交汇处的半岛尽头高处，有一个地方始终在轰鸣，灯光从倾斜耸峙的峰垛倾泻下来，是在建的来福士广场。据说脚下叠压了鱼城由宋到明代的两道城墙，当时开挖基坑出土时，很多人一再呼吁也未能保护下来。像以往很多次一样，有一个新发现，往往在混乱之中什么也没有做，就被重新埋入地底。在建的楼群蒙着绿色防护网的身影那样高峻庞大，有些疑心它们会把鱼中半岛压沉到江底去，有一天这里将不复存在。
但眼下我们还能走到半岛尽头，坐在码头的石阶上，身后不知什么地方的鼓风机呼呼作响，两江汇合的水面微微波动，远处一艘夜航的客轮缓缓逆水而上，几乎不发出声音。对岸弹子石和野猫溪新增了很多楼房，从前半坡“美心门”的巨幅灯箱广告消失了，只剩下灯火稀微。也许我曾经溯源而上的野猫溪已不复存在，那部《饥饿的女儿》小说中主人公六六的生活布景终于彻底消逝，不再留下任何痕迹。身下这块我坐了不知多少次的地方，它一定也有了很多次变动，但并不引人注意。每次回到鱼城，我愿意沿着解放西路一直走到这里，待上一会儿，这样像是在事后能够经历那些变化，当我不在场时渐次发生的。
陈天一直看着眼前黑暗的江面，似乎要在微微的起伏波动之外，再看出一些什么。过了很久，他身子背过去遮住江风，点燃了一根烟，慢慢说起了跟琉璃离婚的事。“你记得那次我给你打电话，请你帮忙去拿发表论文的杂志吧？”
我记得那件事。当时琉璃在大学要评教授职称，权威期刊采用论文是硬性要求，发表之后由于发行很慢，需要自己去杂志社库房直接拿出来，好赶上提交期限。陈天给身在北京的我打了电话，当天是周日，我第二天一早坐地铁5号线转10号线，穿过半个北京到健德门附近一座楼房里找到了这家杂志社，开条子交了六十元钱买两本杂志，又穿过连接两座楼房的通道找到管理员，进入库房。里面是一个庞大的仓库，堆满了触及屋顶的各类杂志，大多没有开封，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尘灰味。这个蒙尘的仓库里，一沓沓不起眼也不会在市面上见光的杂志，却有着权威或核心的身份，决定着遥远的地方很多人的命运，不时有我这样的人急匆匆赶来，交钱买发表自家文章的杂志。因为是刚出，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找到了需要的杂志，交条子后走人，当天快递去鱼城，赶上了周四提交论文成果的最后期限。
陈天说，那篇论文是他和琉璃反复讨论后成稿的。“里面有我的心血，我好些年没有这么认真地对待过一篇文章了，包括报社的那些稿子。”从前琉璃发表的那些学术论文中，也有陈天的参与。
琉璃当上教授不过三十二三岁，成了她所在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陈天却兜转了一圈仍然是记者。陈天觉得这没有什么，但老婆当上教授以后的事态，却慢慢地超出了他的预期。
琉璃参加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一个月经常有半个月在外边，两人的交往圈子也不搭界。她不仅在学术界交游广泛，还认识了不少地方政府和商界的人，毕竟传播学院经常要和这两类人合作。慢慢地，两人不再一起参加饭局，回到家里也越来越没有话说，琉璃更常做的是逗尼采玩上一会儿。偏偏老婆当上教授之后，陈天又在岗位竞聘连任时失败，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变得不对劲，平时和琉璃走在一起，听到别人说什么话，就以为是在说自己与老婆不般配，连他的个头也显得比琉璃矮一截儿，或许因为陈天的驼背变得严重了。饭局上有人开个玩笑，譬如说陈天跟着老婆吃香喝辣，更会让他心里半天不是滋味，他觉得这些玩笑一半都是真的。琉璃对这些玩笑似乎又有几分受用，并不制止。家里的气氛愈加沉默，沉默久了变为口角，口角又累积为争吵。琉璃觉得陈天变得越来越敏感，甚至不可理喻。
有一天琉璃回家洗澡，手机一时没有锁屏，陈天一时心动拿起来看，上面是一个男人对琉璃的问候，喊她宝贝，叮嘱她喝了酒回家小心，约她下次在成都开会见，一块游泳泡温泉。这个男人陈天听琉璃提起过，是成都某大学的一个教授，两人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这次大约对方是来鱼城开会。陈天放下手机，抱着头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去敲浴室的门，开始是敲，后来是拍，他拍门的动静把尼采吓得“喵呜”一声，躲到屋外竹林里去了。
尼采大约是在陈天身上闻到了老虎一类的暴虐气息，这种东西沉睡了多年，那一刻在陈天身上醒来了。琉璃惊疑地披着浴巾出来，陈天劈脸给了她一巴掌，琉璃的浴巾掉在地上，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哭了起来。一瞬间，陈天想起了当初李影在涪陵宾馆的浴室里一边洗淋浴一边大声哭泣的情形。他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
两人在几天之内办好了手续，琉璃搬去了她在大学分的房子，带走了自己的所有东西，把江北的房子留给了陈天。两人在经济上从来都是各自独立，办理起来倒是不麻烦。琉璃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带走尼采。陈天答应了。
陈天闭着嘴巴，从鼻子里吁了一口烟，缓缓地说，琉璃带着尼采离开之后，屋子变得很安静，安静得像是地上到处有坠下来的针，他不敢稍微重一点地走路，否则会耳鸣。他产生了和当初从特钢厂被开除后相似的感受，在鱼城已经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在这座一天天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他是个外乡人，比旅游者还要疏远。如果不是和我一起，他根本不会想起来到朝天门码头，坐在黑暗中鼓荡的江水面前。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出走的勇气，好比眼前的江水被大坝包围起来，失去了流速，变得越来越浑浊、凝滞。和琉璃的离婚，似乎耗掉了他身上最后一丝勇气，是他面对世界的最后一次反抗，却又如此徒劳无益。
