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反映在爱伦·坡写的第一篇侦探故事里,但他懵然不知他已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这部书的名字叫《莫格街谋杀案》。爱伦·坡不希望侦探体裁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体裁,他希望它是机智的,也不妨称之为幻想的体裁,是一种充满智慧而又不仅仅是想象的体裁;其实这两者兼而有之,但更突出了智慧。
他本来可以把他的罪犯和侦探安排在纽约,但如此一来读者便会考虑事情是否真是这么发生的,纽约的警察是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让一切都发生在巴黎,发生在圣日耳曼区一个无人的街区,这样能使爱伦·坡的想象力更加宽广,构思起来更加游刃有余。因此,第一个虚构的侦探是外国人,文学史记录下的第一个侦探是法国人。为什么是法国人呢?因为作者是美国人,需要一个远处的人物。为了让人物显得更加怪异,安排他们遵循一种与人们熟知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个人在天亮时拉上窗帘,点亮蜡烛;黄昏时分出门在巴黎人迹稀少的街道上散步,寻找那无穷的苍穹。据爱伦·坡说,只有一个沉睡的大城市才有这样的夜空;同时感受人潮涌动和寂寞孤独,这能激发人的思想灵感。
我想象,这两个朋友晚间踯躅在巴黎人迹稀少的街道上,他们在谈论什么呢?在谈论哲学,讨论有关智慧的问题。接着惨案发生了,这是幻想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第一宗惨案:两名妇女被杀。我要说的是莫格街发生的惨案,惨案比一般凶杀更富刺激性。说的是两名妇女在一间似乎外人无法进入的房间里被杀害。爱伦·坡用钥匙打开了这间紧锁着的神秘房间。一个女子被扼死,另一女子的脖子被折刀割断了。屋里有许多钱,四万法郎被撒得满地,一切显示这是一种疯狂行为。这就是说,故事一开头就很残酷,甚至令人不寒而栗,最后,案子侦破了。
但是这个破案结局对我们来说不能算作破案结局,因为我们在阅读爱伦·坡的故事前已经知道情节了。这当然大大减弱了刺激性。(这情节与《化身博士》很相似;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但这只有读过爱伦·坡的另一个弟子斯蒂文森作品的人才会知道。虽说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怪诞不经,其实读者一开头就知道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化身。)此外,谁会想到本案里的凶手原来是只猩猩,是只猴子呢?
是通过机智的判断弄清案子真相的,依据是在发现惨案前进入房间的那些人的证词。他们听出那个沙哑的声音是个法国人的声音,都听出了几个单音节词,一个没有音节的声音,都听出是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西班牙人以为那是德国人,德国人以为那是荷兰人,荷兰人以为是意大利人,如此等等;其实这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猴子的声音。于是就破案了;案子是侦破了,但我们早已知道结局了。
因此,我们可能会对爱伦·坡产生不良的印象,会认为他的情节肤浅得让人一目了然。对我们这些早已知道情节的读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初次阅读侦探小说的读者来说则未必,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已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不像我们似的都是爱伦·坡制造出来的读者。我们只要读过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成为爱伦·坡制造出来的读者。读过那篇侦探小说的人都会入迷,接着便会产生另一批侦探小说的读者。
爱伦·坡写了五本书,其中一本叫《你是那人》,这是所有书里最差劲的一本,但后来被伊斯雷尔·赞格威尔模仿,写了《弓区大谜案》,他也仿造案子发生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人物,一名特殊的凶手,他后来被加斯东·勒鲁照搬到他的《黄色房间的秘密》里:原来侦探就是凶手。接着又有另一篇堪称典范的侦探小说叫《被窃的信件》和另一本书叫《圣甲虫杀人事件》。《被窃的信件》的情节十分简单。有一封信被一个政客偷走了,警察知道信是他拿走的,警察两次在街上把他截住,随即搜查他的家。为了不漏掉任何东西,整个屋子被分隔成若干片,逐片检查,警察动用了显微镜、放大镜,取走了房里的每一本书,检查信是否夹在哪本书里,还在瓷砖地上寻找脚印。最后杜宾出马了。他说警察上当了,警察抱有的念头与三岁小孩一样,认为信可能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杜宾去拜访那个政客,此人是他的朋友。他看见办公桌上面人人都能见到的地方放着一个已撕开的信封。他觉察到这就是大家都在寻找的那封信。这一观念就是把某些东西藏在某个显而易见的地方,太容易被人看到,反而谁都没有找到。此外,为了引起我们注意,爱伦·坡是如何机智地构思侦探小说的,在每个故事一开头,总有种种推理分析,总有一段对弈的讨论,究竟是“惠斯特”占上风,还是“王后”占上风。
