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世上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编剧，我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写剧本？其实编剧是我做导演的一个部分，我先把脑海里看见的那部电影写下来——好比排练，然后再拍出来。大学里的剧本课教过三幕电影的写法，我却从来没有按三幕先拉出大纲，总是被潜意识驱动着直接写剧本。
我脑海里那部电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猜跟其他电影人差不多吧，对一部电影的想象，是从某种强烈的共情与挑战、从某种道德或视觉的审美感受中来的。具体说，可能是一幅令我内心战栗的画面，一个无法忘怀、甚至无法理解的场景，一段魂牵梦绕的音乐，一个非典型性的人物，或者一个具颠覆性的想法……
第一次写剧本，记得读小说原作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片无与伦比的星空，一顶补了又补的破帐篷，一个男人边系着皮带边从里面出来。帐篷里的行军床上有个女孩，她瘦削的肩脖、凌乱的头发和苍白的脸颊都湿透了——那个离去的男人不是她那天的第一个男人。一个中年汉子拿着水壶走过来，捧起她的头，女孩在他手里像个刚刚早产的、奄奄一息的羊羔，一条无法存活的小生命……
这个叫文秀的女孩想回家，她为了得到回城的名额，用自己的身体跟“有权有势”的男人做交易，她又不能跟一个不跟第二个，她得一碗水端平。文秀与我同龄，帐篷里的女孩完全可以是我，只是我比她运气好，在她去川藏高原的岁数我去了上影厂。
加缪认为哲学要探讨和回答的唯一的问题是自杀——生命是否值得我们去度过。这幅美与残忍、善与恶的画面对我的震撼，不仅是视觉的审美，也是道德的审美，它涉及生与死的价值。
第二次写剧本，是应《elle》杂志邀请拍一部女性题材的短片。那时候，男性婚外恋显得司空见惯，而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女性身上，一定会遭到大众的唾弃。接到项目后，我开始想象一个女人婚外的“一夜情”。
有一部日本小说，名字和故事我都记不清了，但是其中一个场景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对陌生男女，在突然断电的环境里达成了一个危险的协议。张爱玲写过一篇叫《心经》的短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两个女孩从黑暗的楼梯走下楼，说出了各自不会在亮光下吐露的心事。我觉得光线的变化引起的心理变化很有意思，而且也有电影画面感，就以它为灵感写了《非典情人》的第一场戏，接着的剧本就跟着第一场顺藤摸瓜，一口气写出来了。
餐馆里，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正接近尾声，亲朋好友其乐融融的场面充满了幸福感。突然，停电了，招待员过来道歉说账单要等通了电才能打出来。奶奶爷爷为五六岁的生日小王子裹上大衣，爸爸跟妈妈说，他可以留下等账单，让妈妈带着孩子先回家。妈妈让他先把奶奶爷爷送回家，她自己来等账单。
闪烁的圣诞彩灯从不远处照进来，餐馆里忽隐忽现只剩下妈妈和另一桌的欧洲男人，他平安夜一个人流落异国他乡，显得孤独。男人用生硬的中文跟妈妈说，好可爱。妈妈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男人说，你的儿子。妈妈笑了，说，谢谢。男人又说，孩子的爸爸很幸运。妈妈脸上浮现出一个不可解读的犹豫。男人诚恳地说，你是我来中国后见到过最美丽的女人。妈妈想了想，用生硬的英语说，他不是我儿子的爸爸，不过他不知道。男人震惊，不知如何反应。妈妈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他们沉默地坐着。突然，灯亮了。招待员打出账单给他们。
在接着的故事里，这位也叫文秀的妈妈把她深藏多年的秘密——一个日益生长的秘密，告诉了这位不太懂中文的陌生人——因为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因为她以后不会再见到他。
《非典情人》的另一条平行故事线，来自我当时正在搜集的“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照片和事迹。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文秀和情人在一栋被封了多年的破旧洋房里，找到了一间无人知晓的暗房和里面的照片，一张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慕尼黑寄到上海的明信片，和一张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的唱片。原来屋主曾是个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他的妻儿在他们分离多年以后，终于上了一条来上海的远洋轮，却在印度洋上沉船身亡了。半个世纪前的等待与渴望——那应该在这里释放却终未释放的激情，莫名地发生在了文秀和情人的身上。那时上海正在暴发“非典”，文秀后来回忆时似乎记得，情人是整座城市中唯一没有戴口罩的人。也许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说的，“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也许不需要任何理由。
