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一生喜欢思索，并从中得到许多真正的乐趣，但他不轻易付诸行动。他的传记至今仍无人写过。

马塞多尼奥一八七四年六月一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死于该市。大学学的是法律；偶尔也曾在法庭上为人争讼。本世纪初，他在波萨达斯市联邦法院当书记员。一八九七年左右，他和胡利奥·莫利纳–贝迪亚、阿图罗·穆斯卡里一起，在巴拉圭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村落，这个村落的寿命也没有长过其他类似的乌托邦。一九○○年前后，他与埃莱娜·德·奥维塔结婚，埃莱娜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埃莱娜死后，作为对她凄楚的哀悼，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挽歌。马塞多尼奥非常喜欢结交朋友。就我所记得的，有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何塞·因赫涅罗斯、胡安·胡斯托、马塞洛·德尔马索、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圣地亚哥·达沃韦、胡利奥·塞萨尔·达沃韦、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拉托尔和爱德华多·希龙多。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亲切的，但又确实有点神秘。一九六○年末，我凭着我的记忆（有些记忆是忽隐忽现的），口授并请人记下流逝的岁月尚未磨去的印象。

在我的已经算是很长的生命历程中，我同诸多名人谈过话；没有一个给我的印象可以和他相比，连接近一点的都没有。他试图掩藏他非凡的智慧，而不是把它展示出来。大家交谈时，他置身话外，然而他却是谈话的核心。他喜欢使用询问的口气，虚心商讨的口气，而不喜欢权威式的断语。他从不长篇大论地发表意见；他的话都很简短，甚至只说半句。语气中常带着犹豫、谨慎。我能模仿他那谦和的、被烟草弄得沙哑的嗓音，但我无法准确地把它描绘出来。我还记得他那宽大的前额，颜色难以捉摸的眼睛，灰色的长发和两撇灰胡子，短小的身材和几乎有点俗气的样子。他的肉体几乎成了灵魂的借口。没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只要想一想马克·吐温或瓦莱里的肖像，就可以知道他的模样了。说他像马克·吐温，他可能会高兴；说他像瓦莱里，他不大会高兴，因为我猜想他会觉得瓦莱里是个专爱谈琐事的饶舌鬼。他对法国事物的喜爱太有限了。雨果是我过去和现在都很敬仰的人，我记得我听他这样说过雨果：“我跟这个法国佬一起离开那里。他真叫人受不了，读者都已经走了，他还在那儿讲个没完。”两位拳击运动员卡庞捷和登普西的著名争霸战那天晚上，他对我们说：“登普西一出拳，那个法国小子就得掉到台下来，他还会求人家把钱还给他，说比赛时间太短了。”他判断西班牙人的是非，喜欢以塞万提斯的标准为标准，而不是按照格拉西安和贡戈拉的说法。塞万提斯是他崇敬的偶像之一，而格拉西安和贡戈拉对他来说，简直是灾难。

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与马塞多尼奥的友谊和对他的崇拜。我们大约是在一九二一年从欧洲回来的，在那之前我们在欧洲待了好几年。回来之后，开始一段，我很怀念日内瓦的书店和我在马德里发现的每日海阔天空神聊的那种生活方式。在我认识了，或者说，重新认识了马塞多尼奥之后，我才摆脱了那种眷念。离开欧洲之前最后一件令我激动的事，是和犹太血统的西班牙大作家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的谈话。他集所有的语言和文学于一身，就好像他自己就是欧洲，就是欧洲的今天和昨天。我在马塞多尼奥身上发现的是另一种东西。他就仿佛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在天国思考和解决着重大问题。如果说坎西诺斯是时间的总汇，那么马塞多尼奥就是从不衰老的永恒。他认为博览群书是徒劳之举，是堂而皇之地逃避思索的一种方法。一天下午，在萨兰迪大街的一处院落里，他对我们说，他要是能到田野上去，晌午时分躺在大地上，闭上眼睛，摆脱令我们分神的身边事物进行思索，他能立马破解宇宙之谜。我不知道他是否获得了这种快乐，但是他肯定已隐约见到。马塞多尼奥逝世后，过了若干年，我在一处地方读到这样一个说法：在某些佛寺里，方丈用一张张圣像当引火，用经书作手纸，目的是教导小和尚，让他们明白：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我觉得这个奇闻和马塞多尼奥的思维方式正不谋而合；不过，马塞多尼奥性格怪异，我若对他讲这事，他一定会不高兴的。禅宗的信徒不乐意别人跟他们谈论禅宗的历史根源；同样，马塞多尼奥也不乐意人家跟他讲某种情况下的某种做法，而不是讲眼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儿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存在的本质是一场梦，这本是马塞多尼奥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但是，有一次，我冒昧地告诉他，有个中国人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曾在梦中变成蝴蝶的人，还是一个现在在梦中变成了人的蝴蝶，这时马塞多尼奥没有在这个古老的镜子中认出他自己，而只是问我我讲的那篇东西写于何时。我告诉他是公元前五世纪，他说汉语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故事里恐怕只有“蝴蝶”这个词的词义能算得上是准确的。