爱伦·坡写完了这五篇小说后,又写了另一篇:《玛莉·罗热的秘密》,这是他所有小说中最离奇也是读起来最乏味的一篇。讲的是一桩发生在纽约的血案:一个叫玛丽·罗杰的姑娘被杀了,我想,大概是个卖花女郎。爱伦·坡只是从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消息。他把血案移到巴黎,把姑娘的姓名改为玛莉·罗热,接着描写血案是如何发生的。果不其然,几年后凶手被发现了,情节竟同爱伦·坡书中描写的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把侦探小说看成是一种智力型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几乎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破案靠的是抽象推理,而不是靠告密者或罪犯疏忽。爱伦·坡心里明白,他写的东西并非真实,所以总把案发地点放在巴黎,那位推理者是个贵族,而非警察,因此常把警方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这就是说,爱伦·坡塑造了一位聪明的天才。爱伦·坡死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想,他死于一八四九年;另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大作家惠特曼写了一份关于他的讣闻,说道:“爱伦·坡是一位只会在钢琴上弹响低音符的演奏家,他不代表美国的民主。”——爱伦·坡生前从未追求过此事,惠特曼对待爱伦·坡是不公正的,爱默生也是如此。
现在不乏贬低爱伦·坡的评论家,但我认为,爱伦·坡从总体来说是位天才作家,虽然他的小说除了那篇《亚瑟·戈登·宾》之外,都有不少缺点。但是所有这几篇侦探小说都塑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远远超越了他所塑造的各种人物,超越了杜宾,超越了各种惨案,超越了已不再使我们大吃一惊的隐秘。
在英国,侦探小说这一体裁是从心理学角度被人接受的,我们读到的英国最优秀的侦探小说,有柯林斯的《白衣女人》和《月亮宝石》。接着我们读到切斯特顿的作品,他是爱伦·坡的伟大继承者。切斯特顿说,现已出版的侦探小说没有一本超得过爱伦·坡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切斯特顿超过了爱伦·坡。爱伦·坡写的小说纯粹是虚幻的。比如说《红死病的面具》,比如说,《雪利酒桶》,完完全全是幻想出来的;而且,这五篇侦探小说全都是推理小说。但是切斯特顿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写的小说既是幻想故事,又有侦查破案。我要讲讲其中的一篇《隐身人》,发表于一九○五年或一九○八年。
这篇小说的情节简而言之是这样的,说有一个专门制造机械木偶的人,他制造的机械木偶有厨师、门房、女佣和机械师,他一个人住在伦敦郊外一座雪山顶上的一所公寓楼里。有一天,他受到了威胁,说他将被杀死——这是一个小动作,但对侦探故事来说却十分重要。他独自一人和他的机械用人们住在一起,这事情本身就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群能盲目地模仿人的动作的机械人中间。最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他当天下午就要丧命。他叫来了他的朋友们,朋友们去报了警,并让他一个人留在机械木偶中间。但在此之前,朋友们先是要求门房留意有什么人进入屋内,以后还把他托付给一位巡警,也托付给一个卖炒栗子的人。这三个人都保证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朋友们带着警察再回来时,他们注意到雪地里留有脚印。走向屋子的脚印较浅,离开屋子的脚印较深,好像带走了什么重物。他们走进屋子,发现机械木偶制造者失踪了。接着又看见壁炉里留有焚烧过的灰烬。至此小说被推向了高潮。人们怀疑那人是被他制造的机械木偶吞噬了。这是故事最打动我们读者心理的地方,这比故事结局还要激动人心。凶手进过屋子,这是卖炒栗子的人、巡警和门房都看见了的,但没有留意他,因为那人就是天天下午这个时刻到来的邮差。是他杀死了被害人,把尸体装进了邮袋。他把邮件统统烧光后扬长而去。布朗神甫见了他,同他谈话,倾听他的口供,并宽恕了他,因为在切斯特顿的小说里没有人被捕,也没有任何暴力。
如今,侦探小说这一体裁在美国的影响已一落千丈,变成了一种反映现实、充满暴力,也包括性暴力的文学体裁。不管怎么讲,这一体裁已经消失,侦探小说原有的那种运用智慧的特色已被人遗忘。在英国这一特色却还保留着,那里还有人在写非常平静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英国小村庄里;那里一切都凭智力,一切都很平静,没有暴力,没有大量流血。我也曾尝试过写侦探体裁的作品,我并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过分骄傲。我把它归在象征性作品一类里,我不知这是否合适。我写了《死亡与指南针》。我和比奥伊·卡萨雷斯合作的作品,也有某些侦探性质的内容,他的小说远远超过了我的小说。以伊西德罗·帕罗迪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别具一格,他本人是名囚犯,从监狱里侦查破案。
最后,我们能对侦探小说体裁说些什么赞扬的话呢?有一点明确无误的情况值得指出:我们的文学在趋向混乱,在趋向写自由体的散文。因为散文比起格律严谨的韵文来容易写;但事实是散文非常难写。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传统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些侦探小说有的是二三流作家写的,有的则是出类拔萃的作家写的,如狄更斯、斯蒂文森,尤其是柯林斯。我要说,应当捍卫本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它已受到了某种冷落),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这是一场考验,我们应该感激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是大可赞许的。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
gastonleroux(1868—1927),法国侦探小说家,《黄色房间的秘密》是他1907年创作的作品。
“惠斯特”是一种纸牌戏,四人玩,十点胜者为“长惠斯特”,五点胜者为“短惠斯特”,是桥牌的前身。“王后”为西洋跳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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