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与伊芙·弗雷姆和西尔菲德住在西十一街上的联排别墅里，有都市的雅致、美丽和舒适，豪华亲切，不张扬，细节融合得含蓄而富有美感——温暖的居所是内涵丰富的艺术品——改变了我的生活理念，一如一年半后进了芝加哥大学，那里对我的影响。走进那扇门，当下觉得自己长了十岁，摆脱了家规的束缚，家里那些习惯和规矩，当年我成长过程中本是乐于遵从的，也不费劲。艾拉穿着宽松灯芯绒裤，旧乐福鞋，方格法兰绒衬衣，袖子嫌短，慢悠悠在屋里踱步，因为有他在，对于屋子里我不熟悉的那权贵气，也没有使我畏惧。艾拉在纽瓦克黑人区云杉街，在伊芙家客厅，都能自在妥帖，这是他的魅力所在。借此，我很快领会到，高雅生活其实可以很舒坦随意、很家常。高雅文化也是。如同你看透一门外语后发现，不管语音带来多少异国情调与疏离感，这些外国人流利讲述的，与你一直在英语中听到的并无大不同。
书房书架上摆放着数千册严肃书籍：诗歌，小说，戏剧，史籍，考古，古物，音乐，服饰，舞蹈，艺术，神话学。唱片机两侧柜子里，堆着六尺高的古典唱片。墙上挂的那些油彩画，素描，雕刻，壁炉台上的工艺品，桌子上铺满小雕像，珐琅盒，小块宝石，精美的小碟子，古董天文仪，玻璃的银刻的金刻的物件，有些认得出是具象的，其他的则怪异抽象。这些不是装饰品，不是小古玩摆设，是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物件，反映着品格，人类藉由艺术鉴赏和思考对意义的追求。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找张晚报，炉火前坐着吃个苹果，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宏大事业的一部分。在那时的我看来是这样吧，我自己的家还算整洁，也够安适，却从没有使我自己或其他什么人对理想人生做出思考。我家的藏书是《咨询年鉴》，另有八九本家人生病休养时别人赠送的书。相比之下，不免显得寒酸黯淡，是寒门陋舍。在那时，我不能相信会有人想打西十一街出走。我眼里，那儿就是奢华避风港，绝无尘世纷扰。房子的中心，书房里的东方地毯上矗立着的，庄重清绮，厚重风雅，自入口转入客厅即能映入眼帘的，是自文明起源时起即象征超凡精神之境界领域的那架竖琴，单是琴体形状，就体现了对人类世俗本性之粗陋鄙俗的警醒……超然的庄严乐器，西尔菲德那架镶有金箔的莱昂希利竖琴。
“书房在客厅后面，上一级台阶，”默里回忆，“两房之间由橡木拉门隔开。西尔菲德练琴的时候，伊芙喜欢听，所以门都开着，竖琴的声音穿透整座房子。当年在贝弗利山庄，西尔菲德七岁起，伊芙让她开始学竖琴，总也听不够。艾拉对古典音乐是一窍不通，就我所知，除了广播里的流行音乐和苏联红军合唱团，他没听过别的什么音乐，到了晚上，他本想和伊芙坐在楼下客厅里，说说话，读读报纸，享受在家的时光，结果却只能躲进自己的小书房。西尔菲德弹着琴，伊芙在炉火前做针线活，待她抬起头看时，他已走了，在楼上给奥戴写信。
“然而于她而言，在那第三次婚姻后，眼下这第四次婚姻，已是相当美好。她遇见艾拉时，不堪的离婚刚收场，正从精神崩溃中恢复。第三任丈夫，长博·弗里德曼，听名字就像个色情小丑，闺中乐事高手。日子过得美得很，直到有一天，她排练结束提前回家，发现他和几个妓女在楼上他的办公室里厮混。他和彭宁顿完全不一样。伊芙在加州和他有了私情，跟卡尔顿·彭宁顿过了十二年，导致这次婚外情极热烈。后来弗里德曼离开他妻子，她离开彭宁顿，与弗里德曼和西尔菲德移居东部。买下西十一街的房子。弗里德曼搬进来，在后来成了艾拉小书房的那个房间设了办公室，买卖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房地产。有一阵子，他买卖时代广场的房地产，因此结识了戏剧界大制片人，交际往来，很快伊芙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客厅喜剧、惊悚剧，都由从前的默片美人出演。大受欢迎。伊芙日进斗金，长博则负责花钱。
“以伊芙的性格，对长博的奢靡，她都随他，也默许他的放荡，还被卷进去。有时伊芙不知为什么就哭起来，艾拉问她怎么了，她说：‘他让我做那些事——我不得不做的……’伊芙写了那本书后，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她与艾拉的婚姻，艾拉收到辛辛那提一个女人的来信。说如果他有兴趣自己也出本书，可以到俄亥俄州来谈谈。这女人三十年代在夜总会唱歌，是长博的女朋友。她说艾拉也许会想看看长博拍的一些照片。她和艾拉可以合著回忆录，艾拉提供文字，她看价钱提供照片。当时艾拉决意要报复，于是给女人回信，寄了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她说有两打照片，每张照片开价一百美元，他寄一百美元先买一张。”