马塞多尼奥，尽管有时在表达上缓慢，他头脑的活动却是迅速而不间断的。他不管别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总是不受干扰地保持他的思路。记得，有一次，他把某种看法归于塞万提斯，当时有个冒失鬼指出在《堂吉诃德》多少多少章写着完全相反的话，马塞多尼奥没有因这个小小的障碍就改弦易辙，他说：“不错，是这样的。不过，塞万提斯这样写是为了不得罪警官老爷。”我的表弟吉列尔莫·胡安在圣地亚哥海军学校学习，他有一回去看望马塞多尼奥，马塞多尼奥说，那个海军学校乡下人很多，所以那儿的人成天弹吉他。我表弟说，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月了，没听见谁弹吉他呀。马塞多尼奥对这个否定回答处之泰然，就仿佛那是支持他的看法似的，他以附和别人的口气对我说：“你瞧，整个一个吉他俱乐部。”

冷漠令我们设想别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犯的一个好心的错误，就是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聪明。首先是阿根廷人，因为很自然阿根廷人是他接触得最多的。我母亲就曾批评他拥护或拥护过历届各不相同的每一位共和国总统。他会在一天之内从崇拜伊里戈延转到崇拜乌里武鲁，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来自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绝不会搞错的信念。他钦佩霍苏埃·克萨达，或者恩里克·拉雷塔，那是因为大家都钦佩他们，对他来说，这就够了，不一定要先读读他们的著作。对阿根廷的迷信竟促使他提出这样的看法：乌纳穆诺，还有其他一些西班牙人，他们确实思考过，而且往往还思考得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著作将传播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这里读者的检验。马塞多尼奥喜欢卢贡内斯这个人，欣赏他的文学才能，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有一回他突发奇想，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他的诧异：卢贡内斯读了那么多书，又那么有才能，为什么不从事写作？“他怎么不给我们作首诗呢？”他问。

