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那年夏天。利沃夫一家几乎每天傍晚都在屋后走廊上看十三频道重播的当天会议。农庄设备和牛群卖掉以前，他们在温暖的傍晚，总能从这里观察多恩正在山丘上吃草的牛群。房子外面是一块面积达十八英亩的草场。许多年来，他们在夏天将牛群赶到那里，就不去管它们了。若是它们躲在附近，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穿着睡衣的梅丽总想在睡觉前出去看看。多恩会大叫道：“过来，孩子们。过来，孩子们。”人们上千年都这样呼唤它们。它们会做出回应，爬上山坡，从沼泽里、从藏身之处钻出来，迎着多恩的声音走过来，吼着回答。“我们这些姑娘不漂亮吗？”多恩总这样问女儿。第二天日出时，梅丽和多恩就去将它们赶到一起。他常听多恩说：“好吧，我们穿过大路。”梅丽打开大门，手拎棍子，带上澳大利亚牧羊犬阿普。母亲和幼小的女儿驱赶十二、十五或十八头牲口，每头重约两千磅。梅丽、阿普和多恩把牲口圈起来，给它们喂草料，人手不够时兽医和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那个男孩也来帮忙。梅丽帮我喂草料。小牛乱跑时梅丽会追上它。塞莫尔来干的话，那两头母牛会很不高兴。它们在草地上乱踢，对着他直摇头——梅丽不一样，它们了解她，它们只是告诉她需要什么。它们熟悉她，很清楚她会怎样对待它们。
她怎么能对他说“我不想谈母亲”？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母亲到底做了什么？她母亲犯了哪样罪？这些听话的母牛的温和的主人也有罪？
他父母上周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每年夏末都从佛罗里达来玩。多恩甚至不用操心怎样招待他们。每当她从新房工地回到家里，或从建筑师办公室开车回来时，他们早已坐在电视机前，她岳父正在充当委员会的助理辩护律师。她的岳父母白天观看整个过程，晚上还温习一遍。在白天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里，瑞典佬的父亲就给委员会成员写信，吃晚饭时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威克参议员：您对在骗子迪克的白宫发生的事情很吃惊吧？别做傻瓜，哈里·杜鲁门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把他看穿了，当时称他为骗子迪克。”“亲爱的古内参议员：尼克松如同伤寒携带者，他接触的每一样东西都染上毒了，包括您。”“亲爱的贝克参议员：您想知道b原因/b吗？因为他们是一伙臭名昭著的罪犯，那就是b原因/b！”“亲爱的塔西先生，”他给委员会里的纽约律师写道，“我为您喝彩，上帝保佑您。您让我觉得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很自豪。”
他把最大的轻蔑留给了一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的人物，一位名叫卡门巴克的律师，此人安排募集了大量非法捐款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他的那些丑行其实还够不上这老头的关注。“亲爱的卡门巴克先生：如果您是犹太人，做出您所做的这些事，满世界的人都会说：‘看这些犹太人，真正的守财奴。’可是，谁是守财奴，我亲爱的乡村俱乐部先生？谁是盗贼和骗子？谁是美国人，谁是歹徒？您流利的谈吐绝对骗不了我，乡村俱乐部先生卡门巴克。您的高尔夫球骗不了我，您的行为举止骗不了我。我一直很清楚，您洁白的双手实际上很肮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您应该感到羞耻。”
“你们以为我能得到那个狗杂种的回音？我应该把这些收进书里出版，应该找人把它们印出来免费散发，人们就会了解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的感受。这些杂种……看啊，看看这位，看看他。”尼克松的前幕僚长埃利希曼出现在屏幕上。
“他让我恶心，”瑞典佬的母亲说，“他和那位特里西娅。”
“喂，她不重要，”她丈夫说，“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这一伙人，冯·埃利希曼、冯·哈德曼、冯·卡门巴克——”
“她还是让我恶心，”她妻子说，“你会认为她是位公主，就像大家谈论她的那样。”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娄·利沃夫对多恩说，“会控制这个国家，把它变成纳粹德国。你知道《不会在此发生》那本书吗？真是一本好书，我忘记作者了，但是那种思想更适合现在。这些人将我们带到某种恐怖的边缘。看这杂种。”
“我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他妻子说，“他还是另一个。”