“拿到了吗？”
“她倒守信。回信寄了他一张照片。外界对他生活已经够曲解了，我不能让弟弟再去歪曲，问他要了照片销毁了。愚蠢啊。感情用事，自以为是，愚蠢，没有远见。跟后来发生的事儿相比，即便公开那张照片都算太客气了。”
“他想要伊芙难看。”
“曾几何时，艾拉一心一意致力减轻人类残忍行为的影响。一切为了这个。伊芙那本书出版以后，艾拉想的，成了如何去制造这些影响。他没了工作、家庭生活、名誉，都没有了，等他意识到他已失去这些，丢了身份地位，无需再照身份行事，他就甩掉了铁林，摆脱了《自由勇敢者》，丢弃了共产党。也不热衷讲话了。原来那些洋洋洒洒的愤怒言辞。他不停歇地讲啊讲，其实真想做的是出手痛打。讲话是为了抑制这冲动。
“他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你以为是为了什么？戴大礼帽。讲林肯说的话。曾经驯服了他的与文明开化的和解，他都舍弃了，变回在纽瓦克挖壕沟的那个艾拉。泽西州山上挖锌矿的艾拉。找回了早期的体验，全听铲子指导的年代。重拾了过去的艾拉，在所有道德改造发生之前的，在弗雷姆小姐精修学校上了礼仪课之前的艾拉。在他和你，内森，一起进精修学校，扮演父亲，做给你看他可以有多好有多温和之前的。在他与我精修之前的。在他与奥戴修习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政治活动精修学校。奥戴就是伊芙一号，伊芙不过是另一个奥戴，把艾拉从纽瓦克壕沟拖进光明世界。
“艾拉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体格惊人，是个危险的人。内有暴烈性子，外有六英尺半的身高。他知道需要有人制约他，需要他的这些老师，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孩子，渴望有个你这样的孩子，会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崇敬他。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出来后，他把这些精修学校的教育统统甩了，恢复成你没见过的艾拉，那个在部队痛揍坏蛋的艾拉，少年时全靠自己，用挖沟的铲子自卫、对付意大利人的那个艾拉。把干活的工具当武器。他一直抗争，不想拿起铲子做武器。可是伊芙的书出来了，他决定要做回最初未经修正的自己。”
“他做到了？”
“该男人做的事，不管多不容易，艾拉从没躲过。挖沟人对伊芙施加了影响。让她体会到她做了些什么。‘好啊，那我来教教她，’艾拉跟我说，‘不用那张照片。’”
“艾拉做到了。”
“确实。用铲子来做教化。”
∗∗∗
早在一九四九年，亨利·华莱士大选惨败后约十周——现在我知道了，也是在伊芙堕胎后——为了让艾拉高兴，伊芙·弗雷姆举办了一次大型派对，派对前还有一场小型晚宴。艾拉打电话到我家请我去。清真寺剧院华莱士聚会后，我只在纽瓦克又见过艾拉一回，以为不会再见到他了，接到他电话太意外（“我是艾拉·林戈尔德啊，伙计。最近怎么样？”）。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一起去威克瓦西公园散步，那次我知道了“伊朗”，后来，我给在纽约的他寄了一份我的广播剧《托尔克马达的帮凶》。过了数周，没有回音，我才想到，给一个专业广播剧演员看我自己的剧本，哪怕是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一个，也实在是个错误。如今他一定已看出我天资平平，本来也许对我还有那么一点兴趣，这下也被我扼杀了。然后，这天晚上，我正做作业，电话响了，母亲跑进我房间。“内森——亲爱的，是铁林先生的电话！”
他和伊芙·弗雷姆在家设晚宴，来宾中会有阿瑟·索科洛，他已把我的剧本给阿瑟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想见见阿瑟。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贝根街去买了双黑色正装皮鞋，我把自己那套西服拿到政府大道的裁缝店，请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腿。随后，周六黄昏时分，我丢一粒口香糖进嘴，心跳得像是要越过州界去杀人，走到政府大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着的是西尔菲德。八件套餐具，四只形状各异的玻璃杯，名为洋蓟的硕大开胃菜，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人从我身后和肩上上菜，洗手盅，令人费解的洗手盅，种种圈套，让我望之胆怯，只觉缩成了小男孩。