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吗？干吗小题大做？”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大事。他纽约的电话是多少？”
“你不能去问他。你要问什么？”
“身为美国人，你不是有权购买阅读《工人报》吗？身为美国人，我也有权问任何人我想问的任何事情。他如果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权利。”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该怎么做呢，参照《第五修正案》吗？”
“不用。他可以让我去跳湖。我讲给你听：在美国，就是这么处理事情的。在苏联，有秘密警察，是不是能这么做事，就不好说了。但是在美国，如果我不想有人干涉你的政治理念，去找这人说就行。”
“他们就没干涉你？”我尖锐问道，“戴斯议员不干涉你吗？兰金议员不干涉你？你还是讲给他们听听吧。”
父亲让我坐着，我只能坐那儿，听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让艾拉去他办公室谈谈。到过我们祖克曼家的人里，铁林和伊芙·弗雷姆是最有分量的大人物，然而父亲的语调表明他对此完全不在意。
“他说了好？”父亲挂上电话后我问。
“他说内森去的话，他就去。你得去。”
“我不去。”
“去，”父亲说，“你要去。你不想让我考虑一下让你去他那儿住吗？想就要去。你怕什么，怕大家开诚布公交流思想？那不是把民主付诸实践吗？下周三，放学以后，三点半，到我办公室。儿子，准时来。”
我怕什么呢？怕父亲发火。怕艾拉的脾气。万一父亲批评他，惹得他像抓巴茨那样抓起父亲，扛到威克瓦西公园湖边丢进湖，怎么办？如果两人打起来，艾拉挥出致命一拳……
霍桑道尽头有处住着三户人家的房子，一楼就是父亲的足科诊所，房子很朴素，位于我们这区破败的那边，外墙该粉刷一下了。我到得早，胃里难受极了。艾拉是三点半准点到的，神情严肃，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样子（暂时还没有）。父亲让他坐下。
“林戈尔德先生，我儿子内森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是长子、好学生，我认为，他比同龄人要超前和成熟一些。我们都很以他为骄傲。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切自由。尽量不像有的父亲那样去妨碍他。我真的认为他前途无可限量，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父亲的声音沙哑了，一下无言。我怕艾拉要笑话父亲，像嘲笑戈尔茨坦那样嘲笑父亲。我知道父亲的哽咽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前途，还为了他两个弟弟，父亲贫困大家庭中最先有希望上大学当医生的两个，都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了。我们家餐厅边柜上摆着两个组合相框，里面是他们的画像。我想到，该给艾拉说说萨姆和悉尼的。
“林戈尔德先生，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也不想。我认为，别人的信仰，不管宗教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其他的，都与我无关。我尊重你的隐私。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这儿无论说过什么，都不会传出这房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我想让我儿子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过去。我关心当前。我跟你说，当年，在罗斯福之前，我曾经非常反感我们国家的现状，反感那些对犹太人、对黑人的偏见，还有共和党鄙视弱势的人，大企业贪得无厌地榨干人民。终于有一天，就在纽瓦克这里——我儿子听了肯定会震惊，他以为他父亲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内森，”父亲看着我说道，“他们总部，你知道罗伯特崔特酒店吧？就在这条街上。楼上。公园路三十八号。他们在那儿有办公室。有一个是共产党的办公室。我对你母亲都没说过。她知道了会杀了我。那时她还是我女朋友——那应该是一九三○年。有一次，有一天，我发火了。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记不得是什么事儿了，我在报上读到了什么，我记得我跑到那里，没人在。门锁着。他们去吃午饭了。我把门把手晃得直响。我离共产党如此之近。我晃着门，说：‘放我进来。’儿子，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我说。