我不知道拿什么话去安慰陈天，只是想起了自己的一些心事，不知道自己在那座北方的大城还会待上多少年，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和一只猫等着我，甚至没有陈天在鱼城拥有的房子和户口。连我身上新揣着的二代身份证，地址也只能写着跟我没有了多大关系的鱼城。
回去时我们走了上半城的路线，爬上朝天门高高的阶梯，空荡荡的穿洞里没有什么人。小什字的街道也寥落了，曾经在一部娱乐电影里出现过的罗汉寺现着门楼垛堞的轮廓，在对面的协信星光广场的映衬下显得暗淡，并不适合存放宝石，马路上的窨井盖得好好的，并不会忽然从下面钻出一个笨贼来。再往前走是棉花街，紧临九尺坎上方，我打算就近打听邓要发栖身的棒棒屋，陈天陪我去找这个“曾经的同行”。
街口的圆形石头上坐着两个吃完饭在歇凉的“棒棒”，棒子仍旧靠在身边。我们走近年纪大的一个，看得出他收工后喝了两杯啤酒，神情显得悠闲，耳朵上夹着一根烟，也许已经被他忘掉半天了。我先用有点生疏的鱼城话跟他打听棒棒屋，陈天又重复了一遍，他打量了我们半天，问我们要“做啷个”，后来告诉我们自己在棒棒屋住，那里没得啥子看头。他姓谢，入“棒棒”这行十几年了，一直在棒棒屋住。我说了邓要发的名字，递上一根烟，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记得他，搭手扛东西不耍滑借力。只是他早走了，娶了堂客，搬去江北啥地方了。”他捻着手指间的红塔山烟，等到我给他点上了，大约是看我们失望的样子，说：“我带你们去棒棒屋，问问别的人。”
从九尺坎走下去，到了阶梯底部，光线就比顶上的棉花街少了大半。棒棒屋靠近嘉陵江岸，是一幢老式居民楼的底层。绕到后门进去，里面空间很大，看起来是留作人防工程的半地下层，一盏电灯洒下昏黄的光线，照得几十张架子床明明暗暗。大部分人已经入睡，架子床上传来深深浅浅的鼾声，安放一具具赤裸上身的躯体，到处笼罩着一股汗气。没有蚊帐，对于铺位上长年磨砺的皮肉，蚊子们似乎也无可奈何。
这里的条件看来并不比铁门旅馆里好出多少，除了一个近似阳台的门廊，接受着从九尺坎高处洒落的剩余光线，即使是在白天也不会有多明亮，却是仅有的晾衣服所在。一扇半高的墙隔开了两副便槽和一个水龙头，冲凉和排泄都在这里解决，尿碱使便槽完全变成了黄色，一股冲鼻的气味压过了外间的汗味，说明这里只是男人的世界。
来到棒棒屋的第一刻，我就知道邓要发在这里只是个过客。他孤身一人来到鱼城，为的不是一直在路边吃一份“棒棒饭”，抽两包烟，在架子床上慢慢老去。不像棒棒屋里多数的伙伴，他那时连一口解乏酒都不喝。
老谢走到自己的铺位边，和别人的一样，除了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和两件汗衫，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让我们小声一点，轻声拍醒了上铺的伙伴，问：“你还存的有邓要发的电话没得？”同伴咕哝了几声，打开手机翻出来一个号码，我就着诺基亚老人机屏幕的微光抄了下来。我把整包红塔山给了老谢，轻手轻脚穿过鼾声连连的棒棒屋，老谢跟着我们出来，在九尺坎的阶梯上跟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大约是平时很少有人会听他摆龙门阵。
老谢是綦江人，老家有堂客和孩子，年轻时来鱼城干过别的，在老家把楼房葺起了，后来因为想自由一些就开始当“棒棒”。他说眼下鱼城的“棒棒”越来越少，生意几乎做不下去，年轻人不爱入行，棒棒屋也只剩这处了。在这里几乎没有找到堂客的希望，除了像他这种一年两次和家小团聚的人，架子床上的躯体注定只能在单身中老去，现在这里都是四五十岁的单身汉。所以邓要发娶到堂客的消息，大家都记得，他走的时候还散了两包烟。“也是红塔山。”所以今天老谢看着我装的红塔山，就愿意带我下来问问。
前不久棒棒屋出了一件事。有个老“棒棒”在这里干了二十几年了，他的娃儿读到高中毕业，前一段也从忠县老家出来，打算跟着父亲干“棒棒”，一块住在棒棒屋，老婆也接来了。九尺坎下去有段滨江路引桥，车刚从高架桥下来，转弯速度很快，这里没有设置红绿灯，又是从棒棒屋出行的必经之路，人们都是翻护栏来往。娃儿才出来不熟悉路况，前几天给老汉去买包烟，翻过护栏遇到一辆车快速转弯，躲避不及当时撞死了。肇事车辆逃逸，这一段也没有装监控，不知道找哪个，报了案也查不出来，娃儿至今躺在冰柜里，每天要交钱，派出所催着火化。“几好的一个娃儿，可惜了。你说我们棒棒的命多不值钱。”近五年来，老谢亲眼看到住在棒棒屋的伙计走了好几个，“长期积累的，生一场病，就完了唦。”那些老单身汉，死了连骨灰都没有地方搁，殡仪馆烧掉随便倒在哪里了。
老谢自己打算干到六十岁回乡，就像通常搞工作的人退休的年龄。至于有将近七十岁还在干“棒棒”的，那是没有后代养活，挣一天吃一天。“没得法。”比较之下，老谢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幸亏早年来鱼城之前长了个心眼，把婚结了。”平时老谢不会亏待自己，下了一天力，喜欢喝两杯啤酒，往常跟邓要发搭伙的时候，扛完了活也一起喝过。“正好两个人一瓶子，省点。”
告别了老谢，我和陈天步行回到较场口，在先前聚餐的日月光附近分手了，他的神情显得轻松了一些，似乎暂时忘掉了和琉璃离婚的事情。他打的回江北，我走路回穆斯林大厦的酒店，十八梯顶端的平台上灯光都黑掉了，还有一两个逗留着，像是男女在做生意，鱼城变得很安静。我的脑子里回响着九尺坎棒棒屋里的鼾声。
“冉老师，你还是以前那样，不过，你的头发少多了。”邓要发说。接着他有些不好意思，摸了一下自己铜瓢样的头，“我的都光了。”
第二天傍晚，我打通了在棒棒屋抄来的电话，穿越两路口隧道和鱼澳桥，在江北大石坝一个叫下五村的街口见到了邓要发。他带我穿过一片高层住宅小区，顺斜坡一直走到最下端，他租住在楼房脚下的一排简易房里，后身就是崖坎，似乎是一路退到了这里立足。屋内光线黑暗，开着一台旧电视兼作照明，手机显示无服务，有时偶然跳出一格，可能被前面的大楼全部挡住了，连同坡顶洒下来的阳光。先前接到我电话，是他在外面做工的时候，通话中我听到了打磨楼面的嗡嗡声。