西尔菲德却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讥讽的解说，或是假笑一声，转转眼珠，都给我消解了。她帮我渐渐明白，这些排场，没什么要紧。我觉得她真厉害，特别是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事事都整得特费劲，好像她是在白金汉宫长大似的。平常过个日子，到她手下，都折腾成笑话一般。”席间西尔菲德不停随口点评给我听，她在贝弗利山庄长大，与吉米·杜兰特为邻，后来住在美国的巴黎，格林尼治，话里机锋，透着练达。她取笑我，我反觉得放松，眼看着下道菜上来不知我会出什么丑，经她一调侃，似乎即是不会发生了。“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不那么可笑。”
看艾拉的举止，也让我心定。他在这儿吃饭，和在威克瓦西公园对面热狗摊吃饭一样，讲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戴领带，没穿正装衬衫和外套，正常餐桌礼仪他是有的，但看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的模样，就知道他并没有如何细细品味。在热狗摊，在曼哈顿华丽餐厅，该是什么言谈举止，在他没什么分别。即便是在这里，银烛台点着十支高烛，盛了白花的碗盅装点着餐边柜，他还是见什么都恼火，选举日这种表面无可争议的事情也惹他发火，因为这个晚上，距华莱士惨败（进步党全国得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预期得票约六分之一）才过去几个月。
“跟你们说件事。”席间他宣言，旁人的声音都弱下来，他的声音坚定自然，带着不满，不屑于美国同胞的愚蠢，利落命令大家，你们给我听着。“我认为，咱们国家不懂政治。世上有什么地方，一个民主国家，选举日还要上班？有什么地方选举日还要上学？年轻人如果提出疑问：‘选举日了，今天难道不放假吗？’父母亲说：‘不放，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选举日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商店什么的都开门儿，选举日怎么会重要呢？你们的价值观呢，你们这些王八蛋？”
“王八蛋”不是指在座的人。他针对的是他生命中不得不与之抗争的每个人。
这时，伊芙手指按唇，示意艾拉控制一下自己。“亲爱的。”她声音轻柔得几乎听不见。“再说了，”他大声作答，“有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哥伦布日要待在家里？为个破假日不上学，选举日却要上学？”“没人在争这个啊，”伊芙微笑道，“生什么气呢？”“我是生气，”他对她说道，“老是气，希望到死的那一天我还是气。因为生气，我惹上麻烦。因为做不到缄口不言，惹上麻烦。杜鲁门先生对人民说，美国的大问题在于共产主义。不在种族主义。不在不平等。那些都没问题。共产党才是问题。四万，还是六万，十万，共产党。就这些人，会推翻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国家的政府。别侮辱我智力了。这鬼地方，我告诉你们，会被什么推翻呢，是对有色人种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将来推翻这个国家的，不是共产党。拿人民当牲畜，这个国家，早晚会毁在自己手里！”
坐我对面的阿瑟·索科洛是个广播剧作家，当年也是艾拉这种自信、自学成才的犹太孩子，幼时厮混的邻里街坊和文盲移民父亲，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粗鲁冲动。他们刚从战场回来，通过这场战争，发现了欧洲和政治，通过并肩作战的战友，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美国。战争中，他们对艺术的神奇改造力抱有巨大天真的信念。没有正规指导，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后来也为黑名单所毁，在那之前，他虽不是科温这样的知名作家，也属于我最欣赏的那群广播剧作家，如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密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推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自己写剧本也从中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部百老汇剧）中都有个虚伪至极的父亲角色，这些剧以对父亲角色所代表的腐朽权威之深刻憎恶为特色。席间我一直提心吊胆，怕对面这位矮壮的大力士索科洛，曾经的底特律高中队后卫，对大家指证我抄袭诺曼·科温。