“现在你知道了。还好那扇门锁着。下次选举让罗斯福做了总统，曾刺激我跑到共产党办公室去的那种资本主义彻底革新了，美国以前没有过的。一位伟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共产主义处挽救了我这样的爱国人民。跟你说吧，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是马萨里克之死。林戈尔德先生，那件事有没有像困扰我一样困扰着你？从第一次听说捷克马萨里克的名字，听说他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很敬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罗斯福。他被谋杀，该如何解释，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我很困惑。我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刺杀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们杀了……先生，我不想进行政治辩论。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你能回答，让我和儿子了解我们面临的情况。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医生，我不是。”
“现在我要我儿子来问你。内森，你问问林戈尔德先生，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向人问这样的问题，完全有悖我的政治原则。但是父亲要我问，而且父亲已经问了艾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所以，为了父亲已逝的弟弟萨姆和悉尼，我问了。
“艾拉，你是吗？”我问道。
“不是。先生，我不是。”
“你不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吗？”父亲问。
“我不参加。”
“你要内森去看你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锌镇。新泽西的锌镇。”
“你没有计划在那儿带内森去这一类的会议吗？”
“没有，医生，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打算带他去游泳、远足、钓鱼。”
“那很好，”父亲说，“我相信你，先生。”
“祖克曼医生，现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艾拉对父亲微笑问道，用他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时那种逗趣的侧着笑，“你怎么会认定我是赤色分子呢？”
“因为进步党，林戈尔德先生。”
“那你认为亨利·华莱士也是赤色分子吗？罗斯福的副总统。你认为罗斯福先生会选一位赤色分子做美国的副总统吗？”
“不是那么简单的，”父亲答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但是这世上的事一点都不简单。”
“祖克曼医生，”艾拉说，换了战术，“你是不是奇怪我和内森在一块儿干什么？我羡慕他，我和他在一块儿就是这样的。我羡慕他有你这样的父亲。我羡慕他有我哥哥这样的老师。我羡慕他视力好，读书不用戴一尺厚的眼镜，不是个为了去挖沟而退学的傻子。我没隐瞒什么，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医生。只有一点，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有一个内森这样的孩子。也许今日的世界并不简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您的孩子交谈，带给我很大的乐趣。纽瓦克的孩子，可不是都以汤姆·潘恩为偶像的。”
