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的共同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早上七点三刻，父亲跟我说，我上班去了。他的语气严肃、平静，眼睛里流露出活力。
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犯罪研究所，由苏联专家培训破案。那是安全局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质的政治性很强，不是一个容易待的地方。
报到的时候，父亲看到另外几位都是政法学院毕业的人，就跟负责人说，我只会当医生，不合适做破案工作。负责人说，我们破案有爆炸、燃烧、痕迹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学的人才。父亲说，我是医学系的，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化学，药学系的人这方面也许更强一些。但是那个负责人还是没有被说服，父亲只好硬了头皮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在档案里有没有看见，我当过反革命。负责人一个电话打到上医，结果档案的确如此，他就让上医马上换一个人来。
当时分配有两个没人愿意去的科，一个是组织胚胎科，另一个是放射科，而最没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当年只有一台拍胸片的机器，其他什么设备都没有。父亲被退回学校后就自告奋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他直接骑车去南京路为母亲和自己各买了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多次说起这件事，仿佛那是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过去了，华山医院放射科早已鸟枪换了大炮，九十一岁的父亲仍然在那里为人看病。
记得有一次，母亲需要去华山分院的pet中心做全身扫描，天不亮我和驾驶员就赶到病房去接父母。父亲还在洗漱，他说，不用那么早就去。我说，昨天医生关照了一定要在六点钟前到，不然就要排长队等很长时间，妈妈会太累。他说，不会的。到了pet中心，父亲熟门熟路，跟那里的医生们聊起中心的各种人和事，我这才想到他是中国放射学的元老之一，是国内应用ct、mri、dr和dsa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开拓者。父亲桃李满天下，到pet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母亲开始第三轮化疗以后，我跟父亲说了我即将回美国的计划。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但还是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不能多陪你妈妈几天了？我说，我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妈妈现在还稳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说，现在从美国再回上海的话，要隔离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也听说了。父亲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你赶都赶不到。说完，他打开手提电脑阅读起影像学的文献，哪怕住院他都从未耽误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他的孤独和疲劳。
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
我奶奶父母的坟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记得父亲跟我说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政府要在坟地上面建公路。父亲接到通知后去那里迁祖坟。按当地习俗，挖坟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同去。挖开后，父亲看到坟边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经浸泡在地下水里。棺材被抬起后有六条鱼在水里慢吞吞地游。再仔细看，父亲发现因为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风水先生看到这个景象，考虑了一下说，要把家里的六个小辈送到国外去。父亲有些震惊，奶奶这条线下来到我这辈，一共有八个后裔，其中有六个在国外生活。也许父亲埋怨的是命运，而不是我们的不孝。
航班是晚上起飞，白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陪父母。我们跟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唱歌，然后一起吃午饭。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父亲从他的小冰箱里拿出一块栗子蛋糕，说，阿中啊，甜品，母亲便笑眯眯地接过来吃。我好奇，在六十六年的婚姻里，他们有过别的渴望吗——那些互相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们也一定有过对方无法分享的欣喜、无法分担的痛苦？或者孤独难挨时的诱惑？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从病房回到家里，猫咪围着我叫，我蹲下来摸它。它刚来父母家时，送猫的朋友常来问问它的情况，母亲会说，这只猫聪明得不得了，都可以当我的研究生了。或者，这只猫懂事得不得了，以后我们不行了就全靠它了。这些年来，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它总爱在父亲的膝上躺着，母亲弹钢琴的时候，它总爱在琴凳的一端坐着，我每次开门，它都迎上来叫我，用脸蹭我的裤腿。猫咪被撸得舒服了，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懒洋洋的身体呼噜呼噜作响。家里还剩一罐鱼肉的罐头，我打开给它，它吃得很香，完后仔细地舔着自己的毛，全然不知我将不得不把它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的爱从一开始就在走向终将的失去，连猫也无法避免这必然的命运。
父亲现在很少在餐桌吃饭，早饭一般在书房的电脑前边写书边吃，午饭和晚饭就在电视机前边看剧边吃。一天，他难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饭，想到了猫咪，跟我说，猫咪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说，先不急，你一个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不放心，疫情期间来回飞实在太困难了，你还是来美国跟我们住一段吧。他说，太忙了走不开，我最近在研究脑部毛细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疫情一结束我还要去老挝，国家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父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
医疗队宿舍里的用水质量很差，父亲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再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地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大老婆常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糊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
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里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几个月后，他就向驻多哥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移民去多哥，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每年十一月都到美国参加放射学的年会，他还常去欧洲各国考察交流，为华山医院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澳门回归后，他带领华山的医疗队，为澳门卫生司所属的多家医院发展和培养医疗骨干。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他越来越走不开了。偶尔，他会拉着母亲去离上海不太远的城市参观和讲课。有几次，趁我或者哥哥在上海的时候，他把母亲交给我们照顾，然后飞去外地出差。现在，父亲念念不忘的是老挝。