晚宴结束，在只被邀请参加派对的人到场前，男士到二楼艾拉的书房抽雪茄，女士则去伊芙的房间补妆梳洗。艾拉的书房俯瞰后花园的雕像，房间三面墙都是书架，摆着他有关林肯的所有书籍，用三个行李袋从战场带回家的政治藏书，后来在第四大道旧书店淘来的书。艾拉给大家发过一轮雪茄，也请大家从威士忌酒架上随意自取，他拉开红木大书桌顶格抽屉，拿出了我的广播剧剧本，我原以为那抽屉里藏的是他和奥戴的通信。艾拉开始诵读剧本开篇。不是为指斥我抄袭，反倒是对着阿瑟·索科洛一众朋友说道：“我对国家还有希望，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他对我一指，我脸通红，颤抖着，等着被人看穿。“就是这个孩子，我对他更有信心，咱们亲爱的祖国那些所谓成熟的人呢，我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的人，进了投票间，本来要投亨利·华莱士的，猛然瞧见眼前一幅杜威巨照，就投了哈里·杜鲁门。哈里·杜鲁门，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他们选的！马歇尔计划，他们选的。他们就想绕过联合国，限制苏联，消灭苏联，为此抽取上亿美元注入马歇尔计划，这些资金，本该用于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杜鲁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投下原子弹的时候，谁来限制他呢？你以为他们不会对无辜的俄罗斯儿童投下原子弹吗？为保护我们美好的民主，他们不会？鬼才信。听听这孩子的。他才是高中生，但他比我们选举间所有人都更了解国家问题所在。”
没有人笑，一点笑意也没有。阿瑟·索科洛背靠书架，默默翻看艾拉的一本林肯藏书。其余男士站着，抽着雪茄，品着威士忌，似乎他们是专程携妻子来听的。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当晚这些人郑重地听我的剧本导言，不外乎是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专横主人的慷慨激昂。
“听着，”艾拉说，“好好听。剧本描写了小镇上一个天主教家庭和当地的顽固势力。”于是铁林开始读我的剧本，铁林和我所构想的但其实一无所知的那些美国善良基督徒融为一体，融于他的嗓音里。
“‘我叫比尔·史密斯，’”艾拉读道，重重坐进他的高背皮椅，腿架在书桌上，“‘我叫鲍勃·琼斯。我叫哈里·坎贝尔。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总之我的名字不惹人厌。我是白人，天主教徒，所以没任何麻烦。和大家都处得好，不打扰人，不让人烦。对人都没什么感觉。在小镇安静生活。森特维尔。米德尔顿。奥卡诺根瀑布区。是哪个镇无所谓。随便哪儿都行。就叫随处镇吧。随处镇上，对歧视问题，很多人都予以口头谴责。大家议论，应当拆除藩篱，使少数族裔不再被禁锢在社会集中营。但是，太多人只用抽象的方式开展斗争。他们思考和谈论公平、正派和争议，谈及美国主义、人类手足情谊，谈论宪法、独立宣言。都很好，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种族、宗教和民族歧视及其起因。以我们镇为例，随处镇，去年这儿发生的事，就发生在住得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天主教徒身上。他们发现，狂热新教可能会与托尔克马达同等残酷。你们记得托尔克马达吧。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亲信。为西班牙国王王后执行宗教裁判。一四九二年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对，没错，一四九二年。那一年，有哥伦布，对，尼娜号，平塔号，圣玛丽亚号，然后还有托尔克马达。总有这么个托尔克马达。或许一直会有……故事就发生在这儿，美国，星条旗下的随处镇，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方，不是在一四九二年……’”
