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一九二七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一九三〇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曾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战心惊。

大门右面的小平房里，住着看门的“老宁”（上海话老人的谐音），他骨瘦如柴，没有人知道他的岁数。母亲小时候就称他为老宁，我二十四岁从美国回到阔别四年的家，头一个见到的仍然是老宁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违章建筑搞得杂乱无章，但老宁依旧。难道他在我们一代代人不知不晓中活了几百岁？像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守护着这个日益破败的院子。

门房间里有个传呼电话，我至今能听见老宁洪亮的嗓门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就骑脚踏车到华山医院去处理急诊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医院补助的面条，偶尔他一个晚上被叫去两次，他就带一个铝饭盒，把面条带回来给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大门正对着外交大楼，里面住了几十户人家，大多是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的工友和护士。大楼前有一片带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们进出弄堂常常走过的地方。我记得在那里学骑脚踏车，父亲把着脚踏车座跟着车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着蹬脚踏板，下坡的时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净的老护士。我和父亲扶起她，搀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护士住在外交大楼一层的一间房。家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还有衣橱和五斗柜。我留心到柜子上有几张她俩年轻时的合影，看上去亲如姐妹。弄堂里的人传说这两个“老小姐”终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十几年后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同性恋的朋友时，突然想到她们——一个握着另一个的胳臂，轻轻地擦红药水——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样子历历在目。

柏油地的南面有一个水泥砌的垃圾池，那时候的人什么都舍不得扔掉，全弄堂六十几户人的簸箕满了都倒在那里，还绰绰有余。垃圾池边上有一个“绀脚钵头”，里面是淘米水、菜皮、鱼肚肠之类。每天有一个单车上捆着两只大桶的人，来把泪脚钵里头的东西拿回去喂猪。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懂得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

垃圾池和外交大楼之间有一口井。晚饭后，孩子们围在井边，把西瓜放在尼龙网兜里，拴在绳子上放到井水里去冰。那时代，西瓜是稀有物，发烧有医生证明才能买。记忆中，我也多次端着板凳坐在井边，有时是为了看护自家的西瓜，但更多的是去那里听大孩子们讲鬼故事，心甘情愿地把魂吓掉。成年后我有机会读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发现其中都有些令人惊吓的，甚至描写邪恶的段落，我才明白我们当年也是用叙事来间接体验“负面”感情，从而调节和把握人类原始的恐惧感。

离井不远的一扇窗户里，总是飘出优美的琴声。那家两个已成年的儿女一个弹得一手好钢琴，另一个拉得一手好提琴。我有时会去那里，跟他们的母亲老关学英语、学打字。老关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侨，她丈夫老叶当年在澳洲留学，回国时把她带回上海。老叶在“文革”时期冲撞一辆迎面开来的公共汽车，企图自杀，结果丢失了一边的肩膀和手臂，他的脖子不能转动，脑袋总是倒向一边，样子很可怕。有一次我去找老关，正好她不在家，老叶让我坐下等。他用牙扭开一瓶药，然后跟我说，他已经不存在的肩臂，觉得剧烈疼痛。这叫phantompain，幻肢痛，他咬着牙教我这个词。

我家的房子跟叶家是同一排连体洋房，他们在7号，我们在10号。

隔着草坪也有同样的五栋连体洋房。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到处加建水管、水槽、电线，连抽粪车都比之前来得频繁。化粪池在两栋房子侧门之间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个直径半米的圆铁盖，封得很严实。

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人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我看见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那时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婚戒和远洋从此在我脑中连在了一起，成了我对未来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n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更没有出行远洋。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在粪池里发现金戒指那一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喜欢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盐和别的什么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的饼，放进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家，那卧房一度成了上医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酵过的臭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