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丈夫吗，太太？”
“有。”
“孩子呢？”
“没有。”
“生意好像不怎么样？”
“生意很差，人太穷了。”
“啊，这些倒霉的可怜人！还要受这么沉重的压迫——就像你说的。”
“就像你说的。”德发日太太反驳了一句，更正了他的话，然后敏捷地又在他名下织进一些对他不利的内容。
“请原谅。不错，这话是我说的，不过你心里自然也这么想。这是一定的。”
“我想？”德发日太太提高嗓音回答，“我和我丈夫光照料这爿酒店就够忙的了，哪有工夫想这些。我们想的只是怎么活下去，这就是我们想的事。这就足够我们从早想到晚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别人的事？让我去想别人？不，不！”
这密探本想在这儿捞点什么或者炮制点什么，现在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竭力不让他那阴险的脸上露出受挫的窘相。他站在那儿，装出一副殷勤讨好、随便闲聊的样子，胳膊肘支在德发日太太的小柜台上，不时呷一口白兰地。
“把加斯帕处死实在太糟糕了，太太。唉，可怜的加斯帕！”叹息声中怀着极大的同情。
“老实说！”德发日太太冷漠而又轻松地说，“为这等事动刀子，就得付出代价。他是事先知道的，为这样奢侈的享受要付出代价。现在他算是付清了。”
“我相信，”密探说着，把他那柔和的声音放得低低的，想要套出对方的心里话来，邪恶的脸上每一丝肌肉都装出一种革命情感受到伤害的样子，“我相信这一带的人对这个可怜的人都很同情，也很为他气愤，是吧？这话只在咱们之间说说。”
“有这样的事？”德发日太太问道，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
“难道没有？”
“我丈夫来了！”德发日太太说。
酒店老板一进店门，密探就举手碰了碰帽檐和他招呼，带着一种做作的微笑说：“日安，雅克！”德发日顿时收住脚步，瞪眼朝他看着。
“日安，雅克！”密探又说了一遍。在对方的逼视下，口气已经不那么有把握，笑得也更不自然了。
“你认错人了，先生，”酒店老板回答说，“你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不叫雅克，我叫欧内斯特·德发日。”
“反正都一样，”密探轻快地说，但也显得有些狼狈，“日安！”
“日安！”德发日冷冷地回了一声。
“你进来时，我正有幸和你太太聊天。人家告诉我说圣安东尼的人提到可怜的加斯帕的不幸遭遇，都很同情，也很为他气愤——这一点也不奇怪！”
“从来没人跟我这么说过，”德发日摇摇头说，“我一点不知道。”
说完，他走进小小的柜台，站在他老婆的背后，手扶着她的椅背，隔着柜台望着那家伙，夫妻俩都恨透了他，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
那密探是个老手，依然装出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呷了一口清凉水，又要了一杯白兰地。德发日太太给他倒完酒，又拿起活编织起来，一边织一边还哼着小曲。
“你好像对这一带很熟。就是说，比我还熟吧？”德发日说。
“一点也不，我只不过想多熟悉一点罢了。对这一带受苦的居民我很关心。”
“嗯！”德发日嘟囔了一声。
“德发日先生，有幸和你聊天，使我想起了一些和你的名字有关的有趣事。”密探继续说道。
“是吗？”德发日非常冷淡地答了一声。
“是真的。我知道，马奈特医生刚放出来时，你这位他以前的用人曾照料过他。人家把他送到了你这儿。你看，我还了解情况吧？”
“没错，是这么回事。”德发日回答道。他那正在编织和哼小曲的太太，像是无意地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这是暗示他最好回答这个问题，但要十分简短。
“后来他女儿来到你这儿，”密探说，“从你这儿把他接到英国去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衣着整洁、穿棕色衣服的先生，还戴了顶小小的假发，他姓什么来着？——对了，姓洛瑞，是台尔森银行的。”
“是这么回事。”德发日又说了一句。
“非常有趣的回忆！”密探说，“我在英国认识了马奈特医生和他女儿。”
“是吗？”德发日说。
“你现在不大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吧？”密探说。
“是的。”德发日回答。
“说实在的，”德发日太太停下手中的活，也不再哼小曲，抬起头来插嘴说，“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只收到过一封平安到达的信，后来也许还有一两封信。不过打那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再也没有联系了。”
“的确是这样，太太，”密探说，“他女儿快要结婚了。”
“快要结婚？”德发日太太应声道，“她那么漂亮，早就该结婚了。我看，你们英国人个个都冷心肠。”
