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在这种混乱下会发生什么，我能想到一万种可能性，也无法料到当下真正发生的情况。因为被告正对着法官讲话，我们也都看向了法官。当时兰金法官已经快要走到门口。门在右侧长椅后面，法官进出都是通过那里。可能有十分之一秒，他轻快的步伐迟疑了；可能有十分之一秒，他微微转了头，一瞬的眼神中透着木然和冷漠。然后，他的红袍消失在门后，没有丝毫慌乱。他身后的门随即关上了。

他“没有听到”被告对着巨大空间的大声喊叫，所以我们也没有听到。我们就像一群哑巴，弯腰收拾着我们的帽子、雨伞和包。我们翻动手头的文件，看着地板，假装跟身边的人交流。

“我的天啊，没人听我说话吗？你们没听到我在说什么吗？”陪审团成员全都闷着头走路，没有一个人看向旁边。只有一个受到惊吓的女陪审员由警卫扶着手臂向前。“求你们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听我说，我杀了他，我认罪。我希望你们——”

法警用安抚的语调嘀咕着：“好了，小伙子，好了。从这里下去，小心点。乔伊斯，带着他小心点，小心。”

安斯维尔停了下来，视线仿佛在两个法警之间来回移动。我们的视线在他背心的纽扣之下，但是你仍然能感觉到他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进退维谷。当法警拉着他回牢房时，他双眼发红，充满了困惑。

“但是听着！等下，我不想离开，不，等一下，我，他们都没在听我说话吗？我认罪了，你们听到了吗？”

“好的，小伙子，有的是时间。注意台阶——”

我们有序离场，将满是黄色座椅、如教室一样的死气沉沉的法庭留在身后。我们对此没有加以评论。脸色发白的罗丽波普向我做了个手势，我猜她的意思是“楼下见”。我在人群中没有看到。法庭的人已经开始关灯了。周围的低语如同一张大网把我们都包裹其中。

有人在我耳边说：“——剩下的就是执行死刑了。”

“是啊，”另一个声音低语道，“但是，有那么几秒，我差点以为——”

“以为不是他干的？”

“我也不确定，也不完全肯定，但是——”

走到外面时，伊芙琳和我讨论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她承认道，“我感觉不太好。我必须得走了，肯。我答应塞尔维亚六点半到那里。你要一起来吗？”

“不，我有消息要带给。那个叫休谟的女孩对他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我要在这儿等他。”

伊芙琳拉紧了她的皮草外套。“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哦，天啊，肯，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这事会毁了他的名誉，不是吗？”

“这要取决于他刚才的发言能不能算作证据，但是显然那不能算。”

“呵，证据！”伊芙琳轻蔑地说，“说什么证据！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怎么想？这才是关键。我真希望我们没有来这里，我真希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案子！那个女孩看上去怎么样？不，别告诉我。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最后，再见，亲爱的，待会儿见。”

她匆忙消失在雨中，留我一个人在人群中不知所措。虽然雨基本已经停了，但人群仍然像鸡仔一样在“老贝利”的门口挤来挤去，看上去就像刚刚放学的样子。一阵寒风向着这栋建筑的角落袭来，纽盖特街的两排煤气灯显得暗淡阴沉。在等着接名人显贵的车流中，我找到了那辆紧关着车门的沃克斯豪尔（而非他那辆有些奇特回忆的兰彻斯特），里面坐着他的司机路易基。我靠着车，尝试在风中点燃一根烟。内心深处的记忆向我袭来。经过圣墓教堂，再走过吉尔特思普大街，从吉尔特思普大街再过去是瘟疫庄，多年前我和曾与那里的鬼魂同行。而在那个时候，詹姆斯·卡普隆·安斯维尔的脑海中还从未出现过谋杀的念头。从“老贝利”出来的人流正慢慢离开。一阵雷电之后，两个带着如同包了蓝布消防帽头盔的伦敦市警出来查看情况。几乎是最后出来的。他迈着大步，头上那顶笨重的礼帽卡在后脑勺，领子已经被虫蛀烂了的大衣飘在身后。从他骂骂咧咧的口型中，我猜他已经和安斯维尔谈过了。

