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我和哥哥，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太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
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是富贵人家出身，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定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
电影《苏醒》中苏小梅的角色需要弹钢琴，我因此去了离家不远的音乐学院学琴，认识了几个学生和老师，他们也成了家里的常客。有一个叫刘建的作曲系学生，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弹得一手好钢琴，现在想起他我还能听到肖邦的小夜曲。在认识他之前，我没有听过肖邦的音乐，没有想象过世上还能有这么优美丰富深情的旋律。在我成长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是被禁的东西。
第一次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都是在西影拍《苏醒》的时候，导演滕文骥是我当时认识的人中，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和音响设备的人。我依稀看见，在一间西影宿舍不大的房间里，窗帘紧闭着，我们几个演员聚在昏暗的电灯泡下，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着交响乐《新大陆》，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柔情似水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些时光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又能那么直接地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天下哪怕最顽固不化的铁石心肠。
八十年代中期刘建到纽约留学，靠送外卖养活自己。刚到加州时，我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负责领位和接外卖电话，一两个拥有二手车的中国留学生负责送餐。在纽约送外卖都是坐地铁、骑自行车或者走路。拎着大包小包鱼香茄子、排骨面、宫保鸡丁，挤在地铁里的刘建，仍然西装革履。一天晚上，他在送餐的路上被两个不怀好意的人尾随，为了甩掉他们，他围着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兜圈，那两个人就跟着他兜，几圈后刘建还是被抢劫了。事后我们总是说，如果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是不是就不会被盯上，是不是就能躲过那一劫。
刘建介绍我和哥哥认识了拉大提琴的马新桦，她不但琴拉得好，气质和样貌也很出众。哥哥为她在音乐学院图书馆画了一幅肖像。那是一栋二十年代建造的老洋房，马新桦穿着简单朴素的白衬衫白裙子，一手扶着大提琴，一手拿着琴弓，低头站在厚实雕木的楼梯拐口，柔和的光线从几扇彩色玻璃窗洒在她的身上，仿佛记忆的尘烟。她是谁？在想什么？你如果看到这幅画，一定会好奇她的身世，会想认识她。
本来说好了这幅油画先挂在交大，但最终是要送给马新桦本人的。后来，一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教授到交大访问，看到这幅肖像后多次表示喜爱，校长就要把画送给他。当时哥哥正在申请留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校长跟他说，如果你把这幅画贡献出来，学校就可以给你公派留学的资格。他只好去跟马新桦商量，虽然她很不情愿，但是为了他能留学，就把自己的肖像送给那个陌生的异国人。
哥哥年轻时候的不少作品，经常这样那样到了各种人手里，他也并不觉得可惜。他画画，就像夜莺唱歌，本性而已。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画得好。
哥哥是奶奶爷爷唯一的孙子，他们为他起名为陈川，以纪念故乡的山水。很小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认了一个画图老师，那人是个侏儒，背上拱起很高的一块，一开始陈川见到他有些害怕，等后来习惯不再害怕的时候，这个老师跟他说，你进步得很快，我教不了你了，带你去找鲍老师吧。就这样，陈川拜到了新的师傅。鲍老师常去看一个姓许的画家，有时把哥哥也带去那里。据说许老师原来在上海美校读书，画得很好，但因为谈恋爱被开除了，后来就在上海闵行电影院画海报。当年很少有人买得起油画颜料，陈川开始学油画的时候，用的就是许老师画海报的颜料。