事后文秀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和情人是否商量过未来？或者失去了房子神秘的魔力，他们的激情就烟消云散了？这些不是这部短片里要讲的事情。《非典情人》只想讲述一个普通的已婚女人，鬼使神差地发生了一次“一夜情”，并且不对她做任何道德审判。文秀的选择和她必须承担的代价是个人的，不是社会的。
第一次改编，我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本改编奖。第二次的原创剧本，在我心目中是个习作，也是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一首情诗。短片上映后收视率还挺高，不过很快女主角就开始遭到网暴，好一阵子被谩骂为婊子。现在这两个剧本都找不到了，不过它们本来就是各部门用来工作的蓝图，电影拍完了也就没有用了。
我写的第三个剧本是《英格力士》，这是我第一次改编长篇小说，也是我花了最大心血，学到最多知识的一次创作经历。开拍前的半年里我写了好几十稿，后来一面拍还在一面改，频繁得连制片人都懒得跟进了。只有监制和美术总监朴若木，每一稿都仔细读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是王刚的自传体小说，故事通过少年刘爱的视角，看到一个荒谬的时代和其中的人性。他眼里的大人们，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脸上几乎有一种统一的表情——恐惧与猜疑。
唯有上海来的英语老师王亚军，跟其他的成年人不一样。他是个绅士——这个词是刘爱后来在英语课上学会的。老师宿舍里的上海饼干、唱机、灵格风英语唱片、词典和吉他，像沙漠里的清泉那样滋润了刘爱的心灵。尤其是那本装着十万多个字的《英汉双解大词典》，在那个枯竭的环境中，给刘爱带来了仁慈、善良、抚慰和灵魂，那么陌生而美妙的真谛和概念，为他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王亚军简直像一道光芒，将刘爱笼罩在里面，那是一种近似恋情的感觉。
作者在离开家乡很多年后，从一个同学那里偶然得知王亚军去世的消息，很受震惊，久违的往事涌上心头。没有人知道这位英语老师看似轻于鸿毛的人生，对于天山脚下一个孤独的少年却重于泰山。作者在书的前言里写过，那是个充满了残暴的少年时代，他的一个女老师被打在地上求饶，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仍狠命踢她肚子……所以他对王亚军的记忆尤为温馨和悲悯。
我跟作者是同代人，跟他书中的叙事者刘爱一样，也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我的二姨和小姨，都像书中的英语老师那样离开了上海。二姨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到了宁夏偏远的农村。小姨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到了青海泽库。我从小听到过不少来自远方的悲剧，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在想方设法把我和哥哥留在上海，以避免二姨和小姨的苦难在我们身上重蹈覆辙。父亲关起门来跟我们说，歌里面唱哪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就不能去那个地方。
那些不能去的地方，和那些回不了家的上海人，日后成了我拍电影的灵感和冲动。曾经有记者问过我喜欢选拍什么样的主题。其实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主题，也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主题——作为创作者，被什么触动、向往什么样的精神升华，是个人经历所决定的，它们和命运同时降临到我们的身上。
翻看我与朴若木的微信记录，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我们通了两次电话。那时他正在西部观察每月气候和天色的变化，搜集当地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九月十五日，他给我发来了《英格力士》的电子版，问我是否有兴趣改编和导演这部电影。九月十六日我回信，“小说很精彩，我可以改编”。
构思剧本之前，朴若木给我发来了好几百张当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图片，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是孕育剧本必不可少的土壤和阳光。
