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总检察长稍作停顿。沃尔特·斯托姆爵士不过刚刚开始热身，尽管他依然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但每一次引用证词时都是同样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他唯一的肢体语言就是在陪审团听他读每一个单词时，慢慢挥动食指。沃尔特爵士身材高大，他黑色袍子的袖子轻轻飘动着。

“这时，各位陪审员，戴尔敲了敲门询问是否有麻烦。他的雇主回答道：‘没有，我自己能处理，走开。’——于是他就离开了。

“六点半时，阿米莉亚·乔丹小姐下楼，在她出门之前，先去了一趟书房。在她正准备敲门的时候，听到被告说：‘起来，你给我起来，该死的。’乔丹小姐试了一下把手，却发现房间从里面上了锁。然后，她顺着过道跑出来，途中遇到了迎面而来的戴尔。她对他说：‘他们在争执，他们想要杀了对方，快去阻止他们。’戴尔说最好去找警察来。乔丹小姐回答道：‘你这个胆小鬼，去隔壁找弗莱明先生。’戴尔建议乔丹小姐此时不宜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最好还是她自己去找弗莱明先生。

“她去的时候，正巧弗莱明先生准备出门。弗莱明先生和她一起回到了死者家中。他们看到戴尔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拨火棍，于是三个人一起去了书房门口。戴尔敲了敲门。一分钟后，他们听到了声音，可以确信是从里面慢慢拉开门闩时产生的声响。陪审团的诸位，我之所以说是‘可以确信’，因为门闩确实在这个时候被拉开了，而拉开一个很紧的门闩确实是需要费一点功夫的。这点也由被告本人反复确认过了。

“被告将门打开了一条缝。在看到他们之后，他将门完全打开，然后说：‘好吧，你们最好都进来。’

“考虑到当时的情景，这样一句话在你们看来可能非常冷血，也可能算不上冷血。而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样的呢？休谟先生的尸体就在窗户和桌子之间的地上，你们会在关于案发现场的描述里看到这个具体位置。一支箭笔直地插在他的胸口上。你们也会听到，当死者生前最后一次被目击和被告独处时，这支箭还挂在书房的墙上。这一点连被告本人都确认了。

“关于这支箭，我们将提供医学证据证明，它是以多大的力气刺进了被害人的身体，直指心脏，最终导致被害人当场死亡。

“你们会听到专家证人的证言，说明这支箭不可能是被射出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人用弓射箭。这支箭只能作为手持武器使用，如同刀一样。

“你们会听到警方证词，说在这支箭上（它被挂在墙上好些年了）覆盖着灰尘。箭上只有一处没有灰尘，而警方在这个位置采集到了清晰的指纹。

“最后，你们会了解到这些指纹都和站在被告席的被告吻合。

“现在，当被告为乔丹小姐、弗莱明先生和管家打开门之后发生了什么？根据他们的称述，房间里只有他和死者。弗莱明先生问他：‘这是谁干的？’被告回答说：‘我想你们会觉得是我干的。’弗莱明先生说：‘你杀了他，那我们最好找警察来处理。’接着，他们继续检查了整个房间，发现遮光板都从里面锁着，上下推拉的窗户也是。我们有责任向各位说明，在被谋杀的死者身边只有被告一个人，且整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出入。我们可以准确地说，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让人进出，连一条裂缝或缺口都没有。在弗莱明先生搜查房间的时候，被告冷静地坐在椅子上（之后证人的证言会证明这一点）抽了一根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但这个声音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多数人对待上述发言有何看法。但是，这确实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不祥之兆。在我们后面，城市土地公司的位置上坐着两个女人。一个面容姣好，穿着豹纹大衣；另一个算不上丑但长相平平，贵气的脸上化着浓妆。坦白说，她们并没有转来转去，或是大笑，或刻意要让他人听到，只不过她们之间尖声的悄悄话被我们听到了而已。

那个穿着豹纹大衣的女人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碰到过他。我说，这也太刺激了吧？你想，三个星期后，他就要上绞刑架了。”

那个长相平平的人回答：“亲爱的，你觉得这很有趣吗？我真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更舒适点的座位。”

沃尔特·斯托姆爵士向后靠在椅背上，胳膊展开架在靠背上，注视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被告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他如何解释在休谟先生被杀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如何解释武器上自己的指纹？他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带着手枪过去（这个事实之后会呈现给各位）？关于他对弗莱明、对戴尔，还有对在尸体被发现不久后赶来的斯宾塞·休谟医生不同说法的细节，各位会在之后听到。

“但是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被包括在被告于一月五日十二点十五分向警察分局莫特拉姆督察所做的口供里。被告在莫特拉姆督察和雷伊警员的陪同下抵达多佛街，在那里，他自愿提供了供词，这就是我现在将要读给你们听的内容。他在供词里说：

“‘我完全出于个人自由意志同意提供此份供词，我完全理解我此时说的一切都会被书面记录，并可能在日后作为呈堂证供。’