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样貌，这或许是出自他的职业习惯，记住了每一个相熟的客户。又或者这是一句不会失误的话，我也能反过来对他使用。
确实，他的头像一具倒扣过来的铜瓢，被暴晒的阳光烧光了当年的毛发，镀上了一层金属的反光。一大两小占满了屋内空间的床铺，和空中悬挂的各色衣服，还有三部帮别人搬家时背回来的报废洗衣机，说明他成了家，有了孩子，这是我没能做到的。只是这些经历，也给他原本黝亮的额头添上了几道勒痕，和一条鼓突的血管，像是藏在皮下的蚯蚓。他的媳妇是大姨撮合的夫家那边的侄女，但很少联系。“虽说是亲戚，毕竟身份差得远，你说是吧，冉老师？”
他说着“身份”这个词，叫我想到在六楼房间里见到房东老太的情形，即使是她已经从当初的形象中退化，邓要发仍旧自觉地维护着两人之间的落差。对于我也是一样，他叫起“老师”这个在鱼城时的口头禅，并没有街头巷尾那份随意，倒有种郑重，就像面对那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准备聆听他们常常很是严厉的指示，担心小崽儿又在班上惹了什么祸。
昨天晚上十点多，邓要发在大石坝的街上走，寻找离家出走的九岁小崽儿。前天晚上他从补习班接回小崽儿，督促他加时到十二点，完成拖欠的课后作业，结果今天下午放学后，小崽儿没有回到一家人租住的小区坎下的石棉瓦平房。以前儿子有过类似的出走，游荡在商场里彻夜未归，后来邓要发在过街地下通道里找到了他。那是夏天，眼下是小雪节令。
他走过了居住的下五村和附近的六村、七村，经过了骑士医院，走到了大石坝商圈，在几处大商场、两家游戏厅、一处量贩式ktv和一家汉堡店外寻找，都没有小崽儿穿着格子滑雪衣外套的背影。他还进出了一家菜市场，在那些摊点间转悠，辨识拥挤又模糊的人脸，也无味地扫一眼摊点案板的寻常蔬菜，一天到头，它们都失色泛黄了，像是老了的人脸。这里也没有儿子。他回到了下五村的家中，指望逐渐寒冷起来的夜气让小崽儿回来。到了近十二点，他又出去了一趟。
起了风，缩成一团的纸屑沿路滚动，像是一个无限地缩起背脊的小孩，被驱赶着不知去到什么地方。这也使他的心紧缩起来。隐伏的蚯蚓在他不够宽广的眉心凸显出来，似乎要破皮而出，只有每晚的两杯酒能暂时安抚。等找到了小崽儿，或许会狠捶一顿，叫他再也不敢这样。但找不到呢？如果一直不回来了呢？他想起玻璃贴着不透明薄膜的面包车，把路过的小孩一把拖上车，拉上车门开走的传言。他已经找不到小崽儿了吗？他在石棉屋顶下的人生指望都落空了？
半夜两点，第三次出门的时候，他穿着解放鞋的脚板开始发冷，而且隐隐疼起来，白天他挑红砖上下了不短的楼梯。这天的活是在一片别墅区，进小区的时候要给保安交押金，防止他们顺手拿什么东西出来，或者随处丢弃垃圾。他搭在运红砖的车上进去才省了这回事。别墅有四层，一根棒棒担两只裁成半截的涂料桶，每桶四十匹砖，脱了厚外套，只穿个短袖挑起来，沿着斜梯上楼，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就吃力了，一步步地抵抗烧得很结实的红砖的重力，偏要往上走，不自主地“嘿哟嘿哟”起来，像是小崽儿受了什么委屈的时候。楼梯转角逼仄，上了四层阁楼的门框又低，总让人直不起腰又转不过肩膀，棒棒在肩头上略为滑动，早已磨平又麻木的两坨死肉，也有一种迟钝的不舒服感。不舒服的感觉，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只是变得更加迟钝。
到了地方，“咣啷”一声卸下红砖，一层汗刚才收在紧绷的皮肉里，这会儿战战兢兢地出来，又不能大出。总有一刻来不及直腰，像是倚靠着担子在喘息，在答谢它饶过了自己这回。可是紧跟着还有下一回。下楼时看到装修队的人在安一扇大门，黄澄澄地发亮，说是铜门。一问，光这道门就要四万块。四万块的门啊，可以供他租七年房子。这扇铜门完全把邓要发和伙伴们挡在外边，一旦装修完工，他们就永远别想踏进一步。别说这扇铜门，连最外边小区的路口都不行。除了为这一堆很结实的砖所出的力气，他们跟这里没有任何关联。话虽如此，但邓要发并不觉得，需要跟自己的力气去计较。
十六岁那年死了父亲，跟着舅舅出门，二十三岁来到鱼城，寄居在大姨楼下的地下室里，肩上多了这根棒棒，邓要发没有想过放下来。后来娶了有兔唇的老婆，他没有觉得她嘴唇上少了那块肉不可接受，他不觉得每天拿起棒棒之前还要帮助老婆扫头一道“坝坝”、老婆的工资却只供她个人花是一件大事。
后来当老婆要求离婚，原因是她在他离家干活时出轨，出轨的对象不过是另一个扫“坝坝”的男人，他也不觉得捶过老婆一顿又跟她讲理顾惜娃儿是天大的窝囊——虽说他从此不好意思去见大姨，怕暴露了两口子的矛盾，心里又总觉得对不起人。他的想法只是在两个娃儿身上，尤其是小崽儿。
然而这会儿小崽儿却失踪了。如果没有上一次在过街地下通道找回小崽儿的好运气，他所接受的这些事情都白费了。
他就像家里那只总是捉不住的小老鼠，钻进了哪条缝里消失了，甚至已不在这个可以触及的世界。难道自己错了吗？不应该逼小崽儿做作业？应该让他随随便便地长大，像自己一样背起棒棒，继续干这一行，娶一个兔唇的扫“坝坝”的老婆？这一行或许会消失，鱼城那些上下不平的山坡会夷平，电梯代替了梯坎。这是一个要被高楼压到地下的职业，连邓要发这一辈都不知道能干多久，虽说一起抬水泥的老苏还说，他要当“棒棒”到八十岁。他觉得这一行自由，用自己的力气就完了。邓要发心想：你莫吹牛，总有失去力气的一天。
这一夜，邓要发没有找到小崽儿。
离开索道站，陈天显然不愿重复上次的路线，他提议我们横穿解放碑，去看一下洪崖洞。我们走过鱼城百货大楼，路过了以前的鱼城人才大市场。当初这里像花街子我居住的楼下一样热闹，定期举办人才招聘会，我曾两次陪着小絮来这里应聘。
炎阳照得白光光的广场上设好了招聘席位，排着长龙。长龙并不整齐，总在来回扭动，不断被人插断。相比之下，招聘席位总是显得稀少，要费尽力气才能排到前边去。即使到了席位前，大部分也只是递上一份简历，听桌子后面的人淡淡说上两句，顺手把简历放在已经叠得很高的一摞上去而已。即使自己在家中准备得分外精心，拿在手里也显得很有分量，这时也忽然变得轻飘，令人惘然若失，只有身上挤出来的汗液变得沉重，还好不时吹来的江风能带走一点。
