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有这句。”我说。
“我想该有这句。”
“潘恩的天赋在哪里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问我，“这种天赋是杰弗逊、麦迪逊那些人身上都有的。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的。”他说。
“反抗英文。”
“这个很多人做过了。不是这个。是用英文来阐述理想。那场革命完全是不可预见的，无组织的。内森，这是不是你从书中获得的印象？他们要为这革命寻找一种语言。为崇高事业寻求诉诸文字。”
我对林戈尔德先生说：“潘恩说：‘我写这本小册子，希望人们能明白他们攻击的是什么。’”
“这点他确实做到了。”林戈尔德先生道。
“这一段，”铁林指着书里几行字，“写到乔治三世。‘若我迫灵魂为妓，立誓效忠一个愚蠢顽固，无用残忍的家伙，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
铁林用他《自由勇敢者》式大众热爱的沉哑嗓音背诵的潘恩这两句话，正是我自己抄写记诵的十多句中的一句。
“你喜欢这句话。”林戈尔德先生对我说。
“对。我喜欢‘迫灵魂为妓’这句。”
“为什么呢？”他问道。
太阳照在我脸上，我开始大汗淋漓，因为遇见铁林兴奋激动，现在又要像在课堂上一样回答林戈尔德先生的提问，坐在身长过六尺、赤着上身的两兄弟之间，两人生得高大，态度又亲切，一身智慧果断的男子气概，令我神往。他们可以聊棒球和拳击，现在谈的则是书籍。谈书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打开一本书，不是为了崇拜它、提高修养或迷失于周围的世界。他们阅读是为了与书交手。
我说：“因为通常不会把灵魂与娼妓相比。”
“‘迫灵魂为妓’，他要说的是什么？”
“出卖灵魂，”我回答，“出卖他的灵魂。”
“对。‘若我迫灵魂为妓，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这样的表达，比‘若我出卖灵魂’要有力多了，你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
“为什么会更有力呢？”
“因为他把灵魂拟人化为‘娼妓’。”
“对——还有呢？”
“嗯，‘娼妓’这个词……不是常用的词，公众场合听不到。没有人会经常写到‘娼妓’这个词，或者，在外面说到‘娼妓’。”
“为什么不会呢？”
“羞耻心吧。觉得尴尬。守礼。”
“守礼。说得好。对。所以这样写够大胆无礼。”
“是。”
“你喜欢潘恩的就是这一点吧？他的胆识？”
“我想是的。是。”
“现在你能知其所以然了。内森，这你就大大领先了。怎么做到的呢？研究他用的一个词，只要一个词，思考他用的这个词，就这个词给自己设问，到后来你就把这词研究透彻了，像是透过放大镜，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力量的源泉之一。他是大无畏的。托马斯·潘恩有胆量。这就够了吗？这只是一部分而已。胆识必须有目标，否则就是低级的，太容易做到，而且平庸。托马斯·潘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识？”
我说：“为了他的信仰。”
“这就对了！好孩子！”铁林突然说道，“不愧是给道格拉斯喝倒彩的！”
就这样，五天后，我作为铁林的后台嘉宾，参加了在纽瓦克市区最大的剧院“清真寺剧院”举行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新成立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而举行的。华莱士任罗斯福内阁农业部部长七年，在罗斯福第三个任期中担任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华莱士不再任副总统，由杜鲁门接任，华莱士转而短期担任商务部部长。一九四六年，总统开除华莱士，因华莱士公然宣称支持与斯大林合作以及美苏友好，而恰就在此时，杜鲁门和民主党人开始视苏联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西方必须抑制苏联在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扩张。
民主党这次分歧，发生在以总统为首的反苏派和以华莱士为首的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进步”亲苏派之间。在我自己家，这种分歧反映在我们父子之间。父亲对过去在罗斯福门下的华莱士还算欣赏，但他不支持华莱士参选总统，因为美国人一般不支持第三方政党竞选人，华莱士参选会拉走杜鲁门的民主党左翼选票，由此使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市市长托马斯·e.杜威的当选几成定局。华莱士竞选团队称其党派可获六七百万张选票，占普选票比例大大高于以往任何美国第三方政党所得。
“你支持的人只会使民主党落选，”父亲对我说，“如果共和党当选，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少苦难。你没经历过胡佛、哈定、柯立芝的时代。对共和党的无情没有切身体会。你讨厌大企业吧，内森？你鄙视你和华莱士所说的‘华尔街大人物’吧？但你不了解大企业的政党是怎么践踏普通民众利益的。我了解。我知道什么是贫穷，知道经济困难的滋味，你和你弟弟有幸没经历这些，感谢上帝。”