马塞多尼奥深谙静坐独处的艺术。阿根廷人长期在几近荒芜的土地上放牧生活，养成了我们独处而不厌烦的习惯；使我们失去这个美好能力的罪魁祸首，是电视、电话，甚至可以说还包括书报。马塞多尼奥就有本事一连数小时一个人待着，一动不动。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讲述一个男人如何一个人待着，等待着；而马塞多尼奥一个人待着时，还是什么都不等的，他将自己的身心置于缓缓流淌的时间长河之中，任其徜徉。他已经使自己的感觉器官习惯于不去感受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而停留在任何一种愉悦之中，比如英国烟草的香味，烘烤过的马黛茶的香气，或者一部西班牙式皮面精装书（我记得有一本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气味。命运不济，令他不得不住在九月十一日地区或法院地区膳宿公寓的简陋房子里，没有窗户，或是只有一个通向窄小天井的窗户。我打开他的屋门，他就在那里待着，坐在床上或一把直背椅子上。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已经几个钟头不曾动一动了，那地方憋闷，有点死气沉沉，可他似乎并不觉得。我没有见过像他那么怕冷的人。他总是披着一块浴巾，从肩部搭到胸前，像阿拉伯人那样；再戴上一顶车夫用的毡帽或是黑色草帽，整个结构就完整了（就像石版画上裹着毯子的高乔人）。他喜欢讲他的“热慰术”；所谓“热慰术”，实际上就由三根火柴构成，他同时划着这三根火柴，摆成扇形，放在肚皮近旁。左手把握这个短暂微弱的热源点；右手摆弄某种美学或玄学类的假设。冬天，他因为担心夜里会突来寒流造成危险的后果，常穿着衣服睡觉，而不在乎床上太热。他认为胡子有助于维持温度稳定，是防止牙痛的天然屏障。他对营养学与美食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一天下午，他长时间对蛋白酥和夹心饼干各自的优缺点发表看法；在做出公正的、面面俱到的理论探讨之后，他表示他站在克里奥尤类甜点一边。随后，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布满灰尘的小箱子，扒开箱子里的手稿、茶叶、香烟，从箱子底儿掏出一包东西，看不出是什么，已经完全失去了夹心饼干或蛋白酥的样子，他坚持请我们尝尝。这些逸闻趣事可能会让人觉得可笑；我们当时就觉得可笑，还一讲再讲，有时甚至添油加醋，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崇敬之心。讲马塞多尼奥，我不想漏掉什么。现在，当我翻出这些荒唐琐事时，我仍然认为这些琐事的主人公是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毫无疑问，鲍斯韦尔对待塞缪尔·约翰逊也是这样。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不把写作看做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活着是为了思索（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达到他那样的程度）。他每天都投入到思想的翻腾变化和惊喜之中，就像游泳者投入江河。写东西就是思索，这种思索方式，在他是非常容易的。他思路敏捷就如同他写出的作品那样。无论是在他独处的陋室中，还是在喧闹的咖啡馆里，他写起东西来，总是一页接一页连绵不断，而且字体极其秀美。在不知打字机为何物的那个时代，清晰的书法被认为是高尚修养之一。他随手写的最一般的书信，都透着智慧，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毫不逊于付梓出版的稿件，或许在风趣方面还要更胜一筹。马塞多尼奥一点也不重视他写下的话：平常他的手稿，不管是思辨类的，还是文学类的，就堆在桌子上，或塞在抽屉里、柜子里，每到搬家的时候，他都不带着。很多就这样丢掉了，恐怕再也没法找回来了。记得我曾说他不该这么漫不经心。他对我说，设想我们会丢掉什么，那是妄自尊大，因为人的头脑是很可怜的，它注定要不断地找到、丢掉，然后再找到同样的东西。他写东西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轻视词语的读音，不讲究句子是否悦耳，他还不思改正。“我又不是读字母的音。”有一次他这样说。卢贡内斯、达里奥等人的著作在正音学方面的追求，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他认为诗在字里，在思想里，或者说是在对宇宙的美学解释里。我在上了年纪后，觉得诗基本上是在句子的语调里，在句子的呼吸里。马塞多尼奥在音乐里寻找音乐，而不是在语言里寻找音乐。但这并不妨害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首先是散文中，体会到一种自然而然的乐音，一种符合他个人发声节拍的乐音。马塞多尼奥对小说的要求，是所有人物在道德上都应是完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张似乎正相反，唯一非常可敬的例外是萧伯纳，他构思和塑造了许多英雄和圣人。

在马塞多尼奥礼貌的微笑和退避三舍的姿态后面，隐藏着两怕：怕痛、怕死。怕死，导致他否认自我，这样可以不承认存在着一个会死去的我。怕痛，导致他否认肉体的疼痛会很强烈。他试图说服他自己，也说服我们大家，让我们相信，人的机体不可能体验到强烈的快乐，因而也不会体验到强烈的疼痛。拉托尔和我一起听到他讲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在一个一切快乐都来自玩具商店的世界里，疼痛也不可能出自铁匠铺。”你要是驳斥他，说快乐并不都来自玩具店，而且世界也没有理由就一定是对称的，那肯定也是白说。马塞多尼奥为了不去面对牙医的钳子，经常坚持不懈地晃动有问题的牙齿。操作的时候，是左手挡着，右手去晃动。我不知道，他几天、几年坚持下来，是否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般人在将要承受疼痛时，本能的做法是尽量不去想它；马塞多尼奥却相反，他认为我们应当事先设想一下那疼痛和一切有关的情况，以免事到临头吓我们一跳。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什么候诊室、半开半掩的门、问候的话、手术椅、医疗器械、杀菌剂的气味、漱口的温水、血压、灯光、探针，以及最后的一拔等，他都要事先想到。这种想象的预备功夫要做得很到家，不给任何意外留下可乘之机才行；马塞多尼奥下的功夫总是不够圆满。或许，这个方法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困扰着他的各种可怕形象的一种方式而已。