但希望也似乎被江风带走了，有时候我怀疑，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工作可言，就像我在上海时去过一个招聘会，一间不大的屋，坐满了指望一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教师、工人、干部、学生。概率在这里是多么小，也许根本不在这里，而在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在重重门道的背后。这里只不过摆设一扇门面，找一个百里挑一的尖子来装门面，而我自然不是那个出挑的尖子。
眼前那些煞有介事排列得整齐的招聘席位和头顶一排排悬挂的用人信息，都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而已，在鱼城根本没有那么多机会，其中自然更没有小絮的。因为她应聘的是外语职位，都要求当场说上两句英语，席位后面的人也像是真懂行似的，收起了鱼城味道的普通话，大概是用外语问了小絮一个问题，这时我总是看见小絮扭头飞奔出来，脸涨得通红，像是中暑了。席位后面和旁边的人都迷惑不解，我问小絮也不说原因。后来知道她的头脑一片空白，根本听不懂招聘的人在说什么，尽管她在那个小山村里教了三年英语。
两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对于陪小絮跑人才市场失去了信心，有时在解放碑鱼城百货大楼买东西时，远远瞥见圆柱形矗立的轮廓就会觉得尴尬。我们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眼前的人才大市场显得空荡，玻璃外墙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尘，有些裱褙过的痕迹。在它旁边出现了一个空敞地带，有一幢红色屋顶的新建筑，像是一个展览馆，在周遭显得很独特。陈天说：“这是以前国泰剧院的地方，现在是美术馆，你想去看看吗？要从下面才看得出来。”
去美术馆的路上，陈天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用鱼城方言回复，从内容听起来那头应该是罗玉英，大约是告诉他自己去印刷厂上班了，晚饭给他做好了焐在家里。挂上电话之后，陈天沉默了一会儿。或许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小絮的现状，陈天忽然提起他经常想改行去当小学教师。“你记得吴海子吧？”他说。
刚去北京的两年，回鱼城的时候吴海子在鱼洞子火锅请吃饭，陈天也在座，当时吴海子刚刚当上晨报的编委，他夹着一块鱼头送到我碗里，对我说：“以后你每回鱼城一次，我请你吃一次饭。不能多，请你吃一顿。”这是吴海子第一次请我吃饭，我一直记得他微微发福的脸上的微笑，让我想到当年西南师范大学校园里那个在大雨中朗诵海子诗歌的少年。之后吴海子又当上了晨报的副总，我们并没有再一起吃饭，陈天说他们也很少再见面。偶尔会聊起，吴海子新写了两首诗或者某篇小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他已经跳槽到鱼城一家老牌的摩托车企业，做了公关总监。
陈天说，吴海子跳槽到摩托车企业之后，赶上外派美国，把孩子带去上了两年幼儿园。回国之后，孩子在鱼城本地的学前班里完全傻掉了，因为他在美国幼儿园学到的观念，到这里完全是错的，譬如上厕所排队，所有人都会插到他面前去，最后他尿在了裤子里，与小朋友分享玩具，别人拿走了就不再还给他。这个孩子崩溃了，哭着要回美国。现在他可能适应了，但尿裤子的阴影已经磨灭不掉。如果他在陈天的班上，事情可能会不同。
我想到了邓要发的小崽儿。他很自在地翻捡我带去的果冻和开心果袋子，和姐姐争抢，并不觉得自己昨夜的失踪有什么了不起。他私下拿了同桌的变形金刚回家，彻底玩毁了它，第二天被投诉，却觉得自己只是玩了一下，为此父亲在棚屋墙上写下了“约法三章”中的一条：不拿不是自己的东西，违反严惩。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那所滨江小学里，班上都是像他一样的打工家庭子女，在那里他从没感到什么不适应，却不愿意待在课堂里。
那个失踪之夜后的清晨，邓要发接到了学校班主任的电话，说小崽儿早晨自己去上课了。
班主任让邓要发赶到学校，签下一份安全事故责任书，声明男孩走出校门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故与学校无关，否则拒绝接收小崽儿上学。
询问小崽儿得知，他昨天放学后去了化龙桥的同学家附近，两人在商场逛到太晚，公交车停开，没法过江回来。同学回家，小崽儿在翠湖旁边的一条长凳上过夜，拿一幅撕掉的广告布盖在身上御寒。天气太冷，他只睡着了一小会儿，其他时间一直醒着。清晨寒气太重，公交车开班后他就搭车去学校了。
班主任让邓要发不要体罚男孩，免得再次出走。但邓要发想不出别的法子，甚至找不到一句话可以跟男孩说。这天他没有出工扛活，在家里抽闷烟，想着今后的打算。
老婆上班扫“坝坝”去了，没有活她也很少归家，家里只有一只顶细小的猫，用来逼鼠。老鼠咬坏了窗帘和二手冰箱的电线，冰箱到现在也未修好，开门就闻到一股食物放久了的霉味。这只小猫进家门之后，老鼠就不叫了，虽然它看上去如此细小，路都走不稳。怕猫是老鼠的本性，就像下苦是“棒棒”的本性，他只是指望在两个小孩这辈上摆脱这个行当。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儿子不愿读书，似乎那是比当“棒棒”下苦更苦的事情。似乎他故意要往没有前景的路上走，让他内心小鼠的恐惧成真，就像有一天来了一只小猫，即使是这样的仄角，他也没有机会再待下去。
老房子越来越少了。以前在盘溪，一连片都是棚屋，还有竹笆房子，现在都变成了楼盘。变成小区的过程里，有他一挑水泥一挑砖出的力气、流的汗。下五村小区也将开发建高层写字楼，这排石棉瓦平房会全部拆掉，到时可能再难找到租住的老房子了。唯一的办法是租小区房，但每月一两千元的价格让邓要发不敢想象。像搭伙拖水泥的老陈那样跟别人合租，拖家带口不方便。至于买房，更是看起来就不可能的事。到了那时怎么办，邓要发只能先不去想。小儿子夜不归宿这件事，却让这种前景变得似乎迫在眉睫。