父亲出身纽瓦克贫民区，白天在一家卡车面包店工作，晚上去夜校学习，就这样才当上足科医生。即便在他赚了些钱，我们全家搬进自己的房子以后，他始终都认为自己与他称为普通民众而我沿袭华莱士叫法称为“平民”的那些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华莱士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我努力说服父亲，父亲断然拒绝投华莱士的票，我大感失望。华莱士要建立全国医疗系统、保障工会和工人福利，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和虐待劳方，反对《蒙特-尼克松法案》和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蒙特-尼克松法案》如获通过，所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阵线”组织均须向政府登记在案。华莱士曾说《蒙特-尼克松法案》是迈向极权国家的第一步，意在使美国人民惧怕从而缄默，他说这是国会提出的“最具破坏性”的法案。进步党倡导思想自由参与华莱士所称的“思潮市场”里的竞争。我印象最深的是华莱士在南部竞选宣传时拒绝对种族隔离之下的听众做讲演，他是第一位如此勇敢和正直的总统候选人。
我对父亲说：“民主党永远不会着手去结束种族隔离，不会将私刑、人头税和《吉姆·克劳法》定为非法。他们从来没做到过，也永远不会去做。”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内森，”父亲说，“你注意看哈里·杜鲁门，他政纲中有公民权条款，现在他已经甩掉了南方那些种族偏激分子，你留心看他的作为吧。”
那一年，脱离民主党的不只是华莱士，还有父亲提到的那些“种族偏激分子”，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即“南方民主党”。推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他是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南方民主党也会拉走南部通常投给民主党的选票，这是杜威在选举中获得支持、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击败杜鲁门的又一原因。
每晚在厨房吃晚饭，我都劝父亲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和恢复新政，父亲则尽力要让我明白在这类选举中妥协的必要性。然而我是以托马斯·潘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妥协的爱国者为英雄的，单是听到“妥协”这词的第一个音节，我就会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对着他，对着母亲和十岁的弟弟说，以后只要父亲在，我就绝不在这张饭桌前吃饭。每次我要离开，弟弟都用夸张的愤怒语调对我说：“投给华莱士就是投给杜威。”
有天晚饭时，父亲换了一种策略，他给我深入剖析共和党如何轻视我所珍视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公正，但我不买账：两大党派在黑人权利方面，同样缺乏良知；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不公正，同等漠视；对于因我们国家蓄意挑衅热爱和平的俄罗斯人民而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等无视。我含泪郑重对父亲说：“你真让我惊讶。”仿佛他才是那个毫不让步的儿子。
更令我惊讶的还在后面。周日下午，将晚时分，父亲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当晚在清真寺剧院举行的华莱士聚会。如果我们谈过以后我仍旧要去，他不会拦着我，但希望我起码听完他的话之后再做最终决定。周二从图书馆回家后，晚饭时我得意地宣告，我应邀作为广播剧演员铁林的嘉宾，参加在市中心举行的华莱士聚会。结识铁林我实在太兴奋，他对我的关注令我得意忘形，母亲干脆不许父亲对聚会提出保留意见，但现在父亲要我听他讲，他认为他作为父母有责任跟我探讨，我还不能生气。
父亲对我很认真，这点和林戈尔德兄弟一样，但是父亲没有艾拉那样政治上的无畏，没有默里的文采，最主要是父亲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不关心我举止是否得体，会不会长成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快拳左右开攻，把我引入大赛，引我探知何为真正广泛意义上的人。他们推动我进行严谨缜密的思维，现时的我回顾当年，对此也很认同。他们不在意我会不会做个好孩子。只在意我的信念。他们对我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规避各类潜在危险。这些事父亲是要操心的，老师则不用。父亲要操心儿子的行为，操心怎么让自己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所接纳，他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父亲要担心可能出现的危险陷阱，他不担心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父亲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只能将父亲甩在一边，背叛父亲，义无反顾跨向人生第一个陷阱。然后独自一人，这样才达成人生真正的统一，从人生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穴。若无意外，这总归是他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华莱士的徽章去上学吗？戴吧。咱们是自由国度。但你要掌握全部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没法做出明智决定。”