“哦，你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是从你的口音听出的，”德发日太太回答说，“哪儿的口音，我想就是哪儿的人了。”
密探并不把这样识出他的国籍看作是一种恭维，可他还是不加计较，一笑了之。待到呷完白兰地，他又接着说：“真的，马奈特小姐就要结婚了。不过她嫁的不是英国人，而是跟她一样的法国人。说到加斯帕（唉，可怜的加斯帕！这事真残酷，太残酷了），这事也真奇了，马奈特小姐要嫁的竟是侯爵老爷的侄子，也就是现在的侯爵。那加斯帕不就为侯爵的事吊到几十英尺高的绞架上去的吗？他那侄儿现在就隐姓埋名住在英国，在那儿没有用侯爵的头衔，改名叫查尔斯·达内。这是从他母亲的姓达奈变来的。”
德发日太太一直不停地编织着，丝毫不为所动，可是这消息对她的丈夫显然起了作用。他站在小柜台后面，不管做什么事，像划火柴或者点烟，都显得心烦意乱，手也不听使唤了。那密探要是没有把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就枉为密探了。
不管这一点有没有价值，对巴塞德来说，这至少也是个收获。眼看不再有顾客进店来供他侦查，他也就付了酒钱，起身告辞。临走前，他客客气气地说，他盼望今后有幸再见到德发日先生和德发日太太。他走到圣安东尼区街上好一会儿，那夫妇俩仍保持着他在时的模样不变，生怕他又突然闯了回来。
“他说的马奈特小姐那桩事，”德发日站在那儿，手扶妻子的椅背，抽着烟，低头朝她轻声问道，“会是真的吗？”
“他这么说，”德发日太太扬了扬眉毛，回答道，“十有八九是假的，不过也有可能是真的。”
“要是——”德发日欲言又止。
“要是什么？”妻子追问道。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咱们能活着亲眼看到胜利——我希望，为了她，命运别让她的丈夫回法国。”
“她丈夫的命运，”德发日太太照旧泰然自若地说，“会送他去该去的地方，会得到他应有的归宿。我知道的就这些。”
“不过这事也太奇怪了——唔，难道不奇怪吗？”德发日说，好像在恳求他妻子赞同这一说法，“我们对她的父亲，对她是那样的同情，可现在，你却把她丈夫的名字编织到刚滚的那条恶狗的名字旁边了。”
“等那时候一到，比这更怪的事还有哩！”德发日太太回答，“我把他们两个全都记下了，分毫不差；两人的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就够了。”
说完，她卷起编织活，从包在头上的手帕上摘下那朵玫瑰花。也许是圣安东尼人凭本能觉察到那令人不快的装饰品已经摘去，要不就是他们一直在暗中窥探着它的动向，总之，那玫瑰花一摘下，圣安东尼人很快就放心大胆地走进店里，于是酒店又恢复了它平日的景象。
傍晚，每当这时节，圣安东尼人都要走出屋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和窗台上，或者走到肮脏的街头和院子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德发日太太通常都一边编织一边溜达，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像个传教士——像她这样的人有不少——世界上要是不再生出这样的人，那才好哩。妇女们一个个都在编织，织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不过这种机械的活可以代替吃喝的机械动作，用手的动作来代替嘴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要是那些瘦骨嶙峋的手停下不动，她们的胃就会饿得更加痛楚不堪了。
可是，随着手指的活动，眼珠也在转动，脑子也在转动。德发日太太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凡是和她交谈过的那一小群女人，在她离开后，她们的手指、眼珠和脑子就动得更快更厉害了。
她丈夫站在门口抽烟，钦佩的目光追随着她。“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说，“是个坚强的女人，崇高的女人，崇高得让人敬畏的女人！”
夜幕降临了，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和远处皇家卫队的军鼓声。妇女们仍坐在那儿编呀、织呀。夜色笼罩着她们，另一种夜色无疑也正在逼近，到了那时，全法国教堂巍峨的钟楼里此刻正悦耳地响着的大钟，将熔铸为怒吼的大炮，军鼓声将淹没凄惨的哀号；在那种黑夜里，将响起权力与富足、自由与生存的强烈呼声。那种黑夜，朝坐在那儿编呀、织呀的妇女们已经逼得很近，就要逼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围坐到一架眼下还未造出的机器周围，一边编呀、织呀，一边数着那一颗颗落下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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