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童年的同窗，七八十年后还在这样通信？还有这样的精神交融？我突然很想读到母亲写的那封“长信”，和那封“有文采的信”。她保留了他们的信，他们会不会也保留了她的信？
我在二〇〇五年的《圣光校友通讯录》中，找到了“何姐姐”何燕生。二〇〇五年时她住在美国宾州，但是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上，她说已经搬到了加州。我怎么才能找到她？怀着侥幸心理，我给通讯录中十来个耳熟的名字写了信，然后又加了二三十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好像把几十只装了信的玻璃瓶扔到了大海里。
您好！
我是陈冲，张安中的女儿。
母亲于去年十二月病逝在上海华山医院。整理遗物时，我看到一本圣光校友通讯录，还有校友聚会的照片和通信。母亲生前常说，圣光年代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记得她常模仿她热爱的姚牧师说重庆话的腔调。
母亲走后，我才意识到有那么多问题想问她，却再也没有机会了。眼下我在搜集母亲的资料，希望把它们写下来。也许，我只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到她，留住她。
我记起一首美国诗人丽泽·穆勒（liselmueller）的诗：
howswiftlythestrainedhoney
ofafternoonlight
flowsintodarkness
andtheclosedbudshrugsoff
it'sspecialmystery
inordertobreakintoblossom：
asifwhatexists，exists
sothatitcanbelost
andbecomeprecious.
……似乎存在的事情
存在只是为了
它会终将逝去
而变得珍贵……
如果您有任何当年圣光学校的照片或记忆，请与我分享，我将十分珍惜。
等了两个月，几十封信仿佛石沉大海。正觉穷途末路时，我想起母亲在多年前讲过，她在圣光的闺密刘广琴有个女儿，叫andreajung（钟彬娴），是雅芳的总裁，还上过《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封面。我上网查到，钟彬娴离开雅芳后，在一家叫grameenamerica的慈善机构当总裁。grameenamerica是美国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服务于少数民族和妇女办的企业。我在机构的网页上找到她的邮件地址，发了一封信和一张圣光同学聚会的合影，请她转达。
几天后，我惊喜地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陈冲：
收到你的来信，让我很感欣慰。
自从读了你缅怀母亲的文章，我一直很难过。
我在重庆山洞镇的圣光学校遇见了你母亲。圣光是一所不到一百个学生的学校，大约有一半是寄宿生。我和你妈妈同班，又同住在一间女生宿舍。从早上睁开眼睛到睡前“枕头大战”，我们形影不离。周末，你姥姥来接你妈妈回歌乐山。我家在重庆，离得很远，所以总是被邀请去做客，吃你姥姥用自制烤箱烤的面包。我会永远记得那些快乐的周末。
一九四八我年离开了中国，直到七十年代你母亲来美国做访问学者，我才再见到她。你发给我的照片，是我们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第一次团聚时拍摄的。她在美国期间，我们有过很多非常美好的团聚。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二〇一〇年。我真遗憾后来和你妈妈失去了联系。
过去的几年，我和丈夫的健康日益走下坡路。去年七月我心脏病发作，随后动了手术，恢复得非常艰难。我的两个孩子建议我们卖掉公寓，搬来和andrea同住。我公寓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只好扔掉，珍贵的相册都被装进了盒子，不知道放在andrea车库里的什么地方。
同学们都老了，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合影里的另一位，邹永，十多年前在上海病逝。他没有孩子，太太在美国。在他病重的日子里，是你妈妈和我们的同学张滋生，一直在帮助和照顾他。圣光同学真的是一个大家庭……
刘广琴
母亲生前，我只知道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整理遗物时，我才从她少年时代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她对信仰的困惑和矛盾。她十六岁那年上海解放了，学校开始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两年后，她写了一份“自传”——密密麻麻九页纸的反省。