他对名声的机制感兴趣，而不在乎获得名声。有一两年，他搞了一个庞大而不太具体的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计划。很多人盘算着怎样开一个雪茄烟店，而几乎没有人打算当总统；他从这个统计数据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当总统比当烟店老板要容易。我们中间有人提出，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开一家雪茄烟店比当总统更难；马塞多尼奥庄重地表示同意。“最要紧的，”他一再强调说，“是扩大知名度。”在某个大报的增刊上撰写点稿件很容易，但是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知名度，会像胡利奥·丹塔斯或四十三号香烟牌一样俗气。最好是用一种更为巧妙、带点神秘色彩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博得民众的好感。马塞多尼奥决定利用他奇特的教名；我的妹妹和她的朋友把马塞多尼奥的名字写在小纸条或小卡片上，然后很用心地把纸条和卡片忘记在咖啡馆、有轨电车、林荫小道、住宅门廊、电影院等地方。另一个技巧是博得外国团体的好感；马塞多尼奥曾以梦幻者的庄重对我们讲起，他如何将叔本华的一部不太完整的书放在德国俱乐部，里面有他的签名和铅笔写的批注。这些策划基本上是想象中的，具体做起来不可能操之过急，因为我们得小心行事；但是，这些策划促成了编撰一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舞台的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商定几个人合写。（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胡利奥·塞萨尔·达沃韦仍保留着头两章的手稿；我觉得我们本来会完成的，但是马塞多尼奥太拖拉了，因为他喜欢说，不喜欢做。）小说的题目叫《将成为总统的人》；故事中的人物就是马塞多尼奥和他的朋友，书的最后一页将向读者揭示，书的作者就是书中的主人公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以及达沃韦兄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卡洛斯·佩雷斯·鲁伊斯。其中，博尔赫斯在第九章的末尾自杀身亡，佩雷斯·鲁伊斯有一段关于彩虹的出格的冒险经历，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书中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条明的，讲马塞多尼奥为当共和国总统如何奔忙和他的奇异遭遇；另一条是暗的，描写一批神经衰弱的，或许有点疯狂的百万富翁，为了同样的目的，怎样施展阴谋诡计。这帮家伙决定用一系列一个比一个更加恼人的发明创造来瓦解和破坏民众的抵抗。第一个发明创造（也是启发我们写这本小说的一项发明创造）是自动加糖器，它实际上只会妨碍往咖啡里加糖。之后还有：两用笔，这笔两头都有笔尖，很容易刺到眼睛；又高又陡的楼梯，每级台阶都不一样高；经常刮破手指，还被大肆推广的梳头——刮胡两用器；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新材料制成的各种器具，大的很轻，小的很重，让我们拿它们的时候经常上当；在推理小说中，把不同的段落搀混在一起，还一再重复；莫名其妙的诗；达达主义或立体主义绘画。第一章基本上是描写一个年轻乡下人的困惑和担心，他听人家讲没有自我、因而他也并不存在这套理论，感到不可理解。这一章里只出现了一个装置：自动加糖器。第二章出现两个，但都是侧面的、稍纵即逝的；我们的意图是逐步增加。我们还设想，随着情节变得疯狂，写作风格也疯狂起来。第一章我们采用皮奥·巴罗哈–内西式的对话语气；最后一章应该是克维多作品中最最巴罗克式的写法。最后是政府倒台；马塞多尼奥和费尔南德斯·拉托尔入主玫瑰宫；但是，在那样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篇未完成的小说，本会在一定程度上不经意地反映那个《名叫星期四的人》的。

