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那时“文革”快结束了，高考也快恢复了，也许我会按照前辈们的脚印，步入科学事业？那似乎更符合我的个性。
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天跟她们一起看《海绵宝宝》，有时我会走神，幻想那个海底的大菠萝里，是我的海洋科学研究室。成群的小鱼像银色的雨点那样围绕着我们闪烁，千姿百态的海绵、海星和珊瑚在我们的周边栖息。我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事，为发现了某种奇特的浮游生物而激动不已。也许这个发现很重要，说不定可以解决地球温室效应的难题。但真正令我们心旷神怡、如痴如迷的其实只是海底本身——那个永远夜幕低垂的世界，和它无穷无尽的奥妙。世人完全不在意我们，但是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那是多么幸福的人生。
然而，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萝里的实验室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成了电影演员。仔细回忆起来，有这样一件事：十四岁的一天，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钩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广播英语课”，《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象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那时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接到厂领导的通知，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觉得自己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拼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道，《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剧团在大木桥路41号，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剧团的所在地从前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几排破旧的平房和一个废弃了的摄影棚，围着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挨着空地的一个小湖上映照出天空的颜色，飘荡着小提琴的旋律。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唰唰唰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叠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位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的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奇，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五虎诉苦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