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眼睛的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糕饼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她拍我的手因风湿性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俯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制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沓两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沓纸，用拇指像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部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在我幼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赶回上海前，母亲的主治医生给我发来微信：“我们照顾张老师那么长时间，对她都是有感情的。张老师喜欢音乐，隔壁床位沈老师出院前一天，她们一起唱歌，我们特地为她拍了录像。张老师很不容易，生病至今，直到生命最后时刻都很坚强。我们表扬她，她还露出腼腆的微笑……
“前些天，我问她痛吗，她摇摇头，说不。问她难过吗，她点点头，我们除了推吗啡，又给她用了镇静的药让她睡觉。后来她病情再次加重，您哥哥看了很难过，我们又给她加强了镇静和止痛，病人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知觉了，所以最后时刻她不会有痛的感觉。最后的几天，因为病情太重，我们用药物维持了生命体征，对陈院长来说，那些天也算让他有个接受的过程。对张老师来说，走也是解脱，否则，后面还是痛苦……
“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您。张老师最后自己拉空了宿便，加起来一公斤多，她是自己做好了准备的。我们帮她把嘴巴里的痰吸干净，身上皮肤破损的地方也都愈合了，人走的时候很干净。”
我向主治医生道谢，也向她道歉，请她理解和原谅父亲。
父亲在华山医院当过很多年的院长，也是一名业界威望极高的医生，他一辈子都是看到问题就去解决，无法接受母亲的病没得救了。他每晚在家里奋力查阅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摘选后印出来，第二天一大沓一大沓地送给医院的领导和医师们，大声教育他们去好好学习，救治母亲。父亲不善于表达悲伤，看到亲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唯一能表达的情绪是向整个宇宙举起愤怒的拳头。
主治医生回信说：“没有任何需要原谅的，陈院长对张老师感情深厚，我们理解的。”
我从隔离酒店回到家时，父亲跟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看文献写书。书桌另一端，母亲的《药理学和治疗学手册》（goodman&gilman）仍然打开着，但她不会再日复一日坐在父亲对面，反复阅读同一页书，反复把重点写在笔记本上。
父亲耳聋，没有听到我进门的声音。我走到他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拍他的肩膀叫了一声爸爸。他看到我，慢慢起身打开橱门，递给我一张他放大了打印出来的照片。他和哥哥坐在已故的母亲病床两边，照片底部写着：“我和川儿跟阿中告别”。我感觉他是在无声地谴责我的缺席。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父亲指着母亲的骨灰盒说，这个就留在我这里，等我死了，一起撒到大海去。他的声音沙哑疲惫，说完后转回到电脑屏幕前，继续写作。我呆立了几秒钟，最后无力地离开了他。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曾反复跟我讲起他和母亲在上海医学院相识时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习，他俩坐同一个桌角，低声说话……母亲去世后，他几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我企图跟他商量他往后的生活，他对我大声咆哮。