艾拉翻着剧本。“这是剧本开篇……后面，这里，到了结局。又是叙事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胆量写下这个。哪家电台有胆量播出呢，你们告诉我。告诉我，一九四九年，有哪位赞助商能勇于对抗伍德司令及其委员会，对抗胡佛及其残暴冲锋队，对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天主教退伍军人会、海外作战退伍军人会、美国革命之女会，对抗所有爱国者，告诉我，有谁能做到。如果被称作赤色分子，被威胁抵制产品，有谁还能不怕的。谁能有胆量坚持正义。没人！因为人们根本不在意什么言论自由，和我在部队时的那些人一样。那些人不跟我讲话。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走进餐厅，里面两百多个人，没人打声招呼，没人说话，因为我的言论，我写给《星条旗报》的那些信。看他们那样，让人觉得打二战就是为了让他们难过。你们都想错了，他们这帮人，对自己为什么在战场毫无概念，对什么法西斯、希特勒，他们才不管，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了解黑人社会问题吗？让他们明白资本主义削弱工会的狡诈手段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轰炸法兰克福时法本公司的工厂却毫发无伤吗？我自己可能是受教育少，理解力有限，可这些人呢？头脑狭隘目光短浅，让我大为恶心！‘归根结底，’”艾拉突然读起我的剧本来，“‘以一句格言结尾吧：轻信种族、宗教和民族团体那套的，是傻子。伤害了自己、家庭、工会、社区、州、国家。是托尔克马达的帮凶。’作者，”艾拉愤然一把将剧本掷在书桌上，“是个十五岁的孩子！”
晚宴后到的应该还有五十人。虽然适才艾拉在书房给了我高度评价，但如果不是西尔菲德又来帮我，我可决不会有勇气留下来，与挤在客厅的人交谈。客厅里有男演员、女演员，有导演、作家、诗人，有律师、作家经纪人、戏剧制作人，有阿瑟·索科洛，还有西尔菲德，她不仅直呼客人大名，而且知道每个人的问题，用夸张细节加以讽刺。她没有顾忌，风趣至极，毫不留情，如一个大厨，将厚厚一块肉切成片，翻动，烤熟。我是想着成为广播界讲实话、大无畏不妥协的人物，看西尔菲德那样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拿他们逗乐，不加掩饰，我实在敬佩。那人是纽约最虚荣的……那人就想高人一等……那人虚伪……那人什么都不懂……那人醉得太厉害……那人天资微不足道，渺小之极……那人怨气冲天……那人道德败坏……那个疯子，最可笑是她装腔作势……
讥讽挖苦人真是一大快事，看人被讥讽也是。对当晚满怀敬仰之情的我来说尤其如此。我担心回家晚了，但又不忍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学习以奚落他人取乐。我没见过西尔菲德这样的人，年纪轻轻，敌意十足，世故伶俐，一身算命女巫般艳丽长袍，怪诞得扎眼。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是一样逍遥。看到西尔菲德这样的对抗、不妥协，我才知道，人的自我一经摆脱社会的束缚，自由天地是如此广阔。西尔菲德的强大使她分外迷人。她是无所畏惧，放任个性，让人忌惮。
她声言最受不了的两个人是对夫妇，主持周六早上的广播节目，正巧是我母亲最爱听的。节目名为“范塔索与格兰特”，从纽约州达奇斯县哈得孙河一座房子里传送出，那里是通俗小说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及其丈夫，《纽约新闻报》专栏作家、娱乐评论人布赖登·格兰特的家。卡特里娜奇瘦，人高六英尺，长长的黑卷发想必曾是动人的。看她举止，她很是懂得自己的小说在美国多有影响力。那晚之前，我对她知道得不多，都是母亲收听“范塔索与格兰特”时我无意中听见的，据说在格兰特家，晚餐时间是专用来与她四个标致孩子探讨对社会承担何种责任的。另外，她在传统老斯塔茨堡（十七世纪，早在英国人抵美前，她的祖先范塔索家族已在斯塔茨堡定居，据说是当地贵族）的朋友都有着无可挑剔的德行及教育背景。
卡特里娜在每周节目中，谈她穿梭熙攘都市与田园乡间多彩充实的生活，很爱用的一个词就是“无可挑剔”。不独她的句子里尽是“无可挑剔”，连我母亲听完一小时的节目后，讲话也是满嘴“无可挑剔”。在母亲眼里，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很有教养”。在卡特里娜嘴里，那些有幸与格兰特家沾上边的人，不论是给她补牙的，还是给她修厕所的，都自然高人一等。“布赖登，无可挑剔的管道工，无可挑剔。”她说。名门望族也免不了为排水问题所扰，于是，母亲与百万听众入迷地听上一场排水问题专论。父亲坚定地属于西尔菲德一派，他说：“把收音机关了，别听她了，好吗？”
西尔菲德对我低语“那疯子，最可笑就是装腔作势”，说的就是卡特里娜·格兰特。至于卡特里娜的丈夫布赖登·格兰特，西尔菲德说他是“全纽约最虚荣的人”。