“他们是一路货色，”老头告诉她，“他们可以互换，那伙人都这样。”
梅丽的事。即使她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坐在电视机前，她父亲还是会如此恼怒。瑞典佬明白这一点，但既然她已经走了，造成她这样的后果，还有谁比水门事件这群恶棍更可恨？
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娄·利沃夫就开始将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的副件寄给梅丽。他这些信对梅丽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比对总统大得多。眼看十几岁的孙女对战争和他一样愤怒不已，并且开始有点出格的时候，老头感到很沮丧。他将儿子叫到一边说道：“她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她从哪里搞到这种垃圾？谁给她灌输的？和她到底有什么相干？她在学校也这样吗？她不能在学校里这样干，她会丢掉学校里的机会，错过上大学。在公众场合，人们不能容忍这些，他们会把她的脑袋割下来。她只是个孩子……”为了控制梅丽，如果他做得到的话，让她少这样结结巴巴地喷发出愤怒言词，他常装做与她结成联盟，给她寄去从佛罗里达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还在边缘上写下自己的反战口号。他来玩时，从夹在胳膊下随身带来的专用文件夹里取出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对她大声朗读——以他的努力来避免她伤害自己，尾随这个孩子，好像他自己也是个孩子。“我们必须在萌芽时就把它掐掉，”他对儿子倾诉道，“这样下去不行，绝对不行。”
“好吧，”他说——在他对梅丽读了给总统的又一封请愿信后，便想起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位多么伟大的总统。他自己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全靠这个国家，对他和他的亲人来说是怎样的失望，那些美国男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为别人的战争卖命，他们原本应该待在家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认为爷爷怎样？”
“约、约、约翰逊是个战犯，”她会说，“他不愿停、停、停止战、战、战争，爷爷，因为您让他停。”
“他也是个想尽职的人，你知道的。”
“他是条帝国主义走狗。”
“啊，那是一种说法。”
“他和希特勒之间没有什么区、区、区别。”
“你夸大了，亲爱的。我不认为约翰逊不管我们。但是你忘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梅丽，亲爱的。你那时还未出生，所以你不记得。”
“他没有做过约翰逊对越南人做的那些事。”
“越南人并没有被投入集中营。”
“越南就是一个大、大、大集中营！那些‘美国男孩’不成问题，就像人们常说的，‘及时把纳粹党徒赶出奥斯威辛，好过圣、圣、圣诞节。”
“我得和这家伙讲政治，亲爱的。我不能在信上称他为杀人犯，又指望他听我的。塞莫尔，明白吗？”
“我认为没有作用。”瑞典佬说。
“梅丽，我们的感受和你一样。”她爷爷告诉她，“你明白吗？相信我，我知道一读报纸就气得发疯是咋回事。考哥林神甫，那个狗杂种。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亲纳粹，亲希特勒，这个国家所谓的民族英雄。杰拉尔德·史密斯先生。伟大的比尔博参议员。当然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狗杂种——土生土长的，很多这样的家伙，谁也不否认。兰金先生、迪尔斯先生和他的委员会。来自新泽西的j.帕内尔·托马斯先生。孤立主义者、顽固分子、愚昧无知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在美国国会。j.帕内尔·托马斯之流的江湖骗子，最终被关进监狱的骗子们，他们的工资却来自美国的纳税人。讨厌的人们，最坏的一帮。还有麦卡南先生、詹纳先生、芒德特先生、威斯康星来的戈培尔先生、尊敬的麦卡锡先生，都该在地狱烧死。他的伙伴科恩先生，丢人现眼。一个犹太人，一种耻辱！这里和每个国家一样，总有一些狗杂种，他们被外面那些有投票权的天才选进政府。报纸又是怎么回事？赫斯特先生、麦考密克女士和韦斯特布鲁克·派格勒先生，他们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走狗。我恨死他们。问问你父亲。塞莫尔，我有没有——恨过他们？”
“您恨过。”