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后来何以不再支持亨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伟人，他何以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工业组织联合会又何以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呢？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想让我去集会，是因为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父亲说亨利·华莱士不是太天真，毫不知情，就是太狡诈，不愿承认——不幸的是，后者更有可能。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那些——
“你这个反共分子！”我吼道，随后离家，坐14路车去了集会。我遇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艾拉曾跟他提过的那个高中生，他伸手与我握手。保罗·罗伯逊是黑人演员和歌手，任华莱士总统竞选委员会联席主席。几个月前，在一次发生于华盛顿的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五千名抗议者面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蒙特-尼克松法案》听证会上，当被问及如法案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规定，他大无畏回答：“我会违反这项法案。”当被问及共产党支持什么，他同样回答得直截了当：“支持黑人取得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与演员和发言人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浸润于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左派的氛围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堪比在大型棒球联赛与球员一同坐在休息室。我立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这次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是两党派的战争贩子：“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抗组织，把西欧武装起来对抗俄罗斯，将美国军事化……”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他上台对群众发言前，我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集会后的酒会上，艾拉趋前对他耳语时，我就站在他身旁。我凝视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父亲是拥护共和党的农夫，他跟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一样，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大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此类独裁者实行绥靖政策，我忆起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那晚，这位代表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我们的自由正被肆意践踏”，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后，一九五四年，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
我并没有过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力，然而这股打败共产主义的狂潮还是连我都席卷到了。
铁林一九一三年生于纽瓦克，早我二十年，他家那片儿很穷困，家里没有温情。他上过巴林杰高中，时间不长，除体育课外无一门功课及格。他视力很差，眼镜也不管用，课本上的字几乎看不清，更不用说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看不清，学不进，于是有一天，照他说是这样的：“我就没起床去上学。”