就算高楼全部建成了，他和妻子老了被排挤回乡下，儿子和女儿怎么办？乡下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乡下的房子在长江岸边，前两年上镇子还要坐船。房子外貌看上去是过得去的两层小楼，但根基处在滑坡带上，墙壁已经有手掌厚的裂缝，黄桷树根顺着裂缝爬上去。这是老丈人的房子，除非万不得已，邓要发不愿意到那处屋顶下栖身。但在鱼城有栖身之地吗？
邓要发越想越觉得小崽儿不明白自己的苦心，烟蒂和心头都越来越苦。他打开装散酒的瓶子，给自己倒上了二两。这是他近几年养成的习惯。烟丝聚浓了心思，酒又像是将它化开，眼前的一切都渐渐消散了，就像他下力搬砖修建的那些小区，似乎并不存在，连同那些沉重又光鲜的铜质大门，在竣工之际，就会对他砰然关上。
那条先前模糊的小蚯蚓又鼓突了出来，就像真的有一条蚯蚓藏在他的额头里。
我在陈天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过一条状态，他提到自己学过工程、文学、法学、文化理论和哲学，自信可以教好一个小孩子，尤其是喜欢培养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为未来的政治人物做铺垫工作。“在夜深的时候，对这点，我很自信。”如果陈天去到小崽儿的班上，面对一群“棒棒”、清洁工和保安的子弟，他能唤起他们的政治敏感，还是像小崽儿的班主任一样，只能要求邓要发签下责任书？他会像当初的维特根斯坦一样束手无策吗？
陈天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说：“有这种想法并非受维特根斯坦影响，他是一个失败的小学教师。”
和罗玉英结婚之后，两人并没有特意避孕，但一直没有孩子。他有点怀疑，长年接触油墨和菲林，可能损害了罗玉英的身体，但也有可能是自己长期抽烟熬夜的习惯带来了毛病，对此陈天并不打算求医问药寻根究底。实际上，比起自己生一个孩子来教养，吸引陈天的始终是面对一群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何启发引导他们成为社会人，甚至成为政治人。而自己的孩子由于有亲情的牵绊，是很难做到以平常心教育的。“这就像我在涪陵的时候采访一座庙，住持曾经告诉我：他不近女色并不是为守色戒，而是一旦和某个特定的女性恋爱结婚，就没有办法平等地对待世上其他女性，违反了众生平等的教训。”
在刚刚看得见红房子屋顶的时候，我们仍旧谈起了维特根斯坦。他撇下哲学家头衔和煌煌家产去的德国南部几个蛮荒小山村，他对天才学生的钟爱，他编的德语方言小词典，还有他修好的那台蒸汽机。“如果不是修好了蒸汽机，他在那里肯定待不了那么久。”工科背景出身的陈天，显然在这一事迹上找到了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更多相同处。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歧视女学生，揍她们，最后为家长驱逐，上帝伸手迫使他回到了剑桥哲学系的教席上，这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尽管他本人如此厌恶，以至于把他最亲近的哲学弟子都打发去干医院清洁工和修锅炉一类活。
陈天说自己不会揍学生，但那些家长——“他们确实让人害怕。”对于陈天来说，家长是等待阳光哺育的一片小树林背后的蛮荒黑夜，他还没有触到树枝就可能被黑暗吞噬，正如他在报社编委的位置上来不及施展，就被民主评议的票数拉下台，理由是他管理方式粗暴，不尊重记者编辑。我劝陈天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就像非典那年采访，你走进一位老奶奶家中，她的整个房间囤积着捡来的肉骨头，一直堆到屋顶，长出深深的绒毛。你想到要赡养她，照顾她的晚年。那个场景很哲学，但你首先得知道她儿子怎么想。”
“很长一段日子，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在活着，而是自杀未遂。”陈天不经意地提起了沈文明遗稿中的这个名词，这么多年，除了两次婚姻的反复，他或许在脑子里一遍遍翻阅那篇五千字的文章，琢磨里面每一句看起来没有说穿的话。我忽然想到，他的阐释始终没有越过八千字的长度，或许不是出于懒散，而是不知道在故友的文字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和罗玉英结婚之后，两人的上下班时间有错位，陈天仍然要独自打发大量的时光，即使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忙着烧顿饭做些家务，没有多少交流。有这么一个改行去教学生的想法，并不需要真的去实行，但想一想这个念头，毕竟会带来某种安慰，就像脑子里总是存有一篇稿子，虽然一直没有动手去写。
现在去日报当记者，除了稳定，至少可以开始写稿子。让陈天内心遗憾的是，他没有培养起写作习惯。如果能够动笔，那么至少在鱼城，他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譬如眼前的红房子美术馆。
我们走到了红房子的下面，看到它确实造型不一般。宽大的纪念性屋顶之下，横向伸出一垛长短不齐的条子，可以看作裸露参差的檩条，也可想作吃麻辣烫烤串时堆积的一把竹签子，完全打破了正常的天际线，鱼城人称它“筷子楼”，稍微拉回了日常的经验范围，但仍旧不能平复其带来的震动。这样的建筑出现在老鱼城的临江门附近，完全是另一种东西，为此拆除了以前民国风味的国泰剧院，又占据了很大空间，引起了人们激烈的争议，陈天却乐见其成。
这显然是一个外来的设计师的作品，它的血缘和这里没有一点关系。我想到了和朝天门相对的江北鱼咀上的一栋建筑，上次来鱼城时还没有完工，它不规则的外形让我有种强烈的不适感，却又感到好奇，似乎它像变形金刚一样，落在这处原本荒凉的江岸之上，在模仿什么，又在伪装什么。
陈天说，那是大剧院，它的造型构思是一堆礁石。它们和洪崖洞不同，洪崖洞是按照老鱼城的风格，稍微改造了一点，大家都喜欢。那里可以望见大剧院。