“我母亲和卡特里娜去吃午饭，回家时气得脸发白。‘这女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跟我聊戏剧，聊最新的小说，她以为她什么都懂，而其实她是什么都不懂。’确实如此：她们去吃午饭的时候，卡特里娜又如常给我母亲上课，这回她说的恰巧母亲全都知道。母亲受不了卡特里娜的书。都读不下去。她想法子去读，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对卡特里娜说写得多好啊。母亲给让她害怕的每个人都起了个绰号——卡特里娜叫‘疯子’。‘你该听听疯子在奥尼尔戏里的表演，’她对我说，‘超过她自己的水平了。’然后疯子在次日早上九点打电话来，母亲又和她在电话上谈了一个小时。母亲之所以巴结她，就因为她名字里有个‘范’。还因为布赖登在专栏里提到母亲的名字，他称她为‘电波中的莎拉·伯恩哈特’。可怜的母亲和她的社交野心。卡特里娜是斯塔茨堡河畔所有富有虚伪的家伙里最做作的，而据说他是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后裔。嘿，看这个。”她说。派对进行到一半，客人到处紧紧挤作一团，他们看上去已是竭力不让自己的鼻子嘴巴浸到别人杯子里去。就在这时，西尔菲德转过身，在我们身后的那墙书架上找一本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小说。客厅壁炉的两边，书架自地板直延展到天花板，太高了，得爬上图书馆用的梯子才够得到最顶上的书架。
“嘿，看这个，”她说，“《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我母亲读过这本书。”我说。“你母亲是不知廉耻的贱妇。”西尔菲德答道，这让我膝盖都软了，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开玩笑。不只是我母亲，近五十万美国人买了这本书而且读过。“这里——打开一页，任何一页，手指点到随便什么地方，然后就准备着为之着迷吧，纽瓦克的内森。”
我照她说的做，当西尔菲德看到我的手指所指的地方时，微笑着说：“哦，你不需看太多就能了解范塔索·格兰特天赋的巅峰。”西尔菲德对我大声朗读道，“‘他的手紧紧抓着她的腰，把她拉向他，而她则感觉到了他腿上的强壮肌肉。她的头向后仰着。她的嘴张开，接受他的吻。有一天，他会为他对艾洛伊斯的这种激情而遭阉割，作为残酷的报复性的惩罚，但现在他还远没有遭受损伤。他抓得越紧，压在她敏感部位上的力量就越大。他情欲勃发，他的天才将修改基督教神学的传统教义并重新赋予其活力。她的乳头凸起坚硬，当她想到“我在亲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时，肚子都收紧了。“你身段好极了，”他对她耳语，“隆起的乳房，腰肢纤细！即便是你宽松的丝缎裙也无法掩盖你美丽的臀部和大腿。”他以对普遍概念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辩证法的独特运用而闻名，他也同样明白，即使在当下，如何以他拥有学识的名望之高度，融化一颗女人的心……到早晨，他们满足了欲望。她终于有机会对圣母的圣徒和大师说：“现在请你教我。教教我，好吗，皮埃尔！给我讲讲你对上帝和三位一体之秘密的辩证分析吧。”他如此做了，耐心详尽地说明了他对三位一体的理性解释，然后他又第十一次和她交媾。’
“十一次，”西尔菲德说，纯粹为了她刚听到的事乐不可支，“她那位丈夫不知道什么是两次。那个小仙女不知道什么是一次。”过了好一阵，她才能——我们两人才能——止住不笑。“‘哦，教教我，好吗，皮埃尔。’”西尔菲德喊道，就毫无理由地——只是因为高兴——在我的鼻尖上响亮地亲了一下。
西尔菲德把《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放回书架，我们两人都多少又有些冷静下来，我觉得自己这时够有勇气问她一个整个晚上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中的一个。不是“生长在贝弗利山庄是怎样的？”；不是“住在吉米·杜兰特隔壁是怎样的？”；不是“有一对电影明星父母是怎样的？”。因为我怕她取笑我，我只问了我认为最严肃的一个问题。
“在无线电城音乐厅里演奏，”我说道，“是怎样的？”
“恐怖。指挥就够恐怖了。‘我亲爱的女士，我知道在那一小节数到四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您不介意，那就太好了。’他越是礼貌，你知道他越是心下不快。如果他真的生气了，他会说，‘我亲爱的亲爱的女士。’那个‘亲爱的’透着恨意。‘这不太对，亲爱的，这个该用琶音’。而你演奏部分的乐谱上明明印的是不用和弦。你不能反驳说：‘对不起，指挥，其实乐谱印的正相反。’这样显得你好辩又在浪费时间。结果每个人都看着你想，难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弹吗，傻子——还得他告诉你？他是世上最糟糕的指挥。他指挥的都是标准曲目，而你还是不得不想，他从来没听过这曲子吗？还有那个乐团升降台。在音乐厅里头的。你知道，把乐队移入观众视线的那个平台。它向上移动，又向后，向前，再向后，每次动起来都是猛的一下——它安装在液压升降机上——为了保住小命，你坐着紧紧抓着你的竖琴，哪怕弄得琴都要走音了。演奏竖琴的人一半时间是在调音，另一半时间在跑调。我恨所有的竖琴。”