小学的美术老师发现哥哥有绘画天才，就把他送进了少年宫学习。那里的绘画老师叫夏予冰，他在陈川九岁的时候为他办了人生第一个“画展”。两年后，夏老师和许老师都觉得陈川在少年宫学不到什么了，就带着他和他的画，去了孟光老师的家。哥哥就像个在江湖上寻找武林高手的孩子，终于拜到了一代宗师。从此，艺术就成了他的挚爱、他的生活。
他如果看到我这么写，肯定会抗议：侬瞎写啥啊？哥哥极其谦逊、害羞，尤其对于内心深处最在乎的东西。
陈川从静物开始，画屋里的椅子、厨房的洋山芋、晒台上的葱。然后他开始画动物和人，有几次，他背着画架长途跋涉走去动物园写生，画老虎、狮子，画大象、犀牛。当然更现成和方便的是画我和家里的猫。父母为我们俩分配好了每人饭后隔天洗碗，为了让我给他当模特，陈川只好被我敲诈勒索，每天洗碗。
从平江路走去孟老师家大概半个小时，我多次跟哥哥去那里为他们做模特。孟老师在美校的得意门生，比方夏葆元、陈逸飞等都在那里画过我。不知那些画都去了哪里？
我问哥哥，你小时候画了那么多张我，怎么都没有了？他说，好多都留在孟老师那里了，那时画能被孟老师看中收下来是老开心、老骄傲的事，画留在自己屋里有什么用？我没钞票买纸，没画过的纸才是更宝贵的。十多年前，有人在拍卖市场看到几张陈川画我的素描，那是在孟老师去世后被谁拿去卖了？
那么多的肖像，我自己只有一张陈丹青画我的油画。当时他好像刚完成了西藏组画，我们坐在姥姥房间里——为什么不是在客厅？也许楼上自然光更好一些，也许姥姥要我们在她屋里，记不清了。我穿了一件自己做的连衣裙——红白条子的棉布，宽而低的方领，无袖贴身的裁剪。我们画了多久？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画完这幅肖像后，我们都陆续到了美国，没有什么来往。但我脑中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场景，晚饭后，路灯下，几个在纽约的上海画家——陈丹青也在其中，站在唐人街一个昏暗的报刊亭前，一排排的杂志中有《花花公子》，他们互相调侃着……再次见到他便是几十年后的事了，我们居然在上海一家什么商店里偶遇，停下来聊了几句，提到了画肖像的事，我跟他要画，他就慷慨地答应了。几天后，画便送到了我家。
画中女孩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胳膊，让我想起童年的一个暑假，父亲每天带我去游泳，一个同学笑我黑得像个乡下人，我跟母亲说，不想去游泳了。她说，我觉得你黑点蛮好的，比又白又胖好看多了，对伐？那时我的脸很圆，想想她说得有道理，从此放心大胆地游泳，练就了强壮的三角肌和肩脖肌。陈丹青的确抓住了我的特点。
我有一张那天画肖像的照片，我和哥哥面对面坐在姥姥房间里，陈川一手拿着画笔看着我，一手扶着正在画的肖像，我挺直了腰望着前方的白墙，好像在考虑什么严肃的问题。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天窗外知了的聒噪、屋里颜料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哥哥和陈丹青，他们的头发都很短，脸颊都很瘦……
为什么陈丹青不在那张照片里？这么些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拍照的人把他放在了画外，只拍了我们兄妹两个人。最近跟陈川说起这件事，他说，拍照片的是一个《解放日报》的摄影记者，他请你换了画里的衣服，然后让我们摆拍的，陈丹青已经走了。
难道我记住的不是实况，而是照片中的情形？那些生动的感官印象也是虚构的吗？美国摄影师沙丽·曼在《留住这一刻》中这样写道：“早在1901年，爱弥尔·佐拉就指出了摄影对记忆的威胁，他说，如果你没有拍下来，就不能声称你真正看到了某物。然而，一旦被拍了下来，无论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都永远不再会被记忆的眼睛看到。”
沙丽·曼称之为“照片的背叛”。我们总以为照片能保存过去，其实它们把某些瞬间从人生长河中截出来，取代并腐蚀了真相，同时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记忆。
未来的照片就更不可靠了，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无数美妙诱人和雄辩的虚拟场景，指引或代替我们去思考、记住、回忆……我们会发现，人类最引以为豪的理智和清醒，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让我回到那些未曾被拍下来的时光——
哥哥他们围着书桌，看孟老师借回来的苏联画册，边看画册边热烈地讨论。我也跟着看，听他们讲。记得陈川很喜欢列宾画他女儿的肖像，也非常喜欢尼古拉费申的画。平江路客厅墙上有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就是尼古拉费申的画，被不同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后的版本。回看少年时代陈川画的我，多多少少都受到苏联画家的影响，我也喜欢让他把我画成那个样子。
