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从1997年冬天到2012年秋天，一共十五年的时光里，黄绢喊着那个孩子的名字，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个孩子带着他的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娶了漂亮的妻子，最后他妈妈离开他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另外一些其实是因为别无他法。有一些选择无非冰激凌要香草味的还是草莓味的，而另外一些则关乎你一辈子的着落，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人；还有一些选择就像一条锁链，当你做出了其中一个，就意味着需要继续选择下去。很多人喜欢在事后问自己，对于当初的选择会不会感到后悔；也有些人因为意志坚定，从来不追问自己。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黄绢同样的问题。但是，哪怕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不免会有惶恐和无助之时，进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或者觉得，有一些选择，本来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在文成回来的头几年里，黄绢也时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说，和那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十五年，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坎坷。譬如，一开始为那个孩子的身份而感到疑惑和苦恼；等到在心里建立起“原来活下来的是文成，死去的是弟弟”这个信念，另一种愧疚之情又溢满了心间。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有好几次，在一种舒适和谐、适合打开话匣子的气氛中——例如，在餐桌前，母子分吃完一大盘冰镇榴梿，又说了一个刚从学校听回来的笑话；或者是看完电影，搭着肩膀边聊边走回家的路上——那个孩子会抬起头，然后欲言又止。
妈妈是怎么选择的？
黄绢深深明白，那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将这个问题问出口。每当凝视他的脸——那张比他稚气、不属于他的脸，黄绢心中就会微微战栗。而这种战栗，在1998年秋天，当黄绢偶然在那个孩子书包里发现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更是骤然扩大。
那天，学校举办的一场文艺演出刚结束，高一新生参加完活动回家，突然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说一个顾问老师把钱包连同身份证落在诗歌社了，得负责保管钥匙的他回去开门。因为电话来得急，那个孩子把书包丢在沙发上就出门了。黄绢看到书包有几个泥印子，看来是在学校搞活动时弄脏了。黄绢对待家务就像其他女人对蟑螂一样讨厌，那个孩子一直都是自己收拾房间，衣裤、袜子也是自己洗。上高中以后，可能因为学业越来越繁重，那个孩子渐渐有点疏于打理。所以，黄绢下意识地把书包捡起来，心里想着偶尔帮孩子洗洗书包也是可以的，当她把书包清空，并且翻开夹层的时候，那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就掉了出来。
借书卡背面写着几本书的名字，从时间上看是最近借的。一本是《器官移植内科学》，一本是《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还有一本是《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骤然间黄绢感到一阵眩晕。那三本书，黄绢看过其中一本。在1997年的夏天，黄绢也到市图书馆借过《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这本书，而且用铅笔在上面画过线。本来她是想做笔记的，但是专门找一个本子，一边阅读一边工工整整地做笔记，这样的事情黄绢实在不适应。所以她就随手在书上面写写画画了。
到现在黄绢还记得，自己在书中画了重点线的那些内容，包括器官配型、免疫排斥、术后护理等问题，以及关于各个重要器官移植成功率的统计数字。其中，肝脏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是70%~85%；心脏移植则是48%~63%。
那孩子在那本书上，会不会看到那些画线的痕迹呢？
黄绢把书、笔等东西，连同借书卡，全部放回儿子的书包里，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了，那时候，我已经和黄绢以及她的孩子有了不错的交情。一开始，我是代表奇幻森林乐园向他们母子俩嘘寒问暖，在那个孩子出院以后也经常到他们家里造访；到后来，我就完全代表自己去做这些事了。当然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灵魂转移”这件事，我也不管那个孩子叫文成。黄绢向我敞开心扉，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黄绢给我打电话，原因是我是她选择的知情人。因为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不菲，那个孩子的换心手术还是在国外实施的，黄绢无法拒绝作为医疗费用承担方代表的我，参与某些重要的决策事项。可以说，包括手术方案，我也有一部分发言权。
“那个孩子最近有没有找过你？”
“有。”我老实回答。前几天那个孩子跑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就有预感，黄绢早晚会问我这件事。
“他找你干什么？”
“就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手术的问题。”
“你告诉他什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他妈妈做了很艰难但是最正确的选择。”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那孩子会理解的，毕竟他哥哥那时候的情况——”
“你少掺和！”黄绢迅速打断了我，“林牧人，不要以为我答应和你吃饭，你就可以多管闲事……你什么都不懂。”
黄绢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黄绢要进行解释说明的对象是另一个人。
对不起，妈妈原本没想救你的，妈妈想救的是弟弟，没想到阴差阳错醒过来的却是你，这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话，换了哪个妈妈都说不出口吧？
但是，哪怕我知道这一点，在我知晓全部的真相之前，也是无法明白黄绢开不了口的真正原因的。
事实上，我连那个孩子提问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
1997年5月31日，我出席了黄文成的葬礼。周年忌日的时候，黄绢和那个孩子前去扫墓，我也厚颜地跟着去了。一年前的同一天，那个孩子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躺在美国芝加哥一家私立医院的监护室里。所以，那次扫墓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墓碑。
我一个人站在远处，看见他对着墓碑低语，15岁的身体虽然比一年前高了一些，但依旧显得瘦小。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扶着他的肩膀，同时不时警惕地向我这边看来，防范我偷听那个孩子说的话。但是，不久，那个孩子就连他妈妈也支开了。他和黄绢说了什么，后者默默走开，剩下他一个人蹲在墓碑前，继续喃喃自语个不停。