“亲爱的，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感谢上帝。你不必到处乱跑、仇恨你的家人。你可以写信，你可以投票，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上帝啊，你可以做你父亲做过的事——参加海军陆战队。”
“啊，爷爷——海军陆战队员本身就是问、问、问——”
“那么，让它见鬼去吧，梅丽，参加另一方。”他说，一时失去控制，“那怎么样？你可以参加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如果你想的话。有人做过，真的，看看历史。假如你想，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到那边为另一方打仗。我不主张你那样做，人们不喜欢。我想你很聪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人那样做过，那是一个选项。看看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看看他，他就干过。就我所知，他到了另一方，从学校去的。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有勇气，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起来抗争。他为自己的信仰去冒生命危险。但是，梅丽，据我看来，他碰巧走错了路。他在革命战争中到了另一边。我认为他错到底了。现在你不会碰巧走错，只会碰巧走对。这个家庭百分之百反对该死的越南战争。你用不着反叛自己的家庭，因为你的家庭并没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不是这附近反对战争的唯一的人。我们都反对。鲍比·肯尼迪也反对——”
“现在就要。”梅丽厌恶地说。
“好吧，就现在。现在比不是现在好，不是吗？现实一点，梅丽——不这样的话，毫无益处。鲍比·肯尼迪反对战争，尤金·麦卡锡参议员反对战争，杰威兹参议员反对战争，他还是共和党人。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反对战争，怀纳·莫尔斯参议员反对战争。他真不错，我佩服这人。我写信告诉他了，还有幸得到他签名的回复。富布赖特参议员当然也反对战争，大家认为是他提出了东京湾决议——”
“富、富、富——”
“没有谁说——”
“爸爸，”瑞典佬说，“让梅丽讲完。”
“对不起，乖乖，”娄·利沃夫说，“讲吧。”
“富、富、富布赖特是种族主义者。”
“是吗？你说些什么？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谈谈这些吧。我猜你就是这样弄错的，我的朋友。”她诽谤了他的一名英雄，这人曾起来反对乔·麦卡锡。听见她这样讲富布赖特，他费了最大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现在也让我把要讲的讲完。我刚才在说什么？讲到哪里了？塞莫尔，我到底讲到哪里了？”
“您讲到，”瑞典佬说，不偏不倚地在两个强人之间扮演调解人，这比做任意一方的对手要好些，“你们都反对战争，想阻止它。你们没有理由争论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就是您的观点。梅丽觉得给总统写信远远不够。她认为毫无用处。您认为，不管是否有用，这是您能做的，您打算这样做，至少继续让人们记下您的意见，以供日后参考。”
“确实如此！”老头叫道，“喂，注意我在此对他说的话。‘我是个至死不渝的民主党人。’梅丽，听到了吧——‘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
可是他对总统讲的任何东西都未能结束战争，他对梅丽说的任何话也未能在萌芽状态掐掉那场大灾难。家里只有他早就看出它的来临。“我看到它正在靠近，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我了解它，我感觉到它，我和它搏斗。她已失去控制，出了某种差错，我能闻到它的气味。我告诉过你们：‘必须为那孩子想点办法，那孩子有问题了。’然而大家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你们对我说：‘爸，别紧张。’你们劝我说：‘爸，别太夸张，那只是一阵子的事。娄，别管她，不要和她争论。’‘不，我不会把她扔在一旁。这是我的孙女，我决不会把她扔在一旁。我决不会放任自流，失掉一个孙女。那孩子有些神志不清。’你这样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你们都这样认为。只有我没疯，我是对的，我完完全全正确！”
他回到家时，没有谁给他留言。他一直祈祷有玛丽·斯托尔兹的消息。
“没什么事？”他对多恩说，她正在厨房里用园子里摘来的蔬菜做色拉。
“没有。”
他为自己和父亲倒上饮料，拿着杯子来到后面走廊，电视还在放。
“你们要做牛排，亲爱的？”母亲问他。
“牛排、玉米、色拉，还有梅丽的大牛排番茄。”他本来指多恩的番茄，可是说出来后并不纠正。