默里和艾拉的父亲，艾拉谈都不愿谈及。那次华莱士聚会后几个月，艾拉跟我说的最多不过是：“我没法跟父亲讲话。他对两个儿子从没有过丝毫关注。不是故意的。是兽类本性。”艾拉的母亲在他记忆中是他钟爱的，在他七岁时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为“童话故事里那种继母，地道的贱女人”。进高中一年半，他退了学，几周后，永远离家，那年他十五岁，在纽瓦克找到一份挖沟的活儿。二战爆发前，全国经济大衰退期间，他四处漂泊，先在新泽西，后来走遍全美国，有什么干什么，大部分是重体力活。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入了伍。他看不清视力表，查视力的队很长，艾拉绕到视力表前，把表上能背的都背下来，再站回队列，就这样通过了体检。一九四五年退伍后，艾拉在伊利诺伊州卡柳梅特城待了一年，和他部队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奥戴同住，约翰尼是钢铁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一起在伊朗码头上做过装卸工，卸下由铁路经德黑兰运往苏联的援助物资装备。因为艾拉做活力气大，奥戴给他起了个绰号“铁人艾拉”。到了晚上，奥戴教铁人如何阅读书籍和写信，把马克思主义教授给他。
奥戴灰发，比艾拉年长约十岁。“他这个岁数是怎么混进部队的，”艾拉说，“我一直没搞明白。”奥戴六尺高，瘦得跟电线杆一般，却是艾拉遇到过的最厉害的家伙。奥戴随身带一个轻便拳击袋，训练击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能一次击败两三个人。奥戴还极有才华。“那时候我对政治、对政治运动一无所知，”艾拉说道，“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不同流派我一概不懂。他跟我讲了不少。他讲了劳动者。讲到美国的社会状况。政府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他说的都有事实依据。特立独行是吧？奥戴就是极其特立独行，没有一件事按规矩来。奥戴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
那时奥戴和艾拉一样没结婚。“牵缠不清的关系，”他对艾拉说，“我永远都不想掺和。在我看来，孩子根本就为人性之恶所控制。”奥戴也就比艾拉多上了一年学，但他靠自己练了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口头和书面辩论方面技艺娴熟”，方法是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不作甄别大段大段抄写，再借着小学语法书辨析句子结构。就是奥戴给了艾拉那本艾拉说是重塑了他生命的袖珍词典。“这本词典我在夜里读，”艾拉对我说道，“像读小说。我让人寄来一本《罗热同义词汇编》。白天卸一天船，晚上学习词汇。”
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有一天，他们寄来整套的文库丛书，这一定是部队犯下的最大过错之一，”他笑道，“后来我把那些书差不多都读了一遍。他们搭了座活动房藏书，打好书架，对大家说：‘想看书就来拿。’”是奥戴告诉艾拉去拿哪些书，现在也还是。
艾拉早先给我看过三页纸，上题“给林戈尔德的几条具体建议”，这是他们在伊朗的时候奥戴写的。“第一条：手边常备词典一本，富含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好词典，给送奶工写便条也要用。词典要用。不要按老习惯胡乱揣测单词拼写和确切含义。第二条：隔行书写，以便日后添加批注和修正。我不管这不符合个人书信的正确用法，因为这样才能做到表达准确。第三条：不要把文字排得紧紧的、不作分段。每论及新的概念，或进一步阐述已有论题，要另起一段。可能会显得不那么平整流畅，但能大大提高可读性。第四条：避免用词陈腐。即使非用不可，也要把你读过听过的换种方式表达，不要原文照搬。读书会那天晚上，你用来陈述观点的那句话：‘我简要说了现存体制的一些弊端……’铁人，这是你读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听着像罐头里出来的。假使你这样来表达同一个观点呢：‘以我在伊朗的所见为依据，我论述了土地私有权的影响及外国资本的垄断。’”
总共有二十条，艾拉给我看是为帮助我写作，不是我写的那些高中广播剧，而是我的日记，我零散记下的“思考”，我计划中是“政治性的”随笔杂记。我仿照艾拉开始记日记，艾拉则仿照约翰尼·奥戴。我们三个用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伍尔沃思商店出的一种简易笔记本，一页五十二行，四寸长三寸宽，页眉装订在一起，斑驳棕色底子的硬壳面。
奥戴来信中每提到一本书，随便什么书，艾拉都会去弄一本，我也是。我是直接去图书馆借。“最近我在读鲍尔德《青年杰弗逊》，”奥戴写道，“同时也在读其他有关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那个时期的通讯委员会是具有革新思维的殖民者推进了解和协调计划的主要代表机构。”我就是这样在中学时读到了《青年杰弗逊》一书。奥戴写道：“几周前，我买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说是作参考书用，其实翻读起来乐趣极多。”于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图书馆，坐在参考书区，依我想象中奥戴翻读的样子去翻看《巴特里特》，手边放着日记本，一页页翻读，找寻可促我成熟、成为不容小觑的人的智慧。“我定期买《共产情报局》杂志（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官方刊物）。”奥戴写道。共产情报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简称，我知道本地图书馆不会有。谨慎起见，我也没去查询。