记得狄金森写过许多关于悲伤的诗歌，有一首是用了拟人化的比喻——悲伤，惊慌失措的老鼠；悲伤，鬼鬼祟祟的小偷；悲伤，自我放纵的狂欢者……其中最沉重的悲伤是个被割掉了舌头的人。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英文里的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我望着一张母亲婴儿时的照片——其实并不是她的照片，是一张苏式庭院的全景。当年照相是件隆重的事，每次看到家里的老照片，我都会好奇，是什么契机让他们决定在那天拍一张？对焦、构图，按快门的是谁？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张全家福。我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三个各奔东西的女儿——回来探望她们的父母。画面里没有三姥姥，是因为她在镜头的另一面。那个年代摄影是一门手艺，家族里都知道三姥姥继承了史家的艺术细胞，是一名优秀的画家。
假山、树木、花草丛中，我的曾外祖父母身着长衫，分别站在两侧，姥姥和大姥姥身着短袖花旗袍，各自怀抱婴儿站在中间，大姥姥身前还站着她另外两个三五岁的孩子，他们的身后是黑瓦白墙的矮房和长廊——母亲出生的地方。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的户口本上张安中出生于一九三四年。母亲说，那是姥姥为她报户口的时候填错了，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我问她，姥姥怎么会记错她哪一年生的你？她说一九三四年，那肯定就是一九三四年啊。母亲说，“矮好婆”（母亲的外婆）讲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矮好婆跟她最亲，不会记错的。
手机录音里，母亲的声音恍惚就在我的身旁……那天她坐在病房的小沙发上，用标准的溧阳话，给我模仿她的外公外婆：“公公”（母亲的外公）总是骂矮好婆蠢么蠢到哉，一点用都没有，只好看看——她年轻时候是个美女——所以只好看看。矮好婆耐心听完他的一长串抱怨，慢吞吞说一句，你一遭说的是你自个。公公气煞。公公有位跟他交流文学艺术的常客，总是吃饭的钟点过来，矮好婆就跟来客说，培基兄啊，今天我淘米数过了，只有四条米虫，你放心吃好了。公公又气得要命，说她蠢。矮好婆听过后就唱《自从嫁了你》，公公气死，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自从嫁了你呀，幸福都送完。
没有好的穿呀，好的吃。
没有股票呀，没有田地房产；
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
住的也不宽，用的也不全，
哪一件叫我过得惯？
这样的家庭，简直是殡仪馆……
以前逢年过节，家里总是有些对我来说关系不明确的亲戚来访，母亲有时也带我去看他们。她跟亲戚们常聊到“辛宝阿姨”“祥庆村”“美华里”“大舅舅”“小爷叔”……几十年听下来非常耳熟，但并不清楚那些是什么地方，什么人。
随着母亲渐渐失忆，她眼前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空白，童年往事却越发历历在目，念念不忘。在病房里，我常把手机存的老照片给她看，让她讲小时候的事。
一天，她说起“辛宝阿姨”家——一栋在大沽路上的弄堂房。现在回想我很诧异，她失忆到偶尔会忘记我的名字，却记得两岁时住过的房子和里面的人。我问，辛宝阿姨是谁？母亲说，是矮好婆的外甥女，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善良慷慨。他们把底楼的大房间给公公和矮好婆住，亭子间给我大舅舅和表哥住，我跟她家四个小孩住在楼上两个小房间，小英、小芳是女孩，小良、小平是男孩，辛宝阿姨和她丈夫住在楼梯转弯处一个小阁楼里面。小英、小芳常在弄堂里玩，我也想跟她们一道，但她们大我几岁，看我连“造房子”也不会，有点看不起我。辛宝阿姨就正式告诫她们，阿中的爷娘都不在身边，很可怜，你们要待她好点！
我问，你们怎么会住在辛宝阿姨家？母亲说，我们从苏州逃难到上海，寄居在那里。后来就搬进了“祥庆村”，那是上医在康悌路（建国东路）上的宿舍。弄堂对面沿着萨坡赛路（淡水路）向北走就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的后门。公公每天早上带我去公园散步，他把两只手握在背后，我也照样把手握在背后。后来，我们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变成法国公园的一道景色了。
我有一张母亲在复兴公园草坪上的照片，她看上去大概两三岁，穿着一件格子连衣裙，一双蕾丝边的白袜和圆头皮鞋，抬眼望着远方的什么东西，一脸严肃的问号。我在别的相片里看见过她穿同样的裙子，后来她长大了，裙子还穿到了妹妹身上。也许她跟我儿时一样，只有两套衣服替换穿，好一点的那件用来拍照。母亲说，公公常跟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生活，谈人生。虽然她听不懂，但是觉得倍受宠爱，因为在小辈里他只跟她一个人这样说话。
