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从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从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
我人生中重要的通信人之一是m。我已写过一些他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二〇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给了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得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这些发黄、发脆的薄纸，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手迹，这些从遗忘的深谷里反射出来的星点光亮：某曲循环不断的华尔兹、某只放在我腰间的手、某个烦躁的午后、某个玫瑰色的夜晚、某句不知所云的低语……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懈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
我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你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是谁？我问。她眼里闪出困惑，还有些诧异。你能想象得到的未来都已逝去，我说，人生就在弹指一挥间，不要错过欢乐。
“弹指一挥间”是她在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学到的，那时她还无法体会其意义，只是喜欢词句的潇洒，比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好看得多。妹妹的语文课本非常贫乏，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称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看到和认识它们。
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m：
你好！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志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陈冲
m：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落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提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不足轻重。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陈冲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邮戳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原来“妹妹”——我——是怀着这样的矛盾和不安，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太大反应，但是见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声“小花”！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我思绪的眼睛仿佛看得见，在那条“世界的脊梁”上，白雪皑皑，稀有人烟，十几个远离家乡的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坐在冰天雪地中，他们的身心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
那座雪砌的银幕在兵站矗立了多久？它是不是在日光下白得耀眼，在月光下蓝得幽深？走过它的人是不是会轻轻哼唱影片里的歌，会渴望柔情和爱？然而它终将消融，就像它的记忆终将与亲历者一同消融。再也没人会这样看电影了……
m：
你好！你的信收到。那几天在拍我的戏，所以没回信。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黄山的戏，可是第二批样片有好多需要补，真烦人。
昨天，闵安琪来了一封信，大约了解了培训班的情况，知道同学们还是那么团结，我就更想念你们了。安琪的信里讲到培训班在我家拍的照片，我让她给我寄一份来。
我们这儿的演员老想开舞会，每个星期六都想开。我因为时间紧要学习英语，参加得少。一说到跳舞，我就想要是同学们都在这儿多好，那一定很有意思。
安琪信中说你还在剧团，你什么时候去唐山？我们元旦后到北京，十二月中旬我可以回上海。我们这个组的人都不错，都挺好的。
黄山的风景确实美得出奇，但我却没有老方那种诗意和水平，连自己欣赏的能力和时间都很少，以后如果电影上映，从电影里知道个大概吧！
现在，演员组正在讨论样片，演员们认为景抢人了，艰苦的劳动，饱满的激情都泡汤了，要求大量补戏。越补时间浪费得越多。
现在，大家沉默了，在想着怎么提议表示自己的戏没搞好，有的人表情看上去很难过，样片太使人失望。
现在组长在向我提问，让我别写了，要我发言。但我一句都不会去说的。好了，再见。
陈冲
十一月十三日
又：十六日后转点到安徽徽州地委招待所转北影
也许是因为电影后来的光环，让我完全忘记了，看样片的时候演员们居然那么灰心丧气。上映后，《小花》在第三届“百花奖”上获得了七个奖项，我也分别在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汇电影奖、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等获奖。回想起来，我们还不懂如何看样片，光是在留心自己。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做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
我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梁老师的那场戏，姜文花了很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没有这样的处理，演员拼死去演也没有用，那是什么近镜特写都帮不了的。