我写的广播剧是对话形式，比起奥戴的具体建议，倒更容易受艾拉和奥戴谈话的影响，艾拉把他们的对话复述给我听，或是逐字演示，仿佛他和奥戴一起就在我眼前。剧本也带有工人阶层惯用语色彩，艾拉去了纽约成为广播剧演员后很长时间，言语中仍常会突然冒出这类用语。剧本的观念深受奥戴写给艾拉的长信的影响，这些信我常请艾拉诵读。
我作品的主题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广播剧作家诺曼·科温在《胜利手记》中赞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这出剧六十分钟长，欧洲战役结束当晚，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剧（应大众要求，八天后重播了一次），这出剧使我沉湎于以文学救世的抱负，期冀借写作匡正这世上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不愿去判断我曾如热爱《胜利手记》般热爱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它给了我最早关于艺术神奇魔力的感受，加强了我对自己希望和期待中的文学家语言作用的最初认识，即为铭记战争中人民的斗争。（它也教我可以在句首用“而且”，跟我们老师坚持的正相反。）
科温的剧本形式松散，没有情节——“是试验性的”，我对足科医生父亲和居家母亲这么说。风格非常口语化，用头韵，这种风格部分源自克里福德·奥德茨，部分源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二三十年代美国剧作家为舞台打造的一种独特朴实格调，自然又带抒情色彩和严肃的寓意，是诗意化的语言。在诺曼·科温作品中体现为日常用语的韵律与略带文学矫饰的语言结合为一种语调，在十二岁的我看来其精神是民主大众的，其影响又是英雄风骨的，与公共事业振兴署艺术家计划中艺术家所画壁画极为相像。惠特曼称美国属于粗犷的人，诺曼·科温则认为美国属于小老百姓——这小人物正是刚打了爱国战归国并为人民所爱戴的美国人。这名小人物正是美国人自己！科温的“小老百姓”正是“无产阶级”的美国人，以我现在所理解的，美国工人阶级战斗并赢得胜利的革命，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论如何卑小，都是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这场革命证实了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神话般的国民特性。
包括我在内。我是犹太孩子，毋庸置疑，但我不愿带上犹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清楚它是什么。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国民的特性。对于生在美国的我父母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自然、更合适的了。对于我而言，没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诺曼·科温的语言意义更深刻，战争在人民中激起的振奋情绪在他的语言中升华了，是二战的祷告文，高尚的大众诗歌。
历史取了缩影，人格化了；美国取了缩影，人格化了；对于我，这即是诺曼·科温及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历史，历史也涌入你。你汇入美国，美国汇入你。一切都是由于十二岁的我，活在一九四五年的新泽西，守着收音机听广播。那时大众文化充分连结着上个世纪，仍易受老百姓语言影响，这一切令我着迷。
终于可以讲了而不会破坏这场运动：
衰落的民主，拙劣的布尔什维克，容易上当的、软弱的人，
最终却比纳粹恶棍更顽强、更机智；
因为他们并未鞭笞牧师，焚烧书籍，打犹太人，没有把女人关进妓院，从孩子身上取血，
各地民众，普通的自由人，从家常日子中醒来，清晨起床，活动肌肉，学习用武器，越过危险重重的平原与海洋，击败正规军。
他们做成了。
若需确认，请看上期公报，上有最高联合司令部标记。
从晨报上剪下来吧，交给孩子好好保存。
《胜利手记》单行本发行后，我马上买了一本（是我没用借书卡去借、自己直接买下的第一本精装书）。几周内，我背下了六十五页自由诗形式的篇章，尤其喜欢那些游戏般随意使用日常市井用语的句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古镇上今晚一度气氛热烈”），或是把看似无甚关联的专有名词放在一起，产生给人意外刺激的反讽效果（“在来自巴尔的摩的杂货店员面前，那非凡武士搁下了他的日本武士剑”）。这场大战让我这年纪的人牢固树立了爱国情绪，战争开始时我差不多九岁，结束时差半年十三岁。战争终了之时，广播中单是提到美国的城市和州名（“新汉普顿刺骨夜风中”，“自埃及直至俄克拉何马草原上的小镇”，“在丹麦的哀悼与在俄亥俄的哀悼是出于同样的缘由”），就足具令人敬仰的效果。
他们投降了。
终于精疲力竭，叛徒死在威廉斯特拉斯后一条小巷。
鞠躬谢幕吧，美国兵，
鞠躬谢幕吧，庶民。
明日的英雄就在今日午后你们这些平民的脚下。
该剧以这首颂诗拉开序幕。（广播中果敢的声音与铁林相仿，将赞美坚定地献给我们的英雄。那是学校教练——教练还教英文课——在中场休息时的声音，坚定，饱含热情有些沙哑，带点威吓阵势，这是平民大众共同良知的呼声。）以下是科温的尾声部分，是一段祷文，扎根当下，在已是坚定无神论者的我看来，一方面是完全世俗和非宗教的，同时却又比我在学校每日清晨听人背诵的祷文，或是陪父亲在至圣日礼拜时读到的祈祷书，都更强大、更勇敢。