这时，父亲站起身，向艾拉伸出手。“林戈尔德先生，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内森和他弟弟亨利，亨利也很值得我夸赞。我作为父亲有责任……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这责任我才找你的。”
艾拉大手抓着父亲普通大小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诚恳热情，力气太大，父亲似是在这一握之下，嘴角涌出了一股清亮的油或是水来。“祖克曼医生，”艾拉说，“你不想别人把儿子偷走，没人要偷走他。”
此刻，我禁不住想痛哭，使出超人的力量才克制住。看到这两个男人亲切握手，我不能哭，使上毕生的精力也不能让自己哭出来。差一点儿就哭出来。他们谈成了！没吵架，没流血！没有发火，刺激人的让人扭曲的怒火。他们谈好了，叹为观止，尽管其实主要是因为艾拉没跟我们说实话。
我接下来要在这里加一段插叙，之后就不会再回过头写到父亲脸上受伤的表情。我指望读者今后在合适的时候会记起它。
我和艾拉一起离开父亲的办公室，说是去庆祝我夏天就要去锌镇，但其实是去庆祝我们赢了父亲。去了几条街外的斯托西餐馆，吃那儿馅料满满的火腿三明治。才下午四点十五，我和艾拉就吃了一肚子，等到差五分六点回到家，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坐在餐桌自己位置上，大家都在吃母亲做的晚饭。就在那时，我看到父亲脸上受伤的表情。这伤，早在我跟艾拉一起走出父亲办公室而没有留下来陪父亲说说话、等父亲下一个病人来了再走时，就种下了。
起初，我觉得那伤可能是我自觉愧疚而想象出来的，因为当我和《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几乎是手挽着手离开，不说是对父亲带着藐视吧，但确实是有种高高在上的意思。父亲不想别人偷走他儿子，严格来说，也没有谁偷走谁，但父亲不傻，知道自己输了，那个六尺六寸高的外来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已是赢了。我在父亲脸上看到一种认命的失望神情，父亲温和的灰眼睛，由于介乎忧郁与无望之间的某种东西，软化了，黯淡了。这神情，当我独自和艾拉在一起时，或是后来，和利奥·格卢克斯曼，约翰尼·奥戴等等在一起时，我永不能忘记。听取这些人的指导，似乎就是在背叛父亲。眼前总是浮现出父亲的脸，脸上带着那神情，叠加在当时正教导我人生种种前景的人的脸庞之上。父亲的脸上带着被背叛的伤。
当你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父亲会被他人伤害，那一刻已经够难过，但当你明白伤害父亲的人是你自己，你认为已不需要父亲，父亲却还需要你，当你意识到你竟然会吓到父亲，如果你想，甚至还能压服他——这念头，太违背孝道，无法接受。父亲吃了多少苦才当上足科医生，养活全家，保护家人，我却跟另一个人跑了。另找了那些父亲角色，像漂亮女孩找情郎，这在道德上、感情上，都是个自己当时意识不到的危险游戏。我那时候做的事就是这性质。老把自己弄得特别能让人收养似的，虽然爱自己的父亲，却还要去找一位替代父亲，这样做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背叛感。我并没有为了低廉的什么好处，在艾拉或别人那儿指责过父亲，但我以自由的名义跟上别人，抛下我爱的父亲，这已经是背叛。要是我恨父亲，就好办多了。
我在芝加哥第三年，感恩节放假带了一个女孩回家。她是个温婉的女孩，文雅、聪明，我记得父母亲和她谈话多么开心。一天晚上，姨妈和我们吃晚饭，母亲留在客厅陪她，父亲和我还有那女孩出门儿到街角的杂货店，我们三人一起坐着吃冰淇淋圣代。中间我去柜台买一管剃须膏，回到桌上的时候，看到父亲倾身，握着女孩的手，我听到他对女孩说：“内森十六岁那年，我们失去了他。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我离开了他。数年后，他对我几任妻子说的都一样。“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我人生一切错误，都源自那次我未加考虑的离去。
他说得对。若不是我的错，我应该还在家，坐在门前台阶上。
∗∗∗