对马塞多尼奥来说，写作没有思想重要，出版的重要性还比不上写作，也就是说，出版不出版几乎无所谓。弥尔顿和马拉美把作一首诗或写一篇东西，看做是活着的理由；而马塞多尼奥想了解宇宙，想知道谁存在过或某人是否存在过。写作和出版对他来说是次要的。马塞多尼奥不仅谈话富有魅力，不仅给了我们他不轻易给予的友谊，还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怎样以一种智识的方式生活。今天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把智慧当做职业或行动的工具。马塞多尼奥是个纯粹在一旁静观的人，他偶尔也屈尊写一点东西，发表出来的就更少。为了介绍马塞多尼奥这个人，除了讲他的逸闻趣事，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但是，那些值得纪念的逸闻趣事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会把故事的主人公表现为一种机械的实体，他不断地重复着同一类笑话——已成为经典的笑话，或者总是同一个结局。马塞多尼奥的言谈则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言谈总是出人意料，惊世骇俗。我很想以某种方式重现马塞多尼奥的本来面貌，重温往日的那些快乐，那时我一想到在莫隆的家里或在九月十一日地区住着一位颇有魔力的人，就感到异常欣慰。他无忧无虑的存在比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幸与不幸要重要得多，这是我的感觉，也是我们之中其他一些人的感觉，可我表达不出来。

马塞多尼奥否认在世界的表象之后存在着永恒的物质，否认能够感受这个世界表象的自我，但是他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激情，它表现在各类艺术和爱之中。我猜想，马塞多尼奥一定觉得爱比艺术更为神奇。这项比较根据的是他的情感特征，而不是他的学说，因为他的学说是否认自我的（这我们已经提到了），因而也否认激情有主体和客体，他只承认存在激情，激情是唯一的现实。马塞多尼奥跟我们说，身体互相拥抱只不过是一个灵魂向别的灵魂做出的一种表示（也许他说的是问候），但在他的哲学中是没有灵魂的。

马塞多尼奥和吉拉尔德斯一样，允许别人把他的名字和所谓的“马丁·菲耶罗”一代联系起来。这个“马丁·菲耶罗”一代的贡献是：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关各方就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做了迟到的、不太专业的介绍。马塞多尼奥与他们只是有些个人交往；把他包括在那一代之中，比把吉拉尔德斯包括进去更没有道理。《堂塞贡多·松勃拉》来自卢贡内斯的《游吟诗人》，正如整个极端主义来自《伤感的月历》，而马塞多尼奥活动的圈子要广泛得多、大得多。马塞多尼奥并不太讲究文学技巧。他热爱城郊居民和高乔人，这使他喜欢跟他们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在一张民意调查表上，他宣称高乔人是马的一种消遣，他说：“老待在地上！那么爱走路！”有天下午，大家谈到使巴尔瓦内拉区公所大大出名的选民闹事事件，马塞多尼奥说：“在那次危险的大选中，我们巴尔瓦内拉的居民都死光了。”

马塞多尼奥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哲学主张和他一贯的、微妙的美学观点；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提供了——至今仍在继续提供着，一个男人无可比拟的表演：在激情和思索中生活，不在乎名望的兴衰。我不知道拿马塞多尼奥的哲学和叔本华或休谟的哲学相比较，会显示出哪些相似之处或不同，我们只要知道，一九二几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人反复思索和发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就够了。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博尔赫斯选编并作序，阿根廷文化出版社，《一个半世纪丛书》，一九六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赵士钰译

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首府。

布宜诺斯艾利斯东部街名，南北走向。

hipólitoyrigoyen（1852—1933），1916年至1922年，以及1928年至1930年两度任阿根廷总统。

joséfélixuriburu（1868—1932），1930年至1932年任阿根廷总统。

píobarojaynessi（1872—1956），西班牙小说家，早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后转向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有六十余部中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多属中下层社会，作品由若干故事串联而成，语言简洁明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的诗歌运动。

九月十一日地区的正式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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