m：
你好。信和照片收到，我简直太高兴了！像你信上说的，我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它们使我想起了培训班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在我家的一切动作、细节，还想起了小聂突然离去……正想着这些，又来了一封信，真巧，是小聂来的！我急忙打开看，原来是讲他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把他的信一块寄来了，因为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本来我有很多事需要回上海，一是学院的英文磁带，二是我爸爸生病从多哥回了上海，我得回去看看，三是我妈妈马上要出国，我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导演也同意有空放我，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空，所以回不来。
从你信上知道很多剧团的事，形势是可喜的，对培训班的难兄难弟很有益处，你们完全是有希望的，绝对不要丧失信心。
新的地方还不错，明天拍我的戏。这个组对剧本的分析、排练等进行得少，不像在《青春》时那样。我心挂两头，也没有过高的要求，演本色，能在观众中得到一个很一般的评价就足够了。下午排练，我又不能按时间表排的那样读英语了，时间老是没有保证。业余时间，还老有人到我屋里来玩，正像你说的，我得克制自己。我的障碍太多了，舞会、开玩笑、玩，等等。但是，德国诗人席勒讲过：“障碍是意志的最好朋友。”我争取把这句哲理性的话化为现实，努力抵制环境的影响。
组里看了第一、二批样片后，觉得不太理想，对景的描写重于对人的刻画。演员要求补戏，加近景，但摄照部门认为无此必要。反正就是这样，看了样片后很少有自己非常满意的。
真羡慕你们看了那么多参考片，这是一种收益，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帮助，我是享受不到了——即便回沪。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
祝
一切好！
再见！
陈冲
十一月二十日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那时工资很低，邮费是个额外开销。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彭小莲当年教他如何反复使用一张邮票：你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以后，再往邮票正面刷一层糊，等干了以后投进信筒，对方接到信后，把信封泡在水里，盖在糊上的邮戳就洗掉了。把邮票揭下来后粘在玻璃窗上晾干，就可以再用。他们最多一张邮票使用七次，最后就破烂褪色到无法挽救了。
m在寄给我的信里夹上回信的邮票，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也是他无言的期待。也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懂得其中的甜蜜。
陈冲同学：
您好！
首先祝贺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并相信你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外国语这门专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上次回沪到你家看你，真是巧！同学们都在你家聚会，能和这么多同学相见是非常高兴的。然而，当我听到不是所有同学都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突然闯来的，是很不礼貌的。当知道了不请我和其他同学原因后，我认为某些同学的考虑也是对的。我们这些已经走了的人参加聚会，可能会使这欢乐的场面由此变冷，所以，我也不能硬着头皮在你家坐下去了，只好怀着难过的心情，强装着笑脸离开了。我知道你和同学们是过意不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没来的同学。就是将来他们知道我没参加，也会好受点。但是，对你真挚的挽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后来食言请你和同学们多多原谅吧！
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准备参加明年在北京的会演。十二月二十六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一直在排戏，也没给你写信，很对不起。对上次去你家的事，请你能理解我，原谅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上我家来玩，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快成邻居了。希望春节在我上海家中招待你和其他同学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学习，不断进步！望能经常来信！再见！
祝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习进步！
友申字
十一月十五日
去拍《小花》之前，上海医学院已经为含冤自尽的外公平反，并落实政策把抢房子住进祖屋的人家搬走了，家里突然又有了一大间客厅，我常把培训班的同学们请来聚餐。
那时上影演员剧团正在动员部分培训班的同学改行，并已经把几个农村招来的学员送回了生产队。小聂因家里有部队的关系，转去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几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也许是小聂去世后——m告诉我，小聂当时喜欢我，想追求我。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记忆里我跟他接触不多；但写到这里，他阳光的笑容和月牙般弯弯的双眼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我分享他的信，因为它比我的信更突出和典型地反映了我们那代人当时的语境。
m：