“真的吗？”我说道，笑个不停，部分是因为她是在扮滑稽，部分是因为她在模仿那位指挥时也在大笑。
“竖琴太难演奏了。老是出问题。你对着琴喘口气，”她说，“它就走音了。费劲让竖琴保持良好状况让我发疯。把它搬来搬去——就像搬动一架航空母舰。”
“那你为什么弹竖琴呢？”
“因为指挥说对了——我是傻。双簧管演奏者是聪明的。小提琴演奏者是聪明的。但演奏竖琴的人不是。竖琴演奏者是傻子，低能的傻子。选上一个如竖琴一样会毁了你生活的乐器的人会有多聪明？如果不是那时我只有七岁，太傻，不知道此事之不妥，我决不会开始弹竖琴，更不用说现在还在弹了。我甚至不记得弹竖琴以前生活的样子，那时我还没开始有意识。”
“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开始弹琴？”
“大多数弹竖琴的小女孩之所以去弹竖琴是因为妈妈认为她们去弹这琴是多么美好。它看上去那么美丽，所有的音乐是如此甜美，是在小房间里文雅地演奏给文雅的人听，而实际上他们对此毫不感兴趣。琴柱上贴着金箔——得戴着太阳眼镜去看。真是精美。它竖在那里，让你无时不想到它。它又是那么庞大，你永远无法把它搁起来。搁到哪里呢？它总是竖在那里嘲弄你。你永远无法摆脱它。就像我母亲。”
一位仍穿着外套、手拎一个小黑箱子的年轻女人突然出现在西尔菲德身边，一口英国口音，为她来迟了而道歉。和她一起的是一位结实的黑头发年轻人——装束高雅，把他年轻丰满的身体挺得军人一般直，仿佛穿的是可展示他所有优点的紧身衣——和一位给人处女般愉悦感的年轻女性，外表刚成熟，接近丰满，一头瀑布般微红的金色鬈发，衬托出她白皙的肤色。伊芙·弗雷姆急忙上前迎接所有新来的客人。她拥抱了带小黑箱子的女孩，女孩名叫帕梅拉，接着帕梅拉把她介绍给那对漂亮的情侣，他们订了婚，很快要结婚了，他们是罗莎琳德·哈勒戴和拉蒙·诺古拉。
几分钟内，西尔菲德就在图书室里了，膝头靠着竖琴，支在肩膀上，她在调音，帕梅拉已脱了外套，在西尔菲德身旁手指按着长笛的音键，坐在她们两人旁边的是罗莎琳德，她在给一种弦乐器调音，我先以为那是小提琴，但不久便发现是稍大些的中提琴。渐渐地，客厅里的人都转向图书室，伊芙·弗雷姆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安静下来。伊芙·弗雷姆穿着的那件衣服，后来我对母亲尽我所能形容过，母亲听后告诉我那是一件白色打褶的雪纺绸长裙，小披肩上有一条翠绿色的雪纺绸带。我对母亲形容我记得的她的发式，母亲告诉我那叫做卷羽发型，四周全是长长的鬈发，头顶的头发则是平的。就是在伊芙·弗雷姆耐心等待的时候，隐隐的微笑更显出她的可爱（我觉得她显得更迷人了），显然她体内正升起一股欢快的兴奋。当她说“有样美丽的东西要来临了”，她所有的谨慎优雅似乎就要被一扫而空。
那是场很好的表演，尤其对于一位在半小时后又要坐上107路纽瓦克公共汽车回到只会令他沮丧的气氛紧张的家的青年。伊芙·弗雷姆在不到一分钟里来了又去，但仅凭她身着白色打褶雪纺绸长裙和披肩迈下台阶回到客厅的堂皇姿态，她就赋予整个晚上一种新的意义：人生为之存在的奇遇将要展开。
我不想弄得好像伊芙·弗雷姆出现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远非如此：那展现了她的自由，不受阻拦，无所畏惧的伊芙·弗雷姆，有一种沉着的意气扬扬。甚至可以说，仿佛我们被她指定了人生的角色——我们是享有特权的灵魂，最钟爱的梦想已获实现，现实已让位给艺术的魔法；某种丰富的隐藏的魔力已将那晚的世俗社交功能净化，洗涤了那群耀眼又是半醉的所有恶劣天性和卑劣计划的集合。这个幻象几乎是凭空产生的：只是图书室台阶边上发出的几个发音完美的音节，一个曼哈顿晚会上所有无意义的追逐私利皆化作遁入美学享受的浪漫尝试。
“首先由西尔菲德·彭宁顿和来自伦敦的年轻长笛演奏者帕梅拉·所罗门演奏两首长笛和竖琴二重奏曲。第一首作曲福莱，曲名《摇篮曲》。第二首作曲弗朗兹·多普勒，他的《卡西尔达幻想曲》。还有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是德彪西的长笛、中提琴、竖琴奏鸣曲中的间奏，欢快的第二乐章。中提琴演奏者罗莎琳德·哈勒戴，她来自伦敦，正访问纽约。罗莎琳德是英格兰康沃尔人，伦敦市政厅音乐戏剧学院的毕业生。罗莎琳德现居伦敦，为皇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