有一次，哥哥从不知哪里得到一张伦勃朗人像素描的照片，兴奋得不得了，每天照着临摹。多年后一个美国记者非常好奇，陈川在那么狭窄贫瘠的环境长大，怎么会有这么娴熟的欧洲绘画技巧。其实，他对巅峰时期艺术大师的艺术，远比同代美国画家要钻研得更深更多。在富足和开放的文化中，哪里会有他那样饥渴的眼睛，那样不弃的注意力？他看到那些作品，就像在沙漠里看到玫瑰。
母亲有时会仔细审视哥哥的画，好像在研究什么；有时会催他出去玩玩，不要整天画图；有时会说，学会一技之长是件好事；有时又莫名地发脾气，不给他买画纸和炭笔的钱。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了，母亲奇怪的表现是因为焦灼，她害怕哥哥会遗传到她母系家族中的、与艺术天才并存的神经分裂症。母亲不给钱，陈川就把坐公共汽车的钱全省下来，横跨半个上海到福州路的美术用品商店买纸，每次至多两三张，来来回回，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因为纸不够用，他总是画完了一面翻过来再画。
父亲多次说过，这两个小囡，文曲星、武曲星颠倒了。妹妹像个男小囡那么野蛮粗心，阿哥像个女小囡那么文雅细心。父亲要哥哥长成他心目中的男小囡，把他送进了少儿游泳队训练，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水球队和划船队。
高中毕业后，陈川没有发精神病的迹象，母亲开始欣赏和支持他的艺术追求。父亲认识浙江美院的院长，他来家里看了陈川的画，跟他说，你如果来考浙江美院我们一定收你。这位院长过去是上海油雕室的，跟陈逸飞两个人谁也不买谁的账。陈逸飞听到这事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浙江美院，从那里毕业不一定能分配回上海，陈川应该考上海美校。
考上海美校前，陈川成天跟王青在客厅里画画、备考。王青长得特别秀气，有点像个女孩，今天回忆起他，原貌早已淡忘，但是陈川画他的肖像，依然印刻在我的眼底，犹如昨日。
那张肖像画了很久，我偶尔走过，总是莫名地闻到麻油的香味。画中王青身着一件苏联式双排扣旧夹克，头上歪戴了一顶布帽，手中拄了一根木棍，身体在暗区，拄棍的手在亮光里。陈川让他拄木棍就是为了呈现那只手——那是只他自己十分满意的手。一个我熟悉而不去留心的人，画在这样的光线里让我目不转睛。我讲不出大道理，但是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油画肖像时，我能感到画家的凝视。他仿佛在着魔的同时施魔，把被凝视的对象从习惯性的印象流中分离出来，变得异常清晰和重要。
王青的肖像挂在家里一两个月都干不透，后来我才知道，陈川调色油用完没钱买，偷用了家里的麻油画的。一九八〇年，美校在“中苏友好大厦”开毕业展览时，他用了一个破掉被换下来的纱窗框做了个镜框。陈川到美国留学时把这张画带了过来，在一个展览上被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收藏了。
我和哥哥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我更多的时间卷在自己纷乱的心思和事务中，他只是眼梢余光中一瞥模糊的印象。客厅的壁炉总是燃着橙红的火苗，他和几个同学，还有他们的模特，似乎总是在那里画画。
美国留学三年，像流放那么的漫长，等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时，我已是另一个人了。家也比离开时更加破旧，但温暖如故。哥哥还在那里画画，壁炉还在那里燃烧——记忆中的某些场景永远只有一个季节。我脑子有这样一个画面：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杆，一头捅在壁炉里烧，另一头顶在廊亭和花园之间的门上。
后来我打电话问哥哥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从肇嘉浜路搬回来一根没用的电线木杆，找不到锯子就这样烧一段往里面捅一段。
祖屋的壁炉——花样的年华——永远的余热……
孟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陈川和其他几位孟老师的学生，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纪念他的画展。画展的名字来自陈川的纪念文章《孟光时代》，他在文中表达了对老师和那些纯粹的岁月的怀念、感激，也表达了对艺术的迷恋与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陈川的文字这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