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百万次了，他们曾擦肩而过？

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

在旋转门中面对面的那一刻？

或人群中那声喃喃的“对不起”？

或电话里那句干脆的“打错了”？

但是我知道答案。

不，他们不记得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会多么惊讶，

其实机缘早跟他们嬉戏了多年。

因成为他们命运的时刻还未到，

它把他们推拢来，扯开去，

再挡住他们的道，

然后又忍着笑

往路边一跳。

即使他们还无法看见，

迹象和信号早已出现。

也许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周二，

某片树叶

从一只肩上飘到了另一只肩？

丢了的什么东西，被另一个人拾到，

谁知道呢？说不定就是那只

消失在童年丛林中的皮球？

那些门铃和门把手，

一次触摸覆盖了另一次触摸。

还有那些被检查的行李箱，并肩站着。

某个夜晚，也许，同一个梦

在晨曦中变得朦胧。

毕竟，每个开始

都只是一部续集

记事簿

永远在一半开启。

我找出两年前跟父母聊天的录音。父亲说：“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九四八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美国进修，那里有个搞铁路的朋友跟他们说，中国铁路不够发达，你儿子应该到美国上大学，以后回去发展铁路业。但是我英文不大好，我爸想让我到上海去学英文，我妈妈说上海那个地方花花世界不行的，还是到南京去学吧。正好南京有个眼科医生，抗战时是我爸在宽仁医院的同事，眼科医生老婆的妹夫叫杭立武，好像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部长，就为我安排到金陵大学附中去读书。我去的时候，沈阳还是国民党的，一学期没上完，仗就打到长江边了。我爸妈发电报说赶快回重庆吧，那时什么金圆券银圆券的，变来变去，回重庆的路费汇到南京，当天买不到银圆，第二天就只好买双球鞋了。我想这怎么办，我读的是个贵族学校，都是国民党政府和部队里高官的孩子，我有个朋友是将军的儿子，他们要到台湾去了。我说我要回重庆去买不到船票。他说实在买不到船票就跟他们去台湾。我说我到台湾去能干什么呢？他说去做他爸爸的副官。我说做副官好生活吗？他说可以的，你高中毕业了做中尉没问题的。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实在没办法就想跟他们去了，也不知道去了就一辈子回不来了。我幺嬢的未婚夫在中央大学当讲师，我爸妈叫他赶快带我一道回家。那天我正好往校门外走，他正好来找我，就在校门口碰到了。那个时候南京对过全是共产党，这边全部是国民党，还有军舰，随时要打的样子。钱不值钱啊，最后我们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么一点点路，南京到上海开了个把礼拜。到上海住在我八嬢家里，在山阴路四川路那个地方，我没事就带着白蒂（八嬢的女儿）出去玩，一路走到外滩，看看觉得上海不得了啊，南京路十里洋场。我不敢进商店也没有钱，后来看到惠罗公司，橱窗里的衣服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就走进去看，印象很深。”母亲插话说：“惠罗是老牌子，安妈妈也带我去过的。”

老天爷那双无形的手真的在牵鸳鸯线吗？父亲回不了重庆差点去了台湾，但他在最后一刻到了上海。也许父母那天都在惠罗公司，要不是父亲在那件“做得那么好”的呢大衣前停留了太久，他们就会在楼梯口碰到了；或许他们的确碰到了，却没有停下脚步？

手机中父亲的声音接着说：“在上海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就跟八嬢借钱买船票回了重庆，准备考大学。刚解放的时候，重庆乱得不得了，我只好到北京去考大学，那时候想工业救国，就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到了哈尔滨，完全不是我想的样子，那个图书馆里没东西的，还要睡炕、吃玉米面，我吃了胃痛。那时候可以要求吃小灶，可是一个同学说，马上就要思想改造运动了，你不要去吃小灶，他们会批判你资产阶级思想的。我爸妈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回来，那个以前救过我爸的李穆生在上海当卫生局局长，就把他们从重庆调到上海来了。我在哈尔滨病倒后回上海养病，吃回大米胃病就好了。我妈妈说，算了，不要去哈尔滨了。本来我是想免考进上海军医大学的，就是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但是我妈妈说好男不当兵，还是重新考吧，就考取了上海医学院。”

就这样，比母亲大两岁的父亲阴差阳错地成了她的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苏联式的八人自习小组，坐在同一个桌角。我想象老天爷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吁出一口长气说，这事终于有眉目了。

岁月的后镜仿佛一台神奇的织布机，千丝万缕地为我编织出两个人命运的图案——错综、美丽、不可思议。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也许对每个人，这都是一件差点儿就不可能发生的事吧。

从医学院毕业那年，父亲和母亲在上海新亚酒店举行了婚礼。二十二岁的母亲刚做了肺切除手术不久，那天还发着低烧；二十四岁的父亲身强力壮，那架势天塌下来他都能顶住。他们望着对方的眼睛，念下结婚誓言：爱与忠诚，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跟双方两代人命运都有着紧密关联的颜福庆教授，是他们的证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