他对她表哥阿伦就不像对她那么好。阿伦是一个天才，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连连跳级。他带母亲去街上走一圈，就能分毫不差记住每一栋楼有多少层、门前有几棵树，回家准确无误地画出来，半扇门窗都不多不少。母亲看到总是惊叹不已，但公公对那些精致的作品，非但不表扬，还要禁止他去“做这种没有用的事”。阿伦在大学期间发了精神病，毕业后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车接走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
母亲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冬天作画、教书、办画展，一到夏天就发精神病。发病时，他会把母亲放在脚踏车的龙头上，在大街小巷疯狂地转圈。他还会抱着她到阳台上去，问她，你想飞吗？我把你往下面一扔你就飞起来了。她就紧紧地抱住舅舅的脖子不放。大舅舅跟自己的表妹青梅竹马，非常相爱，但是表妹的妈妈（矮好婆的妹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当官的。
一天夜里，母亲在床上朦胧听到大舅舅在盥洗室唱歌，很好听，歌声伴随她进入了梦乡。半夜她被公公和矮好婆的尖叫声吵醒，跑出门来看到红色的水从澡缸里溢出来，再从楼梯上淌下去，大舅舅躺在澡缸的血水里，已经割腕死了。
那个毛骨悚然的夜晚，在母亲的脑子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记得我哥哥少年时代多愁善感，爱写诗歌，还有很高的艺术天分。母亲不喜欢他写诗，也不给他钱买绘画材料。哥哥就把每周日去奶奶家的公车票钱省下来，去福州路买画画用的纸。他在长风公园跟少年划船队训练的时候，常溜去公园画海报的办公室，跟一个叫小潘的人要公家发的油画颜料。小潘多给几管绿色的，哥哥回家就画绿调子的，多给几管蓝色的，他就画蓝调子的。
一次，母亲看到他画的女孩和写的情诗，就要夺走没收。他们扭打起来，画和笔记本被抢过来抢过去，最后撕成了两半。母亲大声骂哥哥萎靡不振，沉浸在不健康的思想里。那时我还小，以为她发如此大的脾气是因为哥哥早恋。
成年后我才知道，她当时的粗暴来自恐惧。我们母系家族中的男性，有精神分裂症的历史。这个病遗传性很强，一般在青春期步入成年的阶段发作。母亲是研究神经药理的，从哥哥出生起她心里就埋下了这个隐患。当她看到哥哥传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艺术细胞时，便更加愁肠百结。哥哥写得越好、画得越好，她就越觉恐惧。跟公公一样，母亲也非理智地相信，如果能杜绝孩子身上天赐的才华，就能把天赐的诅咒也一同拦在门外。
有幸地，那个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错过了哥哥。想想人的一生，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一个小小的基因突变，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大舅舅去世后不久，公公病逝，矮好婆病倒，母亲只好搬去当时已经收养了她妹妹的“小爷叔”家。这位叔叔叫张一凡（原名张昌宣），是上海《正言报》经济版的主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他为了安全起见，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的美华里，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并把他父母从嘉定望仙桥接到上海。记得我母亲和二姨管她们的奶奶叫“长好婆”，因为她个子很高。抗战爆发后，小爷叔又把住曹家渡（非租界）的叔父一家人也接来同住。
美华里那一大家子二十来口人，简直就是一个村庄。让我在这里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小爷叔的上面有三个哥哥：
大哥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婚后从未与媳妇同居，独自到嘉定娄塘镇去经营一家布店。这位没有文化又没有父母的大儿媳没有退路，只得留在张家伺候公婆。
二哥也逃脱了旧式婚姻，把妻子和三个儿子留给父母，移民去新加坡当了国学教授。二哥的大儿子由祖父母做主，过继给了大儿媳，也算是给她一点安慰。我母亲叫他“大阿哥”。大阿哥白天在大学念书，晚上到《正言报》工作，常常带小说回家，母亲爱读小说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后来，我和哥哥都不分辈分地也叫他“大阿哥”。他老了以后，母亲时常去探望他，总是跟我们说，大阿哥最好了，一有空就骑脚踏车荡我去矮好婆那里。
三哥就是我的外公张昌韶。