他把我推进车里。

“他妈的，”咒骂着，然后说，“我的天啊，这个小混账。他全搞砸了。”

“所以他确实有罪？”

“有罪？不，他没有。他只是个体面的年轻人。我必须得帮他一把，肯，”情绪低落地说着，“他值得被救。”

在我们要转进纽盖特街的时候，一辆车差点擦到我们的挡泥板。把头伸出窗外，他咒骂的声音之大，用词想象力之丰富，都在暗示他目前的精神状态。

“我想，”继续说道，“他认为只要他站出来认罪，法官立马就会说：‘好的，孩子，这就够了，现在把他带出去，绞死他。’你明白吗？”

“但是为什么要认罪？还有，这个能不能算作证据？”

关于这一点，的看法和伊芙琳相似。“这当然不能算证据。但问题在于这件事会造成的影响，即使老巴尔米·兰金法官告诉陪审团要无视这个发言。我非常信任巴尔米，肯。但是你是不是在想当检方提交完他们的证据后，最糟糕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孩子，我们的麻烦甚至都还没有开始。针对安斯维尔的交叉询问是我最担心的。你有没有听过沃尔特·斯托姆的交叉询问？他会把一切像闹钟一样全部拆散，然后要你把所有零件一一装回去。从法条的角度，我不一定非得让安斯维尔上证人席。但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斯托姆定会拿此大做文章。而且我构建的故事也需要他走上证人席才能完整。我担心的是，我的证人会转过头来针对我。如果他站在那里，起誓后再说出刚才他的那通发言，那么，这就会成为证据，我这个老头儿也就全完了。”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该死的法庭礼仪已经传染给我了）：为什么安斯维尔要认罪？”

哼了一声。他靠着坐垫，他那顶笨重的礼帽盖过了他的眼睛，粗壮的双臂交叉在胸前。

“因为有人和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对上话的，但是我非常确定这个人是谁——我是指我们的雷金纳德。你有没有注意到整个下午他都在和雷金纳德交换眼神？但是你不认识雷金纳德吧。”

“我认识，我今天下午碰到了他，在休谟家里。”

犀利的眼神向我扫了过来。“然后呢？”突然扬起声调，“你觉得他怎么样？”

“嗯，还好吧。虽然有点傲慢，但是感觉还算正派。”

他移开了眼神。“嗯。对了，那个女孩有什么回信？”

“她让我告诉你，‘是的’，语气强烈。”

“好姑娘。”说道。他透过自己歪斜的帽檐盯着玻璃挡板。“最终可能会是好结果。我今天下午的运气还不错，也有些麻烦的地方。最糟糕的环节就是斯宾塞·休谟没有出庭做证。我还指望着他。如果我还有头发，听到他不出庭的消息，能让我急到头发全白了。天啊，我想他是不是已经潜逃了。我真的这么想！”他想了一会儿，“大家觉得我毫无尊严。这个情景不错啊，我和罗丽波普到处找证人，干着这些本该事务律师替我们完成的苦差事。看我这个出庭律师干的好事，我问你——”

“说实话，”我说，“问题的本质在于你不愿意事务律师插手，。你太执着于自己操纵整个事件了。”

不幸的是，这番大实话使得彻底爆发了。毕竟不久之前他的大喊大叫就已经预示着他正在担心什么事。

“所以就是这样谢我的，是吗？在我像个列车服务员一样在火车站上跑来跑去之后？这就是我能得到的感谢？”

“什么火车站？”

“别管什么火车站。”说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但是由于引发了另一层神秘的气氛，让他忍不住有些兴奋，使得他本身的怒气缓和了不少。“哼，我说啊，肯，根据你今天听到的证人证言，你会去哪个车站呢？”

“去搭哪班车？我们的对话到底为什么会扯到火车站上？”我说，“我还不太明白，这话的潜台词是休谟医生可能会逃走？”

“他可能会。哎，饶了我吧，我想，”他盯着玻璃挡板看了一会儿，然后兴奋地转过身来，“今天下午你有没有碰巧在他们的房子里遇见休谟医生？”

“没错，他在那里发表了一通陈词滥调，彰显自己的一片好心。”

“那你有没有照我的指示散布一些神秘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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