那段时期，美剧《西部世界》正在热播，它以科幻片的形式，消化并升华了美国西部开发、印第安人的仇恨、南北战争等重大历史阶段。这部剧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也有一个“西部世界”，那里有几十个民族的“原居民”。剧本就这样搬到了一个朦胧的西域，本来部队大院的子弟学校也由此变成了多民族的学校。
朴若木在之前去勘景的时候，听到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历史。据当地老人说，建国后有一段时间，中苏两国的人可以随便穿过边境走亲访友、生意往来。
小说里有个暗恋着英语课代表黄旭升的同学“李垃圾”。“李垃圾”爱打架，对学习没有兴趣，永远是教室里的一个活宝。我们决定把“李垃圾”和他父亲的角色，由汉人改成以拉煤车为生的俄罗斯族人。“李垃圾”一头长长的鬟发，总是满身满脸的煤黑。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李垃圾”洗干净了，头发也剃掉了，他背枪骑马，英姿飒爽地跟黄旭升在草原上驰骋。
后来我在剧本里为“李垃圾”的爸爸加了一段醉后的独白，讲述自己的身世：“其实我也是汉人。我爸爸是黄胡子，原来东北抗日联军的人。我妈妈是俄罗斯人，她原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十月革命的时候跟随主人到了这里。我的后爸爸，他是塔塔尔人，他骂我是黄胡子的狗仔，说黄胡子强暴了我妈妈。我也说不上来，真的说不上自己是怎么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哎，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你说是吧？”
拍摄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位极有沧桑感的俄罗斯籍演员，演得非常动人。虽然这场戏后来在剪辑间里被我删掉了，但是留下的戏因为有了历史的底气而更扎实、生动、好看。
书中黄旭升的妈妈是个相对功能性的人物，没有什么背景故事。我在史料中看到，解放军进疆之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了解决军人的婚姻和生活问题四处游说，招募女兵。五十年代，一千多名“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女性写了决心书，其中九百二十个被批准进疆“从军”。黄旭升母亲就被设计成了她们中的一名。
当她的两个男人都不期而死后，黄妈妈哭着求刘爱妈妈换房子。我为她加了一段关于自己身世的独白：“分我们四楼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四楼不吉利，黄震说我迷信，我就不好说什么。四九年在上海，王凯家三公子把我赎出来，让我在国际饭店四楼住，没到一个礼拜他就死了，王家骂我克夫，我才十六岁啊……后来他一家在去台湾的轮船（太平轮）上坠海死了。为什么男人跟我一个，就死一个，也许换个房子就会好了……”
演黄妈妈的霍思燕把这段台词讲得惟妙惟肖，但是这场戏也在剪辑时被我忍痛割爱，化为留白。不过人物的言行举止、状态、造型都因为这个背景而具体化和精确化了。以后观众一看见她，就会知道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在电影里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中回国，到达后在首都机场的一个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便跟朴若木和几个制片组、美术组的同事飞去勘景。我们去了电影制片厂，那里黄墙白框的废弃厂房，是建国初期的建筑，可以改建成刘爱家的宿舍楼。我们又去了边境小城，那里早已冰天雪地。我裹着加厚加长的羽绒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完全看不到朴若木几个月前在这里拍的景象。只有“快活林”仍如仙境一般，白茫茫树林里袅袅升起一股股蒸汽，让我惊叹不已。原来那里的小溪是天然温泉，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里潺潺流动着。我们拿出手机拍照，不一会儿屏幕都莫名地灭掉了，才醒悟手机全被冻住了。据说“快活林”的名字来自到林子里来约会做爱的情人，我想他们指的一定是夏天，但还是想不通什么样的人要来林子里做爱。
我们将在“快活林”边上的一片空地上，搭建主场景“八一中学”，学校的后面正好有一大片坟场，也是场景之一。树林边有棵很粗的老榆树横倒在一条泥路的中央。在朴若木最早发来的相片里，横杆两旁的树长拢成了一个绿色的拱顶，三个学龄孩子坐在下面无忧无虑地说笑，泥路在枝叶的天篷下伸向尽头。我冬天在那里时，没有孩子在游玩，光秃秃的树林显得荒芜、苍凉。这是一条富有诗意的林边小道，让我想起苏联歌里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勘景结束后，我带着对当地的印象回家写剧本。我想象那条泥路是刘爱、黄旭升和“李垃圾”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他们在那棵倒下的老榆树上度过无数个绵长的下午。第一次在那里见到他们是夏天，以后每次出现换一个季节，或者一年。在这里，他们一点一点地告别了童年、少年、玩伴。