大约在六七年前，父亲告诉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他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准医学和精准影像学”的。有个老挝人来华山医院参观访问，邀请他去为他们建立一个精准医疗的医院，这个老挝人以前是国家领导在高中的同学，现在领导把这个项目交给他去做。老挝天气热，他说要去裁缝店做两套麻布西装。说着他拿出一张他们在华山医院的合影给我看，老挝人身穿米白竖领上衣，斜披着一条五彩缤纷的肩带，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容光焕发。
后来疫情席卷全球，再后来母亲病倒，老挝之旅就此搁浅。母亲走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不语，唯独在提到老挝的时候，他会提起精神来说话。中老铁路开通后，他多次在地图上仔细安排从上海去万象的路线，说，现在我可以坐火车去了，顺便一路玩玩。
我说，老挝疫情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已经与病毒共存，你这个年纪去太危险了。他说，那个老挝人去年中风瘫痪，最近死掉了。我说，那就不要再想去老挝的事了。他说，他死之前把建医院的事交给了一个朋友，我们联系过了。我答应了为他们建医院，以后还是要去的。
这事听上去越来越玄了，我和哥哥都不能确信它是否存在，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件真事。父亲的确是极其优秀的医院创业和管理专家，在他当院长的十一年中，华山医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全市最高分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老挝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派父亲去那里投资建医院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父亲坚持说，老挝的医院一定会建的。
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幻想对于灵魂就像大气层对于地球。如果没有了那层温柔的空气，万物将失去生灵与色彩，大地将变成一片灰烬，滚烫的鹅卵石将灼焦我们的脚底。实话说，到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场梦，我们将死于梦醒。谁剥夺了我们的梦，就剥夺了我们的生命。
也许老挝之梦对于父亲就像大气层对于生命。谁知道呢？说不定真的有一天，他会带着我和哥哥坐上中老列车，到那里陡峭的高山、狭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中去探险；真的有一天，他将完成国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为老挝建造出一个最现代化的医院。
也许“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梦想和那些一厢情愿的神奇念头里，毕竟我们最强烈的渴望和恐惧都源于和坐落其中。那么，梦想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更真实地谱写了我们的传记。
父亲每天下午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四五个小时，有时更长，天黑了也不出来。他在里面想什么干什么，我无法知道，我只能想象他是在与悲伤对话。悲伤说，陈星荣，你不可能像爱张安中那样爱任何人了。父亲说，是这样的。悲伤说，也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你了。父亲说，是不会有了。悲伤说，你再也听不到她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了。父亲跪下来，说，我投降，你饶了我吧……
琼·狄迪恩在女儿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写了《奇想之年》一书，她说悲伤像风暴中的浪涛，打得你膝盖发软，眼睛昏黑。也许在一波巨浪平息下来的间隙，父亲去打印了那张母亲的照片，放到钱夹里。走出卧房时，他是个刚从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
年轻人也许可以从失去中找到意义，在治愈中得到成长，他们的面前还有着很长的路和其他的爱。对于九十一岁的父亲，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令人绝望的事。从母亲确诊到十个月后去世，从她去世到今天，父亲到底有过多少幸福的时刻使他如此顽强地生活？当他从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时候吗？好比黑夜后黎明的曙光，好比严冬后万物的复苏。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无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亲爱的誓言。
“肃反运动”中，父亲和几个好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来在全校批斗。因为共青团领导知道父母在恋爱，母亲被点名要求在大会上揭发父亲。众目睽睽下她浑身发抖脸煞白地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人。
母亲在笔记中这样写过：“……那时我和陈星荣好，但关系尚未明确，想等两年再说。我见他坐在角落里写着什么，就走过去问他。他轻声说：写交代。我问：交代什么？他放下笔说：他们要我回忆出所有干过的坏事、丑事，并交代当时的思想活动，不论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许遗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们才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灿烂、最有朝气的年龄，进了一流大学，将来成为好医生，治病救人，无上光荣。可现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将受到怎样的镇压和发配？这一生的日子将怎样度过？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他似乎有些吃惊，接着就哭了。我们抑制不住愈来愈响的哭声，忘记了这是在图书馆。但是周围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挡板后面看书的人始终保持肃静，默默地给了我们同情和支持。”
我很难想象父亲大声哭泣，那该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也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够的痛苦。父亲钱夹里的照片，就是那时的母亲。
整理母亲的橱柜时，我发现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妹妹资料”，里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请出国的文件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亲为我写给有关领导的信，密密麻麻三页纸，写在华山医院的信笺上，一共修改、抄写了四遍。我完全忘记了这回事。我的申请遇到了阻碍，得不到批准。当时父亲在纽约做访问学者，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开阔的地平线，他特地提前回国来帮我奔走。信写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飞往纽约。那天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
留学四年后回家，父亲照例没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将我一把抱起来。我双脚离地悬在他的怀抱里，片刻，感到惊喜、幸福和莫名的尴尬。那是我成年以后他唯一一次抱我。父亲从没说过，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离开的日子，我和父亲一起无言地吃早饭，他吃两个鸡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后吞下每天早上该吃的药和维生素；我吃两个苹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给我的维生素吞下去。早饭后他就回到电脑前看脑部核磁共振的图像，母亲的健忘症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脑部毛细血管走火入魔。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知怎样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与父亲有太多没说的话。
朋友在微信里建议：“你给他留张条子，回忆些过去难忘的细节，放在他会看见的地方。”我回：“好的，我试试。”
我没有给他留条子——又一次屈服于惯性，还是天性？
飞机开始升高，窗外渐远的灯火和渐厚的云层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亲大红色的泳帽出现在我的脑海，它在水里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不管池子里人多人少，不管他游到哪个角落，我都能从眼梢看见那团红色。不知父亲有没有留意我的蓝泳帽，感觉到某种心照不宣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