大约两周后，艾拉差不多算是讲了实情。有个周六，他来纽瓦克看望哥哥，和我在市区碰头吃午饭，在市政厅附近一处烧烤酒吧，七十五美分，艾拉说的“七毛五”，吃一份炭烧牛排三明治，配菜有烤洋葱、腌菜、薯条、卷心菜沙拉、番茄酱。甜点每人叫了一份苹果馅饼，配一片韧韧的美式奶酪，艾拉给我推荐的这种吃法，我估计男人在“烧烤酒吧”吃饼就该这么吃吧。
艾拉打开他带的包，取出一张唱片给我，唱片名《苏联红军合唱团及乐团精选集》，指挥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男低音阿尔图尔·埃森和亚历克西·谢尔盖耶夫，男高音尼古拉·阿布拉莫夫。封面是指挥、乐团和合唱团的合影（图片由苏联驻美新闻图片社提供），约两百人，身着俄罗斯军服，在气势恢宏的人民大会堂内演奏。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大会堂。
“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从来没听过。”我说。
“带回去听听。送给你的。”
“谢谢，艾拉。太棒了。”
可是问题来了。我怎么能把这张唱片带回家呢，又怎么可能在家听呢？
午饭后，我没搭艾拉的车回家，我跟他说我要去华盛顿街上的公立图书馆主馆写历史作业。酒吧外，我又谢了他请我吃饭送我礼物，他上了车，开车回勒海大道默里家，我沿布罗德街，朝军事公园和图书馆方向走。走过市场街，到了公园，看着就是要去图书馆，但是，我没在雷克特街左转，而是忽地右转，沿河边折回，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请车站里一家卖报的给我兑开一美元。拿着四个二十五美分硬币，走到寄存区，找了个最小的储物柜，往投币口塞进一枚硬币，把唱片塞进柜子。关上柜门，柜门钥匙随手揣进裤子口袋，然后才去了图书馆，在图书馆什么也没做，只在阅览室坐了几小时，操心该把钥匙藏在哪里为好。
父亲整个周末都在家，不过星期一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周一下午母亲去欧文顿看她姐姐，于是周一放学后，我跳上学校对面的14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站宾夕法尼亚车站，从柜子里取出唱片，放入当天早上我夹在笔记本里带到学校的班贝格购物袋。回到家，我把唱片藏在地下室一个没有玻璃窗的小杂物仓里，母亲拿纸箱装了逾越节餐具搁那儿的。到了春天，逾越节那周，她要拿餐具出来用，我就得另找一处地方来藏，但眼下暂时是安全了。
到上了大学，我才有机会在唱盘机上放这张唱片听。那时我与艾拉已经疏远了，但听到苏联红军合唱团唱起《等待你们的战士》《献给军人的歌》以及《战士再见》，还有《伐木歌》时，仍唤起心中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平等公正的憧憬。在大学寝室，我自豪自己当年有胆量没把唱片扔了，虽然当年的胆量不足以让我理解，艾拉给我唱片是在告诉我：“对，我是共产党。我当然是共产党。不是坏的那种，不是会杀害马萨里克或任何其他人的那种共产党。我是一名出色至诚的共产党员，热爱人民，热爱这些歌曲！”
∗∗∗
“第二天早上怎么了？”我问默里，“艾拉那天为什么到纽瓦克来了？”
“艾拉那天凌晨很晚才睡下。他跟伊芙谈堕胎的事谈到四点。上午十点左右，他还在睡，被楼下传来的叫嚷声吵醒。他睡在西十一街房子二楼的主卧室，声音来自楼梯脚。是西尔菲德……
“惹火艾拉的第一件事，是西尔菲德跟伊芙说她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跟你说过吗？伊芙告诉艾拉，西尔菲德在和一个长笛手练个节目，婚礼在周日，长笛手只有周日那天有空排练。西尔菲德来不来婚礼，艾拉并不在乎，但是伊芙在意，她哭了，很难过，这就让艾拉心烦了。伊芙不断给女儿伤害自己的工具和能力，然后就被女儿伤害，艾拉这是第一次目睹，气愤至极。‘母亲的婚礼啊，’艾拉说，‘母亲希望她来，她怎么能不来呢？直接跟她说要她来。别问她，命令她来！’‘我不能命令她来，’伊芙说，‘这关系到她的职业生涯呢，她的音乐——’‘好啊，那我来跟她说。’艾拉说道。
“结果是伊芙和女儿谈了，天知道说了些什么，还是承诺了什么，或者是如何哀求，反正西尔菲德是在婚礼上露面了，穿着她那些衣服。扎着一条头巾。她是卷发，喜欢围那种希腊头巾，她以为很俏皮，她妈妈却是完全看不下去。她穿着田园风格罩衫，显得她体形庞大。薄透上衣有希腊刺绣。大圈耳环。一长串手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绣花布，一身首饰。脚上希腊式凉鞋，格林尼治村卖的那种。鞋带直绑到膝盖，勒进肉里，勒出印子，这也让伊芙看着难受。不说打扮得怎样，好歹女儿是来了，伊芙是高兴的，所以艾拉也高兴。