洪崖洞是顺崖壁建造的几层茶楼咖啡馆，可以俯视脚下的嘉陵江，以及跨江的另一座斜拉大桥，依旧有轻轨嗖嗖地过去。陈天说这和东水门大桥连通，是姊妹桥。红茶要五十多元一杯，坐在不免狭窄的茶座上，咖啡馆里驻唱歌手的歌声显得有些聒噪。和刚才在临江门街头卖唱的歌手一样，声音是外地人的。
这里以前是一片吊脚楼群，我一直疑心它有不少的洞窟，却从未探寻过，直到离开鱼城以后读到一本被镇压的地主崽子回忆录，写到他在幼年逃亡鱼城期间，夏天总是白天到长江一面的望龙门坡上，躲避由江北来的烈日，晚上则穿过解放碑，来到嘉陵江这侧的洪崖洞，在有几尊残缺塑像的洞窟内睡眠，像一只小鼠藏匿在鱼城的阴影里，躲过了那些灼人的阳光。
眼下它已经变成了精心设计过的茶楼酒肆，被说成是《千与千寻的神隐》的灵感来源，虽然还保留着垂直的层次落差，却再也不需要任何一根吊脚的柱子。当年的洞窟也不见踪迹，那些含有畏忌和隐秘的内情，已经彻底被驯化，变成一种让人感到舒适的东西。我想到了翠湖后身虎头岩的情形。
昨天下午，在小崽儿曾经出走过夜的翠湖前，我有些迷路。它处在“香港天地”和另一座在建中的楼盘之间，和这些高层楼盘一样，完全是凭空长出来的，当初那个黑暗坡地的街区，走入深处，似乎仅一盏灯火在世。香港天地的广告是“打造鱼城真山真水”，但眼前的翠湖正像出自人手应有的那样，有着清澈又浅露的水面，一些部位有意露出的鹅卵石，木板铺就的步道，栽种成荫的紫薇和桂花树，以及树下步道上得体的长椅。我在一张椅子上躺了一会儿，没有什么人经过。两个工人在露出的湖底修理水阀，靠里竖着一些隔挡的广告牌，使人感觉这里是刚刚建好，却又经过了树木的换季。最靠里有一道铁栅门，里面保留着几块菜地，菜叶青黄不接，标示是“家庭农场”，供附近的高尚业主亲近生态，亲自耕种。
广告牌挡住了深处的情形，这里看不到山谷的内情，疑心它已经消失了。那些从高处居民脚底奔腾挥发的污水，弥漫山谷的腥臊气息，往年单身女性屡屡遭劫的旧案气息，在这清澈碧绿的大湖、静谧的林荫步道面前，如何存在？这是两个天地，不能共存。
我仍想一探究竟。离开了翠湖，走上一旁被大幅广告牌隔开的施工道路，奇怪这里没有人挡住，在尘土和车声中一直往里走，转过一个弯，从前的山谷渐渐在前方显现出来。
铁道仍然存在，我刚才一直疑心它和新开发的楼盘不能相容，被取缔了。依旧从菜园坝火车站穿越隧道而来，从布景之后掠过。铁路桥下方有一座小型水泥搅拌厂，但还保留一片树林，林中一间旧式瓦屋，像一个低调的单位，有着半世纪的历史，瓦顶上染了青色，粉墙现出一分暗青，与树林相互侵入，又相依为命，等待某天的一并铲除。当初我没有注意到这间瓦屋，也就没有写下它。
山谷还在，仍旧露有一些菜地的青色，坡顶建筑长高了，代替了以往瓦片参差苫盖的天际线，似乎压住了山谷。奔腾的污水瀑布去了何处？
我看见几条水泥被覆的坑道裸露在外，从谷顶搭下，仿佛以不经心的手额外包扎的绷带。它们出现在这里，显得过于突兀而不必要，一个外人难以猜到底细，面对这样庞大的事实，却又无从着手去探寻内情。
沿途遇到一些工人，也能听到机器的轰鸣，意外的是这条施工道路一直无人拦阻，半坡上的两栋居民楼使我明白，它须要容忍本地居民的出行。这两栋居民楼并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来不及新鲜，就侵蚀变旧了。居民楼外边有一些干枯变黄的大豆地，一个老婆婆在地里忙碌。走到这里，闻到一股特别的气息，让人不适却含有某种熟悉，听到隐约的声音，来自一个水泥墩子的窨井盖底。似乎我隐隐接近了某种线索。
俯近窨井的缝隙，刚才不确定的气息变为冲人头脑的腥臊，井下坑道中浑浊黄绿的水流奔涌，山谷的真相似乎立刻回到我眼前，它并未消失，只是封盖起来了，在泄漏的缝隙之中，保存着它的本性，毫无改变。那位腐烂神并未离场。
但这里只是序幕。我走过居民楼，穿过工人休息的棚屋，怀着微微悚惧，一直走到一条最粗大的水泥绷带下端。这是以前瀑布的位置，如果它仍存在，奔腾的气势不可能容许我走到如此之近，或许已经遇难。
眼下我似乎仍有这种危险，隔着水泥绷带听见轰隆的响声，这条旧日生活的瀑布并未减弱声势，像一个意志未全被囚牢磨损的囚徒，如果绷带瞬间破裂，瀑布恢复本性，山谷弥漫腥臊水雾，谷底优雅的社区消失，翠湖决堤泛滥，高尚楼盘遇难，只有锈蚀的铁轨幸存。人们是如何大胆，才敢包裹了这条瀑布，似乎危机就此解决。这就像《一双绣花鞋》里特务埋在鱼城地底的“塔崩”，终有一天将泄漏，于是无可收拾。
只有虎头岩仍在高处，似乎削减了一些外围，仍保留巉岩的轮廓，或许只是最坚硬的部分保留了下来。施工中的隧道和基坑隔断道路，弥漫着巨大的轰鸣声和乳白色尘土，只有另辟蹊径。我跟着一个放学回家的孩子，走入半坡的居民小区，意外发现一座临时搭建的铁桥，只容一人攀爬穿越，上面写着“禁止逗留”的标示，小孩若无其事地过桥，我跟随其后，心里提防被人当作恶人。再经过另一铁桥，上面标明的拆除日期早已过时，经过两段小路，竟然来到了虎头岩下面。它的底部已经被覆，削减了一些轮廓，或许从前嵌入岩壁的骨灰龛，业已消失在水泥的面具中。它本身能保存下来已是奇迹，或许是由于岩顶的一家单位。顺着岩下的便道，一直走上大坪，在干休所附近新开辟了一条道路，以往的棚屋变成了验车所，污水沟全无痕迹。但在道路边沿可以看出，腐烂的气味只是被包裹了起来，在悬崖边缘露出了水泥的绷带。
我来到了虎头岩顶端，这里是鱼城市防空警报中心，以前大约是城区的制高点，现在高楼环伺下已经不再显著。远远近近仍可望见城区的轮廓。一条新建的步道迂回向下，带有半边橡胶路面和瞭望的栏杆，顺着步道走去，里边是修建整齐、似乎刚刚移植上去的草皮，草坡上方的崖壁，以为不会有特别的事物了，但忽然又出现了记忆中的骨灰龛。
它们并无改变。也许死亡是最为耐受变迁的东西。在陈年枯萎藤萝的勾勒下，墓窟的方正面目大多已经剥落，但还保留着昔日的线条，有的带着名字，像一座废弃医院中庞大的药柜，或是陈年军火库的储存。
在这座山岩最后坚硬的骨骸上，它们执着地留守，和近在咫尺的整洁草地全无关联，却被人手强行安置在一起，在草地和岩壁的边界上，柔和的地域忽而变为生荒惊心，有种不动声色的互不退让。这是那个鱼城最后的骨骸，或许也由于遍身的墓龛保留下来，成为城区中心的化石。这最后的分界和对峙，不知尚可持续多久，就如岩顶那防空警报中心的单位，或许不久将为某座大厦的顶端代替，而旁边的植树造林基地，铁门闭合，内情封存。