……说到我的思想转变过程，是不够快也不够好的。我小时候进的是教会学校，而且是住读，所以我完全生活在祈祷、赞美诗、听道和牧师教士中，其中有一个姓姚的英国牧师，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她看见我刚上学时想家想得那副惨象，就叫我到他房里去祷告、讲圣经故事，还用耶稣和我同在等话安慰我。以后，我们每天有三次祈祷、两次查经和一次听道，不到一年我就成了基督徒。从我十岁到十七岁这七年中，姚牧师始终影响着我，使我后来在完全不信教的环境中却变得越来越虔诚。我每天读圣经，想到耶稣为世人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总是满心感激。
去年，我看了《刘胡兰》和《钢铁战士》等电影，又看了《人民文艺》中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后，觉得这些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要伟大多了。他们所受的酷刑拷打，上老虎凳、上绞架，不是比钉在十字架还痛苦得多么？可是他们丝毫也没有被这些吓倒或屈服。刘胡兰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是多么勇敢，多么坚定，而耶稣呢？圣经上说他在钉十字架前一天夜里，因害怕而满面流泪，跪在地上恳求天父，若是可以的话就免了他喝这杯苦汁吧。跟无数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比起来，耶稣显得多么懦弱啊！而且，革命战士牺牲的结果是，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翻身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可是耶稣钉死后的结果呢？他是为把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而牺牲的，结果两千年来，世界上不断出现罪大恶极、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要不是人民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话，耶稣简直就拿他们没办法。既然这样，我怎么可以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人不信，却要去崇拜两千年前的耶稣呢？翻来覆去想了一夜，就决定把宗教抛弃了。
有一天姚牧师来看我，照例带来几本祈祷书和无数鼓励的话，但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先是惊讶，然后就难受得不得了。这是我思想转变之一。
我问二姨母亲少年时代的事情，她想了想说，你妈妈有过轻生的念头。我听了很震惊。二姨接着说，她觉得以前的信仰、寄托都垮了，没有了神没有了永生，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段时期我们都很迷茫。
二·六大轰炸那晚，你妈妈和我在一片黑暗中谈到《圣经》，经文说要饶恕敌人七十个七次，可怎么能容忍这种杀伤无辜的行径？我们好像在找理由怀疑上帝。
沉默了一阵后二姨换了个话题说，那时你妈妈漂亮得不得了，解放初期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仍有豪华汽车接送，但你妈妈骑着脚踏车，一阵风一样进出校门的模样，倒是更让人家羡慕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脚踏车上的美少女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精神磨难。
我知道母亲进了大学以后仍然在跟她的宗教信仰抗争，渴望从灵魂深处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她在入团申请书上，沉痛地自我检讨，“宗教的信仰使我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和共青团，因为一从本质上来看，就矛盾了。直到上学期，我对党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总是把事情对立起来，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觉得共产党这一点好，那一点不好，比如像镇反、抗美援朝、土改等运动，我都能拥护，可是一说到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猴子进化变人，我就不服帖。我不重视政治，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物质……我的人生观是：我在世间做客，我家在天。这样的人生观极严重地阻妨我的进步……”
在接踵而至的各个运动中，她多次检讨自己曾经受的“奴化教育”。
1942年我进了圣光中学，这是英国的教会办的学校。学校从表面看来是不问政治，没有党派组织的，但学生的家庭成分复杂，有不少同学的父亲是军阀或官僚（如杨森、居正、冯玉祥、刘公云等）。学校的牧师和经费都是英国的，教学人员都是教会（内地会）派来的。因此，我现在看起来这学校很成问题，而我受它的思想影响又很深，所以我把这一段时期的有问题的社会关系交代一下：