“没有谁家的牛排做得像你们家那么好。”等他这些话带来的震惊消失后，她才说道。
“谢谢你这么说，妈。”
“我的大孩子。谁还会想要个更好的儿子？”她说，当他拥抱她时，她在这一周里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对不起，我想起了那些电话。”
“我明白。”他说。
“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常来电话，你让她讲，她总是说：‘嗨，奶奶！猜猜我要说什么？’‘不知道，亲爱的——说什么？’接着她便告诉我。”
“来吧，你的状态很久以来都太糟了，你能坚持的，来吧，振作起来。”
“我在看那些快照，那时她还是个婴儿……”
“别去看，”他说，“尽量别看它们。你做得到的，妈，你不得不这样。”
“啊，亲爱的，你这么勇敢，这么让人开心，我们来看你，心情好多了。我多么爱你。”
“好的，妈，我也爱你。但是在多恩面前你不能失去控制。”
“是的，是的，不管你说什么。”
“这才对嘛。”
他父亲还在看电视——奇迹般地自我控制了整整十天——对他说：“没有新闻。”
“没有。”瑞典佬回答。
“什么也没有。”
“是啊，什么也没有。”
“好吧，”他父亲说，装作认命的样子，“好吧——如果是那样，就别管它啦。”他继续看电视。
“塞莫尔，你认为她还在加拿大？”母亲问。
“我从不认为她在加拿大。”
“可是那些孩子都去那里……”
“喂，我们不谈这个好吗？问问是没错，可是多恩会进进出出——”
“对不起，你说得对，”他母亲说，“我非常抱歉。”
“情况并没变，妈妈，一切照旧。”
“塞莫尔……”她犹豫不决，“亲爱的，就一个问题。如果她去自首将会怎样？你父亲说——”
“你为什么用那事去烦他？”他父亲说，“他对你说了多恩的事，要学会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
“妈妈，您不该再去想这些。她走了。她也许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们。”
“为什么？”他父亲插话道，“她当然想再见到我们，我不相信你说的！”
“现在谁能控制自己？”他母亲问。
“她当然想再见我们，问题是她不能。”
“亲爱的娄，”他母亲说，“有些孩子，即使在普通家庭，长大后也一走了之。”
“但不是在十六岁。看在上帝的分上，也不在那种情况下。你谈什么‘普通’家庭？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这是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是个陷入麻烦的孩子，我们不是一个对陷入麻烦的孩子弃而不管的家庭！”
“她二十一岁了，爸，二十一。”
“二十一，”他母亲说，“去年一月份。”
“可是，她不是孩子了，”瑞典佬对他们说，“我说这些就是想要你们别灰心，你们俩都应该这样。”
“哎，我不会，”他父亲说，“我还有那点理智，可以保证我不会。”
“是啊，你不必担心。我只是认为大概永远见不到她了。”
比起他们永远见不到她来，让他们看见他将她留在那个房间的地板上会更糟些。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努力，如果不能使他们完全放弃，也要将他们引向适应，让他们以务实的心态面对未来。他现在怎么能告诉他们梅丽身上发生的事，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又不至于毁掉他们？如果他们去看她，心里对将要看到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准备。人们为什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非知道不可？
“儿子，你能肯定我们永远见不到她了？”
“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这就是充分的理由。”
“塞莫尔，有时我走在街上，跟在人们的后面，如果一位姑娘个子高——”
他握住母亲的手：“你认为是梅丽。”
“是的。”
“我们都这样。”
“我忍不住。”
“我理解。”
“还有每次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
“我对她说过，”他父亲说，“她决不会打电话的。”
“为什么不？”她对丈夫说，“为什么不给我们来电话？那是她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给我们来电话。”
“妈，这些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今晚为什么不可以尽量少谈一些？我知道您忍不住有这些想法。您不能抛开它，我们都不能。可是您得试试。您不能靠想像就让想发生的事发生，尽量把自己解脱出来。”
“不管你说什么，亲爱的，”他妈妈回答，“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只是谈谈而已。我不能一直闷在心里。”