“八月底，他们两人的节目都播完了，结了婚，到科德角度了个长周末。等回到伊芙家，西尔菲德不见了。没留个纸条，什么都没有。他们打电话给西尔菲德的朋友，打给法国她父亲，想着她也许是决定回去找爸爸了。打电话报警。到第四天，西尔菲德终于出现了。她在上西区，和她从前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在一起。住在老师家。西尔菲德做出一副不知道他们回来了的样子，所以她才没有费心从第九十六街打个电话来说一声。
“那晚，三人一起吃晚饭，席间安静得可怕。女儿的吃相，伊芙看不下去。平时好日子的时候，西尔菲德的体重都让伊芙抓狂，何况那晚还不是个好日子。
“西尔菲德每吃完一道菜，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扫光盘子里的东西。艾拉在军队食堂和邋遢小餐馆都吃过，失礼对他倒没有什么。可伊芙是优雅的化身，她看着西尔菲德那样子吃光东西，西尔菲德很明白，对母亲是种折磨。
“西尔菲德侧起食指，这样子，贴着空盘子的边儿抹，所有汤汁和残渣都蘸到手指上。把手指上的东西舔个干净，接着再来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在盘子上擦得吱吱作响。西尔菲德失踪后决定回家那晚，晚饭时又老样子抹盘子，伊芙平时见了都受不了，那晚更控制不住了。脸上再也挂不住完美母亲的安详微笑。‘别舔了！你都二十三了！住手！’
“西尔菲德猛然立起身，对准母亲的头狠打，用拳头。艾拉跳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见西尔菲德对伊芙大喊：‘你这个犹太泼妇！’艾拉又重重坐回椅子。‘不行。这可不行。现在我住这儿。我是你母亲的丈夫，你不能当着我的面打她。不能打她，记住。我不准你打她。你不能说那个词儿，别让我听见。永远不能。永远不能让我听见。永远不许再说那个肮脏的字眼！’
“艾拉起身出了门，走走路，平静心情。从格林尼治村一直走到哈莱姆，再走回来。想尽办法按捺怒气。为那女儿的发作找了各种原因。想起了我们的继母和父亲。记起他们是怎么对他的。记起他恨他们的点点滴滴。他发过誓他自己决不会去做的种种不堪。可是他能怎么办呢？那孩子对她自己的母亲挥拳，骂母亲是犹太佬，犹太母狗——艾拉能怎么办？
“午夜时分他回到家，什么也没做。上床，和新婚妻子睡下。让人惊奇吧，就这样。早上，与新婚妻子新任继女吃早餐，跟她们说，大家要一起和谐生活，为此大家必须相互尊重。他尽量用理性的方式来说，小时候没人这样对他讲过事情。对于他在这家里见到的、听到的，他余怒未消，还是尽量让自己相信，西尔菲德不是真正的反犹，不是反诽谤联盟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反犹。西尔菲德还真不是，因为她执着于实现自我公正，各个方面都要保证，成了下意识的，乃至于那些宏大的、有历史传统的偏见或仇恨，哪怕是最简单的、要求最低的，比如反犹主义，在她身上也无法生根，她根本没有空间来容纳。反犹主义本来对她来说也太理论化。西尔菲德她受不了谁，都是为了很具体、很实在的理由。跟个人相关的：这人挡了她的路和视线，冒犯了她的王者统治，她做女儿享有的权利。艾拉推测正确，整件事情，与仇恨犹太人无关。犹太人，黑人，任何产生复杂社会问题的群体——比起引发她当下私人问题的某个人——她才不关心。那一刻她只盯着他。因此，她公然吐出了那个骂人的恶毒的词，她本能地知道，这词让人极度反感，粗俗恶心，出格。一旦骂出口，艾拉一定会当即离场，再不会踏进她家一步。说‘犹太母狗’，她针对的不是犹太人，不是她自己的犹太母亲，她针对的是艾拉。
“艾拉一夜间就理清了原委，作为他自觉是狡猾的一招，他没让西尔菲德向他道歉，更没有按西尔菲德暗示的意思就此消失，反倒向西尔菲德道歉。他精明，用这个方法收服她，为他闯入她们的生活致歉。他是个陌生人，外来的人，不是她亲生父亲，是个她不了解的人，她没有理由喜欢他、信任他。他对她说，既然他是另外一个人，人类基本上是不喜欢别的人的，所以她太有理由不喜欢他和不信任他了。他说：‘我知道上个人不怎么样。为什么不试试我呢？我不是长博·弗里德曼。我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机构的，序列号也不一样。西尔菲德，不如给我个机会吧？给我九十天，怎么样？’