主啊，挥剑开辟……
主啊，新鲜面包，宁静的清晨……
主啊，外套，薪水……
将新自由精准分配……
公布证言，使大家相信兄弟情谊……
坐在谈判桌前，越过重重困境，为庶民的希望护航……
数千万美国家庭在收音机旁收听，虽然比他们过去常听的要复杂，但我窃以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股曾同样作用在我身上的变革与忘我的冲动，从没有哪个广播节目能对我产生这种影响。这广播节目的力量！收音机里走出灵魂，如此奇妙。平民精神激发了民粹崇拜，语言喷涌而出，从美国人民之心升腾，自美国人民之嘴释放，一小时节目献给科温所谓的普通美国人民——“广大民众，平常但自由”——身上的高贵品质。
对我来说，科温将汤姆·潘恩现代化，将事业的危险大众化，使之不单是一位正直狂人个体的问题，而是集全体正直人民力量为一体。高尚的事业，于是民众同心。崇高的追求，于是民众同心。令人激奋的理念。科温为之奋斗，实现理想，至少是在创作的作品中实现吧。
战后，艾拉首次自觉加入阶级斗争。他对我说，自己一辈子忙忙碌碌，不知忙些什么。在芝加哥时，他在一家唱片厂工作，周薪四十五美元，电业工人联合会为工厂订立的合同严密可靠，甚至有工会职业介绍。奥戴则回到印第安纳港国内钢厂做装船固定工。奥戴常想着辞去工作，晚上在他们的房间里对艾拉发牢骚：“如果我能有六个月全职来做，不受限制，我就能在这个港口建起我们的党。这儿好人不少，缺的是能把全部时间投入组织的人。没错，组织方面我不是太好。要跟胆小的布尔什维克示好合作，我却更想敲他们脑袋。但其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的党太拮据了，招不起全职人员。搜罗到的每分钱都要用来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用来作宣传，以及很多不容延缓的事情。付完上一份账单后我就没钱了，靠赊账过了一阵子。可是还有税啊，车啊，这样那样的……铁人，我应付不了——必须去工作。”
我喜欢听艾拉跟我转述他们工会里粗汉之间用的那些切口，就连约翰尼·奥戴这样的人也说这些行话。奥戴用的句子结构不像一般工人的那么简单，但他很明白他们用词的力量，同义词汇编可能给奥戴一些不良影响，但这类工人用语奥戴一直运用自如。“我得缓缓……管理方高举斧头……我们一跟他们掰……他们一旦上街……他们要是逼我们接受黄犬契约，不让我们加入工会，那就是砖头上溅血……”
我喜欢听艾拉说他们电业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听他跟我讲他唱片厂里的人。“工会很团结进步，由普通人领导控制。”普通人——这个词使我激动，就如为辛劳工作、坚强意志以及融合两者的正义事业而激动。“每组轮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当中，有一百多个参加每两周一次在厂里的聚会。虽然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时薪，”艾拉对我说道，“但厂子里没人耍威风。你懂的？老板有话要跟员工说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工人就算是犯了大过错，被叫进办公室的也还有主管。这就很不错。”
艾拉跟我讲工会例会都有什么内容——“一些例行公事，比如新合同提案，旷工的问题，对停车场的投诉，讨论战争逼近”（他指的是苏联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工资与物价相互作用之迷局”——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他们如何说话、做事和思维。艾拉在离开卡柳梅特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牢固树立《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后，还是会谈起唱片厂和那些工会会议，用的是他工人同事那种吸引人的语气和词汇，仿佛他还每早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因为没多久他就转到了夜班，空出白天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发展新人入党。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奥戴最合适的目标，正如我最适合艾拉发展入党，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艾拉工会举办的华盛顿-林肯诞辰募款会，是他到芝加哥第一年的二月，会上有人想到把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高结实，关节粗大，头发粗黑像印第安人，走路懒洋洋步子很大。给他装上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帮鞋和不合身的老式黑礼服，让他上台，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演绎为浓重的工人阶级政治语调，赢得一片掌声，自己也陶醉其中，接着诵读了他上了九年半学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无论天国抑或人间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关节多毛的灵活大手，挥舞着，以他异常修长的手指中最长那根直指工会听众眼球，压低嗓音，说出“为民”一词。
