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奇怪的惯例，那就是每一个由于历史与偶然性切分地盘而形成的国家都有其经典。英格兰选中了莎士比亚，一位在英国作家中英国气息最少的作家；德国呢，也许是为了抵消它固有的缺点而选择了歌德，他不大重视他那值得珍惜的工具——德语；意大利则无可争议地选中了巴尔塔萨·格拉西安所称的“快步如飞”的但丁；葡萄牙选择了卡蒙斯；神奇的西班牙尽管眷顾文雅而恣肆的克维多和洛佩，却选出了世俗而智巧的塞万提斯；挪威选中了易卜生；瑞典么，我以为，它会认定斯特林堡；在传统深厚的法兰西，伏尔泰和龙萨都是经典，而雨果也不比《罗兰之歌》的作者逊色；在美国，惠特曼不能取代梅尔维尔或爱默生。至于我们，我以为最好还是从本世纪中选出《法昆多》，而不是《马丁·菲耶罗》。

萨缅托对于高乔人做过一些著名的分类，诸如草原导牧人、捕捞手、游吟歌手，还有些不良分子——阿斯卡苏比名之为居心叵测之徒。在《桑托斯·维加或拉弗洛尔的孪生子》（巴黎，一八七二年）的序言中，阿斯卡苏比写道：“那是一部无恶不作的不逞之徒的历史，它曾经给司法机制带来很多麻烦。”在介绍埃尔南德斯的作品的文集中——以卢贡内斯的《游吟歌手》（一九一六年）开篇，继而由罗哈斯的作品加以充实——，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马特雷罗和高乔人的概念上存在较大的混乱。如果马特雷罗只是一种常规的人物，那么谁也不会在十年之后，还记起那些为数不多的人的绰号或诨名，如“莫雷拉”、“黑蚂蚁”、“百灵”、“肯克河之虎”；有人还一直把《马丁·菲耶罗》视作我们的极其复杂的历史的密码。我们在某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并能接受：所有的高乔人都曾经是士兵，我们也怀着类似的怪癖或驯服之心表示同意：所有的高乔人，作为高乔史诗的主人公，都曾经是逃兵、流亡者、马特雷罗而最终成为遁入蛮荒的粗野的人。在当年的情况之下，是谈不到荒原的征服的；倒是平森或者科利克奥的长矛在摧毁着我们的城市。除此之外，何塞·埃尔南德斯当年还找不到排字工人，而我们也找不到雕塑家为高乔人塑造纪念碑。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有关痞子和刀客的概念上，也存有类似的混乱。痞子是指中原或沿海的下层平民、搬运工人、牧民头领或工头——他们不一定就是刀客。但他们鄙视窃贼和靠女人养活的男子。巴托洛梅·伊达尔戈笔下久经风雨的高乔人，“拉普拉塔河岸的高乔人，他们一边吟唱，一边战斗”。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对他们备加赞扬，而诙谐的叙事人从而再创造了浮士德博士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真实性上并不亚于古铁雷斯美化过的叛逆者。堂塞贡多，作为熟练的导牧高手，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文学的想象力选中的是马特雷罗而不是那些为警察侦缉队效力的高乔人，这倒是理所当然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往往对那些叛逆者，对那些与国家相对立甚至于行为粗野或者犯法的个人所吸引。格鲁萨克就曾经从许多方面与时代角度提到过这种吸引力。英格兰缅怀她的罗宾汉与觉醒者赫里沃德，冰岛则不忘它的格雷蒂尔。值得一提的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比利小子”——他虽然在二十二岁那年一枪结束了生命，但欠下的司法债竟是二十二条性命。我们还没有提到墨西哥，没有提到马卡里奥·罗梅罗——一首歌谣曾经诙谐地唱到过他：

马卡里奥多威武，

胯下枣红马，

手中又持枪，

一人打斗三十五！

世界史是各国的后代人的回忆；而回忆，据我们所知，并不排除臆造与误差，故而可能是创作的一种形式。遭受追捕的骑手巧妙地躲藏于坦荡的潘帕斯大草原或者乱如迷宫的山林或险峰——这是一个顽强而动人的形象，并得到我们的一定程度的认可。高乔人也是如此，他们一般都是定居者，不得已才无视法律而疲于奔命；他们跋涉千里，还要渡过湍急的巴拉那河或者乌拉圭河。

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从单一的个人而形成许多人物原型，对于阿根廷人来说，马特雷罗就是其中之一。奥约和莫雷拉可能率领过众多的逃亡者的队伍，也可能摆弄过火枪长铳，但是我们宁可想象他们都是孤身一人，身披篷丘，手持长刀，单独作战。马特雷罗所具备的无疑是极其可贵的品格，是往昔的时代属性。为此，我们可以不带顾虑地崇尚与赞美。马特雷罗式的行为还可以是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钢刀、醇酒、周末，再加上那一份几乎像女人一样的怕遭人侮辱的猜疑心理，不知道为什么竟被名为男子气概，并导致你死我活的搏斗。在《浮士德》中可以读到：

当你受到侮辱，

不必瞻前顾后，

抽刀咔嚓又咔嚓，

出手就是两下。

要是当局纠察队

把你释放，

你就跨上红马

迎风赶路。

谁也不会见你不幸

而冷眼相加；

不管你到哪个牧场，

都有盛情款待。

如果你是勤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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