“我知道，可是我们不能在多恩周围这样悄悄谈。”
比起和他无所顾忌的父亲打交道——此人一生这么多时间都处于同情与对抗、理解与茫然、温和的亲近与粗暴的挑衅的过渡之中——理解他母亲并没有那么困难。他从不害怕和她斗，从不会猜测不出来她站在哪一边，或者担心她接下去会被什么东西激怒。不像她丈夫，她苦心经营的不是别的，只是对家庭的热爱。她的个性很简单，孩子们过得不错对她而言是最重要的。很早从孩童时开始，他和她交谈会感到似乎直接进入了她的内心。和父亲在一起，他也很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但他会首先遭遇他的头骨，那争吵者的头骨，他会尽量不流血地打开它，取出想得到的东西。
他惊讶地发现她变成一个多么小的女人。她身上没有被骨质疏松症消耗的东西，却在过去的这五年里被梅丽消耗了。这位在他年轻时快活的母亲，进入中年后人们也常夸她的青春活力，现在成了老太婆，弯腰驼背，受伤、迷茫的表情嵌在脸上的皱褶里。当她没有察觉到人们在注视着她时，眼里总浸满泪水。从那双眼睛看来，她早已习惯生活在痛苦之中，可又惊讶痛苦竟是如此漫长。他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东西不管多么难以置信，他知道是真实的，甚至近于冷酷、缺乏幻想的杰里，一旦被问起也会承认）都是他母亲罩着大家，那是一位身体健康、高个子、肤色浅红、笑声爽朗的金发美女，在这充满阳刚之气的家里，作为女人，倍感快活。小时候他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奇怪和惊讶，你居然凭着人们的笑声就能和看见他们的面容一样判断出是谁来。在她当年有什么值得笑的时候，她的笑声轻盈，如同飞翔的鸟儿，升高，再升高，非常欢快。你若是她的孩子，那笑声，还会升高。他甚至用不着处在同一间房里，就知道母亲在哪里——听见她的笑声，他就能在房子的平面图上标出她的位置，这张图与其说是在他脑子里，还不如说就是他的大脑（他的大脑皮层不是分成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而是被分为楼下、楼上和地下室——客厅、餐厅、厨房等）。
上周她从佛罗里达来时，感到压抑的是藏在钱包里的那封信。那是娄·利沃夫写给被杰里抛弃的第二位妻子的，他们最近才分手。丈夫让西尔维娅·利沃夫去寄一叠信，可是她不能寄这一封。她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打开，现在她到北方来把信给塞莫尔看。“如果苏珊拿到这信，你知道杰里将会怎样？你知道杰里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不是没有脾气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是。他不像你，亲爱的，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你父亲总是到处插手，结果怎样他才不关心呢，所以他常常在不应该的地方插手。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信寄给她，将杰里置于不利的地位。那样的话，你弟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绝对糟糕透顶。”
这封信有两页，上面写道：“亲爱的苏茜，这里的支票是给你的，没人知道这事。当这钱是你捡来的。请把它放在无人知道的地方，我什么也不说，你也不要讲。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没有忘记你。这钱归你了，拿它干什么都行。我会照看这些孩子的。假如你想投资，我非常希望你那样做，我的建议是买黄金股票。美元将变得一钱不值，我自己就刚投入一万美元买了三种黄金股票。我给你这些股票的名称：本宁顿采矿公司、卡斯特威普发展公司、西雷维根矿业公司，是些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我是从《巴灵顿通讯》上获得这些名称的，这份杂志从未误导过我。”
钉在信纸上——这样她打开信时才不会飘落下来、掉到沙发下面弄丢的——是签付给苏珊·r.利沃夫的一张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她那天打电话来过后，已经拿到了一张两倍这么多钱的支票了。当时她哭着叫着请求帮助，她说杰里早晨离开她，和办公室新来的护士好上了。办公室新来护士的职位是她自己以前的，那是在她和杰里好上之前的事，最后导致杰里与第一位妻子离婚。据瑞典佬的母亲讲，当杰里发现那一万五千美元支票的事以后，他就打电话来“用各种脏话”骂父亲。那天晚上，娄·利沃夫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胸部疼痛，她不得不在凌晨两点钟请来医生。