“大家都以为我是太激动，以致不能自已，”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了激情。其实不是。我那是第一次为智慧深深感动。一生中第一次明白自己讲的到底是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入林肯的地道美国，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节目，游行，野餐会上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上了电业工会联合会广播节目，即使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高出两英寸。他演得极好，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带给大众。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人们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一家子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要求坐在他腿上，对他说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他演出的那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产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一九四七年开始肃清联合会内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共产党成员后，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决裂或者被联合会开除的那些当地工会，这也不奇怪。
但在一九四八年，艾拉是纽约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娶了美国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当时他是安全的，还没被那场要从工会运动中及全美国肃清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的运动所波及。
他如何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广播剧的？他最初是为了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那时我绝不会想到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据我所知，广播剧作家阿瑟·索科洛有次到了芝加哥，有天晚上在西区一处工会会堂看到了艾拉演林肯。艾拉在部队时就见过索科洛。那次他作为军人到伊朗演出《这是部队》节目。一同巡回演出的有不少左派分子，有天深夜，艾拉和几个左派分子去了场自由讨论会，艾拉记得，会上他们讨论了“世上一切政治问题”。其中就有索科洛，不多时即为艾拉所推崇，艾拉眼里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索科洛年幼时就是底特律街头与波兰人对抗的犹太孩子，艾拉很认同他这点，一见他就有亲切感，对无根无底的爱尔兰人奥戴，艾拉没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索科洛那时是个正在写《自由勇敢者》的平民。那次他恰巧到了芝加哥，当时艾拉已在台上演了一个小时的林肯，不光是背诵或朗读演讲词和文书，还假亚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观众就当前政治论争的提问，用林肯式尖厉的乡下鼻音，笨拙巨人的手势，风趣直率的言谈方式。林肯支持控制物价。林肯谴责《史密斯法案》。林肯捍卫工人的权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参议员比尔博。工会会员热爱他们这位坚定的自学成功者极具说服力的口技，他对林戈尔德主义、奥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林肯主义的大融合。（“加油！亚伯！”他们冲黑发络腮胡的艾拉大喊，“别饶了他们！”）索科洛也是，他把艾拉介绍给另一位犹太老兵，这人是纽约肥皂剧制片人，有左倾倾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制片人，艾拉在试演后得到了一部日间肥皂剧余下的一个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鲁克林的房客。
报酬一周五十五美元。哪怕在一九四八年来看也不算多，但工作稳定，比他在唱片厂挣的多。新工作也跟着纷至沓来，处处都有活儿接，跳上候着的出租车，从一处录音室冲到下一处录音室，从这场日间演出冲到下场演出，一天演出多达六场，演的都是劳动阶级出身的角色，言辞粗鲁，艾拉说删去他们的政见才能通过审核，“为了上广播把无产阶级搞成符合美国标准的，拿去了胆气和头脑”。这些工作将他推上了索科洛每周一小时知名节目《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的时候开始身体不适，促使他转回东部换新工作。他肌肉酸痛难忍，一周要有好几次——不用忍着疼痛去演林肯或发展新人的时候——直接回家，在房间外门厅那边，浸在一大缸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上半小时，随后上床，带上本书、词典、笔记本和就手找到的吃的。他觉得这病是他在部队里挨的那几次打落下的。最厉害的一次，码头上一伙人认定他“同情黑鬼”便揍了他，他因此住院三天。