“他给西尔菲德讲长博·弗里德曼的贪婪，这种贪婪来自美国的腐败。‘美国商业是肮脏的游戏。圈内人才玩得转，’他告诉西尔菲德，‘长博就是典型的圈内人。长博都算不上是地产投机商，投机商才是真恶劣的。他是投机商的掩护。交易里他分一小块儿，一分钱不用投。现在，在美国，大钱基本都是通过秘密赚来的。你明白吗？地下交易。当然了，大家应该是按同一规则办事。当然了，也假装正大光明，公平公正。西尔菲德，你知道投机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区别吗？投资者持有地产，承担所涉风险，收益损失都会有。投机商进行交易。买卖土地像买卖沙丁鱼。暴富。经济大崩溃发生前，人们用抵押地产所得的钱，从银行分批提取现金，进行投机。贷款要收回的时候，抵押的土地就丢了。被银行收走了。这时，长博·弗里德曼这些人出场了。银行要凭手头这些一文不值的文件筹措现金，就得大削价出售，一美元只卖一便士……’
“艾拉这个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尼·奥戴的好学生。伊芙欢喜得很，得了新生，世间又美好起来。这是属于她的真正的男人，她女儿真正的父亲。终于有了位尽职的父亲！
“‘西尔菲德，这其中呢，非法的地方在于，那是固定交易，’艾拉解释道，‘其间的共谋行为……’
“艾拉讲课终于结束了，伊芙站起身，走过去握住西尔菲德的手，说：‘我爱你。’不是说一次。嗯。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边紧抓孩子的手不放，边说着‘我爱你’。每重复一次都比上一句更真切。她是做表演的，真切的东西，她能让自己信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艾拉有没有自己想到：我该走了吧？艾拉有没有自己想过：这女人身陷困境，她的困扰我略有所知：她这个家庭矛盾重重，我对此无能为力。
“他并没有。他以为，铁人击退种种不利成就了今天，是不会被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击败的。他被情感软化了：疯狂爱上伊芙·弗雷姆，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想和她要个孩子。想有个家，有家庭，有未来。想和大家一样吃晚餐，不再在快餐店一个人吃，从满是污垢的糖罐往咖啡里加糖，而要和自己家人一起，在像样的餐桌上吃饭。就因为有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发了通脾气，他就会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吗？要跟坏家伙作斗争。教育他们。改变他们。能推动事情、理顺他人的，也就是艾拉和他的执着不懈了。
“形势确是缓和了。不再挥拳相向。没有怒气冲天。西尔菲德似是领会了。有时候，艾拉在晚餐桌上讲话，她也能听上那么两分钟。艾拉以为这是他的震撼作用。完全是。因为他是艾拉，因为他不让步，不放弃，每件事他耐心对每个人讲解多遍，他认为已经搞定。艾拉要求西尔菲德尊重母亲，相信自己能让西尔菲德做到。西尔菲德恰恰不能接受这要求。她只要能把母亲支得团团转，就要什么有什么，艾拉碍了她的事。艾拉也喊也吼，但在伊芙生命里，艾拉是第一个尊敬她的男人。西尔菲德受不了。
“西尔菲德开始专业演奏，为无线电城音乐厅管弦乐团作第二竖琴替补。常被召去演出，一周一两次，周五晚上还在东六十区一家高级餐馆演奏。艾拉开车送她，带着琴，从格林尼治村到餐馆。等她结束了，再去接她和琴。他那辆商务车开到房子前，他进屋，把竖琴扛下楼。竖琴套着毡套，艾拉一只手扶着琴柱，一只手插进琴背部音洞里，搬起琴，搁在车里软垫上，开车把西尔菲德和琴送到市里餐馆。到了餐馆，把竖琴从车里搬出来，以他这样的大广播明星，扛进餐馆。十点半，餐馆晚餐服务结束，西尔菲德可以回格林尼治村了，他回来接她，把整个操作过程再来一遍。每个星期五。他也恨这个体力活儿，琴重八十磅呢，他还是干了。我记得他崩溃住院后对我说：‘她和我结婚是为了让我给她女儿扛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搬那破琴！’
“周五晚上的接送途中，艾拉发现，他可以和西尔菲德谈一些有伊芙在的时候不能谈的内容。他问西尔菲德，作为电影明星的孩子，生活是什么样。他对她说：‘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不一样的，发现一般人不是你这样过的？’西尔菲德告诉他，是观光车在贝弗利山庄他们那条街上来来去去的时候她意识到的。她说十多岁前她没看过父母演的电影。父母尽量让她过普通的生活，在家里提到那些电影都是淡化处理。在贝弗利山庄，与其他明星的孩子过着富家孩子的日子，似是很普通了，直到观光车在她家房前停下，她听见导游讲：‘这是卡尔顿·彭宁顿的房子，他和妻子伊芙·弗雷姆住在这里。’