“‘我想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我是绝对清白的。今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我到达伦敦。死者知道我的行程，因为我的未婚妻在信里告诉过他，我会乘坐上午九点从苏塞克斯的弗洛伦德出发的火车。下午一点三十分，休谟先生给我打了电话，叫我当天晚上六点到他家去。他说他想解决一些关于他女儿的问题。我于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处。他非常友好地迎接了我。我们聊了几分钟射箭，然后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三支箭。他说，这里任何一支箭都可以用来杀人。我开玩笑地回答，我来这里不是要杀人，除非情况必要。这时候，我确信门是没有上锁的，而我自己也没有随身携带任何武器。’

“‘我告诉他我想娶休谟小姐，在此请求他的同意。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同意了。他倒了两杯威士忌苏打：一杯给我，一杯留给自己。然后他敬酒祝我健康，并说对于我和休谟小姐的婚事表示完全赞同。’”

沃尔特爵士抬起头来。他好像长久注视着陪审团。我们看不到他的正脸，但即使对着他背后的假发也仿佛被他的情绪感染。

“检方现在恳请在座的诸位牢记，死者请他到家里去是为了‘处理和自己女儿相关的一些问题’。至于这个说法从表面来看是否可信，或者说有可能性，还要取决于你们的判断。被告去了死者家里，进了房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射箭。而休谟先生用极为友善的态度提到，这些箭有时候可以作为杀人凶器。你们可能觉得这种言论实在过于奇怪，不过它确实也为被告讲的那个谋杀笑话做了铺垫。你们可能还会觉得更为奇怪的是，死者在其他证人面前表露过对被告的那种态度之后，他居然还会举杯祝贺被告和自己女儿的婚事。但随后发生了什么呢？

“当我喝了差不多一半的威士忌苏打之后，我感到头晕，我知道自己正在失去意识。我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我知道我这杯酒一定被下药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向前倾倒。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休谟先生说：‘你发什么病？你疯了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仍然坐在同一张椅子上。但我觉得自己之前从椅子上摔下来过。我感觉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显示时间是六点半。然后我注意到休谟先生的双脚在桌子的另一侧。如你们所见，他躺在那里，死了。我尝试叫他起来。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发现一支箭从墙上被取下来了。我试图开门，却发现它从里面锁上了。我也检查了窗户的遮板，发现它们也都上了锁。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有谋杀他的嫌疑，所以我立马去找休谟先生倒威士忌的杯子，但没有找到。酒柜里有装得满满的威士忌的酒瓶；苏打水瓶看起来也从来没用过。柜子里面有四个干净的杯子，然而我们明明已经用过两个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过多久，我又走过去检查那扇房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自己手上的灰尘，就像你后来提醒我的那样。我又转回去检查那支箭。就在这时，有人开始敲门。我意识到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别的了，就过去开了门。那个被你称作弗莱明的大个子男人很快冲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仆人手里拿着一根拨火棍，而乔丹小姐还在门口站着。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所有事。我从来没碰过那支箭。”

沃尔特爵士将那几张薄薄的打印纸翻过来放下的时候，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后这个声音传遍了法庭。

穿豹纹大衣的女人低声说：“怎么回事，他跟疯帽子一样疯了。”

长相平平的那个说：“你真以为是这样吗，亲爱的？你真是天真。我敢说，他就是希望陪审团这么想。”

“嘘！”

“陪审团的各位，”沃尔特爵士一边说着，一边做出宽容甚至十分困惑的手势，“对于这个供词以及接下来由证人及警察所提供的实物证据，我都不会发表个人评论。如何解释这些出奇的证词，或者被告或我这位博学的朋友将对此做出何种解读，都不是我所能说的。公诉方的结论是，当这个男人发现埃弗里·休谟先生愤怒、意外且决绝地反对自己宝贵的计划之后，和他发生了争执，并最终残忍地杀害了一位从未伤害过他的老人。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注意的只有一点：各位要做的是判断公诉人展示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被告的谋杀罪名。这是你们艰难的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如果你们认为公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有罪，那么你们应毫不犹豫地履行你们的职责。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为何突然对被害人产生了敌意。但是，我要明确的是，这不是本案的重点。本案的重点是这种敌意对被告产生了何种影响。两个人之间存在敌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各位在寻找一连串事件的起点，那么我们也将此呈现了出来。所以，如果各位认为公诉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那么被告性格的缺陷就不能成为他脱罪的奇怪理由。各位理应毫不犹豫地依法判处他极刑。”

文中所提到的律师包含辩方律师和公诉律师。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可以聘请依法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对公诉案件的被告人提起公诉，作为公诉人出庭。在本书中，公诉方由总检察长和公诉律师共同组成。我国不存在公诉律师，公诉人只能是检察机关。

国剑（swordofstate）：象征着君主可以用举国之力对抗外敌，维护国家权力及和平。

马斯特斯警探，多次在亨利·梅里维尔爵士系列作品中出场，经常承担为收集线索资料的工作。

疯帽子（madhat）：《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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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