这帮人在艾拉和三里外河边那片隔离区几个黑人士兵结交后就盯上他了。那时奥戴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活动房碰面，在他指导下讨论政治和书籍。有九名或十名士兵每周两三晚在饭后聚到图书馆，讨论贝拉米的《回顾》、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隔离区两名黑人加入小组前，基地上几乎无人留意这图书馆和那些士兵。
艾拉先是和部队上这帮叫他黑鬼分子的人论理。“你们凭什么侮辱有色人种？对黑人全是诋毁。你们不仅反黑人，还反劳工，反自由主义，反智。反对一切对你们有益的东西。你们怎么会这样？在部队服役三四年，看着朋友死去，受伤，生活被打乱，却丝毫不明白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你们就知道是希特勒挑起来的。只知道是征兵局找你们的。其实呢？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处在德国人的位置，会跟他们一模一样。可能比德国人要晚一点，因为我们社会的民主因素。但是因为人们如你们一样满嘴胡言，我们最终会整个变成法西斯，独裁者，诸如此类。码头这些官员的歧视就够恶劣了，可是你们呢，你们出身贫寒，没几个钱，不过是流水线、血汗工厂和煤矿的饲料，被社会压迫剥削，低工资，高物价，庞大利润，可你们竟成了一群吵吵嚷嚷、一肚子成见、还迫害赤色分子的浑蛋。你们不知道……”然后艾拉跟他们说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类激烈争论于事无补，艾拉也承认因为他的脾气反而使事情恶化。“我一开头就太激动，本来想打动他们的，结果大部分没达成。后来我学会对这些人保持冷静，用事实影响到了一些人。和这些人对话是非常艰难的，他们脑中的成见根深蒂固。给他们分析种族隔离的心理起因、经济起因、他们热衷使用‘黑鬼’一词的心理原因，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说，为什么喊黑鬼，因为黑鬼就是黑鬼——我一遍遍跟他们分析，他们的回答就这个。我反复说儿童教育和个人责任，没用，还是被他们痛打，打得厉害到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艾拉给《星条旗报》写了封信，控诉部队中的种族隔离，呼吁种族融合，这件事后，他同情黑人的名声给他自己带来很大危险。“写这封信就用上词典和《罗热同义词汇编》了。这两本书我啃透了，通过动笔写东西来操练。我写信好比搭脚手架。真正懂英语的人也许会持批评意见吧。我那语法实在没法看。但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我觉得应该写。我气坏了。你懂吗？明白吗？我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
那封信刊出后，有一天，他在装货筐里干活，正在舱底上方，管拉筐的家伙威胁他，说如果他对黑人的事再不放手，就把他摔下舱底。一次次把他降下十尺，十五尺，二十尺，说下一次就会松手，摔他个粉身碎骨。他也害怕，但就是不说他们要听的话，最后他们还是放他出来了。次日早晨，在食堂，有人叫他犹太杂种。和黑鬼鬼混的犹太杂种。“是个大嘴巴的南方土老帽，”艾拉告诉我，“老是在食堂说犹太人和黑人。那天早上我饭快吃完了，屋里也没多少人了，他开始大声胡扯起黑人犹太人什么的。我还在为前一天船上那事憋着一肚子火，忍不下去了。我把眼镜摘下来，递给和我坐一起那人，他是唯一还会和我坐的人。然后我穿过食堂，屋里坐着两百多号人，我为着政见完全被他们排斥。我冲着那浑蛋扑了上去。他是列兵，我是中士。我把他痛踢一通，从食堂这头直踹到另一头。后来军士长走过来说：‘你要指控他吗？列兵冒犯士官？’我心想，我照做肯定就完了，不照做一样完了。对吧？但打那以后，只要我在，没人再说过一句反犹太的话。说黑鬼还是照样。黑鬼这个黑鬼那个，一天上百遍。当晚，那山里人又来找我麻烦。我们正洗餐具。那里用的那种臭烘烘小刀你知道吧？他拿着那么一把朝我扑来。我又把他收拾了，收手以后没再怎么样。”
几小时后，夜色中，艾拉遭到埋伏，进了医院。他在唱片厂干活时开始肌肉酸痛，就是那次凶暴殴打造成的伤害所致。老是拉伤肌肉或关节扭伤，脚踝，手腕，膝盖，脖子，而且常常是压根没做什么，光是坐公交车回家下车，在吃饭的小餐厅从柜台那头拿个糖罐。
这就是为什么艾拉一听到去为广播剧试音，不管希望多渺茫，还是迫切抓住了这个机会。
艾拉移居纽约，在广播界一夜成名，其中也许还另有原委，当时我没有多想。用不着想。这个人，是他把我带到诺曼·科温以外的世界，让我知道科温没谈到过的美国兵的情况，这些士兵不像《胜利手记》中的人物那样好或那样反法西斯，出国作战前，作战归国后，他们脑中的词一样是黑鬼和犹太鬼，没变。艾拉这人，慷慨激昂，饱经风霜，科温没触及的美国残暴的一面，你都能在他身上看到第一手证据。艾拉在广播界一举成名，我看无需和共产党有什么关联。我就是觉得，这人太厉害了。他就是个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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