在附近的一带山岩上，还绵延着这样密麻又似有某种整齐的岩窟，一些上面郑重地写着名讳，其中一座写着“出生于1969年，1991年过世”。墓门泛出杏黄，保留了当初的底色。另一些却被人破坏，里面荡然无存，令人怀疑当初是否安放过什么内容。在它们下面，先前的荒坡也已修建草地步道，安装着路灯，在草地的中央，却也保留着一两座土茔，生着完全不同却不便触动的荒草，说明着新旧生死的边界。
站在虎头岩下的步道眺望，看见江对岸的溉澜溪坡地，也生长出了座座楼盘，当初一座半停工被私人收购的工厂，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就连那些陪我秘密进入厂区，在内脏一样千回百折的管道和蒸汽丛林间逡巡的工人，也说着一件自己为之蓄积半生，却忽然变为陌生的家事。他们眼下或许在一个遥远又平常的社区里，疏离了那份郁积的义愤，等待退休后的晚景。但也许那份郁积，像坚硬的巉岩，一直存在于内心某处。那篇发表在远方一份报纸版面上的报道，不知能否给他们的下岗命运带来些许改观。
我来到这里是去见傅玉强，他居住的第二干休所在虎头岩背面附近。电话里再次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有些宽心，又似乎含有某种失落。那是一种蜕去当年停顿的少年气息，经历种种丢弃，然而活了下来的声音。我曾经想象，经由八年间诡异而悲惨的遭遇封印，他在现实中的河床中不管漂流多远，再也不会被打磨得光滑柔和，原封储存在我未曾成篇的故事里，等待我今天的续写。
他到干休所的门口来接我。体型没有变，还是从前的他，眉头间仍有深深“川”字印迹，正像洪水过后的河道。神情如同预料，和声音一同松弛了一分，又平和了一分，正如和他见面的我一样，变得温和而腐朽，我在想要用怎样和从前不同的语言来适应这种变化。他出狱后失去了原来的国有公司的工作，辗转过好几个企业，现在歌乐山顶的一家私人电缆厂工作，当司机兼干杂活业务。公司似乎也撑不了很久了。他仍旧住在父母的房子里，每天早晚开着面包车往返歌乐山。
父亲已经去世了，成为南泉山坡的一处墓碑，家里剩了一张他的遗照。父亲生前用积蓄和傅玉强三万多元的国家赔偿款再次装修了房子，为他张罗娶了一个乡下媳妇。媳妇没有工作，又添了一个九岁的女儿。母亲还在，用她的离休工资撑着家用，弥补他每月两千多元工资的亏空。一旦她离世，将抽掉这个家庭的柱子。
干休所周围已变样很多，拥挤的大片棚屋已经消失，建成了两个小区和一条商业街。干休所外貌经过了一次整修，仍旧显得有些落伍，院子里也没有什么人。家里进一步褪去了往事的痕迹，那股石灰水的严峻气息，上次就出自想象，眼下更杳无痕迹，过去发生的事情显得不真实。卧室里两面墙上，一边是女儿得到的各种微红色的奖状，一边是两幅儿童画作，表示着他父亲的身份。唯一的痕迹保留在他的眉头，总是习惯深深地皱起，像在深思一个化不开的念头。九年前他盯着一沓报纸深思的神情，完好地出现在我眼前。
案子没有破，这或许是他眉头沟壑的来由，那具碎尸的阴影没有完全离开傅玉强，它默默藏匿在床底下，虏获了他前半段的人生，像附近奔腾坠崖的污水，虽然裹在了水泥坑道里，但依旧散发出难以摆脱的气味。自从第一次听说他的遭遇，我就无法把案情和干休所脚下山谷奔腾弥漫的气息区分开来。始终没有破解的案情，也像是虎头岩高处那些顽固不化的骨灰洞龛，任凭脚下的景致迁易万端，仍旧不为所动，似乎保留着这座城市最后的隐秘。
“唱红打黑”期间，公安局长提出复查旧案，傅玉强和哥哥曾经想向公安局申诉复查，被律师劝住了。律师觉得，王局长无非是借旧案来打人，这桩无头命案牵扯太广，可能成为一根棍子，他的亲戚中有八个人在公安系统，这根棍子说不定会捎带落到亲戚头上。
律师在鱼北一处新落成的写字楼十九层的律所办公室等我。这个在我的故事中一闪而过的人显得比当初显赫，午休时倚着真皮沙发靠背，双脚架在办公桌上打了个盹儿，疲倦还没有完全散去。那几年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风波，没有让自己陷入同行的困境，也慢慢爬升到了合伙人位置。他代理过黑社会性质团伙的案件，也遇到过从铁山坪“基地”出来噤若寒蝉的同行，避免深入地触及内情。他确实搜集了死者的一些线索，譬如她生前人际关系复杂，推测的案发当天还有一个外地木匠和一个手臂文了一条蛇的“哈儿”来找过她，被巷子口烟摊的小贩看见了。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往这方向查，自己如果深入下去，可能会惹上“做伪证”的麻烦。“想想北京来的那个姓李的。”
这桩他一生最为看重的案子，化为一堆资料，留在电脑和记忆里，只属于逝去的那个晦涩的鱼城，被深埋入地底，没有机会活过来和索求答案。
或者，它宁愿埋得更深，就此死去，不想翻身被人们挖掘出来，在新的世事里寻求角色。
坐在洪崖洞的茶楼里远眺，果然看见江北鱼嘴的大剧院，已经建好的它，外表是暗绿色的玻璃钢，中心屋顶叠伏拱起，看上去更像是一座落下的铁锚。它似乎是在寻求本地的某种东西，但玻璃钢的材质和几何体的造型却提醒着，它跟筷子楼一样，不是这块土地生长之物。在它的脚下，是一片露着红壤的荒地和杂树林，几个“老鱼城”站在江边狭窄的一溜沙滩上垂钓，情形和大剧院平台上完全不同。
那里原来是一片宽阔的沙滩，轮渡在江边靠趸停泊，坐轮渡的人们走过狭窄的跳板，落脚到沙滩上，再顺着旧日缆车的斜坡，缓缓走上一片古旧棚屋的江北。在那片棚屋里，我采访过一个用一辈子写了一本自认为是“大书”的孤身老人，他的大书仍未完成，但纸张已经霉变，关节风湿让他不能直立走路，适于下陷棚屋的屋檐。屋顶的青苔，和城门洞下的不同，比地上生活的颜色鲜明得多，像是他那本大书想呈现给世界的成果，却无人注意。
“鱼城变了。它在顺从、满足外来的想象。”我说。
两座建筑都是在前任书记治下开工的。陈天说：“你闻到了桂花香没有？这也是他引进的，不光银杏树而已。他打击那些老板，不光是政治。那些老板不懂，以为你当你的书记，我们不惹你就行了，还照从前的方法活。但他就是不想让你们照从前的方法活。”书记下台之后，这个过程并未中止，而且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人们忽然发现了一个不同的鱼城，从胶片和镜头里走了出来，虽说它并不怎么属于本地人。
譬如压住朝天门的来福士广场，虽然想与隔江大剧院的铁锚造型相对，模仿扬帆倾斜的姿势，但体量却过于庞大，压住了脚下发掘的古城墙。陈天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顺从。”
