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过，先生。”证人断然回答道。

“据我所知，兰多夫·弗莱明先生家餐厅的窗户正对着你们书房的窗户，在两栋房子中间只隔着一条铺砌的小路。”

“没错。”

总检察长做了个手势。在证人席下方，两件奇特证据中的第一件被展示了出来：两副钢质的遮板，固定在一个上下推拉式的假窗框上。这个证物引起了一阵兴奋的低语。两副遮板是法式风格，如同两扇小小的折叠门，只是上面既没有缝隙，也没有开口，一根带把手的铁棒横在中间。这两件证物被举起来，以便证人和陪审团查看。

“这就是，”沃尔特·斯托姆爵士平静地继续说道，“从图上a处的窗户上取下的那两副遮板。最初由丹特父子公司的丹特先生安装在窗户上。然后在他本人的指导下，由莫特拉姆督察将它们再次组装好。你能告诉我这是否就是星期六晚上你上锁的遮板中的其中一副呢？”

戴尔仔细观察着证物。

“是的，先生，正是那副遮板。”

“能请你当场像在星期六傍晚时一样锁上这些遮板吗？”

那根铁棍有点不灵活，在卡进锁孔的时候发出一声巨响，在这间如同教室的法庭里引起了巨大反响。戴尔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那根铁棍插好之后，锁上的不止一扇窗。在我们身后穿豹纹大衣的女子聊天似的低声说：

“我说，当他们打开绞刑架暗门的时候，也要拉开插销，对吧？”

戴尔满意地把铁棍拉回原位，再次拍掉手上的灰尘。

“据我所知，在这些遮板外面，”总检察长继续说，“还有两扇上下推拉式的窗户？”

“是的。”

“这些窗户是否也从里面上锁了？”

“是的，先生。”

“很好。现在请你告诉法官大人和陪审团，在你锁上遮板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绕着房间走了一圈，检查一切是否都井然有序。”

“这个时候，你是否看到始终挂在壁炉上方墙壁上的那三支箭？”

“我看到了。”

“当时死者是否跟你说了什么？”

“是的，先生。他仍然盯着棋盘没有抬头，并问我是否备足了酒水。我看到柜子里有一整瓶威士忌，一瓶苏打水和四个杯子。”

“请看这个玻璃酒瓶，告诉我这个是否和你在星期六晚上五点一刻时，在柜子里看到的一样？”

“是同一个，”证人回答道，“这是我买的，按照休谟先生的吩咐，从摄政街的哈特利商店买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雕花玻璃酒瓶。”

“这时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说自己在等弗莱明先生晚上来和他下象棋。当弗莱明先生来的时候，酒水一定要准备充足。我感觉他只是随口开了个玩笑。”

“在六点十分的时候，你从前门把被告领了进来？”

戴尔的证词和前一位证人相符。但是接下来的证词就相当致命。

“我把被告带到休谟先生的书房。他们没有握手。休谟先生对我说：‘没你什么事了，你走吧；去看看车有没有准备好。’我走了出去，并关上门。那个时候，休谟先生坐在桌子后面，被告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我不记得在我出门之后有听到任何人闩上门的声音。当时我没有特别警惕，但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最后我走了回去，想听一下里面的情况。”

在我看来，这些证言在法庭上是最有力的。我们仿佛亲眼看到戴尔站在门外那条黑漆漆的小走廊里。他解释说，即使在白天，这条走廊也照不进什么光线。在走廊的一端是一扇门，门外就是连接这栋房子和弗莱明先生房子的那条砖块铺就的小路。这扇门上原本镶了一块玻璃，但是休谟先生注重隐私，在六个月前，让戴尔把这块玻璃换成了实心材料。到了晚上，就只有大厅里面的光线能照进来。把戴尔的证言总结成个人陈述的格式，差不多是这样：

“我听到被告说：‘我来这里不是要杀人，除非情况必要。’我没听清休谟先生说了什么，因为他平时说话音调很低，这时，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尖锐，但我没听懂他说的哪个词。最后，他突然说道：‘你发什么病？你疯了吗？’然后我听到一阵声响，我认为像有人在拖着脚走路。我敲了敲门，询问是否出事了。休谟先生大声回应让我走开。他说他自己能处理。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但因为他吩咐我去取车，我就去了。我不得不去，不然我可能会被辞退。我穿戴好衣帽，随后去了比利牛斯车行。走过去也就三四分钟时间。他们还没完全修好车，并声称他们之前告诉过我们可能需要比预期时间更久一点。之后我尽力往回赶，但因为有雾，我没法开得太快。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落地座钟显示已经六点三十二分了。

“我在通往书房的走廊碰到了乔丹小姐。她说，他们打起来了，让我去阻止他们。大厅里不太亮堂。乔丹小姐还被斯宾塞·休谟医生的皮箱绊了一下；我说去找警察来更为明智的时候，她踢了我一脚。我想她当时哭了。

“然后她在我的建议下去找弗莱明先生，而我找来了一根拨火棍。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到门口。在我们敲门后过了差不多一分钟，被告打开了门。毫无疑问，在这之前，这扇门绝对是从里面闩上的。

“当被告说：‘好吧，你们最好都进来。’弗莱明先生和我走了进去。我立马走到休谟先生旁边，他如同那张照片里的姿势一样躺着。你展示给我看的这支箭插在他的胸前。我没伸手去摸他的心跳，因为我不想弄得满手是血。但是我试了试他的脉搏，他已经死了。

“没人躲在房间里。我立马去检查遮板，还叫弗莱明先生也来看。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把这种事和被告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绅士。所有的遮板都闩上了，而后面的窗户也从里面上了锁。”

另一双眼睛，另一次观察。总检察长在引导他去证实乔丹小姐的证词。

“那么，戴尔，当提到去找警察过来的时候，被告说了什么吗？”

“他说：‘是的，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件事了结。’”

“你对此发表了什么看法吗？”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不该开口，但是我忍不住。他坐在那把椅子上，一条腿跨过椅子的扶手，就好像椅子属于他一样，然后点了一根烟。我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答道：‘他在我的威士忌里面下了药，活该。’”

“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没懂他的意思，先生。我看着柜子说：‘什么威士忌？’”他用手里的香烟指着我说：“现在听着，当我进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杯威士忌苏打。里面加了东西，下了药。这杯酒让我昏了过去，然后有人进来杀了他。有人陷害我，你知道的。”

“你走过去检查柜子了吗？”

证人第一次把他的手放到了证人席的栏杆上。

“我去了。装威士忌的玻璃瓶还是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满；装苏打水的水瓶也是满满的——虹吸管的管嘴上还绑着小纸条；玻璃杯看上去也从未被使用过。”

“被告当时有没有任何症状或者表现让你觉得他可能受到了药物的影响？”

戴尔皱起了眉头。

“嗯，先生，这点我说不上来。”他的目光很坦率。他违反了规则，但立马纠正了。他接下来的话如同往詹姆斯·安斯维尔的绞刑架上钉入了一根长钉。“但是，”戴尔说道，“我听你们的法医说被告没有摄入过任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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