这位长笛演奏者是个神情忧伤的女孩，长脸，黑眼睛，身形纤细，我越是注视她，就越发地迷上了她。我越是注视罗莎琳德，就越发迷上了她，就越发犀利地看到我的朋友西尔菲德多么缺乏可激起男性欲望的特点。她四方的身体，胖胖的腿，身上多余的肉让她身形厚重，自后背上部看来有一点像野牛，在我看来，西尔菲德演奏竖琴的时候——尽管她的手拂过琴弦有种古典的优雅——就像和竖琴角斗的角斗士，像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因为我耻于有这样的念头，只是在演奏进行得久了以后，这念头才逐渐获得些根据。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和艾拉一样，除了那些熟悉的（在我来说，就是我在周六早上的《虚幻舞厅》和周六晚上的《热门演唱会》里听到的音乐），我对其他一切乐器的声音都一概不听，但是看着西尔菲德肃穆地置身于她从弦上释放出的音乐魔力之下，还有，她演奏时的那种激情，能从她眼里看出一种强烈的热情——从她身上的嘲讽和消极中解放出来的激情——使我想知道除了拥有音乐才能以外，如果她的脸也和她小巧玲珑的母亲的脸一样的迷人纤瘦，那么她该拥有何等的力量啊。
几十年后，默里·林戈尔德来访过后，我才明白西尔菲德唯一能够接纳自我的途径就是仇恨她的母亲和弹奏竖琴。恨她母亲让人恼火的软弱和弹出轻灵迷人的声音，和福莱、多普勒与德彪西进行这世上所允许的一切多情的接触。
我看到伊芙·弗雷姆站在观众前排，正注视着西尔菲德，那凝视是如此充满渴求，你会以为是西尔菲德身上诞生出伊芙·弗雷姆，而不是恰恰相反。
然后，本来停了的又都启动了。有掌声，喝采声，鞠躬致谢，西尔菲德、帕梅拉和罗莎琳德走下由图书室充当的舞台，伊芙·弗雷姆在那里依次拥抱她们。我离得很近，能听到她对帕梅拉说：“你知道你看上去像什么吗，亲爱的？一位希伯来公主！”然后又对罗莎琳德说：“你很漂亮，绝对漂亮！”最后对她女儿说：“西尔菲德，西尔菲德，”她说道，“西尔菲德·朱丽叶，你从来，从来没有演奏得如此美丽！从来没有，亲爱的！多普勒那首曲子特别美。”
“多普勒那首曲子，妈妈，是沙龙垃圾。”西尔菲德说。
“哦，我爱你！”伊芙喊道，“你的妈妈是如此爱你！”
其他人开始走上前祝贺三位音乐家，接下来令我吃惊的是，西尔菲德一只胳膊挽着我的腰，和善地把我介绍给帕梅拉、罗莎琳德，以及罗莎琳德的未婚夫。“这是纽瓦克的内森，”西尔菲德说，“内森是那野兽的政治门生。”既然她说的时候面带微笑，我也微笑着，设法去相信这绰号没什么恶意，只不过是家人对艾拉的身高开的玩笑。
我在屋里四处寻找艾拉，发现他不在，但我并没有说声失陪出去找他，而是让自己仍旧被西尔菲德抓在手里——沉醉于她朋友的温文尔雅之中。我从没见过谁像拉蒙·诺古拉那样年轻却穿着如此得体，或者说如此合宜又文雅的。至于深色肌肤的帕梅拉和白皙的罗莎琳德，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如此美丽，我竟不能毫不掩饰地对她们看上一眼，尽管同时我也不能放弃随意站在她们身边仅几英寸远的机会。
罗莎琳德和拉蒙三周内将在位于哈瓦那外的诺古拉家族的庄园结婚。诺古拉家族是烟草种植商，拉蒙的父亲自拉蒙祖父处继承了一片叫做帕迪杜的几千亩农田，这土地将传给拉蒙，最终传给拉蒙和罗莎琳德的孩子。拉蒙沉默得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对自我命运的意识而神情严肃、勤勤恳恳地坚决将全世界吸烟者赋予他的权威地位扮演出来，而罗莎琳德——在几年前还是来自英格兰乡下某个偏僻角落的伦敦音乐专业穷学生，而现在她快结束她所有的忧虑，一如她快要开始所有那些花费——变得越来越活泼。有些过于健谈了。她跟我们说起拉蒙的祖父，诺古拉家族最有名望和最受尊重的人，当了约三十年的省级长官，也是一块广阔土地的拥有者，到后来进入门迭塔总统内阁（我刚好知道这位总统的参谋长正是臭名昭著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她对我们说起美丽的烟草种植地，在那里，他们种植古巴雪茄专用的卷烟叶；然后她还跟我们说起诺古拉家族为他们安排的盛大的西班牙式婚礼。帕梅拉是她儿时的伙伴，要从纽约飞到哈瓦那，费用由诺古拉家族支付，会住在庄园的一处客房里；而如果西尔菲德有时间的话，幸福四溢的罗莎琳德说道，也欢迎她和帕梅拉一道来。
罗莎琳德说话带着一股急切的天真，欢快地融合着对诺古拉家族巨大财富的骄傲和成就感，而我则不断想到，那么那些身为烟草工人的古巴农民呢——谁来请他们为了一个家族婚礼在纽约和哈瓦那之间飞来飞去呢？他们在美丽的烟草种植园中住的是什么样的客房呢？哈勒戴小姐，在你们的烟草工人中，疾病、营养不良和未受教育的情况如何？你们为什么不补偿土地为你未婚夫一家非法占有的古巴大众，而在西班牙式婚礼上挥霍那么多钱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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