“她讲给他听，那些电影明星孩子的生日派对是怎样的排场，有小丑，魔术师，小马驹，木偶戏，每个孩子都有保姆照看，保姆穿着白色护士制服。餐桌上，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位保姆。彭宁顿家有自己的放映室，播放电影。孩子们都来看。十五个，二十个孩子。保姆也都来了，坐在后排。放电影的时候，西尔菲德必须打扮得非常漂亮。
“她对他说起她母亲的衣服，在她这样小孩子的眼里，母亲的衣服实在惊人。各式各样的紧身褡、胸衣、紧身衣、束腰带、长袜，还有难以置信的鞋子，那个时代女人的繁复穿戴。西尔菲德想着，自己怎么可能应付得来呢。永远做不到。那些发型。吊带裙。浓烈的香水。她记得当年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要这样。
“她还跟艾拉聊起了父亲，只讲了几件事，艾拉听得出来，小时候她父亲是很喜爱她的。她父亲有一艘船叫作西尔菲德，停靠在圣莫尼卡。周日的时候，把船开到圣卡塔利娜岛，父亲掌舵。两人一起骑马。那时候，有条马道沿罗迪欧大道直通向日落大道。她父亲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后面打马球，然后单独去和西尔菲德在这条马道上骑马。有年圣诞，父亲找了电影厂一个特技替身，把送她的礼物从单翼飞机上投下。在后草坪上低空俯冲，空投礼物。她说，父亲的衬衫是在伦敦定制的。西服和鞋也在伦敦做。那个年代，贝弗利山庄没有人不穿着西服、戴着领带的，她父亲是穿着最得体的一个。对于西尔菲德，全好莱坞的父亲都比不上她父亲那样英俊迷人。后来，十二岁那年，母亲和父亲离了婚，西尔菲德发现了父亲的越轨行为。
“那些周五的晚上，西尔菲德对艾拉讲了这些，艾拉又在纽瓦克转述给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自己是判断错了，艾拉会和西尔菲德成为朋友的。他们才刚开始同住，艾拉与她聊这么多是要建立联系，和她好好相处什么的。似乎是奏效了，两人有点熟悉亲近了。西尔菲德晚上练琴的时候，艾拉会走进去问她：‘你怎么会弹这玩意儿的？我跟你说，每回看见有人弹竖琴啊——’西尔菲德接话道：‘你就想到了哈普·马克斯是吗？’两人笑了，因为确实如此。‘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问她，‘琴弦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你怎么记得住哪个踏板是哪个呢？手指头不疼吗？’他问了一百个问题，表示他极感兴趣。她呢，都解答了，解释竖琴的原理，给他看手上的老茧，情况在好转，绝对在转好。
“可是那天早上，伊芙说她不能要孩子，哭了又哭。艾拉想，好吧，就这样吧，同意带伊芙去看坎登的医生。那天早上，他听到西尔菲德在楼梯下，和母亲吵，痛骂母亲。艾拉跳下床，打开卧室门，听到了西尔菲德说的话。这次她不是叫伊芙犹太母狗。比那还恶劣。恶劣得让艾拉回了纽瓦克。就是这样你才遇到艾拉的。艾拉在我家沙发上睡了两夜。
“那个早上，那一刻，艾拉明白了，伊芙不是觉得年纪大才不能跟他要孩子。他明白了，伊芙并不是担心要小孩会影响她的事业发展。他才意识到，伊芙跟他一样，也想要孩子的，决定流掉跟自己爱的男人的孩子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四十一岁的年纪。这个女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体会到自己不够宽厚，不够强大，不够自由来要这孩子，这才是她哭得那么厉害的原因。
“那个早上，他明白了堕胎不是伊芙的决定，而是西尔菲德的。他醒悟到，要决定如何去处理的，不是他的孩子，是西尔菲德的。伊芙借堕胎逃避女儿的怒火。警钟响了，但仍不足以使艾拉就此离去。
“西尔菲德身上这些本性上的东西与竖琴无关。艾拉听到西尔菲德对她母亲说：‘你再敢，再敢试图生个孩子，我就把那个小白痴掐死在婴儿床里！’”
阿蒂是阿瑟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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