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会促使人产生一种雄心壮志：写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写一本柏拉图式的包罗万象的书中之书，这是岁月也不会使其功德减少的一件东西。抱有此类雄心壮志的人，都选择了高尚的题材：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选中了一只穿越海上危险的船；卢卡努斯，在鹰与鹰之战中选择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卡蒙斯则是在东方的葡萄牙战火；多恩，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理论，选择了灵魂的轮回之圈；弥尔顿，则是原罪和天堂；菲尔多西，选择了波斯王朝的交替更迭。我认为，贡戈拉是第一个提出一部重要作品可以不采用重要题材的人；根据卡斯卡莱斯和格拉西安指出的和非难的，《孤独》所涉及的泛泛故事是故意写的琐碎事（《哲学书简》，第八卷；《批评家》，第二章第四节）。马拉美不满足于日常的题材，他找一些否定的题材：缺少鲜花和女人，一张纸在写上诗句之前的白色。像佩特一样，他感到所有的艺术都倾向于像音乐，形式就是背景的艺术；它庄重的职业信念“世界的目的就是一本书”似乎概括了荷马的说法，即众神编织了不幸，以便后代不乏可歌颂的东西（《奥德赛》，第八卷，结局）。叶芝大约在一九○○年在操作象征中寻找绝对，这些象征惊醒了普遍的记忆或是在个人头脑中跳动着的普遍的记忆；可以把这些记忆同容格后来的典型相比较。巴比塞在他那本被无情遗忘的《炮火》避免了（他企图避免）时间的局限，采用对人的基本行为的诗意叙述；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采用了对不同时代特征的同时表达，为了创造永恒的外表，故意操弄反潮流的东西，这也是庞德和t.s.艾略特所采用的。

我回顾了一些手法；但是任何一个也比不上惠特曼在一八五五年采用之手法的奇异。在谈论它之前，我想先谈一些在我要说的话之前的一些议论。第一种是英国诗人拉塞尔斯·阿伯克龙比，他说：“惠特曼从他高尚的经验中提取了生动的和高兴的形象：他本人的形象，这是现代文学少有的大事之一。”第二种是埃德蒙·戈斯爵士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惠特曼……惠特曼是处于原生质状态的文学：一种简朴的智力机体，仅限于反映一切靠近他的东西。”第三种是我的：“几乎涉及惠特曼的所有文章，由于两个没完没了的错误，都是虚假的。一个错误是简单地把作为文人的惠特曼同作为《草叶集》半神化英雄的惠特曼等同起来，这位英雄就像是《堂吉诃德》中的吉诃德；另一个错误是不明智地同意他诗中的风格和词汇，也就是说，想要解释的同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我们想象一下尤利西斯（以阿伽门农、拉厄耳忒斯、波吕斐摩斯、卡吕普索、佩涅洛佩、特雷马科、猪倌、埃斯西拉和卡利佩迪斯为依据的）的一份传记说他从未离开过伊萨卡；这部传记，还好它是虚构的，它将给我们的失望，同所有惠特曼传记给我们的失望是一样的。从他诗句中的天堂世界到他生活乏味的记录是一种伤感的过渡。当传记作者想掩盖有两个惠特曼时，这种伤感就不可思议地增加了；一个是《草叶集》中“友善和雄辩的野蛮人”和一个创造了这些诗句的可怜的诗人。这位诗人从未去过加利福尼亚或普拉特河口；那位野蛮人在普拉特河口发出呼叫（《构成这个场面的精神》）并在加利福尼亚当矿工（《从巴玛诺科出发》），这位诗人一八五九年在纽约；那位野蛮人同年的十二月二日在弗吉尼亚观看处决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流星之年》）。这位诗人出生在长岛；那位野蛮人也出生在长岛（《从巴玛诺科出发》），同样也在南方的一个州（《归心似箭》）。这位诗人纯洁、保守，尤其是沉默寡言；那一位野蛮人则是热情和放纵的。把这些不同点放在一起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明白：《草叶集》诗句中出现的那位可怜的幸运的流浪汉是没有能力写出这些诗句来的。

拜伦和波德莱尔在他们光辉的著作中，戏剧化了他们的不幸；惠特曼则戏剧化了他的幸福。（三十年之后，在西尔玛利亚，尼采发现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教育家是幸福的，或者，无论如何，他是推崇幸福的，但其缺点是，幸福并不存在。）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英雄——该系列中瓦提克是第一位，埃德蒙·泰斯特不是最后一位——他们过细地加剧了他们的不同；惠特曼，以极其强烈的自卑谦逊，希望同所有的人都相同。《草叶集》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集体个人的歌，人民的、男人的和女人的歌。”（《全集》，第五卷第一百九十二页）或者，是不朽的（《自我之歌》，第十七首）：

这些思想并非我个人独出心裁，

它们实际上为一切人所共有，不分国家和时代。

要不为你我所共有，那它们就要淘汰，或者近乎淘汰；

如果它们不是谜与谜底，那它们就得淘汰；

倘若不是既近又远，那它们必定淘汰。

它们像草，哪儿有土有水，就会长起来，

它们是大家共有的空气，把我们的星球覆盖。

泛神论传布了一种说法，它声称上帝就是不同对立的东西之集合或者（更明确点）混合物。它的典型句子是：“典礼是我、祭品是我、祭的黄油是我、火是我。”（《薄伽梵歌》，第九章第七颂）此前，不过有点模棱两可的是赫拉克利特语录第六十七段：“上帝是白天和夜晚、冬天和夏天、战争与和平、饱食和饥饿。”普罗提诺向他的学生描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天，在天上“一切都无所不在，任何东西是一切东西，太阳是所有的星星，每颗星星是所有的星星和太阳”（《九章集》，第五卷第八章第四节）。阿塔尔，这位十二世纪的波斯人，歌颂鸟儿们历尽艰辛找寻它们的国王西摩格；许多鸟儿死在大海上，幸存的鸟儿却发现它们就是西摩格，西摩格是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全部。同一性原则延伸的修辞可能性好像是无穷无尽的。爱默生，这位印度教教义和阿塔尔的读者写下了一首诗《婆罗门》，组成这首诗的十六行中，最难忘的可能是这一行：如果我在飞，我就是翅膀。与此相似，但更加切中本质的是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我是一个，也是我们两个”（《联邦之星》），惠特曼革新了这种手法。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用来定义神明或者用来卖弄词汇的“同感和不同”；他要用充分的温柔使自己等同于所有人。他说（《横渡布鲁克林河的渡口》，第十七首）：

我曾顽固、自负、贪婪、肤浅、狡猾、

胆怯、居心不良；

在我身上不乏豺狼、毒蛇和蠢猪……

他也说（《自我之歌》，第三十三首）：

我是人。我曾受磨难。我在那里。

殉难者的轻蔑和镇定；

被巫婆判决的母亲，在子女面前被用干柴烧焦；

被关起来的奴隶犹豫不决，倚在围墙上，

喘息，

浑身是汗；

穿透双腿和脖子的洞眼，残酷的弹药

和子弹；

所有这些我都感到，我就是他。

他感受到了这一切，这一切是惠特曼，但基本上——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而是在虚构的历史中——他是这两行诗中的含义（《自我之歌》，第二十四首）：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骚动的、肉感的、感官的、吃、喝和繁殖。

他也是在将来，在我们未来的怀念中，由这些诗句的预言所勾画出来的那个人（《现在，生活充实》）：

今天，充满生机，实在，可见到，

我，四十岁，美国的八十三年，

寻找你，在一个世纪内或许多世纪内，

你还未出生，我寻找你，寻找你。

你在阅读我。现在我是看不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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