“它顺从了，所以死了。但是死了，才有活下去的可能。”这座广场已经取代朝天门码头，成为鱼城新的网红打卡景点。
但眼前的景致与从前住在棚屋里的人无关，他们远远迁离了这里，到了视野之外的地带。就像姑且坐在茶楼里的我，这次来鱼城是了结我和鱼城最后一点纸面上的关联，免除每年三百六十元档案加户口挂靠费的赎价。
“鱼城是大都市，你把户口转回老家做啥子嘛。”陈天说。
是的，多年来我不愿想到这个结局，自己的身份回到那个偏僻小镇，从考大学“跳龙门”，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原地，连去香港也不能自由行。但我更怕年复一年接到那个一成不变的女声电话，我害怕她慢腾腾的四川普通话，害怕那个伴随着023区号的座机号码，提醒我不是鱼城人，不会自如地说这里的方言，也不是这国家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只是暂时容许被挂在这里，像一张勉强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随时可能被揭下来。
昨天上午，女户警穿制服的胳臂一挥，那个骑缝钢印不动声色地盖上，看起来手续是如此容易，以前来回的奔波折腾以及悬心，像是原本不存在，我有过的牵扯终究结束了。曾有过的租屋，一两件自己买的电器，肺部患过的病痛，和租屋楼下的喧嚣一起消失，只在我肺部留下钙化的阴影。我从来不曾是这里的人，比不上公园前墓碑上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名字，一份在南坪印刷厂的机器里印出来的蹩脚报纸，被人匆匆一瞥后卷曲在街角。像一个遗落了相机的观光客，来过又走，没有留下曾触及的什么。
我想到了红萍。从干休所回来途中，公交经过国际村，我下了车走到路外去看，那里曾是一整片棚户区，依附在菜园坝火车站对面的山坡上。
眼前毫无棚户区的踪迹，变成了一个园林式的高层小区。小径依山势盘曲而上，点缀在绿地和喷泉之间。只是楼盘高处有一个观景平台，仍旧可以俯瞰菜园坝火车站条条排列的站台，那是当初红萍被父亲捡来的地方，由于火车北站的建成受到冷落，铁轨间长出青苔。
在这片整齐舒适的高层小区里，毫无红萍和父母曾经的居住痕迹，似乎她完全没有在此世存在过，连同我们蹲在棚屋门口的对话，那句出自孩子口中，语气郑重的“我想活”。我看着脚下整洁舒适的小区，绿地上父母陪伴着嬉戏的孩子，心想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小心地放好那份加盖了钢印的证明，我走到不远的嘉滨路上，这里可以步行到轻轨站。嘉陵江的水缓缓流着，带着浑浊的绿色，和往年似乎没有变化。对岸的浮图关公园，还有一片半坡上的绿意，但已经加上了一道轻轨线路的分割。当初和小絮游玩照相的竹林，还有那座茅亭，已经无迹可寻。
我再次看了看手里的迁徙证明，忽然想到不急着去轻轨站。纸面上曾经和我相关的地址，是否真实存在？毕竟在九年里，这是我和鱼城唯一被认可的联系。
按着户口本上曾经的住址，我去到了华新村。这是马路旁边的一个老式小区，门楣上“雨轩”的标牌已经剥落，如同住户阳台陈旧发黑的百叶式护栏，不知出自何年的时尚，现在成了蹩脚装饰。小区住宅楼依次列在马路边，像鱼城很多顺应坡势的高低楼一样，它的正面朝着马路，有一层平街门面，按照单元依次标注着193、195、198到212号。看来我理论上的住址213号就在下一个单元，与一家美蛙鱼头火锅、一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毗邻，右手边则应该是那个写着“空调开放”的按摩房，它是214号。但我没有找到213。所有其他的号码都在，从210到212，再从214到219，唯独没有213，那个明明印在我身份证上的地址，遑论它后缀的那一长串数字：附22号12-1。
或许是号码排列不完全规则，或许是标示不显眼，213号的公然缺席不合情理，我来回又找了两道，问了一个人，终究无从收获。也许它藏在临街楼房的后面。我从212单元的门廊走了进去，它的背面吊下去很高，我从平街层一直往下走，数了七层才到底。和平坡以上的楼层一样，人户全都紧闭着铁闸门，底层墙上有一截向外膨胀的水管，使得整面墙壁像是膨胀起来了。走出大楼后身，确实在一处墙面上有一个数字，但这仍然是212。除了地上年久破碎的方砖间长出的青苔，和一树被柴堆覆压着开放的孟春花，我没有见到别的事物。
可以确定，我理论上的住址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虚空中某处悬着的衣钩，让我的身份可以挂在上面。这是一个游戏，我不能当真，如果213号真的存在，游戏就难以为继，楼道里每扇铁闸门都不再安全，墙壁真的会膨胀出来，大楼崩塌。一旦这幢无形的大楼崩塌了，就会比眼前真实的大楼倒塌严重得多——它无比庞大，一个门牌内容纳了至少22幢大楼（不考虑那个“附”字），每幢大楼至少12层，如果按照眼前大楼相同的层数，每层大约四户，在华新村213号这个无形的钩子上，挂着上万名像我一样的影子住户。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幽灵。我不知道在街头擦肩而过的行人里，有多少是我的同类，他们是否曾经来寻找这个地址，或者在离开之时，从钉子上悄然取下行李，就像从未存在过。
“我们总算是又逛了一次唦。”离开洪崖洞的时候，陈天说，“你还记得那次在涪陵，我们过江去程颢演卦的易园，像今天这样散步，聊天。你走了，我就没跟人这样聊过了。”
是的，我记得。我再也没去过那座江边小城，就像不知道会否再来鱼城，见到陈天。在这座城市的穿梭游荡，以前看起来那样永无休止，却忽然间结束了，像一次也没有过。
“你是要把我跟那个舞女一样写到故事里去吧，连同今天的散步？”路上陈天想了一下问我。我说：“你是我鱼城故事里的主人公，很多年以前就是。”
“我不希望当你故事的主人公，有些事情还是让它过去的好，听起来没有那么令人愉快。”陈天说。
“不过除了你，也没有人会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