小爷叔自己有一女两儿，小儿子生下不久他也离婚。我母亲到他家的时候，她妹妹加上六位表兄妹都由大儿媳一个人照料，都管她叫“妈妈”。所有孩子和公婆的衣服鞋子，全由“妈妈”一手缝制，每年还得上别的亲戚家小住，去给他们缝制衣服。全家十几口人的被子衣服也都由她洗晒，还要给一群孩子洗澡洗头。小爷叔雇用了一位叫吴妈的姨娘，负责做饭和打扫。
我发微信问二姨，“妈妈”后来去了哪里？二姨回，你姥姥从重庆回上海后，把她接到平江路的房子住，搞些缝补和织毛线的活。她觉得太闲就回嘉定望仙桥张家老屋里，一人独居，拼命种田。我高中毕业看过她一次，她全靠咸菜度日，我去了就到街上饭铺点了麻婆豆腐招待我。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她得肝癌去世了。
我总觉得，“妈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
在美华里那个庞大的“难民营”里，我母亲失去了待她最亲的公公和矮好婆，生活得非常痛苦，没多久就得了梦游症。她每晚在睡梦中从孩子们混睡的大通铺上爬起来，打开门爬楼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转上几圈后再回到床上。二姨后来听“妈妈”和吴妈讲，阿中梦游的时候往厨房门外的米箱里尿尿。
记得在平江路的时候，母亲跟姥姥不管为什么吵架，最后总会落到那段日子：我那么小就被你丢在亲戚家，裤子后面破了用胶布粘，胶布粘不住用书包挡。你在英国看莎士比亚，我在课堂里想下课该怎么站起来，别人才看不到我屁股上的洞，弄得我功课全不及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姥姥给我看了两封母亲在“美华里”时写给她的信。姥姥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不看重物质财富，连她母亲留下的一个钻戒、她父亲篆刻的图章，都会一时高兴转手送掉。但这两张发黄的纸片，她一直用心保存着。它们从上海寄到伦敦后，又跟着姥姥坐船回到上海，再跟她辗转去了云南、缅甸、重庆，再带回到了上海。
也许因为战争时期货物紧缺，信纸很小且不规则，一张大约两寸宽十寸长，另一张大约两寸半宽六寸长，从右到左竖着写得密密麻麻，没有标点符号。
妈妈大人：我接到你的信心里很快乐我身体很好现在胖多了脸色也红了晚上不踢被子了我现在小考考得不好只有六十几分阿姨说她现在很忙没有工夫写信给你所以请我写给你我纪念妈妈又纪念爸爸你多写信来妈妈再会阿中
妈妈大人：你近来身体好吗我身体很好我很牵记妈妈又很牵记爸爸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你有空常常写信给我好吗我现在放学在家里写写字现在我写信给你了爸爸今年回来妈妈今年回来我很欢喜我的妈妈我也很欢喜我的爸爸你多写信来妈妈再会阿中
其实，那个日夜渴望父爱母爱的小女孩，一直都潜伏在母亲身体里。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睡前经常亢奋，总是要阿姨帮她穿上整齐的衣服，说，今天安爸爸安妈妈要来接我了。有时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她也会说，安爸爸安妈妈说了今天接我回家（母亲是张家安字辈的，从我记事起她和两个妹妹都称父母为安爸爸安妈妈）。
记得有一天离开病房的时候，母亲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回家，明天再来看你。母亲好像突然想起，她住的地方不是家，她想回家，泪水涌进她困惑的眼睛。她说，我真想睡到亭子间去清净清净，这里整天有人进进出出，给我插管子拔管子。我安慰她说，你好好养病，多吃点，好了就可以回家了。母亲接着说，从前有个上医的大学生住在亭子间，每天下课后就给我和阿邦（二姨）补习功课，我们才考取了中西女中。安妈妈希望我们可以在中西女中“轧好道”，学穿时髦衣服，做名媛。
我意识到，母亲住了几个月医院，已经忘记自己早已搬离了平江路的房子，她在等爸爸妈妈接她回到那个家……
回到十二岁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她跟爸爸乘军用货机从重庆回到上海。安妈妈带着矮好婆、长好婆（奶奶）、“妈妈”、妹妹和一只叫“波浪波浪”的暹罗猫，在平江路房子的花园前翘首等待。见到她和爸爸的时候，安妈妈的眼睛湿润了，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两架重庆回沪的飞机坠毁。
妹妹拉起她的手，走进这栋窗明几净、空空荡荡的房子。虽然床和桌椅都是公家接收敌产时分配的家具，但是跟歌乐山的竹子泥巴房子相比，这栋花园洋房就是宫殿。一家人终于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在这里安顿下来。
安妈妈去寄售店，买了离沪侨民不得不廉价抛掉的高质家具和一架漂亮的钢琴。对面邻居王鹏万医师的夫人，开始教她和妹妹弹琴。