你好！来信收到。我现在正在等天气，干坐着，主任就发信到现场了。趁太阳还没出来，我先给你写回信。
角色砸了确实是件坏事，但千万别悲观，机会肯定还会有的。我们这些青年人，也许不太懂得该怎样保全这难得易失的机会，我想这一定是一种本事。
你看不起那种低三下四的演员，也不喜欢走老闵说的那种途径。这对演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不，不仅是演员，而是人，每一个人，因为人有义务保卫自己的人格。
但真是除了“低三下四”就没有第二种较好一点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了吗？并不是。通过在这个组和导演、演员们的接触，我感觉到另一种关系。组里演我妈的演员，由于她父亲的关系，路子比较宽，她跟那些老演员、导演都是好朋友，她并不比他们低一等，就像我们同学之间谁也不比别人高一等或低一级一样，是一种交谊。我一个多月一直和她住在一个屋里，关系不错。她人很好，没有女演员的狭隘和长舌。她就想推荐我上戏。当然我不会同意。她也想推荐黄达亮。还有我们的副导演接下去准备搞一个剧本，他就和几个谈得来的演员说，“接下去我们再合作一部吧！”他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只是这种导、演关系在各方面配合默契，创作上有共同语言和商讨余地，人品、道德上互相了解，互相放心，有时候还在一块玩玩。这样一种好朋友的关系，像我和闵安琪一样。
这样的关系也是要有基础的，无论是待人处事，还是业务水平。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种感觉说清楚。反正在不损伤人格，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争取机会、掌握命运的。
你说你同时学日语和英语，还要学专业，我看太紧张了点。如果日语基础较好，短期突击后能重新拿起来继续学下去，那就把英语先扔下。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专业书籍必须放在首位。
我们组现在进程很慢，有什么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学英语的条件也不太好，整天在现场等着，乱哄哄的又冷，根本不能看书，只能晚上回屋看。
舞会现在不让开了，因为安徽是灾区，整天嘻嘻哈哈与当地太不合拍。但是还有人小规模地跳跳。我可以不跳了。本来人家来请我跳，我不好推脱，现在上面说了不能，我可以有话说了。不过对演员来说，跳舞确实不是坏事，很锻炼节奏和形体美感，还有“臭美”的自我感觉。如果我还能学得再好一点的话，回来一定教同学们，因为男的比女的难跳。
祝
好！
陈冲
十二月一日
m：
你好！信前两天收到。
今天开始放假休息了，抽空给你回信。这两天看了几部电影，昨天厂里还进行了聚餐，虽然菜不错，但比起咱同学们的那两次，可是差远了，至少意义上是这样。导演们和大师们都请我去他们家过节，也许是出于同情和责任吧，反正觉得不是平等的友谊，所以我不想去。去了坐在那挺拘谨，不会很快活的。
我在北京请到了一位老师，是北大西语系的，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她。
北京到处都举行舞会，厂里也搞了两次，人们比听厂长做报告还积极得多。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外厂的人也来凑热闹，简直挤得转不过弯来了。上海呢？厂里团委有什么活动吗？
真是巧极了，我组要拍水下搏斗的戏，决定去体育馆拍，我只要跟车去就行了，顺便还可以游一场泳。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如果已经把照片印好了，就快寄来。
今天是大年三十，到处都是鞭炮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年，真有点想家。招待所住的另外一位女孩，昨天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不过我没有哭。
另外一个组的导演又来找过我，我没有动摇，这回绝不会动摇了。我父母支持我，你和老闵也支持我。我自己的责任感也时刻在提醒我。
祝
春节愉快！
陈冲
一月二十七日夜
m：
你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多糊涂，年三十给你寄了封信，可地址写“上海一〇七三弄五号”被退回来了。今天一块儿给你寄去。我最近看了好多影片，这是唯一的收获。我们这儿几乎每星期都有舞会，可一多就不稀奇了，也不想去了。今天导演决定水下的镜头不要了，所以照片不是很急着要，最近正配音不会有时间去跳水队。
你年三十来的信于初四收到，同时也收到老闵的信，最想家想同学的时候收到信，真高兴啊！
陈冲
又：麻烦你件事，请你把我帮我哥买的衣服送到我家去，实在没空就打电话或写信让他去厂里或大木桥拿，谢谢！
“大木桥”是我们对上影演员剧团和培训班的简称。我描写过那里曾经的热闹，我们在废弃了的摄影棚里藏猫猫、打水仗，好像一群进了糖果店的儿童。写这些信的时候，大木桥已经冷清了。
打倒“四人帮”后，白穆当了剧团团长。他认为演员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让本来每天来坐班的演员都到各个行业去“下生活”。有些人到去武汉的“长江轮”上体验生活，帮乘客打饭洗碗；还有到铁路局的，也是在火车上帮人打饭洗碗；好像还有去殡仪馆的，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
我和m被分到了上海跳水池，那时国家跳水队正在那里训练，教练有徐益明、刘恒林，运动员里有吴国村、李孔政等。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永远阳光普照，蓝天白云。我们站在跳台下，望着运动员一次次跃身飞下来，身体在空中翻腾旋转。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超越自身的极限。
我们与教练和运动员成了朋友，交谈的内容早已淡忘，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他们说到过，反复从高台跳入水里，对眼睛有很大的冲击，不少运动员因此视网膜脱落或破裂。
我和m的信里写到要去跳水队，就是去那里探望他们。《小花》组计划去北京体育馆游泳池拍水下镜头，m便托我把他与队员们的合影带给他们。
m：
你好！
今天丘源来北京，带来了你的信和照片。过两天我就去跳水队，三月初也许能回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