片头
……一个男孩（刘爱）、一个女孩（黄旭升）和一个俄罗斯族男孩（李垃圾）无忧无虑地坐在一棵倒下的古榆树上。李垃圾吹着口哨，那是一首伤感多情的俄罗斯歌。黄旭升从兜里拿出一块手绢，里面包着一颗橘黄色的水果软糖。她咬了一口后就把剩下的给了刘爱，刘爱不假思索地把剩下的半块糖放到嘴里。
成年刘爱旁白
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吧，或者更大一些？记不清了。那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12.外榆树林小路黄昏
刘爱和黄旭升坐在一棵倒下的大树干上，黄旭升看着刘爱的课本。
黄旭升
你还在用中文注音呀？教你个方法，你可以做一些卡片，一面写上英文，另一面写上中文意思……
李垃圾吹着口哨走过来，他正弯腰钻过横树时，刘爱突然跳下树冲他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李垃圾捂住屁股。
李垃圾
你妈逼——哎呦。
刘爱笑着跳回到树干上。李垃圾也坐到了刘爱的身边。
黄旭升
真幼稚，还玩这种游戏。
李垃圾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听说王老师偷听敌台。
黄旭升
胡说！
刘爱
他偷听哪国敌台？
李垃圾
在上海的时候，他听过《美国之音》。
突然，一片莫名的强光把整个树林照得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周围的一切在气浪的冲击下变了形。
三个孩子抬头望着异样的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狂风，阳光不见了。他们严肃地看着这令人不安的景色。看了一会，太阳又出来了。刘爱和黄旭升跳下树，往回家路上狂奔起来。
这两场戏是我基于原著的精神重新创作的。书中写到马兰军事基地的氢弹试验，引起了像地震那样的震荡。我想让这种神秘的现象不加解释地在电影中出现，好像那是那个地域某种独特的“自然现象”。
74.外老榆树上日
黄旭升与刘爱坐在树上。
刘爱
他们都说王老师跟你动手动脚，是真的吗？
黄旭升有些惊讶。
黄旭升
没有啊。
刘爱
那你为什么不为他说句话呢？
黄旭升
他活该！
刘爱
是不是他对阿吉泰好，你恨他？
黄旭升委屈的眼泪流了出来。片刻。
黄旭升
李垃圾给我写条子了。
刘爱
写的什么？
她不说话。
刘爱
他是不是写的喜欢你。
黄旭升摇头。
黄旭升
他是用英语写的，只有一个字：love。
刘爱
你高兴吗？
黄旭升
我讨厌他。
刘爱
你打算怎么办？给他回信吗？
黄旭升
我听说李垃圾他爷爷、奶奶是从苏联逃过来的，他们以前是贵族……
刘爱打断她。
刘爱
你给李垃圾回信吗？
黄旭升
回信我已经写好了。
说着，黄旭升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张纸，上边整整齐齐写的全是英语。
刘爱
你用英语写这样的信，李垃圾又看不懂。
黄旭升
我想也是。
说完，她干脆地把信撕了。
黄旭升
有件事只有李垃圾可以为我做。
刘爱
什么事？
黄旭升想了想。
黄旭升
杀人的事。
刘爱
杀人？杀人要枪毙的。
黄旭升
有些人就是该死。
我不喜欢直接用功能性台词去解释剧情或人物，剧本中孩子们的对话大多反映了身边大人们在议论的事，其中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半事实或谣言，我给观众留有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实，这些对话是为了激发他们对人物的想象，而不是对人物的定论。
110.外榆树林日
刘爱和黄旭升坐在老榆树丫上。
黄旭升
你腿还疼吗？我家有云南白药。
她把眼睛凑到刘爱脸上被刺破的地方。
黄旭升
快看不见了，我觉得不会留疤痕。
刘爱盯着她离得那么近的嘴，呼吸困难起来。他只要轻轻转一下头就可以吻她。黄旭升却突然转去了另一个话题。
黄旭升
我妈说你是你妈跟校长生的，是真的吗？
刘爱愣在那半天说不出话来。
刘爱
我妈说你妈从前在上海是妓女，还说妓女生不出孩子。
黄旭升也愣了。
不远处，李垃圾友好地向他们跑来。黄旭升看见李垃圾，跳下树就跑了。李垃圾看着离去的黄旭升，露出惆怅。他到了老榆树旁，爬了上去，坐在刘爱旁边对他讨好地一笑。片刻。
李垃圾
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看见阿吉泰。
刘爱看着远去的黄旭升，还在想着刚才的对话。
李垃圾
你是不是老梦见她？
刘爱一愣。
刘爱
谁？
李垃圾
阿吉泰每个星期天的中午都去澡堂洗澡，你从锅炉房后边过
去，在第二个窗口就能看见她。
刘爱
被人抓到，你一辈子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李垃圾笑了。
李垃圾
我跑得快，没人抓得着我。
刘爱也笑了。
刘爱
咱们院是没人跑得过你。
李垃圾突然拉住刘爱。
李垃圾
黄旭升最近老是不理我，你帮我问问，到底怎么了？我为她睡不着觉。
刘爱从树上跳了下去。
刘爱
你早恋啊？行，我帮你问问她。
李垃圾
你会手淫吗？
刘爱的脸红了。
刘爱
你什么意思？
李垃圾笑了。
李垃圾
什么时候我教你。
刘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