而现在，四个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塞莫尔，我该咋办？他到处乱嚷：‘第二次离婚，第二次家庭破裂，破裂的家庭里有了更多的孙辈，又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失去父母的指导。’你知道他会怎样闹下去。这么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我想自己快疯了。‘我儿子是从哪里学到这么擅长离婚的？我们这家有史以来谁离过婚？没有谁！’我再也受不了了，亲爱的。他对我叫喊道：‘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去妓院？从妓院娶个妓女了事！’他还要和杰里再斗一场，杰里也不示弱，杰里没有你这样考虑周全。他从来如此。还在他们为那件衣服争吵的时候就这样了。杰里当时用仓鼠皮做出那件衣服——你记得吗？那时候你可能在服役。不知杰里从哪里弄来仓鼠皮，我想是从学校里，他为某个姑娘做了一件衣服。他觉得自己做了件使她高兴的事。可是她收到这东西后，大概是通过邮递，紧紧裹在盒子里，盖子一打开，臭气熏天，姑娘哭了起来。她母亲打来电话，当时你父亲气得失控，他感到极度羞耻。于是，他们吵起来，他和杰里，把我吓得要死。十五岁的孩子朝着自己父亲大喊大叫：他的‘权利’，他的‘权利’，人们能在布罗德街和市场街上听到他喊的‘权利’。杰里不肯退让，他根本就不懂‘退让’的道理。现在他不是朝着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吼叫，而是朝着一个患有心绞痛的七十五岁的人吼叫。这次就不会是消化不良，也不是头疼，只会是不折不扣的心脏病发作。”“不会有心脏病发作的，妈妈，镇静些。”“我做错了吗？我这一生从未碰过其他人的信件。可他怎么能把这东西寄给苏珊？她不会保密的，会像上次那样干。她会用来对付杰里——她要告诉他。这次杰里肯定会杀了他。”“杰里不会杀他，他不想杀他，也不会的。寄去吧，妈妈。信封还在吗？”“在。”“没有撕掉？你没撕？”“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没有撕，我用的是蒸汽。但是我不想让他突然死掉。”“他不会的。他也没有。你别管这事。用那信封把支票和信都寄给苏珊。杰里来电话时，你就到外面走走。”“他的心绞痛又犯了咋办？”“如果他又心绞痛，你再叫医生。你只是别管这事。你不可能防止他的自我伤害。那样干已经太迟了。”“啊，谢天谢地，我还有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自己有这么多麻烦，经历了这一切，可你还是家中唯一说话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人。”
“多恩支撑得住吗？”他父亲问。
“她不错。”
“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他父亲说，“那姑娘似乎恢复了。卖掉那些奶牛是你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它们。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它们。感谢上帝，她做的整容手术，我以前反对，可是我错了，完全错了。我不得不承认。那家伙做得不错。感谢上帝，我们的多恩看起来再也不像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人了。”
“他做得太好了，”瑞典佬说，“祛除了所有的磨难，使她的容貌复原。”她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些痛苦的痕迹。这是明智的行动：她从眼前直接将那东西除掉。
“但是她在等待，我看出来了，塞莫尔。一位母亲明白这类事情。也许你能从脸上抹去痛苦，可是你无法从内心抹去记忆。在那张面孔下面，可怜的东西在等待。”
“多恩并不可怜，妈。她是位勇士。她没有问题，她曾大踏步地走过来。”真的——在那一段时期，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她却取得重大进展，靠的是发现它无法容忍，靠的是遭它打击、被它摧毁，靠的是彻底的自我暴露。她不像他那样抵御打击，她承受打击，完全崩溃。她重新站起来时，便决定放弃自我。这里面没有不值得赞许的道理——首先放弃的是被那孩子攻击的面孔，然后是被那孩子攻击的房子。毕竟这是她的生活，她将让原来的多恩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她最后要干的事。“妈，我们别谈这个。到外面去，我去生火。”
“不，”他母亲说，好像又要哭，“谢谢你，亲爱的。我在这里陪你爸爸看电视。”
“你已经看了一整天，到外面帮帮我。”
“不，谢谢你，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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