“美国救济总署”按户分配生活用品，她和妹妹都穿起太大太长的旧呢子大衣，吃着压缩饼干，给捐赠这些东西的美国孩子写回信。
春天到了，喇叭花爬上了篱笆，美人蕉在墙脚边开出花来，还有迎春花、紫娇花、喷雪花开了满满一院子……
夏天到了，安妈妈给她做了一条绿色连衣裙，没有袖子，领口镶了白色的边，让她穿了下楼跟隔壁沈克非家的两个儿子喝下午茶。那两个男孩都喜欢上了她。
沈克非从美国带回来一辆汽车，礼拜天只要有空，就带儿子女儿，还有她，到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去做礼拜。偶尔，他还带他们去看一场好莱坞电影。她挑了一个自己最佩服的演员平·克劳斯贝，宣布做他的影迷。安妈妈反对她当影迷，但沈克非在一旁帮她，说，这也是一种有趣的经历嘛。他自己选了多萝西·拉莫，当她的影迷……
如果人死了，意识还能自由地存在，母亲的意识也许会常常在祖屋徘徊。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四方的曲奇饼干盒，里面保存了一些光盘、照片、贺年卡和信件。光盘都是历年来圣光校友会的相片和录像，信件也都是圣光同学写给她的。
第一封信：“……我刚买了一本书，名叫《敲响天堂的门》（knockonheaven’sdoor），著者lisarandall是一位著名的现代粒子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她在书中用非物理学家能够理解的语言，阐述现代物理的最新发现和它们对人类认识的意义……”
第二封信：“……你信上写了“看了一本好书会感动很久”，我也深有同感。嘉真最近买了《西方文明史》的碟，听得很“得劲儿”，你看，有了科技，就是瞎了也照样念书。嘉真和我现在也爱写，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坎坷的人生记下来，不能让它被淡忘，也该把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美好事物和人物告诉大家。出生在知识家庭，最幸运的就是能赏识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和艺术……我们没有你运气，我在北京，嘉真在山西，后来回上海。结婚后分开十一年，写了无数封信，都丢了，可也有的记在心里，永远丢不了。现在很少收到真正的信，有文采的就更如凤毛麟角，所以真希望你常来信，多交流……”
是什么书让母亲读后“感动很久”？我突然想到，大约在十年前，她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跟我感叹道，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
经历了沧海桑田，母亲的善良、纯真和对美尖锐的感受，之所以得以幸存，我相信是因为文学、音乐和科学对她心灵的滋润和涤荡。
第三封信：“……知道你平时不爱写信，加以生病，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感动……我还记得一些当年张伯母为何宠爱你的事，以后再写下来寄给你……”
第四封信：“……在歌乐山，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排简陋的宿舍中，两家中间隔的是吴征鉴教授家。记得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张伯母历经奔波，辗转数月回到已沦陷的上海，去接你来重庆。张伯母不在的期间，张伯伯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到我们家中来坐坐。他除了跟父亲聊天以外，也和我谈谈话，想来是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令他想起女儿吧。张伯父非常喜欢我家的小黄狗，每次来都要把它高高举起来，按在墙上逗它。”
“你来到歌乐山后，张伯伯就很少到我家来了。但是我们成为了玩伴，我叫你张妹妹，你叫我何姐姐。张伯母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她说既然我叫你“脏”妹妹，就要你叫我“干净”姐姐。你也果真那样叫过我几次……有一次，我们走了很远的路，到当时也迁在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逛到了一间很大的尸体解剖室外面。门是关着的，我们就贴着玻璃窗往里看。里面的几个大学生正在温习尸体，看到我们后，就挥手示意要我们走，我们不听，还继续往里看。结果一个大学生开门出来，手里的镊子夹了一块像肌肉一样的东西，挥舞着吓唬我们。我们逃走后都说学医太可怕了，没想到后来都学了医！接着我们同时进了圣光，因为在不同的年级，从此各自有了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