1）姚如云（gordonaldis）英国人，内地会牧师，家在英国，数代都是传教士。他年轻时即被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并建立宗教基地，每七年回国汇报一次。他调到圣光中学来时已快五十岁了。姚牧师深得人心，我很信任他，只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的公正和虔诚。后来我回上海，进了别的学校，他有时出差到上海，总来看我，并经常通信。解放后，他来告别，说是内地会撤退了，但是1952年他突然又来看我，说要到暹罗去。当时我已入团，就向团支书汇报了这事。同时劝他不要传道了，留在人民中国教外文。他没有答应，就走了。以后未有来往。
2）刘广琴，是我中学里最好的朋友，后来被教会派到加拿大去学习。当时和我通信，表示想回国，很苦闷，但回不成国。（那时上海已快解放，他父亲刘公云是财政局长，逃往台湾，并写信通知女儿不许回中国。）解放后她又到美国去上大学，我写信动员她回国，但她已不想回来了，在美国结了婚，之后没有再通信。
3）刘德馨，圣光的教员，约在两年前我在报上看到“特务分子刘德馨……”不知是不是他。
4）jillsmith，是姚牧师回英国期间，替我找的一个朋友。他希望我们彼此通信。她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女孩子，志愿是将来能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对中国的一切都要问。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通信。
刘广琴趁我在新泽西拍戏，约了另外两位同学跟我在曼哈顿聚会，但好几次都因有人身体不适而取消。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位叫林珊的阿姨，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英国探望姚牧师时，从他相册里翻拍了许多圣光的照片。
趁不拍片的一天，我从新泽西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她居住的皇后区。一进门，这位精力旺盛的九旬老人就大声告诉我：我去过你家好多次——不过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你们几只猫都认识我。你爸爸下班回家，猫就在橱顶上撩他头发，你爸就把它抱下来，跟你妈说，帮我拿两根棉签来，一根湿的一根干的。然后他就抱猫坐在沙发上，用棉签给它擦眼屎，你爸是医生的手，很温柔的，那只猫很信任地让他擦。
说着，她拿出相册给我看，“这是尹任先校长，这是张治中将军——他是我们校董，这是姚牧师——我不在他最宠爱的几个人里，他喜欢你妈妈，她英文好，每天下课就去姚牧师那里听唱片，学歌。”
我一眼就从一群孩子中认出了姚牧师，他个头瘦高，又是欧洲人，所以容易辨认。孩子们在教室里听课、唱歌，在操场上打球、舞剑，或在树上、河水里玩耍……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但我知道母亲也在他们当中。一股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如果她能跟我一起看这些照片该多好啊。她可以告诉我，那群穿救世军服，野营扎帐篷的孩子中，哪一个是她。
我仿佛能看见八十年前的那个校舍：一栋方正的两层楼瓦房，中间大门上方写着“圣光”，一片泥土的操场，上面竖了两个简陋的木制篮球架，边上有几间茅草屋，背景是一条山脊和葱郁的树木。这个貌似平凡的地方，曾让母亲一生难忘。
有一张相片，学生们穿着冬天的衣服，沿着楼墙坐在板凳上。我问，你们在干什么？林珊阿姨笑了出来，说，上姚牧师的课，外面天气好，我们就要求晒着太阳上课。
她指着另一张相片说，这个是我，我们每天的朝会，唱赞美诗，讲《圣经》故事。照片里，宽敞明亮的窗边有一位老师在弹钢琴，还有一位坐在琴旁，孩子们面朝老师站立着。离镜头最近的穿白衬衣梳两条辫子的背影可以是任何人，但林珊阿姨知道那是自己，幸福的怀旧洋溢在她脸上。
姚牧师珍藏的照片里，还有几张母亲学龄前的，和几张她在祖屋廊亭前的。不知是母亲回上海后寄给他的，还是姚牧师来上海看望她用他自己的相机拍的。其中一张母亲抱着一条温驯的大狼狗，原来这就是“查理”！
我脑子里浮现出月光下平江路的草坪，一条孤零零的瘦狗站在当中对天哀鸣。母亲曾多次讲过这个伤心的景象。一九四九年，院子里进驻了一个排的国民党新兵，领新兵的排长带着他的狗“查理”，住在我家的廊亭里。每天士兵们在草坪上歪歪斜斜操练，母亲和二姨就在一旁跟查理玩。一个月后部队要出发了，排长跟姥姥说，查理就不要跟着我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那以后，查理开始绝食，夜晚对月号哭。无论母亲怎么呼唤，它都不听，每天如此。最后，姥姥把它送去了上医的动物房。
母亲少儿时代的照片大多在“文革”中烧掉了，而它们却被姚牧师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又被林珊阿姨翻拍下来。可惜原件本来很小，再隔着一层塑料纸翻拍，质量很差。我怎样才能看到姚牧师的相册呢？它们还存在吗？
我在网上搜索很久，只看到了母亲已经交代了信息：姚如云出生于一九〇五年，英文名是gordonaldis，他一九三一年来到中国“内地会”当传教士，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圣光学校当老师，一九五二年离开中国，一九八八年在英国去世。我曾在一九八二年或者八三年去英国探望过姚牧师，他一定跟我分享过这些照片，但那时我太年轻，完全不懂得珍惜。
正在我千方百计寻找那本相册的时候，朋友发来一篇文章。一位移民国外的中国人，父母在疫情期间过世。他远程将他们在国内的公寓出售了，并请买家将一切遗物当垃圾处理掉。买家在遗物中看到老人的相册，幼儿时代、学生时代、恋爱中的、孩子们出生后的……面对老人一生的记忆，买家感到沧桑。在扔掉之前，他把照片刊登在网上作为一种纪念。
好友海伦是个出名的孝女，她看了这篇文章后跟我说，其实我理解那个人的，我爸爸妈妈也有很多老照片，里面有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你说我留着它们有什么用？
我给朋友写信说，难道我那么不正常吗？我如此想知道和留住母亲的一切。他回，因为你是个艺术家吧。
这话让我想到，创作的饥渴和激情，常常来自某种基于哀思的记忆和想象——那个用清澈双眼望着你说“我爱你”的孩子，终将长大离家去寻找别的爱；那段令你神魂颠倒死而后已的恋情，终将这样或者那样地结束；那个晨光里完美的蜘蛛网、蒲公英、凤尾蝶，那道划过夜空的火流星……一切穿刺到你灵魂的美都与母亲一样，终将逝去。这不可名状、无法安慰的渴望和骚动便是艺术的源泉。
我放到大海里的瓶子中，有一只奇迹般地漂到了彼岸——尽管它到得晚了。我收到了一封与我素未谋面的人发来的邮件：
陈冲女士你好，我母亲张恩美也是圣光的校友，最近她仙逝了。我在整理她遗物时发现了你写给她的信，还看到了她和你母亲参加上海圣光校友会写的条子。我也很想知道自己母亲在圣光那段美好的时光。母亲故去，我和你感同身受了……
母亲说过她们躲日本飞机轰炸的经历，一个灯笼不用跑，两个灯笼慢慢跑，三个灯笼飞快跑。还有就是孔二小姐也在圣光上过学，每天带枪上课，枕头底下也有枪。还有就是圣光很自由，都是基督的孩子。记得母亲清醒时，会唱圣光校歌。我就知道几句，“美哉圣光，荣哉圣光，旭日东升即辉煌……”
我也记得一段歌词：“英才济济，惜阴如金，春风化雨气象新；四育并进，业精于勤，日就月将培天真；诚朴无私，光明真纯，无愧堂堂大国民。”
是什么让炮火连天的岁月、艰苦朴素的条件，成了母亲和她同学们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以至于他们的第二代都能唱出校歌，以至于一位毕业生成年后为儿子起名为圣光？
有时蒙眬醒来，我会片刻忘记母亲已经不在，清醒过来再次震惊——确实永远见不到她了。死去的人是去了哪里？母亲生前是基督徒，或许她去了天堂？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觉得耶稣受难——十字架上他伸展的双臂、下垂的头颅和塌陷的脸庞——是一个动人的形象和概念。
在西方旅居的生活中，我常与教堂擦肩而过，只是非常偶尔地，我会为某个耶稣受难的雕像或画像驻步、触动。它们并不是什么世界闻名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工艺最娴熟的，有时候我猜，也许那些令我感动的作品是出自信徒之手？就像母亲的琴声和歌声。
我企图回忆书中、绘画中、电影中描绘的天堂，但觉得它很空洞，远不如牺牲精神那么有感染力。我很难想象母亲在天堂的样子。
我想起一本叫《g先生：关于宇宙创造的小说》，作者艾伦·莱特曼（alanlightman）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写到一位垂死的老妇人，看到自己美丽而艰难的一生像电影那样闪回，她无法相信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尽头。然而在死去那一瞬间，老妇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也许她瞥见了宇宙与时间之前的虚无，知道了生命的奥妙。
当时，她的体内有31470103497276—498750108327个原子，她的实质中，63.7%是氧气，21%是碳，2.6%是氮，1.4%是钙，1.1%是磷，外加少量在恒星中产生的九十种其他化学元素。火化时，她身体里的水分蒸发了；她的碳与氧结合后，形成了气体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飘浮起来跟空气混合；她的大部分钙和磷燃烧成了红棕色的灰烬，随风散落在土壤里。
曾经属于她的原子就这样被释放和蔓延开来。六十天内，它们便波及全球的空气；一百天内，她的部分原子——那些火化时蒸发了的水分——便凝结成雨水降落下来，被动物和植物酣饮吸收，转化成器官、骨骼、枝叶和花朵；孕妇们吃了那些动物和植物，十个月后，含有她原子的婴儿们便呱呱坠地……
在老妇人去世的几年后，地球上会有数百万含有她原子的孩子；再过几十年，那些孩子的孩子身上也将包含她的一部分原子，他们的思想将包含一部分她的思想……曾经暂时属于她的那些原子，将永远循环在风里水里土壤里，在世世代代的生命与思想里。他们能传承她的记忆，感受她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吗？当然不能，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积累和融汇了所有生命的记忆；也许我们所体验的无常，从来就是永恒。
母亲将存在于万物中——这个想法给我带来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